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企业的竞争环境及其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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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企业的竞争环境及其发展
中国医药三资企业的竞争环境及其发展
一、中国医药三资企业发展概况
自1980年5月我国第一个医药合资企业——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以来，20年间三资企业蓬勃发展，目前已批准2000多家，世界排名前20的医药跨国集团都已在中国投资，三资企业已经成为医药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和医药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跨国医药公司在华投资历程具有阶段性，已从以港澳台资金为主和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为主的“前战略式”的过渡性安排的第一阶段，进入规模较大、技术含量较高的大型跨国医药公司为主并进行系统化战略投资的阶段。
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几家真正的跨国医药公司目前经营都比较成功，现阶段跨国医药公司在华投资都有明确的目标和步骤，投资范围已从医药原料、中药材和普通制剂等行业扩大到咨询服务、生物技术甚至是新药研发等。
抢占中国市场，把中国作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最初战略。
目前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很少进行国外证券投资（FPI）即跨国并购（M&A）等方式，而是以国外直接投资（FDI）即绿地投资的方式为主；进入的途径，主要有股权式合资经营、契约式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等三种形式（即通常所说的“三资企业”）。
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动机，最主要的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诱惑下，看中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
跨国医药公司是从战略角度未对待现实规模并不大的中国医药市场，不仅考虑到中国医药市场的现实价值，更考虑它在未来全球竞争格局中的价值。
根据公司的战略计划和环境的要求，绝大多数跨国医药公司采用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新建控股的合资企业，并向独资发展。
在本土化战略方面，跨国医药公司更注重主动一体化投资，在华设立企业集团或控股公司甚至地区总部进行当地投资管理，并建设中西结合的独特的企业文化。
对跨国医药公司在华投资绩效进行分析，一方面，从跨国医药公司角度看，总体上已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体系，充分发挥了品牌效益，并承担了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通过公益事业和社区活动塑造了良好的形象；经营性评价指标上，三资企业的销售额、利润额已经占全国医药行业的1/4～1/3，并且发展速度快于整个医药行业，在城市用药中已占据绝对优势。
另一方面，从我国的角度看，通过合资，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引进了一批专利药品、先进管理经验和研发机构，对于技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医药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跨国医药公司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促进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跨国医药公司在华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
此外，跨国公司在主宰全球经济的同时也增强了东道国即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以经济安全的标准衡量，跨国公司在总体上还未能支配和左右我国的医药经济，但我国医药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使得我国经济安全存有隐患。
跨国医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带来一定的负效应，如虚高定价和转移利润的问题。
总而言之，吸收跨国医药公司投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二、当前三资企业的竞争环境
资本是以其获取最高利润为目标而运动的，而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是影响资本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企业能否在开放的市场上求得生存与发展，除自身的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否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并做出积极正确的反应。
对企业形成机会和威胁的环境因素，从宏观上一般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领域，从微观上企业经营所面对的环境包括——产业与市场两个方面。
（一）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和法律环境
政治和法律环境，是指那些制约和影响企业的政治要素和法律系统，以及其运行状态。
政治环境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机构、颁布的方针政策、政治团体和政治形势等因素。
法律环境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法令以及国家的执法机构等因素。
政治和法律因素是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
在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中，企业能够真正通过公平竞争，获取自己正当的权益，并得以长期、稳定的发展。
国家的政策法规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控制、调节作用，同一个政策或法规，可能会给不同的企业带来不同的机会或制约。
