大屋顶建筑的解禁民族的还是盲目的分解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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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屋顶建筑的解禁民族的还是盲目的分解资料
大屋顶建筑的解禁:
民族的还是盲目的？
【摘要】
为人们俗称的大屋顶，是具备近现代功能的仿中国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也称为“民族形式建筑”。
其特点是建筑带有曲线和较大出檐的大屋顶，但建筑材料、结构和功能却是近现代的。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1952年到1956年、1958年到1959年间，更是经历了以大屋顶为形象的三次仿古建筑高潮。
在近代，更是兴起了以“大屋顶“为主的复古风潮，出现了一大批“洋房中国帽”式的千篇一律的大屋顶建筑。
本文从极具代表性的大屋顶建筑出发，探究大屋顶建筑出现的原因，对当代“复古风潮“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大屋顶建筑复古主义浪潮民族形式的探索产生原因
【正文】
（一）背景-----大屋顶建筑的兴起与批判
（1）大屋顶在民国：
中山陵开启建筑界的“大屋顶模式”
1925年，孙中山于北京病逝。
在面向全球征集中山陵建筑设计方案中明确提出：
“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
⑴最终，主体建筑采用西方建筑构图法并借用了明清帝王陵的许多元素的吕彦直获得头奖，完成建筑界“大屋顶”开端的“中山陵”。
国民政权成立后，作为国民党政权新首都的南京，很快迎来了一份由几个美国人主导的规划，即著名的《首都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明确提出“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
⑵“中国固有之形式”几乎和“古代宫殿”画上了等号。
循着这一思想和原则，“中国固有形式”运动的主要阵地南京和上海，很快掀起造
⑴【刘文祥，《何来许多“大屋顶”：
1930年代席卷沪宁的“最炫民族风”》国学新知】
⑵【刘文祥，《何来许多“大屋顶”：
1930年代席卷沪宁的“最炫民族风”》国学新知】
“顶”热潮，“古代宫殿”席卷沪宁。
原上海市政府大楼、中华圣公会教堂、南京小红山官邸（美龄宫）、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都是这一时期大屋顶的代表性建筑。
图为中华圣公会教堂
图为原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
这幢东西宽度近百米，在“中外观瞻”方面赚足了眼球的市政府大楼，却难掩其在建筑上的诸多失败之处。
如为了凸显市政府大楼的中心地位，建筑体量必须十分宏伟，而市政府办公用房并不需要如此巨大的面积，于是食堂也被塞进了楼内。
“为了在外型上追求地道的古典样式，建筑外观与内部功能出现严重脱节，如每层楼的窗户造型各异，一层外观为台基，因而开窗只能细长狭小，顶层更是因为位于大屋顶檐下而只能在斗栱与斗栱之间开一些异形的小窗以勉强通风。
”⑶这座大屋顶建筑，极尽装饰之能事，耗资高达77万余元。
奢华而失去功能，中外观瞻却不切实用。
（2）大屋顶在新中国：
“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国际形势的制约，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的战略。
苏联专家不仅仅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带来了当时在苏联盛行的建筑理念。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建筑思想是“以民族的形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
⑷与此同时，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指导思想方面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当时党的既定方针。
因此，在这几年间，北京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
“据统计，1952年有大屋顶的新建筑面积5万平米，1953年17万平米，1954年22万平米。
”⑸这股大屋顶之风不仅流行北京，而且风靡全国。
较为熟知的有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北京友谊宾馆、总政地安门宿舍楼、北京建工部大楼。
图为接待苏联专家的友谊宾馆
1954年，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开始扭转斯大林时期的各项政策。
基本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方针和政策。
大屋顶建筑也因为反浪费的理由遭到批判。
⑶【吕昀、王蓉，《也谈“大屋顶”、“小亭子”》中外建筑2002年06期】
⑷【王军：
《城记》第138-139页。
】
⑸【李路珂等：
《北京古建筑地图（上）》。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
（3）大屋顶在当代：
名族的就是世界的？
--当代的复古主义浪潮
1959年5月，建筑工程部和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和建筑艺术座谈会”，提出建筑的风格要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风格，基本承认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是民族性的代表。
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思想浸润下，新的复古浪潮又被提起。
