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居民消费分层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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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居民消费分层研究
城市居民消费分层研究
——消费分层探讨及各阶层消费方式比较
任敏
内容摘要：
时代与理论的发展突出了消费分层课题的重要性。
文中讨论了社会分层研究中指标选择的三项原则，随之结合三项原则论证了服装消费指标作为消费分层指标的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服装消费分层的复合指标。
最后，结合分析武汉市居民消费方式调查的资料，对各阶层居民的消费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
消费分层指标消费方式比较研究
一、研究的意义与研究现状综述
从消费角度研究社会分层是时代背景提出的一个理论新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遭遇两个显著变化：
消费主义的渗透与社会结构快速而深刻的转型。
消费成为城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主题，一个显著领域，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显要价值；大众消费登陆中国城市，引发了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一场深刻的变革。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进入深度转型期，社会结构正经历剧烈变化，居民呈现新的分化。
消费与社会结构转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显著的两个特征，他们对城市居民从行为到意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消费与社会分层结构是现代社会中相互渗透的两个主题，消费分层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韦伯（M.Weber）看来,“共同的消费原则”是“地位群体”分层的重要依据，这正揭示了消费现象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
齐美尔（G.Simmel）认为“时尚”作为一种消费现象，本质上就是“阶级区隔的产品”（1904）。
时尚典型的运动形式是从上层阶级开始，然后被其次的阶级所模仿，直到最终消失——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循环。
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新兴富豪通过“炫耀性消费”来炫耀其社会地位、权力和金钱，其在社会阶层体系中的优越性就是依赖于这种炫耀性消费表现出来（1899）。
近现代的布迪厄在《区隔：
品味解读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指出，消费并非“独立”，要准确解释消费行为，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包括生产以及社会阶级——中去理解。
消费的对象既包括物品本身，也包括物品被赋予的意义，即品味；品味是区分等级、建构等级分野，也展现等级、体现这种建构结果。
福塞尔（P.Forssell）的《格调》从美国人消费中细致地解读出社会等级和地位也是佐证。
在阶层消费方式的实证研究上，还有社会阶级与花费行为研究（H.L.马修斯，S.W.斯落克姆，1969），不同阶层的文化消费现象研究，不同阶层音乐消费偏好研究（M.希尔，1963）等等。
从国内社会学理论界来看，关于消费作为分层标准的讨论，李培林等学者指出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分配领域中广泛存在双轨制和隐性收入，职业和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消费结构成为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分层指标（李培林、张翼，2000）。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逐渐尝试把消费特征纳入阶层研究的指标体系。
如在研究中国中间阶层时，李强认为新中间阶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很强的高消费倾向”（1999），张宛丽认为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操作指标之一就是“消费及生活方式”（2002），肖文涛也认为中国中间阶层的基本状况是“生活方式超前，具有独特的消费特征”（2001）等。
