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看中国》周分封地缘与江汉平原及陇右地缘.docx
《《从地缘看中国》周分封地缘与江汉平原及陇右地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地缘看中国》周分封地缘与江汉平原及陇右地缘.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从地缘看中国》周分封地缘与江汉平原及陇右地缘
《从地缘看中国》（周分封地缘与江汉平原及陇右地缘）札记
（2）
第八章牧野之战与箕子朝鲜
8.1商人退回黄河北岸被灭国
如果说周以前的夏、商两代的管理形式，更多的只是满足于做名义上的共主，而对地缘文化本身并不会刻意去改变的话（各族群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保有文化上的独立性）。
周人显然认为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并不利于保持王朝的稳定。
在寻找新的管理方式时，周人“祖先崇拜”的观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尽管在东亚大陆，由于各地区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封闭性。
各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祖先崇拜的概念。
但周人对于祖先的态度，以及对于传承血嗣的态度却是无出其右的。
这突出表现在周人“多妻”的态度，以及将宗亲“封建”至各地的做法。
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周人开始从上而下开始改变以往为东部族群所占据地区的文化属性。
尽管最终所形成的华夏文明带有东西两大族群共同的文化烙印，但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周人”却为这一共有文化打上了西部的标签。
商朝在建立以后的“迁都”有5次，前期大部分都在黄河以南，洛阳——郑州一线。
最后一次则迁回黄河以北，也就是现在发现甲古文的地方（安阳）。
关于商族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迁都”，史学界众说纷芸。
有说是天灾，有说是人祸。
不过从结果看，商人越过黄河，进入了中原核心区，但却更适应贡河以北的生活。
但在最后一次将都城迁入安阳境内后（黄河北岸），商人的都城就此方稳定下来。
在此后200多年后，商人就是以此为政治中心，向四周邦国施实影响。
尽管位于目前河南境内的“安阳”也被划入中原的范畴。
但事实上，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一线才算得上是“中原核心区”。
这一地区最大的地缘价值在于可以封锁渭河平原东出华北平原的主要出路。
而商族的这一次迁都尽管回到了自己的祖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也为以后的覆灭留下了隐患。
200多年以，周人正是因为商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薄弱，才得以轻可易举的进入河洛地区，然后经“孟津”（津即为渡口，孟津之名三千年未变）渡过黄河，然后与商族决战于牧野。
如果商人能够继续以洛阳盆地为政治中心，周人决不会这么轻易得手。
最起码“八百诸侯会孟津”的场面是不会出现的（这些所谓“诸侯”很多都是来自黄河以南地区，甚至还有长江流域的“巴人”参与）。
后世的帝国多吸取这个教训，将政治中心建于最危险的敌人面前，以此方能集合全国之力以抗之。
当然，前提是你要预判出敌人来自于哪个方向。
而商人似乎还没有想到这么深远。
附图：
牧野之战
8.2箕子朝鲜
武王伐纣在地缘上还是引起了一个重要后果的。
那就是“箕子朝鲜”的建立。
如果我们事先没有明确商人的发源地在华北平原（有可能北至辽河平原），我们就无法解释“箕子”为什么会选择朝鲜半岛北部作为商族最后的避难所。
事实上早在商族进入中原之前，就很可能已经熟知华北平原——辽河平原——朝鲜半岛这一路线了。
只是在之前，中原对于商族的吸引力要远大于朝鲜半岛而已。
（参见商族早期地图）
箕子朝鲜的这次建立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卫满朝鲜”，汉乐浪郡等都是因袭于他。
箕子的这次出走可能是出于为商族保留一点血脉的缘故。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倒是大可不必，因为留在中原的商族能够获得了一定的封地，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周人的统治。
史书记载，箕子后来也接受了周的删封。
因此将华夏族对朝鲜半岛的开发上溯到3000年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附：
箕子迁移路线图
第九章周人的封建及主要封国地理位置
9.1周分封格局及对商故地控制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进入西周时代。
先上张〈西周封国图〉
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角度看，周的贡献有二：
一是前面讲到的分封制。
