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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瞿林东
2013-01-2315:
02:
46 来源：
《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引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
历史学理论从其考察的对象和所要阐述的问题来看，包含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
概括说来，历史理论是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论述与解说，史学理论是人们关于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或一门学科的论述与解说。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即在研究的主旨和重点不同的情况下，二者可以互相包容。
这是因为：
一方面，史学活动也是历史活动的一部分，史学活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理论中得到说明；另一方面，史学活动又是对历史活动的反思，历史活动中产生的观念、思想、理性等，自然会成为史学活动必须包含和阐述的内容。
尽管如此，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内涵毕竟有所不同，从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来看，对历史理论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必要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发展亦不例外，它是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历史理论的一种形式，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中逐步形成与演进的。
因此，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无疑都带着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特点，其中有些问题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在历史观点、历史思想方面有了丰富的积累，也有一些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形成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理论体系。
这个认识水平和理论体系因时代而异，因而是变动的，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
从司马迁、班固到范哗、杜佑，从司马光、郑樵、马端临到李贽，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崔东壁，其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
还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历史的见解和评论，包含着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思想，这些都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认识。
19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指出：
“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要的工作。
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
但分析批判这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
”［1］（P,472—473）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各种各样的历史观进行分析，并给予其恰当的评论；二是这种研究过程有利于研究者“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
是否可以认为，前一个方面可以不断得到一些具体的结论，后一个方面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提升过程。
论者在此文中还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
一是“人定胜天论跟命定论间的斗争”；二是“时势创造历史论跟英雄创造历史论的斗争”；三是“历史进化论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环论的斗争”［1］（P469）。
作者对这些问题都作了概括性的阐述，从而得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结论。
1980年代，白寿彝再次论说史学遗产，他在讲到历史观点时，发挥了他在1960年代所阐述的见解。
他指出，“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
前几年，我们在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
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一篇出版说明。
……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了。
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但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
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1］（P495—496）。
这段话包含了对学术工作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其核心是说明对史学遗产中的思想遗产，应当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总结，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而不是作简单的看待。
白寿彝以其在史学遗产方面的渊博学识和对于中国史学中的历史观点、历史思想、历史理论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发展的辩证法则的深刻理解，一再提出并强调要加强历史观的研究。
1983年，他在一次学术讲演中又一次阐述了其一贯的见解，他说：
“关于中国史学遗产，我看有好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个。
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历代的思想家，有不少的人都有他们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
……马克思主义没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
对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过去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不可能都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面，但是它们是正确的。
在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对于这些前人所作的成果，我们不要一脚踢开，应该吸收过来做我们的营养。
”[1］（P311）“严历史唯物的思想体系”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这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是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提升了人类思想的积极成果而创造出来的，它不同于此前的任何思想体系，但又并非同以往的思想体系毫无联系，这就是人类思想发展的辩证法则。
白寿彝本着这种理念，在讨论史学遗产问题时并非停留在学理上，而是进一步落实到史学活动的实践层面，使史学遗产在当今的史学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总之，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存在状况和主要成就，“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使这方面的研究所得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是史学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探讨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有助于沟通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联系。
这一点，在白寿彝的上述论说中已有不同程度的显示，而刘大年论中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其雄辩的论证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
刘大年在《评近代经学》这一长文中指出，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终于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前三个原因是时代使然，第四个原因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
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
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
”[2]（P429）刘大年在进一步总结他的论点时又指出：
“以上四条，一、二、三条主要讲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时代环境和斗争来看，第四条讲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符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
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牌号的新思想、新学说蜂涌进人中国，又都像昙花一现，转眼过去，惟有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
这四条就是回答。
”［2］（P427）如果我们把刘大年说的中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位置，换位给中国古代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是大同而小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其中也多少包含着历史究竟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启示的观点；中国古代史学中关于古今关系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人类历史是否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的评断；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理观念。
也存在着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的朴素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中一再出现的“君，舟也。
民，水也。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3］（《君臣鉴戒》）的古训。
尽管还不能视为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作用，但从维护政治统治着眼已不得不考虑“民”的力量的存在。
所有这些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从而获得新生的内在条件。