卢汉龙也认为消费其实是一种显示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是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探测（2001）；王宁在《消费社会学》中指出：
消费建立起与社会等级结构对应的一个话语系统，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它既被结构化，又产生新的结构；消费的分野也就是社会地位的分野（2001）。
国内近年来火热的社会阶层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是采用收入、职业、职位等多元指标法，关于消费分层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李培林等学者以国际通行的恩格尔系数为阶层依据的研究。
他们利用北京商情调查公司1999年3月对重庆市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依据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将重庆市居民划分为最富裕阶层、富裕阶层、小康阶层、次小康阶层、温饱阶层、贫困阶层、绝对贫困阶层等七个阶层，对这七个阶层的消费初步进行了归类分析以及政策取向的居民消费趋势预测（李培林、张翼，2000）。
本次研究从服装消费的差异性出发探讨社会分层可视作消费分层研究的一次新探索。
二、消费分层及其指标选取
（一）社会分层研究指标选取的原则
在分层研究中，究竟选取哪些显著因素作为测量指标，并选择忽略哪些琐碎因素，可以说无可回避研究者的价值涉入。
为了避免研究者过高程度的主观性、降低随意性，社会科学通常通过在研究中拟定一些规则，并在具体过程中遵循这些规则以减少研究的主观性、确保足够的客观性。
我们认为，从具体的社会分层研究课题来说，选取指标应该遵循以下三条规则。
1、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原则
所选指标测量的内容应该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
所谓主流价值就是得到社会主流文化认可的，对社会的发展或对人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的价值；这种价值由人们参与建构形成，他们在客观和主观上有维护这种价值存在的积极行动。
主流价值往往跟某种荣誉相联系，人们因为占据这种价值或价值相关资源的多少而具有了等级之分。
我们认为，社会价值在分层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社会分层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社会中的地位等级序列，地位的高低可以说是源于人们的主观评价（包括研究者的），而价值正是主观评价通常的依据所在；当我们依据一套价值组合或某种价值来评判别人的时候，等级之分通常就在这些评价上表现出来。
当地位依据社会价值（主要是主流价值）得到确定，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轮廓也就显现出来。
即，社会通过价值评价为人们定了位，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分布就表现为集中的分裂，集中的那些部分就构成了某个阶层，彼此分裂的部分就是阶层差距。
各社会分层研究课题共同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得到社会分层结构的“真理”。
对同一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究竟什么是“真理”的认识呢？
根据“共识真理论”，“真理”就是人们在没有内外约制下通过沟通达成的“共识”，由此反过来也可见人们的主观认识在达致“真理”中的影响与有效性。
由此，我们说有效的社会分层指标，应该属于那些能够反映社会及时代主流价值的指标。
2、覆盖性与区别性原则
选取分层指标的第二个原则是，指标应具有覆盖性与区别性。
所谓“覆盖性”是指该指标的内容普遍存在于社会大众中，指标能测量社会中尽量广范围内的人的特征，而不是只能测量专属于某一部分人群的特征；而“区别性”也即是说通过该指标所收集的数据能够反映出比较明显的差别性，能够较容易将人们区分开来，展现阶层区别。
3、适宜性原则
第三个原则是在前面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结合考虑指标的可操作性、针对具体课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的有效性等因素确定实际操作指标，也即是一个具体化的“适宜性”原则。
社会中的主流价值反映在许多指标上，有的指标可操作性强，有的指标可操作性较弱，有的指标适合某研究课题的方法与理论思路从而具有有效性，而有的则不具有。