出现了一批以北京站、农展馆、民族文化宫为代表的“大屋顶”“小亭子”建筑。
图为1989年建成的北京西客站
北京西客站自建成就受到很多争议。
生硬的“小亭子”与“洋房”的拼凑，用8000万元使“滥建’小亭子’之风越吹越盛，变本加厉，最终发展到建设一座登峰造极的超级’小亭子’。
华而不实、大而不当、费而不惠更是使西客站成为北京五大争议建筑之首。
（二）原因---为何掀起大屋顶的“最炫”民族风？
（1）政治对建筑的干预---建筑师在决策上的无话语权
从上述背景可以看到，无论在民国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屋顶都只是政治对建筑干预的一种形式。
以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例，建国后“大屋顶”建筑的盛行，苏联专家是主要的推手。
在当时，大屋顶并没有过多的建筑意义，只是用来书写“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政治口号，建筑的问题用阶级斗争的政治语汇表达了出来。
苏联专家认为：
“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最典型的体现，最能响应“以民族形式”表达社会主义内容的口号，因此要求当时建筑都得加上“大屋顶”的帽子。
虽然在当时，作为“复兴传统式建筑批判者”身份的梁思成批判过这种“不伦不类”的建筑，力求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
但由于领导者修养的局限性，由于建筑师在决策上的无话语权，由于政治上的一边倒，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一致认为应该学习苏联的建筑理念。
“教育部长钱俊瑞在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讲话中甚至提出，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开头不妨先“教条主义”一下，把苏联模式整套搬过来再说。
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建筑问题上也大量介入，“事实上，北京许多建筑上的‘大屋顶’都是负责审查图纸的苏联专家硬加上去的。
”⑹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的制约下，建筑实践从来没有创作的自由。
众多重要的中国建筑戴着不合适的大帽子，耸立在大街上，并且作为中国主要城市的标志性景观。
事实上，政治对于建筑的制约，即使出现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大屋顶，也会造成创新性的缺乏。
建国初期受到内政和外交的影响，政策又是翻云覆雨，建筑师的一项设计一会儿受到肯定一会儿遭到批判，导致他们在设计问题上谨小慎微，不再敢进行大胆的创新。
在这个巨大的重檐攒尖屋顶下面，建筑师的创作过程急忙刹车，新的建筑形式的酝酿、生成急速瓦解，任何有助于向前推进的思考和讨论迅速终止。
多层钢筋水泥楼宇，安上一个坡式挑檐的中式屋顶，套路清晰，简单易学。
一时间，所有的建筑都是在政治模块批量生产出来的复制品，千篇一律，无任何创新可言。
（2）从批判到积极----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对大屋顶的推崇
建国之后民族风格建筑的勃兴，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苏联专家的建议，但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奔走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作为建筑界享有崇高声望并受中国赏识的建筑大师，梁思成也有机会亲自到苏联去深入了解什么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到苏联访问后梁思成成为了传统建筑的捍卫者。
在《祖国的建筑》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梁思成对传统建筑元素的推崇：
“我们中国本来有我们中国体系的建筑。
但是百余年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所谓西式建筑，他们具有英、法、美、德等国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没有民族性的所谓摩登建筑，好像许多方方的玻璃匣子。
过去四年中人们对于建筑的民族性问题有过不少不同的意见。
⑹【 王军：
《城记》第139-140页。
】
由于大家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且苏联专家热诚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认识才渐趋一致了。
“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匣子。
”⑺具体到“大屋顶”的问题上，他认为，过去那种“洋房中国帽”式的建筑，“问题在底下的洋房而不在瓦顶”。
“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
”⑻应该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确实应该发展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不应该一味模仿欧美，甚至也不该模仿苏联。
但如何体现“民族形式”呢？
包括包括梁思成在内的不少建筑师们在体会和运用这一理论时出了问题。
在1954年《建筑学报》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中，梁思成将建筑的特征概括为九点甚至还提出了“可译性”，指出可以通过将西方古典建筑的构成和构建替换成中国传统建筑的构成和构件，将他们“翻译”成中国式建筑。
⑼
一份材料显示：
“照梁思成看，建筑物不论什么地点，也不论什么性质，都必须用大屋顶：
