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钟表 传教士进入宫廷的敲门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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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钟表传教士进入宫廷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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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钟表传教士进入宫廷的敲门砖-历史论文

西洋钟表传教士进入宫廷的敲门砖

本刊记者｜黄金生

“耶稣会的神父们在过去的40年里，为踏入中国费尽千辛万苦。

进入这广大帝国犹如登天之难，而今却这般易如反掌了。

我们好似身浮梦境、幻境之中。

”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在信中的这句感叹，指的就是西学东渐初期，洋教徒们用自鸣钟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段历史。

“富玩表、贵藏钟”，这个说法正好适用于明清时期那些帝王们。

故宫博物院的奉先殿，今天已经专门被辟为钟表馆。

作为全世界收藏西洋钟表最多、品质最好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些钟表绝对是当时奢侈品的代表，它们设计精巧、功能奇特、装饰美观，具有很高的历史、科技和艺术价值。

故宫博物院现存的1000多件钟表主要是18至20世纪初的产物，而这个时期正好是西欧钟表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所以故宫的钟表收藏不仅融会了这200年间钟表的发展轨迹和技术水平，也展现出许多特意为中国制造的钟表的不同特点。

20世纪80年代，英国女王在参观故宫的钟表馆时，感到非常震惊，表示这些钟表藏品新奇、独特，有一些她在英国的博物馆里都没有见过。

中国是最早使用计时器的国家之一。

从早先的日晷、漏刻到唐代天文钟、宋代水运仪象台、元代大明殿灯漏等，都代表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科技成就。

唐代僧一行、梁令瓒与工匠一起创制的计时机械装置“黄道游仪”和“浑天铜仪”可谓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

有外国学者把我国古代关于天文钟的发现誉为“后来中世纪欧洲机械钟的直嫡祖先”。

然而，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因厉行节俭，一次，司天监的官员将元朝皇帝享用的精巧的水晶宫刻漏呈上时，朱元璋对献宝的官员说：

“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是在做无益之功而害有益之事，倘若元皇帝将宝玩之心用来治理天下，他怎么能亡国呢？

”说完，便命令把这刻漏击碎。

其奢从简或许没错，但这一击，也使中国的天文学因得不到官方的支持而陷于停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传教士正是利用明太祖后代的“宝玩之心”，以精致的西洋钟表做敲门砖，打开了明帝国的大门。

明清时期，中国人将西洋钟表统称为“自鸣钟”，在明代词汇中，能代表计时器的汉字是“漏”，而“钟”属于乐器范畴，或许从中可见当时帝王们更多的是将其看作艺术品，而对于钟表其中所蕴含的近代科技并不关心。

明清帝国就是伴随着紫禁城内“滴答”的自鸣钟声，在封闭中逐渐走向衰落。

利玛窦完成进入宫廷的任务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从1552年—1579年的二十多年间，西方传教士多次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活动，但皆因不通中国语言，不了解当地风俗民情和遭遇中国地方当局的反对而告失败。

1578年，意大利人范礼安作为全印度及远东耶稣会传教视察员，在赴日本途中到达澳门，逗留10个月之久。

他在这里了解当地民情，研究打开中国封闭大门的对策，并做出决定，招揽有才干的会士来华传教，要求传教士读中国书，学中国语言，采用适合中国人需要的传教方法。

根据此项决定，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从印度果阿被调来中国，前者于1579年7月，后者于1582年7月先后到达澳门。

1582年，罗明坚把一个带车轮的大自鸣钟等西洋礼品送给他们眼中“贤明而好财”的两广总督陈瑞。

陈瑞见到自鸣钟后，顿时两眼放光，公然破例允许罗明坚等居住在雄庆府东关天宁寺中，并准许其传教。

这次的成功使传教士们看到了西洋钟表的巨大威力。

耶稣会士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最高统治者。

为此，他们开始以自鸣钟作为打通关节的武器。

而这个任务是由利玛窦完成的。

1582年利玛窦来华后，身穿儒服，头戴儒冠，俨然一副中国儒士形象。

1598年，他曾经跟随一个官员到达北京，想通过这个官员的介绍进入宫廷，但是没有成功，只好返回苏州。

两年以后，利玛窦再次北上进京。

他在天津认识一个叫马堂的税监，此人得知利玛窦想向皇帝进贡，曾两次上书万历帝汇报情况，介绍贡品名目，但并未引起万历皇帝的注意。

据艾儒略神父《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记载，利氏所贡包括“天主圣像、天母圣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图”等物。