即将自己的血亲分封至各地，以从上至下将各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整合为一个整体；
二是重子嗣、重生育。
这实际上和第一条是一体的，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是为第一条服务的。
这当然主要是指的贵族，不过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争夺的最终目的都是能够生产出农产品的土地
周人的这种做法对于东亚地缘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过父系传播最终确立了华夏族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一直很难有女性帝王的原因，仅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周文王如果有足够的配偶，是有可能完成他的百子大业的。
而武则天即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育事业中去，也最多能够完成周文王的五分之一。
按照自然法则来看，周人将传宗接代的地位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注定决定了东亚的古典时期是以男性为主的世界。
对于最先开始分封制的周王来说，尚无可能做的非常彻底。
最为彻底的方式是将自己的直系子嗣分封至势力所达的每一个角落。
之所以一开始很难做到，一方面是在古典时期前期，尚未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也就是说王室的力量并不是十分强大。
还必须依靠宗亲以外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有足够的，可供独挡一面的子嗣（当中央集权的制度成熟之后，这一点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磨合，事实上在中央集权信度确立后，帝王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异性封王并非不会出现，只是下场多数是悲惨的。
既然一开始将自己的子嗣宗亲分封至所有地区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周王室最初是怎么做的。
从〈西周分封诸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人首先将西部族群的传统覆盖区域分封给了自己的宗亲。
这些区域包括三个地理单元，即渭河平原、河洛地区、汾河谷地。
对于商人在黄河以北的故地（多属现在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及河南北部），以及商人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所拓展的领地，周人仍给予了一定空间，只是将他们集中起来，给予封国的地位，并在其周边建立与周王同姓的封国以对其进行监督。
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商人旧部即为“宋”（中心位置在今河南商丘），为了表示周人的大度，周王破例给予宋国“公”的级别。
要知道，这一般是给周王直系子嗣的待遇。
这也使得“宋”有机会在春秋时期去争夺霸主的地位，不过地理位置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9.2周对东夷地区分封控制——齐鲁燕
周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是东西两大族群的争斗史。
即使是周人已经决定创造性的用自己的宗亲和族人，自上而下的改造那些边缘地区的血统和文化时，他们仍然要面对东部族群可能的反抗。
——因此尽管自夏以来，中原地区的地缘中心位置已经确立了，而周人也将主要的宗亲用来巩固这一核心地区，但他们仍然需要在几个“原始东夷”的边缘部属上自己嫡系力量，以达到最终融合的目的。
早在炎黄部分我们就已经分析过了，原始东夷部有三个地缘中心，即辽河流域、山东丘陵、环太湖平原。
经过长期的博亦，这三个地缘中心的族群成分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辽河流域的原始东夷部应当已经与来自蒙古高原的原始游牧民族发生整合，而环太湖平原的原始东夷文化本身就与东南丘陵地带的“百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不管这三个地缘中心的族群、文化变化如何，对于从黄土高原走下来的周人来说，他们无疑都是属于需要重点融合的边缘地区。
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地区就不存在原始东夷的势力了，事实上在整个黄淮、江淮地区基本都为所谓“夷”族势力所覆盖。
不过掌握黄河中上游水力资源的周人并没有将他们视为主要的威协。
而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这三个东部地缘中心是处于黄河影响区之外的地区。
我们可以将上面所贴的〈西周分封诸候图〉以及〈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重叠起来看（在脑海中），就会发现，周人在这三个地区分封了三个重要的封国，而这三个封国都所对应的地区正好是原始东夷的三个地缘中心。