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就要选择那些效度较高、可操作性较强，反映社会主流价值，具有较好的覆盖性与区分性的指标。
这也是一个结合具体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特征、环境特征综合考虑的过程。
（二）服装消费分层的合理性
1、恩格尔系数法消费分层中的问题
在国际上，恩格尔系数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测量一个家庭的贫困或富裕程度；中国也有社会学者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进行社会分层研究。
但在今日中国，恩格尔系数法遭遇了居民消费支出难以计算的问题。
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现代社会的居民支出项目繁多，消费项目及其支出的回忆与计算是件不容易的事；第二，一些涉及居民支出的改革政策与措施并不为大众所了解，人们对自己在某些改革中产生的消费项目上的支付并不清楚。
比如就社会保险一项来说，居民普遍反映不清楚自己每年在这一项上究竟支出了多少；而即使是研究者可以按照政策“规定”，即根据单位与个人分别承担的百分比来推算，但实际上政策与实际执行并不尽相符，有时候甚至相去很远。
第三，出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包办扣除”支出方式的“路径依赖”，至今许多居民（尤其是国有单位、事业单位等正式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许多费用至今仍由单位扣除，这其中的项目与支出，不少人“懒得操心”而语焉不详。
以上显然都是获取居民准确的支出数据的障碍。
此外，国内学者以恩格尔系数法研究社会分层时，通常依据的是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这里隐藏的一个前提是，一个家庭中的所有成员所处的社会阶层是完全一致的（依据统一的家庭恩格尔系数）。
固然，一个人的可支配消费资源与其家庭的可支配消费资源的总体情况高度相关，就如一个学生，他本人是没有收入的，可显然，如果他的家庭处于高层次的消费阶层，他一般也表现同样的消费档次，具有相应的社会身份；但是，我们也并不能因此而抹煞，或者忽视个体相对于家庭的独立性。
家庭中的某个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或者多个成员彼此之间都完全有可能分别处于社会消费层级序列的不同层次上。
比如，在一个经济收入处于中间阶层的家庭中，妻子是家庭主妇，丈夫在外工作，孩子在上学，他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只有一个，若根据家庭恩格尔系数来判定，他们都处于同一消费阶层；但在实际生活中细分起来，他们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各自独立的消费支出结构，彼此消费支出结构的差异性完全可能导致一个家庭里出现三个恩格尔系数——它们也可能并不处于同一等级序列。
不难设想这样的情形：
丈夫在外面工作，由于社交等支出较大，其个人生活的恩格尔系数较低；孩子因为教育支出比较大，其个人生活的恩格尔系数也可能较低；但作为家庭妇女的妻子则可能受限于家庭的收支平衡或者社会活动空间不大等条件，在非食品方面的支出极少，致使其个人生活的恩格尔系数高出其丈夫和孩子许多，这样一来，这个家庭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消费阶层的不平衡。
此外，现代社会流动的大规模加快也使代际间的消费层次越来越难统一，彼此差距越来越大。
有鉴于此，我们在本次研究中对居民消费阶层身份的界定采取了依据个体的而不是家庭的情况。
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增多，个体相对于家庭的独立性在增长，另一方面，即使家庭背景对个体的消费方式影响至深，但这种影响终归也是通过个人的消费选择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确定本次研究的抽样单位及分析单位都是个人。
2、服装消费分层的合理性
本次研究拟结合服装消费方面的两个测量指标，即服装购买场所与所购服装档次，作为确定居民消费层次的依据，理论上的考虑有以下几点。
（1）服装消费指标符合社会主流价值。
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封闭式问题：
“俗话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备选答案分五个等级：
十分同意、比较同意、同意、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
我们意在通过这个指标测量人们对于服装消费的重视程度，反映人们对服装于社会生活的意义的认识。