我国政治环境稳定，法规政策处在不断完善之中。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投资一经实施，就意味着开始了一项至少十年的商业活动。
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使政府政策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华经营考虑最多的就是中国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倾向性。
（1）鼓励性政策
中国鼓励外商投资是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结合的，将重点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提高利用外资和我国经济的整体水平。
当前医药行业政策总的原则是，在行业内进行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强化监管，淘汰落后小规模企业，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引致的恶性竞争，提高行业整体盈利能力。
这些行业政策的出台总体看是有利于制药行业良性发展的，而跨国医药公司则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大量的院外游说活动。
随着中国加入WTO全面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参与国企改革的进程也在加快。
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制定了向外商转让国有企业股权的规定，允许外国企业参股、控股及除个别领域外整体收购中国的中小企业。
我国的医药产业过于分散，鼓励跨国医药公司兼并中小型医药企业。
借以提高整个医药工业的技术、制造、管理、营销水平。
例如美国通用投资近8000万元收购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的股份，与上海医药并列为第一大股东。
国际上跨国并购已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0年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跨国并购规模已达1.1万亿美元。
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待企业并购，不能将跨国并购仅仅视为解决国有亏损企业的途径；在竞争性领域，大型国有企业引进外资，产权结构实现多元化，可以真正改善国有医药企业存量资产的质量，不会产生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问题。
（2）管制性政策
东道国出于自身利益或其他特殊原因，通常会对在本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企业实行不同程度的干预，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实行一定程度控制和调节。
在中国，政府为保证一些领域具有独立性，如药品分销和医疗服务等领域，限制外资企业进入这些特殊的行业和领域。
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具有政治特色的经济现象，尤其体现在医疗报销制度下的地方基本药物目录上，一些跨国医药公司为此抱怨“具有歧视性”，讽刺地方政府在解释国家指令方面“极具创造性”。
例如广东限制药品销售增长不得超过15%，进口和合资企业药品销售只能占总量的30%。
中国过去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地方条块分割治理，为保护本地区的基本利益而限制区域外的企业、产品进入，或对本地区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
虽然现在中国已经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但这一歧视性行为还继续存在，对跨国公司经营拓展造成极大障碍。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药品强制降价，三资企业由于价格相对高而受到最大的影响。
参加各地的医院招标，成交量过于分散，增加了企业营销费用和物流成本，而在激烈的买方市场竞争下，利润损失最终还是由生产厂家承担。
而且，最高限价下的成本计算中的科研开发费和市场开发费，以及环保的外部经济问题，三贵企业与国内企业差异很大。
有的企业被迫停产，有的企业采取“一降就撤”或改方重新申报的策略，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因时间而铸就的产品品牌却毁于一旦，属于典型的资源浪费。
同时不考虑产品科技含量和生产工艺“一刀切”的行政做法，不能充分体现鼓励企业创新发展的精神。
2、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指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等要素。
衡量这些因素的经济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就业水平、物价水平、消费支出分配规模、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利率、通货供应量、政府支出、汇率等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
与政治法律环境相比，经济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史直接具体。
（1）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在经济增长的地区谋求发展是跨国公司迫切的愿望，而中国是极少数以较高速度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世纪之交的近几年，中国经历着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减缓，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利的宏观调控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快速前移。
美国用60年的时间使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3.5倍，中国用20年的时间使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7倍。
“今后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大大超过过去10年。
中国人的雄心、活力和欲望将极大地推动这种态势的发展。
”曾经主管过道琼斯公司中国事务的美国风险投资商吉姆麦格雷戈如此预言道。
在德国政府的新亚洲政策中强调：
