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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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
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
"诗界革命"是产生于晚清时期的一个文学口号，一个文学运动，它对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有过深刻的影响。
自从一九二三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评论"诗界革命"以来，一些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论着中，都有论及或提到"诗界革命"之处。
在这些论着中，有的认为它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文学运动①，有的认为它是一个进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②，结论颇不一致。
迄今为止，由于我们对"诗界革命"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基本情况了解得不多，还流行着一些错误的看法，这些结论因此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本文拟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问题重新作一番考察，同时对一些错误的看法作必要的辨正。
这些错误看法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认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前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倡的。
最早这样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
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
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
"当时所谓新诗者。
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
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茶嗜之……。
"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
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当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认为这"革命"是"失败"的。
此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创始者。
在解放后的一些着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着《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孟祥才《梁启超传》，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对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
如胡适说：
"他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
"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认为：
"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
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认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⑤。
现在讨论前一方面的看法。
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那一段话为根据，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则诗话联系起来。
为说明问题起见，按照当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则诗话的原状，引述
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
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
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
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
其《金陵听说法》云：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
"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
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
又赠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
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
穗卿赠余诗云：
"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
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
又云：
"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
此皆无从臆解之语。
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
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
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
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
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
……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
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
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
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
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
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
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
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
"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
"又云：
"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
"皆工绝语也。
……⑥
梁启超从壬寅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则或数则。
上面引述的四则诗话刊载于癸卯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则诗话，在此四则诗话前后另有四则，其内容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
然据第八则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则诗话写于一九○三年。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按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则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前后则诗话不一定有连贯性。
这里，在上述的前三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况。
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
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对于"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
梁启超只指出：
"盖当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新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堆积"经典语"，或者"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
在第四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
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回事。
这里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间--一九○三年--之前的近阶段，并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
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则诗话中所引麦孟华的诗作于庚子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
而在第三则中云：
"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
"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的作品。
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
也就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当时喜欢作这类"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欢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
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实际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则诗话中，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应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
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类"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理解的，是"总结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
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当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
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我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
不惟厌他，而且恨他。
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
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
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
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
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
……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
"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
"谭复生和他的是：
"……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蒙……。
"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
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征，但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
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如果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叙述，不应当只字不提。
此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当时作诗的情况，有二点尚可注意。
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分别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
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当时"是极自然的。
二、他们作这类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生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类诗改变诗体或当时的诗风。
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类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般不难解的旧诗11。
由此可见，他们偶尔作这类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
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说他们当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首先，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主要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
孙中山于乙未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内思想界的情况说：
"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
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
由此可见，在国内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
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
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
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
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
"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
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
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
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