这三个封国分别是燕、齐、吴。
周人在原始东夷的三个发源地，或称根据地部属了三个同宗的封国。
这三个封国应该说离中原核心区都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北边的燕国和南边的吴国。
无论是对于最初的黄帝族，还是后来的夏人、周人而言，山东丘陵所在的海岱地区（泰山以东直至海滨）都是最为直接的对手，也是东部族群的地缘中心所在。
因此周人需要让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去经营这一区域——是“姜尚”（姜姓吕氏）。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则是在这个“姜”字上，这个姓表示这位军事家是属于炎帝族（黄帝为姬姓）。
之前在炎黄部分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炎黄二族在经过一场战争之后已经实现了融合。
毕竟大家本质上是同属一族了。
而姜尚为自认为黄帝族后裔的周人所重用，也正说明了这种融合是成功的。
不过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周人来说，在分封时血缘的远近关系还是会放在第一位的。
姜尚的封国（也就是“齐”）被封在泰山以东，也可以被理解为让这位远亲去啃那块最硬的骨头。
同样的事情周王在对待出身不那么高贵的秦人身上又用了一次。
做为周武王最为亲密的弟弟，周公的封国——“鲁”被封在了泰山的西面，一面可以与中原核心区相接，一面又可得泰山之势，可谓地缘条件得天独厚。
由于和齐国都是以“泰山”为靠山，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名字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表示一个地理单元。
所谓齐鲁之地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了。
而齐国在征服海岱地区之后，完整的继承了当地的地缘优势。
这一优势一为“海”，二为“岱”。
前者一方面提供的是沟通的便利，并可据此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则让齐国只需应对西面的地缘压力；后者则提供了战略屏障，并可据此向四周的华北平原渗透。
这二点地缘优势使齐国最终能够成为诸候国中的最强者之一。
——当然，比之华北平原的其他封国，有“靠山”的齐鲁两国都比较长寿。
略知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古时有“三公九卿”之说，“三公九卿”所表示的官职一直是在变化的，不过三公是行政级别最高的官员却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三公”的概念始于西周，最初指的是三个具体的人。
其中有两个已经出场了，就是封于齐的姜太公，和封于鲁的周公。
另一个则在是后世名气稍小的“召公”，他的封地则在“燕”，也就是在现在的北京左近。
这个燕字得名于燕山，据说是召公自己改的。
从地缘的角度看，周王之所以要把三个最重要的大臣分封在燕山与泰山两个边缘地区。
是因为泰山是东夷族的中心所在，由一文一武两位最有实力的宗亲去消化。
而燕山以南插入一颗钉子
一、可以切断黄河以北的东夷族（也就是商族旧部）与辽河平原的联系，并与分封于黄河北岸的姬氏封国一道，控制商族的重新作大；
二、可以抵御来自辽河平原军事压力。
在理论上消除了来自北面和东面的地缘压力之后，周王可以放心的经营中原核心地区了。
只是尽管对于周人来说，最大的压力是来源于东、北两面，但并不表示南面就不会有压力了。
由于周人在灭商中曾经得到来自黄淮、江淮二地的“夷”族的支持，因此将宗亲分封于此并不十分妥当。
因此我们在《西周分封诸候图》上会发现这两两个区域是一片空白。
这并不表示周人对这些曾经的盟友没有封赏，只是没有正式纳入封国体制之内罢了。
不能对黄淮、江淮平原进行直接控制，并不代表周人不会想其他办法。
这个时候需要周人的视野再开扩一些，跳出黄河流域，将长江流域纳入经营范围了。
黄河、长江中下游主要平原示意图
9.3对东方齐鲁燕核心区外其他东夷部落控制——海河平原、黄淮平原、江淮平原
上节分析到周王将三个最重要的大臣分封至山东丘陵两侧，以及燕山南麓，以消除来自北方以及东方的威协。
这从战略上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正如周人所创立的“华夷五方格局”所论述的那样，对于已经确立了正统地位的周人来说，既然已经占据了天下的中心，那么势必要面对来自四面的边缘民族的挑战。
下一个需要重视的方位很自然的是来自南方了。
就东西部族群争夺的重点来说，就是中间的平原地带。
如果依河流的划分，我们可以将燕山以南直至长江的区域划分为三个亚平原地区。
由北向南依次是海河平原、黄淮平原、江淮平原。
海河平原——燕、卫南北夹击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黄河的不稳定性，这三个平原的区域一直是在变动中的。
就周代而言，黄河仍然走的是北线入渤海（禹河故道），也就是后来海河的入海口。
（由于这个时期海河并不存在，因此称之为“前海河平原”应该更为准确。
）这一区域属于商人故地，在周人取代商人成为天下共主后，很自然的将这一地区分封给了自己的宗亲，燕国只是被分封在最北部罢了。