“加强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地区的经济关系，是我国亚洲政策的中心思想，而中国在这一政策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
2001年10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德国总理施罗德、拜耳集团总裁施奈德与中国总理朱（金字旁容）基，就拜耳投资31亿美元兴建上海漕泾化学工业区共同签署了合作协定，是该公司138年以来最大的单项资金支出项目。
总裁施奈德博士说，这个计划“表明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2）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
在按人均GDP国际购买力的排序中，中国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现实医药市场规模并不大。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世界人均药品消费50美元，美国人均年药品消费300美元，日本400美元，中等发达国家人均药品消费为40～50美元，而我国不到10美元。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跨国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争先恐后地来华投资呢？
a、昔日市场的回归。
许多目前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不是初次进入，其在华经营史往往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
发明阿司匹林的拜耳公司早在1882年就开始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赫司特1887年通过128个分销商，在中国各地销售产品，成为中国最大的染料和西药供应商。
礼来公司在1918年就将第一个海外代表处设在了上海，从而迈出了全球化的第一步。
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公司的前身ICI公司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至今在上海的黄浦江畔依然保留着当年的办公室。
这些跨国医药巨头既能开拓中国市场，又能孜孜不倦地坚守，得到了回报，获得了成功，成为医药行业的领头者，他们不仅找回了昔日的市场，而且扩大了市场份额。
b、战略上的必争之地。
跨国医药公司是从战略角度来对待现实规模并不大的中国医药市场，不仅考虑到中国医药市场的现实价值，更考虑它在未来全球竞争格局中的价值。
许多跨国公司是从新兴市场（emergingmarket）的视角来认识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的。
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具有市场潜力，具有高成长性的市场。
由于中国占世界1/5人口，经济决速发展，2000年已进入小康和老龄社会，人民健康意识增强，对医药需求增加。
据此分析，中国的医药市场价值在2000年达到190亿美元（全国商业销售1560亿人民币），2010年将达到600亿美元，并在2020年达到1200亿美元而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市场。
中国坚定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和高经济成长率，使得现在的投资在未来5年、10年带来的长期收益可能是巨大的。
对于跨国医药企业来说，在中国医药市场的表现都会是决定该企业的未来成长的重要因素。
阿斯利康中国总裁艾瑞森说：
“中国的医药市场是极富挑战性的，它的潜力与前景均十分广阔。
”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市场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战略地位，出现了在不长的时间里，世界排名前20位的跨国医药集团同时在中国投资的现象。
一些跨国医药公司面对因激烈竞争引起的低利润甚至亏损的局面，仍毫不退缩，继续追加对华投资。
（3）亚洲市场的新支点
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投资和市场进入，不仅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意义。
据2002年6月份美国商会对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美国企业调查显示，有半数的公司将会把公司的新地址定在中国，有百分之六十四的美国企业希望将自己地区扩张目标定在中国。
刚进入中国市场时，许多跨国公司把它们先期在亚洲其他国家设立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大陆市场，中国市场成了这些跨国公司亚洲子公司产品的销售地，进而在中国设立的生产点又成了亚洲诸多子公司生产的原料药的分装中心和亚洲周边市场的供货中心。
继而跨国公司将先期进入亚洲国家子公司所培养的管理人才派到中国并委以重任，随着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和层次的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又成为向亚洲其他地区和国家提供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输出地。
瑞士罗氏集团总裁FranzHumer将亚太市场比作罗氏集团的淘金王国，而在今后5～10年，中国将是其集团在亚太地区最重点市场，同时也是重要的产品研发基地之一。
为了适应此发展趋势的需求，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战略逐渐从成立投资性控股公司向地区总部过渡，不少跨国公司计划在中国设立一个与美欧亚太地区平级的地区总部，“占领中国市场，拓展亚洲市场”，以协调中国业务与亚洲及全球业务的关系。
（4）市场潜力与市场分割
市场潜力是决定企业经营规模和制定战略的关键因素。
中国具有13亿人口，预计还将继续增长，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市场潜力十分巨大。
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收入增长的限制，中国人均药品消费水平较低，影响了市场潜力水平。
因此，中国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医疗制度改革对外国药品的消费能力、偏好等影响，以及在零售、批发、医疗卫生等方面受到政府限制的行业，跨国公司目前面临着市场限制的挑战。
由于中国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呈梯形发展，巨大的医药市场也同样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
发达地区和城市，用药水平高，而广大农村市场，用药水平很低。