利玛窦回忆，过了一段时间，万历帝才突然想起奏疏上所讲的自鸣钟，便问左右：

“那座钟在哪里？

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

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

”

据记载，这两件自鸣钟在进献的时候，因为经过长期的运输颠簸，还需要调试，因此，万历帝就召利玛窦进宫来调试钟表，还派钦天监的太监向利氏学习钟表技术。

三天里，利玛窦不分昼夜地给太监们讲解自鸣钟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想方设法造出当时汉语里还没有的词语，由此便有了诸如“齿轮”“摆”等最早的关于钟表的名词术语。

太监们学习也很刻苦，他们认真地把利玛窦的解说记录下来，很快便记住了自鸣钟的内部构造，并能自如地进行调试。

三天之后，万历帝见指针走动，并听到滴答的声响，立时龙颜大悦，对利玛窦和太监都给予了重赏。

万历生怕自鸣钟被母后借去不还

利氏首批贡献的两件自鸣钟，据故宫钟表鉴定专家郭福祥介绍，一件是楼式的，其高度超过了宫中所有的内殿，它因此被安置在一个需要珍宝而非钟表的地方——御花园。

万历帝后来花费了1300两银子，在御花园内为自鸣钟建造了一个钟楼，钟楼有楼梯、窗户、走廊，并刻满了人物、亭台，还用黄金和宝石把钟楼装饰得富丽堂皇。

钟楼建好后，万历帝还让后妃和一些近臣到此观赏。

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大自鸣钟中午一点击打一下，两点击打两下，午夜十二点击打十二下，到中午十二点又击打十二下。

而小钟每十五分钟击打一下，到整点时击打四下。

另一件自鸣钟则属于台式，体积小巧，外罩木框，镶有镀金雕龙，指针是鹰嘴状的，每一刻钟便要鸣叫一次。

万历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

据说宫中皇太后听闻此事，便索要小自鸣钟看个究竟。

万历帝深恐太后借去不还，便让太监将发条松开，钟遂不鸣。

皇太后玩了几天，见无甚新奇，照样退还。

利氏带来的自鸣钟在计时上其实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

按照戴念祖《中国近代机械计时器的早期发展》中的说法，耶稣会带入明代中国的自鸣钟是中世纪重锤驱动钟的改良品种，日误差15分钟以上。

直到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带擒纵器和发条（或游丝）的准点钟表才在中国现身。

也就是说，在康熙时代，相对于日误差在1分钟到20秒之间的漏刻，自鸣钟才具有了精准度上的优势。

这两架自鸣钟是中国皇宫拥有的最早近代机械钟表。

以后利玛窦又向明朝皇帝进献过自鸣钟。

从那个时候起，把玩品味造型各异的自鸣钟表成为中国帝王们的一种新时尚，在自鸣钟的引领下，龙华民、汤若望、毕方济等传教士在天文、历法和炮术方面给了明朝政府有效的传授和帮助，加之一些有卓识远见，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官员，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亦带头引进西洋的学术，这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的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并对后来的崇祯皇帝产生了影响。

但历史并没有给崇祯帝开放的机会，登基以来就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使其还未来得及实验，明王朝就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了。

康熙爱科技，雍正重功用

明亡之后，传教士们继续走以钟表接近宫廷的老路。

而清代皇帝对西洋钟表的痴迷则更甚于前朝。

对于皇帝们而言，钟表既是计时器，又是陈设品；既是高档实用器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