东单的几个部，在审查建筑图样时，他建议各部加大屋顶……在他看，天安门广场周围，就更要大屋顶了，理由是不然与周围环境不调和。
公安局的大屋顶，就是他强制加上的，据公安局说他们因此少建了四十多间房，而且搞的样子很难看，就连梁思成自己也承认只值两分……他还固执地说：
‘虽然只值两分，但设计的方向是正确的。
’”在《祖国的建筑》一书中，他还想象着设计了一座高约35层的大厦，所采用的正是“大屋顶”样式。
而他认为，“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
”
建筑应该是自由的灵魂，应该是不同建筑师不同思想的体现，而不应该是在梁思成所谓的“一套理论、一种文法”下诞生的观赏品。
梁思成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是没有错的，这一点，他也始终认定。
但是建筑师在贯彻这一思想时建造的建筑却不尽如人意。
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梁思成也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
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
⑽他多次强调“要尽量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基础”。
但大屋顶建筑的风靡，却实实在在体现了那个年代，在梁思成错误的应用理论指导下，建筑师们生硬的模仿和抄袭。
⑺【梁思成：
《祖国的建筑》。
北京：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1954年】
⑻【王军：
《城记》，第142页】
⑼【林与舟：
《梁思成与大屋顶建筑》，苏式建筑在新中国】
（3）后殖民主义侵蚀造成的民族自信心的缺乏
后殖民批判主义是指准“第三世界”的当代社会状况，即以先前第三世界为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先前的殖民地社会，也有非殖民地社会）遭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统治的状况。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之后，人们发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仍然顽强的存在，所谓的“欧洲中心”和后来的“欧美中心”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体现。
西方中心主义是从一种特定的特权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
通过把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作为世界中心和唯一意义源泉的欧美与“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的、“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的象征”的剩下其他地区。
通过运用一套复杂的语言与修辞策略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等，对世界加以描述。
⑾在这种后殖民主义思想的侵蚀下，国外的建筑师以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身份在左右着中国的本土文化。
东方文化在书写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一种“阐释的焦虑”。
在东方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中的次等文化。
尤其是在建筑文化中，一直存在着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中，中国文化也一直以一种“异国情调”的身份存在着。
要解决这种“认同的焦虑”，“‘异国情调’必须媚悦西方霸权。
“但仅凭异国情调的卖弄显然不能使博大的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市场中赢得它应有的地位。
”⑿在这种被神化的国际化的影响下，中国建筑也一直属于从属于西方建筑的地位。
一方面，在这种文化的奴隶下，中国的建筑家们开始对自身的创造能力产生高度怀疑，因而把目光投向在唐朝极享胜誉的“宫廷式建筑”上，也因此造成了“大屋顶建筑”与“复古风潮”的产生。
“大屋顶”建筑的风靡、复古思潮的重新掀起，不仅仅是推崇民族性这么简单，在这背后，更是透漏出中国建筑师创新意识的缺乏，创新自信心的缺乏。
另一方面，为了得到西方文化的认同，建筑师又不得又加上西方的建筑理念，达到取悦西方的目的。
这种“洋房中国帽式的”的建筑，这种生硬的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融，体现了我们的作品还是
陷入在西方的语境下面，没有创造出自己精华的东西来。
随波逐流，不确立它的主体性，而进入世界建筑混浊的气流中，那不是走向新的传统之路，而是破绽之路。
而欲对自身文化真正开始重视,必要打破“国际化”的神化,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的建筑会更有创造力！
⑽【江东晛：
《“大屋顶”建筑》】
⑾【周彦《“去中国化”的殖民心态——兼谈后殖民主义下的当代艺术》】
（4）“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错误导向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观点深信不疑，追求“民族特色”追求“本土文化”。
诚然，一个伫立于世界之林的大国，需要“特色”需要“民族、本土”的东西才增强国人的凝聚力。
但在无形中，这种观点也成为了一种形式的“思想禁锢”。
中国的建筑师们的视野越来越闭塞，当国外建筑界在不断创造、不断创新出新的建筑理念、新的建筑风格的时候，中国的建筑界还抱着过去的辉煌原地踏步。
的确，探求本民族文化必不可少，但若所有的建筑都追求千篇一律的“民族风”，都使用一种样式一种文法，那还有什么发展和创新性可言?
