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结构性与体制性困境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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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改结构性与体制性困境思考

中国医改结构性与体制性困境思考

　　2000年以来，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性、深层次和攻坚性体制改革阶段，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面临诸多结构性与体制性困境，其中最突出、最典型、最尖锐、最揪心和最冲击社会底线是急剧增多、愈演愈烈的职业医闹、暴力伤医杀医，及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

文献回顾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医疗纠纷、职业医闹、暴力伤医杀医现象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独有现象，暴力伤医案例的数量、规模、程度和影响均创世界之最。

如何认真吸取中国医改30多年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卫生财政学理论为基础，建立健全现代的卫生财政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优化、提高医患关系质量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质量，增进全民健康福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健康中国2020战略，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已成为中国国家发展议程、公共政策议程、社会政策议程，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核心议题。

简言之，中国医改结构性与体制性困境，尤其是暴力伤医惨痛教训刺激反思医改理论基础。

　　　　一、医患关系紧张的理论假说与主要原因探究

　　文献回顾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涌现出多种多样解释医患关系紧张的理论假说，

　　大体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和多因素混合说四大流派，直接典型反映国人对医疗卫生事业本质属性认知理解程度和理论自觉水平，间接反映医改方案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质量。

2015年9月，笔者运用CNKI检索系统，采用“医患关系紧张原因”为关键词和检索词发现，2000年以来，伴随医患关系紧张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出现，医药卫生界开始发表相关文章，提出各式各样理论假说，试图解释为什么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现原因。

　　按照文章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相当紧张，医患之间信任度不高，医疗纠纷增多，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医患关系紧张有许多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医院及其职工文化心态的扭曲等”,宏观取向明显。

也有学者坦率地指出，“医疗费用过高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触及紧张根本原因。

更多的学者主张多因素混合交叉的观点，例如“医患关系紧张问题主要由医院、医务人员、患者、医学院以及社会5大方面因素导致产生，并且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笔者称之为形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五位一体’模式，多种社会结构因素相互影响、制约是主题”.

　　同时微观的观点大有人在，医生态度差、缺乏专业价值观和专业精神，缺乏真诚之爱是主因。

　　也有学者独辟蹊径，从文化冲突角度看待医患关系紧张现象的社会成因，认为“医患关系紧张问题的实质就是医患之间存在文化冲突”.与此相似，有学者认为，“资料显示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中医方的非技术因素占据主导。

从社会、伦理、心理等方面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慎独精神的缺乏、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空场、人文关怀的缺失以及对‘救死扶伤’神圣职责的忽视”,抓住医疗服务非技术因素本质。

　　自从医患关系紧张现象出现以来，媒体和舆论的作用角色始终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例如有学者认为，应“分别从社会、医方、患方、舆论四方面揭示医患关系紧张原因”.有人从政府、医方、患方和其他因素四方面综合分析北京市公立医院医患关系紧张原因。

更重要的是，有学者“通过对直接引发医患关系因素，普遍失衡的社会心态下的医患紧张表现，医生公信力缺失下的医患双方关系分析，认为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医患解决机制，加剧了医患矛盾的产生和激化”,将医患关系紧张深层次原因上升为“制度性的医患解决机制”.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医疗市场化改革，法律规定不完善，媒体、医院应对失当等”主因。

也有学者认为，“医患双方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

医方通过各项安排，让医方尽可能地避免各种风险的发生，患方则依自己的判断，在医疗活动中尽量避免不必要医疗费用的产生。

医患双方不同行动逻辑的冲突，必然在费用这一点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行为分析色彩浓厚。

　　令人欣喜的是，有学者认为，“东莞完全有条件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建立或引进类似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之类的第三方医疗保险机构，从制度、机制上重构良好、互信的医患关系”.也有人强调道德因素决定作用。