在黄河的北岸，商人的政治文化中心，周人还分封了大批的姬姓封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占据了朝歌故地的卫国。
象卫国这么重要的位置，被封的又是武王的弟弟。
——燕国更关注的是来自辽河平原的威协，而卫国则主要监视中原核心区的商人旧部。
黄河以南直至淮河，我们可以笼统的称之为黄淮平原。
不过在山东丘陵北侧有一条重要的河流还可以将之分为两个区域。
这条河流就是济水，也叫大清河。
它的位置就是现在的黄河。
齐国最初的封地，北界就在济水。
不过周王既然把姜太公封在东夷的中心之地，就是想依靠他的军事能力去收服周边的夷族。
因此齐国理想的北界会是在黄河之南，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黄淮平原、江淮平原——周与吴形成西部、南部夹击
对于东夷的拓展区来说，黄河与济水之间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地区。
他们主要集中在山东丘陵以南的黄淮地区，以及淮河——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当然是在靠近沿海的区域。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北部地区（长江以北）。
他们中最主要的部族被称作徐夷和淮夷，前者的活动区域在今天的江苏徐州一带，也就是山东丘陵的南部，后者的位置则更南，直至长江。
在大禹治水，将黄河水引入北线后，这一地区无疑是获得的稳定发展的机会。
不过无论是夏朝或商朝，都没有真正征服这一地区。
无论是通过战略威慑，还是武力入侵，最终所能达成的平衡都是这一区域的夷部名义上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罢了。
对于立志于将自己的血脉遍洒势力所达之区域的周人来说，山东丘陵至长江之间的这些独立的方国，当然并不会让他们感到舒服。
姜太公之所以被授予征战四方的权力，最为主要战略目标就是这些东南部的夷部。
相比于商人从中原核心区发起的远征，周人可以从中原核心区和山东丘陵两个方向同时施加地缘压力。
这样做的胜算比之商人自然要大很多，不过这些战略目标要等齐国消化完山东丘陵之后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西周分封诸候图》上，山东丘陵至长江一线的大边区域都是空白的。
不过仅仅是从北面和西北面施加压力，显然是不够的。
正如周人在燕山的南部建立姬姓的燕国，最终对黄河以北的商人旧地形成南北包夹的态势一样。
周人也希望在长江沿岸寻找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以完成同样的战略包围。
它就是吴国，位于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平原，是我们所圈定的三个原始东夷基地之一，按理说并无可能成为周人的封地的。
如果说燕国的封建得益于周人对商人的全面征服，那么在黄淮、江淮平原尚未征服的情况下，周人的势力似乎还难以到达长江以南地区。
不过大规模的渗透固然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但并不代表不会就个体的小概率事件发生。
吴国——周朝时的一个诸侯国，姬姓，其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后扩张到除徽州地区以外的苏皖两省全境。
据史书记载周太王生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
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
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
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
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
关于吴国的先祖是否真的这么高风亮节，亦或吴国的这位开国之君是否真是周武王的远房表弟，一直都有人表示怀疑。
不过对于周人来说，这门亲威算是认下来了。
只是周人对于血统的远近还是很在乎的，吴国最终所给予的爵位是“子”，也就是公候伯子男中的倒数第二等。
（最低的男爵国据说只有二个）。
尽管周人从理论上在长江以南封建了“吴国”这样一个同姓的诸候国。
但这并不足以改变环太湖平原地区的地缘属性，对于中原的华夏族来说，吴国始终还是一个化外之国。
而吴国对这种名义上的认亲行为也并不感冒，毕竟周人还未能将整个泛黄河流域纳入核心区。
这种时候就想融合长江流域为时过早。
这种地缘上的距离使得吴国最终决定不买周王室的帐，而自己称王。
这就使得吴国自认为在名义上获得了与周王室平起平坐的地位。
吴国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孤例，它的冤家对头越国，以及江汉平原的楚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属于长江流域。
尽管周人所确立的原则为“华夷五方格局”，即东、南、西、北、中的格局。
但事实上仅仅划定四个方位是不够的，因此才会有“四面八方”之说。
对于周人来说，潜在的威胁不仅来自东南方，更是来自西南方。
这一次出场的方国就是来自江汉平原的楚国。
第十章江汉平原与楚人的兴起
关于楚国的原始位置，我们可以从这张《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平原示意图》看到。