有清一代，从顺治到乾隆，都对西洋钟表迷恋不已。

欧洲制表商也看准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并按照中国人的喜好，专门生产销往中国的钟表。

如此一来，皇宫收藏的钟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美。

清代的帝王们不仅热衷于搜集各种西洋钟表和科学仪器，还在宫内设立“做钟处”，专门负责仿制欧洲机械钟。

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的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

此时，时钟已成宫廷生活必需品，并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

德国人汤若望在清初不失时机地向顺治皇帝进献了一架极为奇巧的天体自鸣钟，还特意写了一篇《天体自鸣钟说略》的介绍文章。

顺治帝对其所献之钟赞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为喜欢。

而对西洋学术怀有强烈求知欲的康熙皇帝，更是经常召请耶稣会士入宫讲解西洋科学理论。

他对于集多种科技于一身的钟表尤为喜爱。

1692年初，康熙在乾清门把大学士、王公九卿招至御前，欲将中国的日晷与西洋的钟表一较高下。

康熙派人取来日晷，用笔画出正午时光影应该在的位置，并与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侯。

正午时分，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时辰钟，与日晷所显示的时间完全吻合。

这一实验令在场的王公大臣们对西方科技十分信服。

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曾以所制右手执剑，左臂持盾的“自行人”进献于康熙帝。

这种自行人在上足了盘簧的情况下，能自行一刻。

其后，他又“献一钟，每小时报时后，即奏乐一曲，各时不同，最后则如万炮齐鸣，声亦渐降，若向远处退却，终于不闻”。

安文思这两件礼物深得康熙帝的欢心，以致当1677年四月初五日，他听闻安文思病故时，甚为伤悯，特上谕“赐银二百两，大缎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

康熙帝曾作《戏题自鸣钟》一诗：

“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

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据说这首诗是康熙帝题写在赐给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的一把金扇上，金扇的上面还绘有自鸣钟的形象。

康熙时期宫中钟表的收藏量到底有多少？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曾在清宫为康熙帝服务达十多年之久，在他所写的回忆录《清廷十三年》中，详细记述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俄国伊兹马伊洛夫使团出使中国时参观康熙皇帝的钟表收藏的情况，他说：

“一天，我奉命给公使和他的一些随员们展示一下陛下的钟表收藏。

一踏进房间，数量和品种众多的钟表展示在公使伊兹马伊洛夫伯爵面前，使他大吃一惊。

开始他怀疑这些东西都是赝品，于是我请他亲手拿几件看看。

看后他感叹地说它们全是极品！

当我告诉他现在看到的所有钟表都是准备拿来送礼的，陛下拥有的钟表数量远不止这些时，他更是惊讶不已。

”

如果说康熙帝注重钟表的科技性，勤政高效的雍正帝则更强调其计时功用。

雍正一朝，钟表作为计时工具在宫中被普遍使用。

凡皇帝居住、办公、常出入的宫殿皆有钟表陈设。

钟表有时还作为赏赐物品。

当雍正帝把一对自鸣表作为赏物赐给川陕总督年羹尧时，这位重臣即上谢恩泽，表述了“喜极感极，而不能措一辞”的心情。

雍正帝在折上批道：

“我二人作个千古君巨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钟表控”乾隆

要说清帝中对钟表最痴迷的，非乾隆皇帝莫属。

据现存乾隆朝贡单的不完全统计，“大表哥”乾隆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

他还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奇钟异表，多次下旨广东海关官员，让他们不惜重金购买西洋钟表，并在宫中亲自指挥制作，使钟表的收藏和制作达到了有清一代的高峰。

那时，授意购买、制造、改造钟表的谕旨比比皆是。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海关文献记载，当年由粤海关进口大小自鸣钟、时辰表、嵌表鼻烟壶共1025件。

紫禁城内仅宁寿宫的东暖阁一处就陈设了16件钟表。

皇帝离开皇宫出巡到其他地方，自鸣钟处都要派太监携带钟表随侍。

与此相对应，皇帝乘坐的交通工具内如御用车轿、舟船、马鞍等都安设有钟表。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了“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乾隆帝看过贡品，传谕：

