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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哲论文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内部原因探析

摘要:

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数十年间，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在国内外书刊和报端上可以说比比皆是，一个存在了70多年的超级大国为何在一夜之间就瓦解和解体了呢？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一朝一夕，而在于苏联内部因素的长期积累，本文共分四个部分从内部来阐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苏联人民对苏共失去了信心、苏共内部领导集团的选择、苏联社会的经济体制失败及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关键词:

苏联解体、领导集团﹑经济体制、民族问题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和战争的情形下于1991年底自动解体，令世界震惊！

十多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众多的观点,精彩纷呈。

经过综合较权威的专家观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许多,有长期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

比较典型的观点,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现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过程。

前者解散了苏共使苏联解体，后者则割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联系，使经济瘫痪。

对于上述综合学者专家所给出的苏联解体的原因，要么大而化之，不分主次，要么坚持一点，过于偏激。

而本文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可以分为内部与外部两部分，而其解体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内部原因，它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部分原因，由好几方面组成。

这个结论有理论支持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时由内因与外因组成的，内因是主要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外因则是次要因素，起次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同理可证苏联解体的问题也可以这么理解，内部原因才是根本原因，而各种外因只是影响因素。

对于这个曾经尽领超级大国风骚的占世界1/3领土的分裂为15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盟，显然不是内部的一个原因在起作用，它经过长期的积累多方的酝酿，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结果！

一：

苏联国情历史回顾

作为世界上社会主义试验最长的国家，苏联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我们阐述其解体的根本原因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苏联解体前的经济状况。

我们知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1928年，在1928年至1975年间约50年的时间里，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不管是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还是用西方的统计资料，我们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在这个时期远远超过了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

当然，苏联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恐怕是做不到的。

其实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据西方的统计数据，30年代中期苏联的工业机床进口数量比例一度达到85%—90%，而二战开始后，全都由国内生产供给。

而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了4.9%，而美国同期的增长率只有3.4%。

西方的统计资料还表明，在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的众多国家。

当然这不是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任何问题。

事实上，从1975年开始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就开始放慢，而第一次经济发展出现大幅的下降，是1990年夏天开始的。

同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苏联范围内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议员。

同年6月，他通过一次惊人的选举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

这时，叶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家经济出现明显下降。

1991年，叶领导的俄罗斯又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中央计划。

当年，苏联经济下降约19%。

其次，在政治方面我们不得不提8·19事件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之间的战争矛盾。

《改革新思维》这本书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和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崇拜。

他在土耳其演讲时坦言，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在这种新思维指引下的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国家解体和联盟分崩离析的边缘。

而改革的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则利用了8·19事件中发起人的失误，迅速煽动并争取了不明真相的民众，而在明斯克协议签署过程中，叶利钦又一直处于幕后指挥者的角色和位置，以致戈尔巴乔夫还沉醉在苏联总统这个虚无的位置上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他曾经放权地方的改革措施所种下的苦果。

直到1991年12月25日19时40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总统辞职书上签字。

不难想象，在一个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有这样一个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产生多大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用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苏联和苏联所拥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成为总统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关于民族问题，在苏联存在的70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节，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类型：

一是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二是加盟共和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三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四是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

我们知道，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土堆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它的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

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中亚各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及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最后导致其版图扩张了8倍多，而其征服的民族多达129个。

十月革命虽然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但是由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

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通过上面对苏联国情的回顾，我们大概了解了苏联解体时的国家经济情况，政治形势与民族问题，在下面的苏联解体原因分析中，我们会从苏联人民对苏共失去了信心、苏共内部领导集团的选择、苏联社会的经济体制失败及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这四个苏联国家内部方面具体的展开并延伸，深入地探讨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二：

苏联解体根本原因分析

一．苏联人民对苏共失去了信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中国流传这么一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我想这句话在全世界的当权者那里都是适用的，苏联也不例外。

在苏联成立到解体的将近70多年历史上，除了短暂的列宁领导时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

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它压制社会及压抑人性的本质，它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

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无法解决苏联社会所面临的困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耗尽了所有的潜力而走到了穷途。

如果说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还只是揭露和批判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发生的“严重变形”、党内和整个社会中存在的“消极过程”，以及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日益蔓延的“停滞现象”，那么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之后，则开始了对苏共及其建立的整个体制的根本否定。