对价格高昂的进口药和三资企业药品，要创造出有效需求，还需努力用心培育市场。
3、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的形成和变动。
自然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包括土地、森林、河流、海洋、生物、矿产、能源、水源、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人口规模、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家庭人口结构、社会风俗对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影响、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状况等因素都是企业在确定投资方向、产品改进与革新等重大经营决策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1）文化因素和公众态度
中国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传统思想尤其是几千年来的中药传统理论历来对广大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跨国医药公司跨国经营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文化的差异。
实践中不少在国外经营得非常成功的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都难以推行原版的管理模式，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文化因素是跨国医药公司在华制定战略时必须考虑的主要方面。
而在公众的态度上，从排斥“洋药”到迷信西药再到讨伐进口药，主要认为药品价格虚高成为回扣腐败的源头。
（2）人力资源
中国市场上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一直被公认为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吸引力，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初级产品制造业。
但是，当跨国公司深入中国市场时，发现人力资源并不是中国市场环境中的强项。
a、技术工人。
在调查中，很多企业外方高层管理者反映，虽然企业的技术工人相对工资水平较低（一直被视为比较优势），但是与劳动生产率相比，中国的劳动工资率并不具有优势。
一般认为中国由于低工资而具有低人工成本的优势，但实质上中国药品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占制造成本8%～12%，而全球药品制造业人工成本占制造成本平均只有5%。
b、科技人员。
由于长期存在影响发挥积极性的束缚机制，造成缺乏学术研究、自由表达的空间和选贤举能的竞争环境，以及尊重和承认个人创造力的保障回馈机制，中国科技人员的素质总体水平不高。
因为基础科研的长期落后，我国的创新药物开发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到目前为止只有青蒿素、百赛诺双环醇片、神经生长因子制剂（NGF）等三种国际公认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c、高级管理人才。
按约翰科特教授提出的企业家应具有懂现代化技术、懂现代企业管理、有国外的经营经验、善于运用归纳思维和统计方法进行现实现察、分析和研究发展战略的能力这一标准来衡量，可以说中国缺乏企业家。
由于缺乏有经验、有技术的高级管理人才，特别是像总经理、厂长这样的高级管理人才，而更显示出人力资源的贫乏。
“人力资源的约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商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跨国经营中人才本土化的趋势和要求使得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
4、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环境中的科技要素及与该要素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集合。
包括国家科技体制、科技政策、科技水平和科技发展趋势等。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技术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可能是创造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企业必须要预见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在战略管理上做出相应的战略决策，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制药企业的整体实力还不够强，科研开发能力弱，资金不足，创制新药的条件差。
（1）基础结构
基础结构是一国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生产性基础结构、生活性基础结构和社会性基础结构。
东道国基础结构的完善程度对跨国公司经营影响很大，完善、发达的基础结构能够降低企业的决策成本和生产成本，提高企业运作效率。
中国的基础结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属于滞后型国家。
目前中国政府已对基础结构有了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重视，正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保障机制的建设，如投巨资兴建一系列的“药谷”，北京已投资13亿元、上海张江投资总额25亿元、浙江杭州投资100亿。
（2）技术水平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只有少数著名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投资项目数量少，且多集中于低水平的制剂如普通片剂和胶囊的生产等，这一时期西方大跨国医药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战略意图是迅速占领低用药水平的中国医药市场。
90年代以后，中国的技术水平包括总体技术水平、引进吸收技术的能力等有了很大提高。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产业也逐步高级化，投资项目多集中于专利药品、生物技术、医疗器械、新型制剂等行业。
5、在华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调查