假设人们同意或十分同意这种说法，即认为服装对其生活意义重要或重大，则我们说服装消费符合主流价值。
统计结果表明：
13.2%的被调查者“完全同意”，31.9%的“比较同意”，38.9%的“同意”，也就是说累计84%的被调查者都认为衣着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重要意义，都倾向于选择“合适”的衣着来表现自己，也认可他人与其着装之间的“相宜性”，即认为人们的实际正如他们穿着所表现的那样。
这正是服装消费作为社会的一种主流价值的重要表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指出：
“在中国有两个迥异的趋势正内在驱动着消费。
第一是更高的人均消费水平、具有更多的穿着——更多的浪费心理以及消费产品增加三者合一的趋势。
……”这也直接佐证了服装消费对中国居民当前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服装成为人们的主流关注之一，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
（2）服装消费指标具有覆盖性与区分性。
服装既是必需品，又属于奢侈品；现代商业社会赋予它极大的表现空间，从满足基本遮羞御寒需求的必需，到展现至尊身份的世界顶级名牌的极度奢华，服装这个商品符号所展现的社会阶层的信息构成了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序列，整个社会的人都在其中客观的占据一个位置，成为某一消费层次的一个最小构成单元。
因而，在我们试图将整个人群都纳入其中进行细分研究时，相较于其它只能表达专属于某些群体或某部分人的消费特征的指标，服装消费指标无疑具有优势，即服装消费指标较好的满足了覆盖性与区分性的要求。
（食品消费固然也具有覆盖性但区分性弱。
）并且，在现时的中国，居民的消费重点已经逐步由食、衣为主转向关注住、用、行了，在这个消费结构升级的过渡时期，服装消费相对于住、用、行等消费来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假设对大多数居民来说，服装消费是其自身经济能力与主观消费品味相结合的自然表达，使得消费品味作为个体社会阶层属性的一种表达方式，与后者具有较高程度的内外一致性。
（3）服装消费分层作为消费分层具有适宜性。
现代社会居民获得阶层身份是一个居民“由内而外”，由消费意识而消费行为的外在表达与构建，然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去解读并做出判断的过程。
人们通过消费的外在行为表达自己的品味，发布自己所属阶层的信息，因此，我们以居民的某些外在客观消费表征为确定居民社会阶层地位的依据是可行的。
服装消费作为一种外在客观消费行为，从消费的符号意义上来说，便于编码与解码，是很好的符号载体。
而且作为客观行为，服装消费也具有较好的可测量性。
（三）服装消费分层指标的选取
在指标选取上，我们选择了“通常购买服装的场所”及“所购买的服装中以什么档次的居多”，将二者交互的结果作为确定居民消费层次的标准。
毋庸置疑，社会中的各种消费场所都有等级之分，出售服装的各种场所，有高级商场、大众商场、专卖店、私营小店、批发市场、夜市、地摊等等各个高低等级之别。
这些场所有等级之分，进入这些场所的消费者之间也有了阶层之分。
“通常购买服装的场所”对人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居民进入该等级的消费场所，他人就可以初步判定他是属于哪个阶层。
但是这样的判断并不够。
因为商场等服装消费场所一来是开放的、并不设置阶层壁垒，二来大多数的商场或其它等服装消费场所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往往实行多元化经营，提供适合各个阶层居民消费品位的产品；居民进入一个可以大致判定其所属消费阶层的消费场所，但是他进入这个场所里选择的是哪个阶层的消费还必须进一步测量。
我们选取了“所购买的服装中以什么档次的居多”作为二次划分的指标。
居民进入一个高级商场（这里高级、中级的划分是就整体而言，或说是就社会中的大部分情况来来界定的，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但并不似高级俱乐部那样壁垒分明，也正因为如此，对进入其中的居民的阶层属性进一步划分十分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具有上层人士的消费品味，就一定属于上层人士这个阶层。
如果一个居民进入高级商场却总是只光顾那些商场中最便宜的或者大幅度打折的商品，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更可能属于中上层，而不是上层。
这样一来，两个指标相结合就使得我们的划分在理论上更准确一些。
当然，如果我们只使用后一个指标，也是不行的，因为服装的“档次”，高档、中高档、中档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既是某种客观情况的反映，也是主观判断的结果。