当局者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谴责苏联建立了“专横跋扈的官僚主义制度”和“行政命令体制”；谴责苏联选择了“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谴责苏共“一直是行政命令体制的核心”；谴责苏联“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了几十年”。

苏联党国的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专制统治，造成了人同所有制和权力发生异化的新形式，导制了专横和无法无天，毁坏了千百万人以及整个民族的命运，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党内的高层领导，却始终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和“传统势力”视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想方设法予以剪除。

他为推行其改革路线和方针，将干部对待改革的态度确定为干部政策的“决定性标准”和“定音器”，通过让老人退休、改组苏共中央和地方机构、调整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改革选举制度和办法等措施频繁地、大幅度地撤换和更新干部。

到1990年，在412名苏共中央委员中新人占96.4%，在24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新人占91.7%，在11名苏共中央书记中新人占75%，150个边疆区、州和直辖市的书记更换了92.5%，其中1988年以后更换的占60%。

如此大规模地更换领导干部造成党的干部队伍的不稳定，同时也使许多蜕化变质分子、投机分子等占据党的各级领导岗位。

由此不难想出，人民群众会生活得如何水深火热，而对苏共的信心又为何会消退。

二．苏共高层领导集团的错误选择----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1990年前后，包括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

如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1000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

“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

”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

这样看来，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因此，我这里苏共内部领导集团指的是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

正是这个精英集团企图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最终才导致苏联走向解体的道路。

在苏联高层领导集团内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并不是全部，也有一些人主张继续社会主义，但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太少了。

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

下面是一项来自美国的调查结果。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

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

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

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这种现象。

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经历了10年的平稳发展时期，此时苏共党内酝酿着一种力量，就是要求改革。

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而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他在改革初期试图通过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存在的若干问题，使苏联走上经济、政治民主化之路。

这样做的结果导致苏共的权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发了党内三种力量间的斗争。

这三种力量分别是有人要坚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进行改革；有人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而有的人是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叶利钦恰恰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

90年代初，叶当选为俄罗斯行政长官后，事实上形成了苏联境内两个政权并列的局面，一个是苏共控制的中央政权，另一个是叶掌握的俄罗斯政权。

由于俄罗斯人口和领土面积的绝对优势，叶逐步占了上风。

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军队，叶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的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们。

据我研究，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

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观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的，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

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

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

精英们的理想很丰满,很现实,但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是错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适合苏联。

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苏共内部领导集团的选择，苏联的解体才会如此的“顺利”，如此的波澜不惊。

三:

苏联社会的经济体制失败----经济碰壁，顷刻解体！

苏联经济体制的“病灶”是经过长期才形成的，到了20世纪70一80年代日趋明显，并越积越重，相互“感染”，严重损伤了苏联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成为苏联后来解体的重要历史根源。

事实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战后世界上先后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苏联的经济实力是远远比不上美国的。

据《苏联统计年鉴》宣称，1987年苏联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59%，人均国民收人为美国的49%。

而按照《美国统计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数字，1987年苏联的国民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68.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54.7%。

假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相当于数字38.67%和54.08%。

这些统计因为统计方法别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可能有别。

但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有较大差别是事实。

我们从这一差距中可延伸出什么结论呢?

最起码有两点是不容回避的:

一是苏联这样的经济实力，硬撑“超级大国”的架子，难免会力不从心。

老百姓是最现实的，在同一和平大环境中，今不如昔，内不如外就会对现政权的不满。

二是苏联长期隐瞒实际情况。

当实际情况公布于众，老百姓明了真相，就更容易对现任政权产生不满的情绪。

当内外敌对势力夸大宣传，这些民众就会跟着走，国家必然危机日深，最后导致走向解体。

其次，苏联长期实施的是一种以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重实物产量、轻价值利润。

这种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在于把价值、利润、市场、竞争等商品经济的范畴，视为资本主义的残余而加以排斥，把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任务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根本目标，以及衡量企业和各级经济组织经营成果的根本尺度。

因此，产量或产值指标成了“硬任务”，而成本、利润等效益指标则是“软任务”。

使苏联经济长期在高消耗、低效益、结构失衡状况中“带病运转”。

苏联经济急转直下，到第十个“五年计划”（1981一1985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1%、3.1%、2.2%、1.8%。