“辽宁省各市开展医患关系问卷调查…结果：

医患双方道德素养不高是其根本原因，应把提高医患双方道德素养作为改善医患关系紧张治本良方”.有人将医患关系紧张原因予以量化。

统计分析结果是：

“政府投入不足所占比率最高，为100%,患者及其家属方面比率为75%,其他的政府问题比率平均为55%,医师方面素质不足为20%,社会媒体方面为35%,医院方面为45%.政府投入不足是主因。

这意味越来越来人认识到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所处决定性地位，”医患关系紧张有多方面原因，但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

医疗改革制度缺陷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简言之，虽然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多样，但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和卫生财政投入匮乏是主因。

　　1234下一页　　2010年以来，越来越来人强调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其潜在假设是假如医患沟通顺畅，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就解决了。

“弥合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紧张因素的认知差异的关键，是加彼此的沟通和理解。

沟通中主要责任在医方，医护人员应该以患方的利益为中心……”.总体来说，人们对医患关系紧张原因的认识日益深化，探讨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的相互关系。

从医生和患者两方面探讨形成医患关系紧张现状内在原因。

从医疗资源布局、医疗补偿机制、新闻媒体的影响、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五个方面探讨形成医患关系紧张现状的外在原因。

这意味“从目前医疗体制、医方存在问题、患方存在不足、社会普遍存在信任缺失方面分析医患关系不和谐原因”,医疗卫生体制、社会系统和多因素决定论视角渐成“社会共识”.令人欣喜的是，探讨医患关系紧张的专业学科视角日益增多，例如“从心理方面来探讨医患关系，分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利益冲突、心理应激和缺乏沟通等”,研究日趋深入。

针对医疗机构市场化筹资机制和商业化色彩日浓趋势，医疗卫生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疾呼：

“医卫行业不能去争取利益最大化”,国家加大投入推进医疗资源均衡配置，一针见血。

　　中国医患关系日趋恶化，职业“医闹”出现和暴力伤医杀医是最典型例证。

“医患纠纷特别是”医闹“出现，是社会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不同程度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神医文化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加剧医患关系紧张的文化基础”,说明现有措施无效。

最重要的是，学界普遍认为，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解析医患关系紧张原因，“以市场为导向公立医院改革虽然带来卫生资源总量的提高以及部分医疗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但也导致医疗费用增长、医院与医生趋利行为严重、公益性淡化、过度医疗等问题，医患关系紧张”.简言之，多个研究发现，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政策体制是主要原因。

官方权威的界定方面，较少涉及医患关系，唯有陈竺部长曾涉足这个问题。

200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认为，“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触及医疗卫生服务本质属性，以及由于公益性淡化导致的经济利益上对立。

2014年7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竺针对当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再次公开表态。

他认为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特点认识不足，非理性就医现象仍较普遍；二是对医疗事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医药卫生体系仍不健全；三是对医学局限性认识不够，医患沟通仍不顺畅；四是医疗风险分担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五是舆论引导机制不健全，全面、系统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问题的认知。

针对医患关系紧张原因“诊断”,陈竺副委员长认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重在机制建设：

一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防范机制；二是提高医者的人文素养和大众的健康意识，建立顺畅的医患沟通机制；三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医患纠纷，医患矛盾的化解机制；四是大胆探索实践，建立医疗意外和事故的风险分担机制。

显而易见，2014年卫生系统对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和应对策略的最新“国家诊断和国家药方”并未包括医疗卫生服务本质性质，医患关系紧张的四个应对机制主体上是都是工具方法性的。

　　目前有关医患关系紧张原因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就事论事，局限医患关系紧张的某些表面现象，相关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极度匮乏，许多文章缺乏理性、客观态度和批判精神。

目前有关医患关系紧张的多种原因之中，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既有体制机制原因，又有价值观念和文化问题，既有宏观社会环境原因，又有医疗机构内部管理问题，既有宏观、中观原因，又有微观原因，既有国家与法律政策的原因，又有医院、医护人员和病人的原因，而且好似多种原因和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好像无法准确区分出“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各种原因之间难以清晰、明确地划分“因果关系和前因后果”.与此相关，目前关于医患关系结构性紧张状况的研究普遍缺乏理论视角，社会福利和公共财政理论显得尤为匮乏，现有研究中政策建议和理论解释也普遍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