江汉平原就是楚人的根本所在
关于楚人最初的族源（实际上也就是其上层贵族的族源），一般都认为是南迁的华夏族。
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屈原在《离骚》中的那句“帝高阳之苗裔兮”，这里的“高阳”据传是黄帝的孙子。
这种说法无疑也使得楚人获得了西部族群的出身。
不过比之吴国来说，他们与周人的亲缘关系显然要更远。
这种出身也可能是楚人自己附会上去的，为的是证明自己有比周人更为高贵的出身。
无论楚人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周人显然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地理位置决定了在周人眼里，楚人是属于边缘的边缘。
周人的目光还是主要集中东部。
最终楚人所获得的爵位也是“子”。
在楚人看来，这就是一种侮辱。
特别是他有可能获得的战略纵深，比中原诸国加起来还是大的多的时候。
楚人最终亦决定自行称王。
由于到这战国时期，楚国已经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将势力范围推到淮河流域。
因此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能只贴上“周”的标签。
而应当将之称为“周王国”与“楚王国”共同的历史。
第十一章南阳盆地与“方城夏道”
11.1江汉平原的战略地缘与汉阳诸姬
让我们将黄河——长江下游的那些主要平原放在一起审视一下，看看楚国所处的江汉平原是否具有一些独特的气质。
之前我们分析了渭河平原相对华北平原的地缘优势，通俗的说就是我打出去容易，你打进来难。
在之前的历史中，基本上只有山东丘陵地区由于也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一为高度，二为海洋），可以与之对抗，争夺中原地区。
之所以要争夺中原地区，很大程度是为了争夺黄河边上那些松软的黄土地带。
在青铜尚属于奢侈品的年代，能够用石制和木制工具开耕的黄土对农耕民族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在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并非没有自己的文化，只是最终取得文化主导权的黄土民族，暂时对那些难以开耕的粘土兴趣不大罢了。
随着金属的广泛运用，长江流域的那些冲积平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机遇。
他们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平原，以及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
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属于长江流域，而不同点则是前者位于长江以南，后者位于长江以北。
环太湖平原的地理优势一目了然，长江就是它可以依仗的天险。
如果居于其上的族群不是那么有进取心的话，据险自保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而江汉平原的位置决定了长江并不能成为它的保护者。
它需要有其他地理优势以保障自己的独立性。
否则这些因技术的提升而变得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土地，只会象华北平原一样成为其他地缘力量博弈的牺牲品。
仔细看那张《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平原示意图》，我们就会发现，在江汉平原的东北侧，有一系列的山脉为这块平原提供的保护。
这无疑提升了江汉平原的地缘力量，如果能够控制这些山脉，那么江汉平原就可以具备象渭河平原那样易守难攻的地缘力量了。
当江汉平原的地缘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后，无论楚人是否决定称王，周人显然都已经意识到了江汉平原的威协。
周人所作出的反应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封建”诸候，封建的对象当然是同姓的诸候。
如果周人想要监控楚人，将同姓的诸候封建在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一线靠近中原的一侧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这就象如果仅仅在泰山以西封建“鲁”，而不在泰山以东再封建“齐”，就无法打破山东丘陵的地缘优势一样。
周人需要超过这些明显的地理特征，将前沿阵地推进到江汉平原的边缘。
周人最初的做法无疑是成功的，由此在汉水边上诞生了一批姬姓的诸候国，史称“汉阳诸姬”。
关于这些诸候国的具体位置，一直是有些争论的。
我们就从地缘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方位，以及能否对楚国进行有效的控制。
我们知道，在楚国的根据地是在江汉平原，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境内。
江就是指长江，汉是指汉江。
最早的时候“江”就是特指“长江”的，汉江是被称做汉水的。
就汉水而言，它对中国地缘的影响并不止于江汉平原，其作用甚至要高于秦岭。