“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

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

钦此。

”乾隆帝喜欢洋钟的心情迫切至此，于是，不到端阳贡时，李侍尧等人就按特旨专办的方式，进献“大小自鸣钟十三架、金镶洋景钟一座”。

乾隆喜欢西洋钟表，还常常亲自对设计的钟表指手画脚。

在历史文档中，还可以看到乾隆如何设计钟表的记载：

乾隆八年十二月，乾隆传旨“要做钟处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钟。

”一个月后，制钟处上报：

“西洋人画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山子、楼台纸样一张。

”乾隆览后，发御旨：

“外面楼做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再里面山子、树木、楼台……再画样呈览，准时再做。

钦此。

”

乾隆对这些奇巧之物的迷恋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以至于以钟表师资格被召入京的西洋人汪达洪都得出了“盖皇帝所需者为奇巧机器，而非钟表”的结论。

乾隆时期的御制钟表极尽奢华之能事。

在乾隆的关注和推崇下，钟表匠师为钟表增添了许多妙趣横生的附加功能，充分满足了皇帝的猎奇心理，诸如变换文字、音乐鸟、活动人偶、水法、行船、转花、滚球等复杂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缭乱。

乾隆年间，紫禁城内的四五十个宫殿，特别是妃子们的房间里，都陈列摆放了各式钟表。

今天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钟表，多半是乾隆收藏或命人制造的。

故宫现存最具特色的乾隆时期的钟表是中西合璧的“铜镀金写字人钟”。

它高231厘米，长87厘米，宽77厘米。

放在方几上的整座钟，由四座西洋亭式建筑自下而上组合而成。

最下面的亭子比较大，中间内有一欧洲绅士，穿戴着18世纪欧洲宫廷服装，一手扶案，一手握毛笔写字。

在方几边上弦，将毛笔蘸好墨插入其手中，再扭动开关，机械人即可提笔写出“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中文字。

横竖撇捺都带有笔锋，同时头亦左右摆动；二层方匣置三套时钟,即走时、报时和打乐；三层内有敲钟人每逢时钟至三、六、九、十二点时击钟碗报时奏乐；最上层圆亭内两人举筒,转身时筒拉开展示“万寿无疆”的横幅。

西洋钟表与闭关锁国

与乾隆相比，嘉庆皇帝对这些西洋器物就不那么喜欢，甚至还有点反感。

嘉庆四年（1799年）他在一条上谕中说：

“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

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

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

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所以，在这之后，西洋钟表逐渐式微。

痴迷于西洋玩意儿的清代帝王们并没有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乾隆一方面不惜成本大量进口西洋钟表，一面又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作为封建专制时期的帝王，乾隆有着绝对的“制度自信”，所以，他一直认为西洋的玩意儿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带来的丰厚礼物，深得乾隆欢心的，还是那些钟表。

其有一个八音钟，是由伦敦机械师乔治·克拉克制造的，除计时报刻外，还能奏出12支古老的英国曲子。

还有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是一架复合天文计时器，它不仅能随时报告月份、日期和钟点，而且还可应用于了解宇宙，告诉人们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微小部分。

至于使团带来的地球仪、兵器、军舰模型在内的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则根本得不到乾隆的待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它们仍旧静静躺在圆明园的皇家仓库中睡大觉，甚至连“天朝”的官员们也都不屑于看它们一眼。

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

“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

神父们就怕听到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

‘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

马戛尔尼精心准备的礼物中，据说有一对精致的怀表，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在逃离紫禁城时，还不忘带上它。

或许可以说，这对怀表成了大清帝国自大与傲慢、沉沦与崩溃的见证。

（参考资料：

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吉令序《利玛窦、自鸣钟及其他》；胡源《1601年，紫禁城里的自鸣钟》；萧森《故宫钟表故事》；郭福祥《明清皇帝与钟表》；《关于“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