"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侣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
据冯自由云：
"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
……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
及辛丑年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
"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
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
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
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
《时务报》于丁酉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
"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
……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
"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
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
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
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
……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
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
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
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
"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
"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
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
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
……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
……然则如之何而可？
曰：
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
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
今之亟务，曰：
以革政挽革命。
"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
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
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
"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
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
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
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
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
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
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
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
"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
"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
"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
唯变法可以救之"。
或所谓：
"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
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
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
他说：
"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
内和外威，号称一治。
"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
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
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
在戊戌前国内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三、"诗界革命"是梁启超受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
从上面引述梁启超及冯自由的话，可知倡"革命"论者"多习于日本"，并且发生在戊戌之后。
而"诗界革命"及"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也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革命"指改朝换姓的政治变革。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革命"，即包含着推翻清朝，光复汉政权之义。
而日本人译英语"Revolution"为"革命"，如英人称其历史上一六八八年确立君主立宪的政变为"GloriousRevolution"一样25，日人习称其"明治维新"为"革命"。
梁启超《释革》云：
"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
"26可见这里"革命"一词在政治上指"变革"，已失去以暴力更迭旧政权的意义。
康有为到日本不久，在《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一诗中，盛赞明治维新为"千年大革命"27，说明他对"革命"一词的观念已发生变化。
后来梁启超在一度革命之后转向改良主义时，就是在这种"变革"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
由于"革命"指广义的"变革"，日人译名中常出现"宗教革命"、"道德革命"等。
梁启超在《释革》申明白指出：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
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
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
"28同样由于受日本译名的影响，梁启超于己亥五月赞康有为发明孔教为"宗教革命"29，于同年十一月倡议"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30，于壬寅九月倡议"小说界革命"31。
由此可证，"诗界革命"这一口号只有梁启超到日本之后才可能提出。
第四，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自己有所论述。
《汗漫录》是梁启超在己亥冬赴美途中所作的日记，其中谈到"诗界革命"。
过去一些研究者在论述"诗界革命"时，曾引用过这篇材料，由于囿于成见，忽视了文中某些重要内容。
经初步分析，这可以看作是有关"诗界革命"的最早文献。
节录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
以为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
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
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
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
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追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
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
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
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
……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
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己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
……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
文芸阁有句云：
"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
"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
邱仓海《题无惧居士独立图》云：
"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
"对句可谓三长兼备。
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
……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
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
此固不足怪也。
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于？
要之，支邪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
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3。
在这些谈论诗歌"宗旨"的段落中，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其理由是：
一、千馀年来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
二、黄遵宪的诗"锐意欲造新国"，但缺点是表达新内容的"新语句尚少"。
三、夏、谭的诗"善选新语句"，"可谓新绝"，但是"不备诗家之资格"。
四、黄、夏、谭等"诸家"都是"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
他们诗中的"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这无异宣告：
不仅按照千余年来鹦鹉名士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殆将绝"，就是按照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诗歌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同样"殆将绝"。
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的诗歌当作"诗界革命"看待，所以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
"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微也，夫诗又其小焉老也。
"明确说明他上面所举的夏、谭、黄等"诸家"的作品都是诗界"革命军"的"月晕础润"，而非革命军本身。
所谓"精神思想"，即"欧洲真精神真思想"。
由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言论上大力传播西方"自由"、"平权"、"独立"等资产阶级学说，这种传播促进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发展。
因此他提出"诗界革命"，要求诗歌在"革命之机渐熟"的时候，以"欧洲真精神真思想"为"诗料"，开辟诗的新境界，实际上要求诗歌起到反映，推动革命思潮的作用。
梁启超又指出，夏、谭等"诸家"的新诗之所以不符合"诗界革命"的标准，是因为中国的"学界"尚未革命。
所谓：
"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
此固不足怪也。
"换言之，只有学界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之后，"诗界革命"才能产生。
因此，"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固然表示了进行这一运动的必要性，而从他"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以及预言诗界哥仑布、玛赛郎"出世必不远矣"这些话来看，实际上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还处于有待开展的"倡议"阶段。
附带指出，梁启超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后，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如力山遁庵《宿园先生属题选诗图》云：
"骚坛近出哥仑坡，创为新诗觅新地。
"34又如聘庵《赠别复庵》云：
"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
"35所谓"自由篇"，指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
这些诗在鼓吹"诗界革命"时，都把梁启超作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而加以颂扬。
另外，如邱逢甲《论诗次铁庐韵》之二有"迩来诗界唱革命"之句36。
又如林辂存在写给潘飞声的诗中有"廿纪龙螭战斗纷，……诗界新编革命军"等句⑩。
邱诗作于辛丑、壬寅间。
林诗作于"廿纪"，至少在一九○○年之后。
他们诗中的"迩来"、"新编"等语，与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诗界革命"在时间上也相符。
而梁启超本人在澳洲作《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一诗，其中有"我昔倡议诗界当革命，狂论颇颔作者颐"38等句。
前句当指他二年前提倡"诗界革命"一事，后句指口号提出后得到响应的情况。
既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回头再看《诗话》中谈到夏、谭的语句，实在是梁启超站在"诗界革命"倡导者的立场上，对夏、谭"新诗"的批评，胡适等人据此认为夏、谭提倡"诗界革命"是错误的。
所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也不是象一般误解的那样，似乎梁启超已把夏、谭的新诗称为"革命"，而是针对梁自己在此前《汗漫录》中提出"诗界革命"使用"新名词"的主张。
这一则诗话否定了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转变。
关于这一点，当另作文说明之。
这些错误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缺乏根据的。
由于不清楚"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有些人就把这一特殊的概念当成一个泛指的概念，将黄遵宪早年提倡"新派诗"和"诗界革命"混为一谈。
实际上梁启超最初倡议这一运动时，以欧洲的思想学说为核心，而黄遵宪的"新派诗"与梁启超主张的内律有很大区别，这在上文分析《汗漫录》时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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