不过就目前我们所要分析的方向而言，汉水的下游与长江共同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之前我们分析过，在江汉平原的东北侧有一系列的山脉为它提供屏障，由北向南分别为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
前者现在在河南省境内，后两者则为河南湖北的分界线。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这三条山脉的西南侧，并非只有江汉平原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
事实上这一地区是由两个南北相邻的地理单元共同构成的。
南侧当然就是江汉平原了（目前属于湖北），北侧则被命名为“南阳盆地”（目前基本属河南）。
附：
南阳盆地——江汉平原地缘结构图
11.2南阳盆地对江汉平原的压制
我们先来说说南阳盆地。
既然称为盆地，那么它的四周应该是被山包围的了。
让我们来看看南阳盆地边缘都有哪些山（山脉）。
南阳盆地的西面是秦岭和大巴山脉的东部，北面、东面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伏牛山脉以及桐柏山脉西头。
在盆地的南面有一个体量不是很大，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山——大洪山。
这几个山（山脉）共同合围形成了南阳盆地。
作为盆地，除却周围都是山以外，一般还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盆地内部多为适合耕种的平原（东亚地区）；二是有良好的封闭性，但并不代表就没有合适的道路与外界发生联系。
此外，南阳和襄阳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也就是都属于南阳盆地。
所不同的是南阳位于南阳盆地北部，而襄阳则在盆地的南部边缘。
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差别决定了二者不同的战略定位。
前者更容易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后者则成为的中原的政治力量向江汉平原，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扩张的战略要地。
不过南阳也好，襄阳也罢，都是要到秦汉以后出现的地理名称了。
但这并不表示西周时的政治家们就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战略地位。
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地理分割点叫做“大洪山”。
比起周围几座山脉来说，大洪山的体量并不算大，被夹在大巴山脉与桐柏山脉的中间。
在具体解读大洪山的战略地位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说说大巴山脉。
地理学上的大巴山脉其实是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在地形图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东西向的走向（基本与秦岭平行）。
不过古人可没有那么广的视角，他们习惯于为自己眼前的那段山命名。
于是大巴山脉东头被分别细分为武当山和荆山。
在道教还没有出现之前，对于楚人来说，位于它东南部的“荆山”更有资格被称为圣山。
无论最初的楚人来自何方，荆山都是他们最初的根据地。
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荆楚”之称。
楚人也不例外，荆山可以被做为祖地，但要想为族群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荆山东南部的江汉平原是不错的选择。
好在商周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凭借这些利器，楚人得以从江汉平原种出足够的粮食。
从农业技术角度看，最终帮助楚人奠定大国地位的并不是青铜工具在农业上的运用，率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铁器才是楚人的技术优势所在。
从此江汉平原的农业实力至少可以与黄河流域的那些平原处于同样的级别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如果不能开耕，再大也没有用）。
对于江汉平原的这种潜力，周人的应对方式就是尽量将楚人压制在江汉平原，为此他们需要占据南阳盆地，并将之作为控制江汉平原的屏障。
在最初的时候，周人无疑是成功的。
在清除了南阳盆地的那些小部落后，周人成功的在此封建了一批姬姓的诸候国（另外还有一些非周人系统，但同样来自黄土高坡的小国）。
这并不代表楚人对南阳盆地没有欲望，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刚刚取得共主地位和大片土地的周人，气势正盛。
而楚人的战略纵深还未及向南方展开，并无实力与周人争夺南阳盆地。
虽然南阳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但它东面通往中原的道路还是较多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