不管是建筑师还是受众，都愿意看到的是，经过消化和再创造的艺术成品，而不要永远是老一套的临摹品和抄袭品。
再者，这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危险的观点。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因此各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全球性，国际化进程也因此而加快。
也就是说，赞成这个观点的人本身就有一种“为了国际化的倾向”。
我并不是批判国际化，“中国文化的辉煌终有一天会飞扬于世界，但若是为了国际化的目的，必然会有取悦于彼的意思，设计师也就不会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去想问题，而会根据国际的喜好与口味来制作与定位······”⒀当今很多复古主义的建筑作品，很多都是出于“东西文化碰撞”的考虑，在制作过程中，也就会有妥协的取悦。
但国际化视野中的中国从来都不是本土的中国，也从来不是中国文化应该有的样子。
而另一方面，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运用上面，就很少会有很多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考虑。
中国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但不是完美的文化。
民族的，世界可以关注，但不可插手与操控。
（三）发展——大屋顶与复古风该去向何方？
在《一位建筑师谈中国现代建筑十宗罪》一文里，这位建筑师谈到了对中国文化再次复兴的信念，也写到了提示中国未来发展的几方面。
在这十宗罪里，“传统大屋顶的继承失败”便是其中一宗。
他写到“在近代以后世界建筑历史上，付诸了很多努力和财政投入的中国传统大屋顶样式建筑中，有没有产生世界之所瞩目的建筑作品呢？
一个都没有，只有中国内部的好评价。
”
⑿【艾秀梅，《异国情调缘何屡试不爽》，文艺评论】
但我认为，对待大屋顶与复古风，比批判更好的态度应该是，把它当成建筑发展史上的一次学费。
首先，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建筑师们还需要理性的思考。
建筑工作着应该意识到“民族形式”不等于大屋顶，不等于古典繁琐构图，不等于贴标签式的古典纹样装饰，也不赞成用古建筑构件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文章了。
⒁需要继承的，是祖国传统建筑的内在优秀方面。
比起“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
不是搞‘戴帽子’、‘贴标签’的继承，而应该继承传统五千年文化的风骨与气质。
其次，在对母文化的应用上面，中国的建筑师也迟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
“有人把三十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应用概括为：
大屋顶—小亭子——小构件——装饰物，外形上用“古”的东西逐渐趋向简单化。
“⒂这种变化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但我们也该从中看到大屋顶建筑的不合理，很多是因为建筑本身脱离结构和实用功能的需求。
不顾今天的时代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今天的经济条件、材料性能等等，一味按照古代建筑形式模仿和抄袭的建筑注定会被历史淘汰。
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大屋顶建筑泛滥的灾难，并不是“民族形式”出了问题，而是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千篇一律仿古建筑大量兴建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梁思成本人也做过深刻的反思：
“我错误的把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各地方创造出来的各种建筑形式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可以任意套在任何内容上”。
⒃刘秀峰同志说过“经验证明，凡是把大屋顶照样搬到现在高层建筑上去的，都没有达到美观的目的。
”又说；“古代的建筑形式如大屋顶是不能普遍地搬到一般建筑上来，但是经过改进在个别特殊性的建筑上采用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绝对不能普遍化。
”⒄我们从大屋顶中还应吸取经验就是：
任何一种建筑形式的片面广泛应用、传递信息简单单一，都会成为灾难。
简单的单一化是现代建筑最大的敌人。
最后，在后殖民主义仍然存在的今天，中国的建筑师们要有摆脱西方思维束缚的信念。
交流和学习是必要的，但建筑都是自由的灵魂，从来没有从属关系，也从来都不应该受政治、文化霸权的操控和干涉。
同时，建筑要发展，要革新，要探索，要创造出建筑新风格，要从“小亭子“里解放出来。
只有当“民族形式”深到骨髓里，而不是靠简单盲目的外形模仿来复古，中国的建筑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⒀【周彦《“去中国化”的殖民心态——兼谈后殖民主义下的当代艺术》】
⒁【吕昀、王蓉，《也谈“大屋顶”、“小亭子”》中外建筑2002年06期】
⒂【程万里，《也谈大屋顶》】
⒃【林与舟：
《梁思成与大屋顶建筑》，苏式建筑在新中国】
⒄【程万里，《也谈大屋顶》】
【参考文献】
1【刘文祥，《何来许多“大屋顶”：
1930年代席卷沪宁的“最炫民族风”》国学新知】
2【刘文祥，《何来许多“大屋顶”：
1930年代席卷沪宁的“最炫民族风”》国学新知】
3【吕昀、王蓉，《也谈“大屋顶”、“小亭子”》中外建筑2002年06期】
4【王军：
《城记》第138-139页。
】
5【李路珂等：
《北京古建筑地图（上）》。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
6【王军：
《城记》第139-140页。
】
7【梁思成：
《祖国的建筑》。
北京：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1954年】
8【王军：
《城记》，第142页】
9【林与舟：
《梁思成与大屋顶建筑》，苏式建筑在新中国】
10【江东晛：
《“大屋顶”建筑》】
11【周彦《“去中国化”的殖民心态——兼谈后殖民主义下的当代艺术》】
⑿【艾秀梅，《异国情调缘何屡试不爽》，文艺评论】
⒀【周彦《“去中国化”的殖民心态——兼谈后殖民主义下的当代艺术》】
⒁【吕昀、王蓉，《也谈“大屋顶”、“小亭子”》中外建筑2002年06期】
⒂【程万里，《也谈大屋顶》】
⒃【林与舟：
《梁思成与大屋顶建筑》，苏式建筑在新中国】
⒄【程万里，《也谈大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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