这种经济徘徊不前的后果，进一步拉大了与美国经济实力的距离，而日本、西欧此时已接近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对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加以社会主义优越性为自豪的苏联人民来说，无疑是强烈的负面刺激。

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舆论逐渐扩大，离心力在增加。

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有心误导和内外敌对势力的两面夹攻，经济机制衰竭带来的危机扩展为整个国家的解体。

因此，经济体制功能逐渐衰竭，就造成了苏联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低速，而脆弱的经济基础必定经不住政治“大风暴”的摇晃，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此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行政指令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会对推动生产发展起很大的作用。

同样不可否认的，这种行政与思想工作的驱动，不可能持久，也不能全部代替经济利益的驱动。

随着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和分工的深入，行政与思想驱动的功能一定会逐渐减少，不然，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业精神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较为合理的方法是经济利益与思想、行政驱动合理结合起来,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调节经济机制。

苏联80年代前基本没有这么做过，而是一味地推行行政干预与思想驱动。

因此，体制的陈旧﹑动力的单一和偏颇，经济发展必然难有活力和生机，解体也是早晚的事。

四：

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管的太严，兄弟造反！

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而只有当这些矛盾激化到无法调解的地步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统一。

苏联也不例外。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苏联民族问题激化进而导致了联盟的解体呢?

首先需要指出，背离联邦制原则,实行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加深了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是苏联民族问题出现的根源。

苏维埃联邦制是列宁的一大创造。

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应建立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采用联邦制是历史的倒退,因而反对建立联邦制国家。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国内外出现十分尖锐和复杂的形势,列宁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转而认为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是适宜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行联邦制的条件下,列宁还特别强调两点:

其一,为体现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应以完全平等的主权国家自愿联合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实行民族自决,有加入和退出联盟的权利。

其二,联邦制是向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

但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领导人却片面理解列宁的联邦制思想,把建立联邦制国家看成仅仅是为解决当时复杂民族问题的权宜之计,利用列宁关于联邦制是向集中制过渡形式的观点作为实行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依据,从而背离了联邦制原则。

同时,斯大林又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党内高度集权集中的组织领导体制推行到国家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权集中的国家体制。

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改革,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高度集权集中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联邦制原则名存实亡。

这种僵化而非弹性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讲不利于苏联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它把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推向一个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

要么是被强行地留在苏联,要么是一有机会就彻底挣脱联盟。

而且不管多么有名无实,苏联的成立宣言、联盟条约以及历次宪法所宣布和赋予的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及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与自由退盟权,还是为民族分离和独立运动提供了合法理论依据,从而导致联盟的解体。

其次，错误民族政策的实施也是导致民族问题滋生，进而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之一。

苏联民族政策失误主要表现在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和维护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两方面。

30年代初,苏联不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使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因饥荒而死亡500--900万人,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斯大林将他们打成民族主义危险分子,流放和镇压了大批农民和富农。

1937--1938年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共中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86%被捕、流放或遭监禁。

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作为旧时代的糟粕,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以后理应予以清除。

但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忽视了列宁的教导,虽然他们一直笼统强调反对民族主义,但实际上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

三：

我的结论

苏联解体是国内外各种矛盾综合的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方面的原因。

目前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人在分析时仅仅强调一点而忽略其他,或者仅仅强调矛盾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很少全面系统地分析,这不论是学术理性探究还是从常议之言都是不可取的。

分析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以历史事实为原材料,要多方面综合看待问题,既要看表面现象又要看深层之因,既要深化局部原因又要强调系统性和各因素间的逻辑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要采取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式的改革,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贪功冒进。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产生,建国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这就要求这些国家在社会义建设和改革中采取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改革,而不能急功近利,贸然做出违背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事来。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而不是僵化理解。

实践证明,苏东剧变的实质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只能算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或者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不成功。

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如果由于未能很好地相互尊重,使得大国沙文主义盛行,就会造成社会主义弟兄之间很深的隔阂并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这与斯大林模式的主导者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理解其思想有很大关系。

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被不加分析地站在当代的角度加以引用为政治需要服务,这种对伟人经典著作的歪曲解释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然,我们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发生了问题就一笔抹杀其成就,而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分为二地去看待,并对其成就和失误区分开来,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和摆脱困境并最终实现21世纪的伟大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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