中国史学的发展证明，正是这种结合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使中国史学获得了新生，同时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以往的历史理论既有本质的区别，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是因为人类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尊重这一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则，才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探讨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按历史时段划分，充分考虑到历史理论自身演进的轨迹，以关注其具体标志和整体面貌为根据，大致显示出如下轨迹：
先秦、秦汉时期是其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其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前）时期，是其繁荣与嬗变阶段。
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历史理论。
因此，在这里首先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和史学特点作一简要概括，然后再论及有关历史理论的形成。
先秦、秦汉时期，泛指中国自远古时代至东汉末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分期中包含年代最长远的历史阶段。
我们这里所讲的先秦、秦汉时期，主要是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来至东汉末年的历史阶段，即包含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等时期的历史。
一般说来，殷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阶段，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阶段，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阶段【1】。
殷商和西周都曾创造出了它们那个时代的辉煌，而商汤灭夏和武王灭商也同样是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剧烈的动荡时代，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经济、政治变革；一方面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而“百家争鸣”则促成了思想领域的活跃和创新。
秦、汉皇朝的先后建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从而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
秦、汉皇朝也都创造了它们的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于它们实施了不同的政策，其政治局面和历史结局都有很大的区别：
秦朝的短祚和两汉的接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同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迥异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述历史形势，直接影响到史学面貌。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的源头和根基。
所谓源头，一是由于文字的发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记载，从而为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二是出现了最早的史官、官文书和宫廷颂诗，其中包含了历史记事的萌芽。
三是随着纪年的进步，王室和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
四是由于学在官府格局的被突破，出现了私人著史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上官修史书和私家著史相辅相成的优良传统。
所谓根基，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史学，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就是《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
从中国史学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发展的时期。
此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这一形成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先秦史学中若干历史观点的提出和两汉时期史学中历史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从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和不断积累。
在先秦史学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来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观点：
第一，天与人的关系，包含“天命”与“人事”的作用，“天道”与“人道”的区别等。
这二者演进的轨迹，一是“天”、“天命”、“天道”所笼罩的神意逐渐被怀疑和轻视；二是“人”、“人事”、“人道”所具有的现实作用逐渐被认识和重视。
第二，古与今的关系，这里面包含古今是否有联系，古今是否在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倒退、循环还是进步，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等。
其演进的轨迹比较复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观点：
一是变易；二是看到了变易中的进步；三是具有探讨变易之原因的意识。
第三，君主与国家的关系，这里面包含了君主的类型、君主的职责、君与臣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等。
其演进的轨迹亦呈复杂形势：
君主地位的提升，国家观念的形成，民本思想的强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张力，推动着史学家的认识继续深入。
第四，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里面包含对地理条件之差异的最早认识，地理的整体观念及其区划，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与国家政治之关系的观念等。
其演进的轨迹：
一是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地理条件的重要；二是国家观念之地理表现形式的思想逐步形成。
第五，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这里面包含夷夏之辨的观念及其含义，夷夏之辨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夷夏之辨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关系等。
其演变轨迹也非常复杂：
一是从民族本身的差别看待夷夏之辨；二是从文化发展程度看待夷夏之辨，以及这两种观念在对待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上的不同认识及其长久的历史影响。
第六，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这里面包含对历史上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原因的探讨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史学家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方法等。
其演进的轨迹：
一是人们直接从客观历史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逐步发展到通过史书的记载而从中总结历史经验及教训，其中包含着人们怎样认识社会历史、怎样认识史学，以及通过史学如何去认识历史；二是人们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一般说来，此时还停留在对具体事物认识的基础上，而把历史鉴戒思想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还只是个别现象。
在秦代，史学出现了一个短暂迟滞阶段。
而在两汉史学中，史学家们对上述问题都有所涉及，有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问题不再表现为分散的、个别的认识；在有些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那里，这些认识已表现为相互联系的系统性认识，以至于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
司马迁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撰述目标而展开的。
通观《史记》全书，综合司马迁的撰述目标，其历史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是：
——质疑“天道”：
“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4]（《伯夷列传》）使其与人事进一步区别开来；
——抨击封禅和祈神活动，指出其对社会的危害（如《封禅书》）；
——着重于表述人事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如《陈涉世家》等），肯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如《绛侯周勃世家》等），认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如《陈丞相世家》等），注意到普通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如《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
——提出了中国历史演进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完整认识（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诸表序）；
——提出了历史变化与社会进步的认识（如《六国年表》序、《商君列传》后论等）；
——揭示了治乱盛衰转化之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普遍性原则（如《平准书》序、《货殖列传》序等）；
——提出了历史演进、社会变化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朦胧认识（如《平准书》序、《货殖列传》序等）；
——以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著成《史记》，在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全貌，包含政治、经济、民族、制度、自然环境、各阶层代表人物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价值等，达到了“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标（如《太史公自序》所论）；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左传》、《国语》已有了人物评价标准的言论，但未成体系。
《史记》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其总的原则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4］（《太史公自序》），这些观点还见于各“列传”的后论中带有普遍性认识的议论，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有关小序即有关篇目的撰述提纲。
综上，这是一个较全面的历史理论体系，具有前无古人的价值和后启来者的作用。
以此为标志，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已初步形成。
此后，这一时期的史学家班固、荀悦对上述历史理论体系各有补充和发展。
班固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明确地提出《汉书》撰述目标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6］（卷100下，《叙传下》），即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思想文化结合起来。