换言之，目前有关研究普遍缺乏系统、严谨和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医改的理论基础薄弱。

　　更为显着特征是，目前宏观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医疗卫生系统主导盛行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态度观点，基本都是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专业学科视角，尤其是在长期市场化筹资处境下，本应体现人文关怀、生命相托、救死扶伤和“去商业化福利”性质卫生服务变味“谋利生意”,社会福利、福利财政、国家责任、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使命宗旨和促进全民健康福祉目标淡化。

　　笔者根据CNKI“全文”、“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五类文献检索方式，对中国卫生经济学与卫生财政学研究成果比较状况说明，卫生经济学思维与视角“绝对优势”状况，凸显强调国家责任、福利性质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重要组成部分的卫生财政学的边缘状况。

简言之，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确的理论基础不是“卫生经济学”,而应是“卫生财政学”.

　　二、医疗卫生的福利性质与国家健康照顾责任

　　在现代社会生活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过程中，确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性质是个核心议题。

因为医疗卫生服务性质反映卫生服务的价值观、价值目标和政策目标，反映“内在制度”,决定医疗卫生服务的价值观、价值目标和政策目标，决定卫生服务体系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决定医疗卫生服务的适用范围和服务对象，决定医疗卫生服务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决定医疗卫生机构的结构功能地位作用角色，决定医务人员和其他人员的专业使命，决定谁是健康照顾责任主体、筹资主体和服务提供主体，决定卫生资源来自何处和用于何方，决定医疗卫生服务效果和服务质量，决定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功能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医疗卫生服务性质决定所有从业人员的专业价值观、态度、行为和理论视角，决定卫生保健体系总体制度安排和卫生政策模式，决定医疗卫生机构内所有从业人员的行为模式和行业文化，决定医务人员与患者、家属的社会互动关系模式、社会互动关系的质量。

简言之，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决定医疗卫生服务的所有方面和整个制度安排，是重中之重。

　　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质属性是“去商品化”社会福利事业的理由众多，这既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又是世界各国现代卫生保健体系制度安排的国际通则，还是世界各国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人类现代文明和制度建设智慧结晶。

首先，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质是社会主义内在要求和固有属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安排“国际惯例”,俄罗斯是典型例证。

　　其次，目前当代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福利国家”体制，医疗卫生服务是福利国家制度最基础和最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包括自由资本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美国，医疗卫生服务都是“福利”性质，只不过美国在医疗保险服务提供方式上利用市场化机制。

　　第三，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历史，医疗卫生服务福利性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也是典型的“国家福利与社会福利”性质，医患关系和谐。

从历史角度看，世界各国普遍将医疗卫生定性为福利性质，为国民提供免费或低偿服务。

　　第四，鉴于疾病本质是社会问题，需要运用现代医疗服务体系加以应对，以解决疾病和疾病带来的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运用社会保险体系防范社会风险和疾病，化解社会危机，尤其是个性化和专业化医疗卫生服务最需要高度的社会信任和利他的专业精神，容不得商业和谋利动机，现代社会根本不允许在经济市场中公开“出卖”医生以专业价值观为基础的专业服务，为陌生病人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帮助服务，改善病人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状况。

简言之，需要高度信任、利他、帮助、关爱、去商品化的医疗卫生服务根本属性是“福利”.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医疗卫生服务性质是“事业”,而非“产业”,“事业”就是非营利和去商品化的福利性质，说明医疗卫生服务福利性质是宪法规定的。

1954年首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措施，以保证劳动者享有这些权利”.2004年第四次部分修订《宪法》第二十一条再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事业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第六，198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明确规定，“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全民性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卫生服务福利性质。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工伤、失业、生育、养老、医疗五种社会保险和职工福利体系，对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改善生活、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逐步完善传统工伤、失业、生育、养老、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同时改革公费医疗体系，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紧迫需要和客观现实，先后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城乡医疗救助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体系。