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亦无法获得总体的信息，居民在服装“档次”的判定上主观性比较强，判断过程往往只是参照与所需判断对象相类似的某个或某类情况，而不是总体的情况。
（人们选择参照系往往遵循熟悉原则或相近原则，即人们倾向选择自己熟悉的，或者与自己相近的同类物作为参照系。
）在这“两步走”的阶层判断方法中，“通常购买服装的场所”这个指标就相当于为我们指明了“所购买的服装中以什么档次的居多”变量值的参照系。
（四）消费阶层的划分及结果
综合起来，我们依据样本分布的情况，结合这两个指标，按照居民服装消费的状况对其进行了五个阶层的划分，具体划分见表4。
表1划分消费阶层的服装消费复合指标
阶层地位
通常购买服装的场所
所购服装以什么档次的居多
上层
高级商场
高档、高中档
中上层
高级商场
大众商场
专卖店
中档、中低档
高档、高中档
高档、高中档
中层
大众商场
专卖店
私营小店
其它
中档
中档
高中档
中档
中下层
大众商场
专卖店
私营小店
中低档、低档
中低档、低档
中档
下层
私营小店
其它
中低档、低档
中低档、低档
资料来源：
“城市居民消费分层研究”课题调查资料
注：
变量“通常购买服装的场所”的选项为：
高级商场、大众商场、专卖店、私营小店、其它；变量“所购买的服装中以什么档次的居多”的选项为：
高档、高中档、中档、中低档、低档。
依据以上标准，将样本中的武汉市居民进行消费阶层划分的结果如下：
表2消费分层的样本分布情况（%）（N=388）
社会阶层
频率
累积百分比
N=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6.2
16.3
55.0
12.8
9.7
6.2
22.5
77.5
90.3
100
24
63
213
50
38
资料来源：
“城市居民消费分层研究”课题调查资料
三、各阶层居民的消费方式比较
（一）抽样调查及样本描述
本次研究的方法以调查统计为主，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结合观察法与访问法。
研究的调查对象为18—65岁的武汉市居民，共发放问卷415份。
因为无法获得武汉市居民的总体抽样框，所以难以进行随机抽样。
本次研究目的是进行消费分层研究，考虑到收集数据要尽量覆盖各个消费阶层，我们设计调查主要在各个商业场所进行偶遇抽样调查，辅之以判断抽样，以弥补偶遇抽样的不足。
调查地点的选择兼顾武汉三镇各个区域各消费层次的代表性商业场所，如武昌的鲁巷广场（超市）、中南商业广场、珞狮路中百仓储、洪山家乐福、徐东平价；汉口的有武汉广场、武汉商场商业群区、新世界百货、王府井百货、江汉路步行街、硚口区家乐福、汉正街；汉阳选择的是汉阳商场、汉阳华联超市。
选择主要在这些消费场所做调查，是因为我们假设饮食与服装消费属于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各个阶层的居民在这些消费场所都有相对较高的出现频率，尤其在一些大型超市，一到周末往往是各个阶层居民的大汇聚。
调查从2003年7月中旬开始至9月上旬结束。
研究的一个关键点是各个消费阶层都要获取足够的资料，尽管我们设想中以上各商场与超市能够为我们提供较为便利、也较为有效的接近各消费阶层居民的途径，但调查过程中还是必须对资料进行实时的监测。
当调查工作进行到后期，初步归类问卷资料的结果证实了我们初期的忧虑：
社会低消费层居民与高消费阶层居民的调查个案数太少。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判断抽样为补充。
为保证底层与下层居民的样本量，调查者进入消费能力较弱的居民集中居住区判断抽取一部分样本；为保证高层与上层消费阶层居民的样本量，调查者进入如俱乐部等一些高消费场所判断选取一部分调查对象。
但是尽管这样，我们仍然难以克服充分获取上层阶级居民资料的难题。
判断抽样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低消费阶层居民样本量不足的问题，却在获取高消费阶层居民资料上难以做得更好。
因此，本次调查主要进行探索性研究，不作统计推论。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15份，回收有效问卷388份，有效回收率为93.5%。
样本的性别构成为男性52.8%，女性47.2%（N=388）。
样本的年龄构成为30岁以下的37.6%（这个年龄段的居民消费以个人支出为主），30-50岁的占40.1%（消费以个人消费和家庭消费为主，后者占据主导地位），50岁以上11.5%（通常仍然是个人消费和家庭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但是在支出总量上大大降低）。
（二）各阶层消费方式比较
城市居民消费的情况究竟如何，阶层之间有何差别，各阶层分别有何特点？
文中将主要从消费品存量、平均支出、消费行为、消费偏好、消费观念等方面对各阶层居民的消费方式按消费类别进行比较。
1、饮食消费比较
“民以食为天”。
人们收入提高了，消费能力首先释放在饮食上。
各阶层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指标上：