为了评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目前的看法和对未来的展望，《财富》中文版于2001年1月向3000名外资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1）对经营环境的展望 中期表示乐观，对短期的经营环境表示不乐观。
对经营环境的展望
展望
差
尚好
好或极好
没回答
2001年
6%
57%
27%
01-04年
1%
27%
63%
9%
01-06年
1%
17%
67%
15%
（2）营业环境中最令人不满的因素 排首位的是贪污64%，其次规章制度46%，再次环境卫生45%，其它依次为符合资格人员的供应、分销、税务、保安与公众安全、基础设施、电讯网络、总体营业成本。
（3）发展业务的制约因素 首先是人力资源问题19%，其次为法规条例的透明度和一致性18%，再次市场准入问题17%，其它依次为税务、销售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和外汇问题。
（4）公司业绩情况 过去3～5年的公司业绩是：
盈利合理54%，盈利十分可观4%；3～4年后公司业绩的预期：
盈利合理71%，盈利十分可观7%。
由此可见，人力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具备比较优势。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各项承诺的逐步实施，短期内的法规问题、贪污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等经营环境因素在中长期会有所改善，这大大增强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和经营的信心。
（二）微观环境——产业与市场环境分折
产业和市场是两个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波特定义：
“一个产业是由一群生产相似替代品的公司组成的”。
乔治·斯蒂格勒（Stigler·G·）和罗伯特·舍温（R·Sherwin）把市场定义为“一系列供应商和需求商的集合”，它们的交易确定了商品的价格。
可见，产业是产出的概念，而市场是需求的概念。
1、产业的寿命周期
在一个产业中，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它所在产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一是该企业在产业中所处的竞争地位。
分析产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是认识产业正处于寿命周期的哪个阶段。
根据美国学者维农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跨国医药公司在产品不同的寿命周期选择不同的生产地点，反映其提高产品价值的不同手段。
在产品创新即新药上市阶段，跨国医药公司在国内选择生产地点，以消除药品上市初期的困难或变更其的规格、特性等，以提高质量和功能；而在药品销售和应用的成熟阶段，跨国医药公司往往将药品生产转移到那些与本国经济技术发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这样做的动机一是获得更多的销量，以降低产品的成本，二是保证产品具备不低于在本国生产的功能水平；而在标准化生产时期，跨国医药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此时，由于产品与技术已完全标准化，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已经不大，而以要素成本为主的成本因素成为提高价值的关键。
医药行业是按国际标准划分的15类国际化产业之一，被称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是个高增长、高投入、高产出、高科技、高竞争、高风险的产业。
2、产业结构分析
波特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产业结构分析的基本框架-五种力量模型。
波特认为，在每一个产业中都存在五种基本竞争力量，即潜在进入者、替代品、购买者、供应者与现有竞争者间的抗衡。
在一个产业中，这五种力量共同决定产业竞争的强度以及产业利润率，最强的一种或几种力量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且从战略形成角度来看起着关键性作用。
（1）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利润是对投资者的一个信号，并能够经常导致潜在进入者的进入。
潜在进入者将在两个方面减少现有厂商的利润：
第一，进入者会瓜分原有的市场份额获得一些业务；第二，进入者减少了市场集中，从而激发现有企业间的竞争，减少价格/成本差。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进入威胁的大小取决于至现的进入障碍与准备进入者可能遇到的现有在位者的反击。
我们将它们统称为进入障碍，前者称为“结构性障碍”，后者称为“行为性障碍”。
a、进入障碍。
进入障碍是指那些允许现有企业赚取经济利润，却使产业的新进入者无利可图的因素。
①结构性障碍。
主要分为3种：
规模经济、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以及现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第一、规模经济。
医药行业具有高科技、高投入和高风险的特点，应该是高进入壁垒，但由于长期以来旧的多头管理体制和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实际上的低进入壁垒。
面对国内医药企业多、小、散、乱，原料药厂低技术含量和制剂厂品种繁多的现状，三资企业的投资动辄上亿元却专注于独特的原料或少数专利制剂品种，显然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第二、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
医药行业最为明显的是药品分销系统，国有企业独霸天下，渠道供应，进入中国的跨国医药公司一般都拥有一定的关键资源，或是新药专利，或是关键技术，或是管理，或是强大的销售能力，从而保持竞争优势。
第三、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主要表现在品牌优势上。
这是产品差异化的结果。
例如，一项对全国大中型市场的调研结果表明，感冒药市场中，白加黑、新康泰克、泰诺三个品牌占市场份额50%；在减肥药的市场中，曲美、赛尼可占50%；由于现有企业具有产品差异化的优势，新加入者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克服这一障碍，并且会以一定时期的亏损作为代价。
此外，现有企业的优势还表现在政府政策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严把医药企业的准入关，加高医药企业的进入壁垒。
比如，按照剂型类型或按规模大小、分阶段限期推行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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