换言之，中国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服务始终是从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角度来福利定性的。

　　第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尤其是市场化筹资带来惨痛历史教训，恰恰从反面再次验证医疗卫生服务本质是“利他和去商品化”的福利性质，而非营利商业服务。

　　上一页1234下一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性质认知出现严重的偏差、政策和理论失误，医疗卫生服务性质由一元的福利事业转变为二元的福利与公益事业，医改陷入体制性困境。

1954年宪法首次确定医疗卫生服务的“事业”性质和公民权利，为医疗卫生事业奠定基础。

1956年财政部与卫生部共同组织全国卫生系统财务检查工作，针对当时普遍突出的“医疗收费高”和“看病贵”问题，财政部门“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是人民福利事业，应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医疗收费标准应当予以降低”,确保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医院经济管理和承包改革、提高收费标准和卫生经济学思想应运而生，医疗卫生机构的营利动机和商业色彩日趋增强。

在经济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医疗卫生服务性质首当其冲成为理论政策争论的热点和核心议题。

　　三、卫生财政学视角与国家健康照顾责任承担

　　现代卫生保健体系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确的理论基础是卫生财政学与社会福利理论。

　　卫生财政学是研究卫生筹资、预算、支付、监管、绩效评估和国家健康照顾责任财政学分支。

　　2008年刘继同首次明确提出中文的“卫生财政学”概念。

卫生财政学与卫生经济学的视角截然不同，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疾病性质是什么？

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健康照顾社会责任？

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承担健康照顾的主体责任？

国家承担什么样、什么范围和什么程度健康照顾责任？

国家如何承担健康照顾的主体责任？

等学科专业和理论政策议题，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现代卫生保健体系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简言之，卫生财政学理论的提出具有历史性、革命性和全球性意义，社会影响广泛深远多样。

　　卫生财政学与卫生经济学理论具有本质区别，两种不同理论将对卫生保健体系建设质量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效果，尤其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增进全民健康福祉具有决定性影响。

“卫生经济学”是1980年代由美国引入的，并迅速成为卫生界关注的热门学科。

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式思维的卫生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医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疾病性质蜕变为个人麻烦和个人倒霉，国家卫生财政预算资金急剧减少，医院筹资主要采取市场化筹资模式，医患之间应有的国家专业代理人社会关系迅速蜕变为一种民事“商业关系”,直接导致医患之间日趋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

从理论角度看，卫生财政学与卫生经济学之间存在诸多截然不同本质差别，反映迥然不同和针锋相对的价值理念、价值目标、政策目标、理论基础、理论视角、基本原则、国家角色、卫生筹资渠道和资金性质、市场地位、个人责任、地位作用和影响，理论视角截然相反。

最为重要的是，以卫生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和指导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标是市场和个人责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经济效率，卫生服务对象是普通“消费者和顾客”.相反，卫生财政学视角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标是国家政府和国家责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健康公平和社会公平。

不难想象，以卫生经济学为基础和市场化筹资为主医改结果必然是日趋增多暴力伤医、杀医。

相反只有以卫生财政学为基础和国家承担健康照顾筹资责任医改，才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卫生财政学关注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健康照顾责任的划分与承担，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质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卫生财政体制与筹资机制，关键是彻底扭转医院的市场化筹资模式，科学划分国家、社会、市场、个人健康照顾责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高全民健康福祉。

鉴于卫生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主体是国家和政府，所以卫生财政制度成为整个中国特色公共财政制度框架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国家在健康照顾体系中责任承担和责任主体地位。

按照卫生财政学的基本理论，疾病是一种典型社会问题，预防和治疗疾病单靠个人力量是无法实现的，亟需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介入，目的是通过国家化与社会化机制预防治疗疾病。

简言之，卫生财政实质是国家承担健康照顾主体责任，财政，而非市场是卫生筹资主渠道。

　　卫生财政学基本理论观点、主要理论假设和研究问题反映卫生服务福利本质属性，说明国家对健康照顾责任的主体承担，成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医疗健康风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最具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为中国现代卫生保健体系建设指明方向。