第二，其《汉书》十志表明作者对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及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如《食货志》称“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地理志》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显示出明确的疆域理念；《艺文志》称“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这些重视历史典籍和文化传承的思想，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示出班固“上下洽通”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理论特色。
第三，《汉书•叙传》的最后几句话表明，班固的《汉书》是要把国家、自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都写出来，显示了作者的整体历史感。
荀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六主”、“六臣”论［6］（卷16，《孝昭皇帝纪》），对推动君主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此外，他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分析，认为要考虑到形、势、情三个因素，显然是看到了主客观因素对历史活动的影响。
从孔子开阔的民族思想，到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传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史学在民族问题上是从对民族的认识发展到对民族史的认识。
这一趋势在先秦史学和两汉史学中都具有突出的特点。
中国自秦汉以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学家的上述认识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理论问题。
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
首先来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等，是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
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门阀地主成为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因此，门阀的特点在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反映［7］（P227—228）。
二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民族大迁移、大组合、大融合的局面。
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更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是从三国鼎立到隋的统一，期间出现了三百七十年的分裂时期。
从整体上看，长期多年的纷争不利于全国历史的发展；但从局部来看，为了支撑各个割据皇朝的存在，地方的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最终造成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四是隋唐统一局面的出现，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空前的繁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这一繁荣的两个标志。
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诸多成就与丰硕果实，证明隋唐皇朝所统治的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
五是这个时期的中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佛教的传人激励着中国僧人西行“求法”，鉴真的东渡日本和日本使臣与留学生大规模来到中国，使印度文化传人中国，而中国文化一则经西域西传中亚，一则东传朝鲜和日本。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文明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
这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是：
多途发展；门阀意识；转折创新。
具体说来，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呈现丰富多彩的特点，促使史学在“成一家之言”和创立“正史”之后出现多途发展的趋势：
在“正史”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剧增，门阀的特点和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至为突出。
隋唐的统一，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都突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
史学在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转折与创新的新趋势，而转折又往往同创新相结合。
而转折与创新正是唐代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史书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同《汉书•艺文志》的比较、《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比较中得其大体［8］（P56—57）。
关于史学的门阀意识，可以从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谱牒之书、家史、家传以及对于礼书的重视中窥其一斑。
关于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可以从通史撰述的兴盛及其撰述中多种形态的出现，从通史的复兴和典制体通史的问世，从君主论、兴亡论、治国论等专书的纷纷面世到历史笔记的萌生等，看到唐代史学生机勃勃的创新势头。
这些都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标志。
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形成的基础上步人了它的发展阶段。
从整体上看，这个发展反映在三个方面：
其一，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有些问题的阐发则产生了系统性的论著；其二，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其三，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
首先考察第一个方面：
1．天人关系仍然是最根本的历史理论问题之一。
尽管此时的史家、史书还时时称说“天命”，但“天命”愈来愈成为摆设，人事才是真正被关注的对象。
南朝的范晔、唐初的魏徵、中唐的柳宗元是否定“天命”的史学家、思想家。
由于柳宗元同史学的密切关系，他的《天说》、《天对》、《非国语》不仅把“天命”逐出了自然观，而且把它逐出了历史观，“是超越前人的理论”［9］（P453—454），因而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南朝的刘邵写出了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人物志》。
还有，在重视郡望的门阀时代，各种人物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表明这是研究人、表现人的时代，“天命”在历史理论的范围内已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和光辉。
2．古今关系仍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不是“法先王”、“法后王”或言必称三代一类的辩难，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得失的估量上究竟持怎样的认识。
如关于政治建置，是分封优于郡县，还是郡县优于分封?
其原因何在?
从三国时期到唐代中期，人们有热烈的争论。
又如关于人心风俗问题，是人们的本性越来越“浇讹”呢，还是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统治者应采取教化政策?
再如关于华夏、夷狄的差别，是天然生成的呢，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不同民族在时空中有所变化而形成的差异?
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史学家们把自己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3．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
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0］（P453—454）的古老意识的基础上，怎样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国家职能?
《周礼》、历代官制实质上都触及了这个问题，而杜佑《通典》的问世，极明确地、合乎逻辑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在历史理论领域的极为重要的成就。
4．怎样看待民族和民族关系。
从陈寿《三国志》到唐修八史，史学家是怎样继承司马迁撰写民族传记的传统的?
他们的认识、理论有何异同?
总的趋势如何?
江统提出《徙戎论》的根据何在?
唐人撰写《晋书•载记》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从十六国到唐代，史学家们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在史书中反映出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的?
范哗、刘知幾、杜佑、唐高祖、唐太宗等都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精辟见解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5．君主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前一个时期，孔子、孟子、荀悦等都有所议论，而《史记》多有精辟论断。
这一时期，关于君主的评论，在正史帝纪中屡见不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后汉书》、《隋书》帝纪后论堪称代表作。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君主论已发展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论的阐说，前者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按：
略是事略，论是评论），后者如唐太宗的《帝范》。
6．关于正朔之论。
制定正朔同历法有关，在中国古代，它也同政治统治有关。
因为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权确定正朔。
随着历史的演进，制定正朔便成了政治统治之合法性的同义语了。
陈寿《三国志》问世后，历代史家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从历史理论来看，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在于华夷之别的问题，其隐藏的深层含义乃是政治统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这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的表述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后，宋代以下正统论及相关论点都属于这种性质。
7．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
司马迁把西汉辖境划分为几个各有特色的经济区域，并分别有所论述，反映了其区域经济思想因素。
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对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多有关注，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地方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此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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