外出就餐状况、饮食消费偏好及食品购买场所。
调查表明，居民所处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外出就餐越频繁，每次就餐的平均支出也越高。
从下层到上层，各阶层居民逐渐由关注食品的“价格”，到食品本身的特质“新鲜程度”，到关注食品的文化内涵“品牌”，再到着眼食品之外的知识系统“营养价值”来安排生活，体现了消费意识在受到不同程度的物质条件制约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由于去大型超市的成本承受力及消费观念的差异，导致各阶层购物场所选择行为的差异。
对同样可以在菜场和超市购买的食品，较低阶层的居民往往选择在菜场或中小超市购买，而中层之上较高阶层的居民多选择光顾大超市。
2、服装消费比较
服装历来是社会等级区分的重要标志。
服装消费的阶层差异主要体现在支出与消费偏好上。
在“您每年购买服装大约需要多少元”的指标上，下层居民平均每年花费359元，中下层居民花费789元，中层居民2189元，中上层居民3019元，上层居民为6823元，差距显著。
在消费偏好上，较低阶层的居民看重服装的价格因素，高达77.8%的下层居民购买衣着时看重价格是否便宜，较多中层居民看重衣服的“质量”，相比之下，中上层的居民集中分布于看重服装的“款式”与时尚元素上，上层居民则在“品牌”上表现了较高的关注集中度。
总的来说，较低阶层的居民成为低价服装的消费者，中等阶层持比较实用的观点，注重质量、讲求“物美价廉”的综合与平衡，而较高阶层的居民则构成了时尚与品牌的细分市场，成为时尚与潮流的引领者与品牌的追随者。
3、耐用品消费的比较
各阶层居民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存量不同。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耐用消费品存量的阶层差异指标已经由原来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甚至空调的普及率转移到热水器、微波炉、消毒柜等物品上，分别对它们与社会阶层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各相关系数为0.33（p<0.001）、0.40（p<0.05）、0.36（p<0.001）。
以消毒柜的拥有率为例，下层和中层的在20%至30%之间，中层为38.9%以上，中上层为43.5%，而上层高达77.8%，阶层差异明显。
可见，奢侈品能够较好表现出阶层区分，并且“奢侈程度”越高，即离“基本”生活需求越远，就越能够反映出阶层差距。
但各阶层居民在耐用品消费的偏好上呈现趋同。
对问卷中的一个指标“您家购买耐用消费品最关注什么”的统计结果显示，除了下层居民在购买时主要关注其价格外，其它各阶层居民都集中关注耐用消费品的“品牌”。
该比例在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居民中分别为56.8%、71.3%、73.9%、77.8%。
可见，品牌效应在耐用消费品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4、住房消费比较
住房消费也体现了阶层区分性，这种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拥有住房的状况，包括住房面积与房屋结构。
统计结果表明，所处社会阶层越高的居民拥有的可支配住房资源也越多（拥有多处住房），其住房结构也越趋向于大空间与复杂结构。
二是在住房消费潜力指标上，居民对当前住房情况满意与否基本上与居民的未来购房意向没有关系；在未来购房预期上，调查显示情况是“有房产者还会有房产，没有房产者仍会没房产”。
三是住房消费偏好，包括购房偏好和对住房装修的态度两方面。
在预期购房的偏好上，下层和中下层居民首先考虑房子的价格，其次是面积，着重于满足住房消费的“基本需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居民首先看重住房的“地段位置”，其次是“周边环境”，他们进一步关注房屋的升值潜力、地域交通等。
较多的上层居民也表示看重“配套设施”，提出了居住质量的要求。
在住房装修认知上，各阶层之间没有太大差异，绝大部分居民都认为装修重要。
但在装修支出上，阶层差异是巨大的，下层和中下层之间、中上层和上层之间落差都很大，而上层居民家庭的住房装修花费竟相当于下层居民的30多倍。
5、交通通讯消费的比较
关于交通消费，调查显示，在主要使用何种交通工具出行上，各阶层间区别不明显，从下层到中上层都以公共汽车为主；但是在出租车消费上存在较为明显的阶层差别，这表现在打车频率与打车的动机的区别上。
中层以上的居民在出行以“专车”和“私家车”为主中都有分布，且随着阶层地位的上升，以这两种出行方式为主的居民的比例逐渐加大。
在交通消费观念上，较低阶层的居民在交通工具选择上往往计较费用是否便宜，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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