文献综述表明，目前对医患关系紧张，暴力伤医杀医事件主要原因解释的理论和假设多样。

相反，假如从卫生服务本质属性出发，聚焦健康照顾责任的划分，以卫生财政理论为基础，而不是以市场化筹资为方向原则的卫生经济学视角，最后自然会得到和谐医患关系与暴力伤医、杀医两种截然不同改革结局，理论视角与医改结果间内在必然联系和逻辑关系清晰。

简言之，医疗卫生服务福利性质和卫生财政学理论视角是最具说服力与解释力的理论创新。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应尽快回归一元化和去商品化“福利”属性，而不是目前“福利与公益事业”混合的二元属性，增强国家健康照顾责任主体的政治承担，彻底扭转当前健康照顾责任承担中的结构失衡状况，努力增加卫生财政性质资金投入力度，进而推动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和健康照顾的理论范式由“卫生经济学、工业主义”范式，向“卫生财政学、公民权利”范式战略转型，政府责任是福利制度创新、转型的核心议题。

简言之，卫生财政学和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现实困境均要求我们重新回归一元化的福利性质。

　　四、现代卫生财政制度建设与医疗保险基金预算

　　中国特色现代卫生财政制度框架建设是健康福祉社会建设的制度前提，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现代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建设的重中之重和优先领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薄弱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卫生财政在准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建设中处于最滞后状态，卫生财政学理念无人问津。

卫生财政学观念、理论主张、思维模式、经验研究和政策法规研究尚未成为卫生系统的主流。

因此中国特色现代卫生财政制度框架建设是实现中国梦和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制度前提。

　　现阶段中国卫生财政研究的战略重点不是单纯地增加政府的卫生财政预算资金，而是完善全国医疗保险基金预算体制和编制方法，改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治理结构，取消传统的社会保险费征缴，增设社会保障税收，将目前封闭独立运行的工伤、生育、失业、养老和医疗五种社会保险基金合并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个，提高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建立独立、第三方、全国性和所有医疗服务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委员会，充分利用中国人口众多和人口基数庞大的人口大国优势，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应有的职责功能，遵循现代医疗保险基金性质和目标，尤其是医疗保险体系发展规律，

　　将基金收支预算与医疗保险费用结算有机结合，将宏观刚性预算与微观弹性决算有机结合，

　　扭转统筹基金挤占个人账户的结构性不平衡，及基金双结余而医患矛盾较为突出被动局面，在控制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总量同时对医院医疗服务补偿更合理，患者对医疗保险更满意。

　　同时推动医疗机构市场化筹资模式逐步转变为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和补偿为主的模式，在国家财政预算资金保障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预算资金的前提下，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工资由目前主要是市场化筹资，转变为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和补偿为主，从而彻底切断医务人员专业服务收入与病患付费之间直接的经济联系，医生临床治疗服务收入与病人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医生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由独立、第三方和全国性医疗保险基金来支付。

这样医患之间没有经济考虑，医生考虑的是什么样治疗方案最能够使病患健康福祉最大化，病患对待医护人员的态度和看法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医护人员看病治疗不是“为了挣钱”.医患双方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医患之间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和谐医患关系自然会应运而生，医患双方身心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健康福祉均会提高。

　　上一页1234下一页　　中央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和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实际上描绘中国特色卫生财政制度框架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指明卫生财政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总体来说，2021年初步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卫生财政制度框架的基本轮廓，2021-2030年建立单一支付体系的医疗保险基金预算体系，2030-2040年建立完善的新型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2040-2049年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卫生财政、公共福利财政和总体性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为2049年全面建成现代、文明、富裕、民主和福祉的中国奠定现代公共财政制度性基础。

中外历史经验证明：

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职能角色转变和政治文明建设关键。

简言之，中国特色现代卫生财政制度建设基本路径与战略重点是全国医疗保险基金预算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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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赵明杰：

《医疗费用过高是医患关系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