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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挑战之五老龄化与公共财政危机24页word文档
人口的挑战（五）:
老龄化与公共财政危机
2019/06/2908:
23:
41
正文
汪涛
虽
然目前政府部门有着很高的储蓄，占2019年GDP的8.4%，但是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政府势必需要增加在养老保险、医疗等方面的开支。
政府能够负担起这些开支的增加吗？
中国会因此而陷入公共债务危机吗？
会有什么样的相关政策出台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呢？
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尚处于初级和完善阶段，而人口老龄化也的确会给中国带来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诸多挑战。
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且未来十年中人口老龄化的财政负担尚不会急剧恶化。
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尽快启动改革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当问题显露出来时再改变恐怕为时太晚。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直到几年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基本上只覆盖城镇正式职工。
2019-2019年的改革采用了世界银行推荐（1994）的三支柱模式（ThreePillars），即建立社会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自愿养老金（如企业年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而言：
（1）、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要求职工所在企业按照其工资水平的一定比例缴纳（实际缴付比例大都在20%左右，但有些地区高达近30%，有些地区为个位数），由企业所在省市区统筹（统筹水平已经基本从原来的低级政府提高到了省级水平）。
缴满15年后，职工退休后可以获得标准为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20%的基础养老金。
缴纳期限若高于15年，每满一年按一定比例增加基础养老金。
（2）、个人账户是指职工个人按照工资的8%缴纳保险金，计入其个人账户，可在退休后按每月一定比例提取。
（3）、企业可以自愿提供职工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按照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
其中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可以计入成本。
目前提供年金计划的企业非常少。
近几年，政府开始推动城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预计到2019年可望实现城镇居民全覆盖，2020年实现农村居民全覆盖。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84亿人，其中参保职工2.16亿人（参保离退休人员为6819万人），覆盖了城镇就业人数的60%。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见图43-44）。
针对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7月1日起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构成。
2009年9月，国务院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的试点。
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
初始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全国普遍实施。
截至2019年，1914个县（市、区）开展了试点，参保人数达3.26亿人，覆盖面达60%以上。
政府计划在2019年在全国所有地区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
养老保险问题将会因人口老龄化不断扩大
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且支付比率不断升高。
养老保险的支付水平按当地平均工资的比例支付──随着工资的迅速增长，养老金支出也迅速增长。
在当前工作人口（也就是缴付人口）明显超出退休人口的情况下，这一制度还未造成广泛的养老金赤字（一些老工业中心除外）。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金赤字将会激增。
第二，历史欠账和个人账户“空账”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养老保险改革启动之初，国有和集体企业有“铁饭碗”的退休职工和接近退休的职工过去并未交费或积累基金。
当时各级政府财政状况困难，又面临养老改革初始阶段必须同时支付现有已退休人员养老金和为现有在职人员个人账户缴付基金的情况，因此政府决定不单独拿钱支付退休的“老人”，而是决定用当期交费和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来支付退休工人养老保险。
这一制度的延续，使得历史欠帐问题越来越大，常常出现挪用个人账户资金去填补基本养老金赤字、用于社会统筹部分支出的现象。
因此，有相当多个人账户中实际上并没有对应的储蓄资金，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个人账户空转”的局面。
在未来职工退休后、随着人口老龄化，政府财政状况将面临相应的挑战。
第三，统筹级别低，地区间转移困难。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地区分割。
之前是县、区、乡镇一级，造成有些地方交费率低、积累不够，有些地区负担沉重。
直到最近，养老金社会统筹部分才被挪至省一级，而我们认为全国级别可能更好一些。
另外，省级和市级之间的养老金账户转移还存在相当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在沿海地区工作但可能在内陆或者农村地区退休的农民工。
未来，大量农民工和异地就业的城市居民到了退休年龄，就会给各地政府造成不同程度的财政和社会负担。
最近国务院已出台了个人账户省级转移的指导政策，但由于这包括财政资源和责任在各省市之间的转移，具体实施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第四，退休年龄过低。
目前，中国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60岁（工人是55），女性是50（工人）或55岁（干部）。
平均而言，退休年龄在53岁。
而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3.5岁，在退休时的预期寿命则更高。
过低的退休年龄意味着较少的养老保险缴纳年限、较长的养老保险支付年限。
随着人口老化，这将给养老保险支出带来越来越沉重的压力。
最后，中国目前最根本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仍然较低。
截至2019年末，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占城镇总就业的比例仅为60%。
同样的比例在农民工中也仅为26%。
随着养老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参保的缴费人口将大为增加，大大超过养老保险支付人口。
短期来看这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利好，但也可能掩盖其深层次问题。
随着人口的老化，上述制度上的缺陷将会被放大，让养老保险无法持续。
面临挑战，但不必过分悲观
以上所列举的问题将我们引向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养老金支出与收入之间有多大的窟窿？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和财政能够承受得起老龄化所带来的沉重压力吗？
由于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相当程度的地区差异，缴费率和支出水平也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且覆盖率也在变化之中，因此仅能对未来养老金收入和支出做非常粗略的估计。
总体而言，研究者对中国养老金收支的估计都显示，在目前的制度下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发生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状况，年度赤字的估计从GDP的0.7%（Sin2019），到3%（Anderson2019）和5%（OECD2009,2019）、5-20%（易纲2019）不等。
显然，这将给财政带来沉重压力，但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并不至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数量模拟分析显示虽然中国未来的确会面临着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但政府有着相当的余地来改善预期中的不利局面。
表3中列出了世界银行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对中国养老金所做的情景分析预测（Sin，2019）。
虽然这项研究完成于数年前，但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这项研究主要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一是隐性养老金债务负担，也就是将2019至2075年所有养老金体系所需承担的债务贴现到2019年。
第二是融资缺口，即2019年2075年间养老金所面对的支出与收入间的缺口，贴现回2019年。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如果维持养老金体系现状不变，养老金融资缺口将占到2019年GDP的95%。
不过，有几项改革可以大大减少融资缺口：
（1）严格禁止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支付社会统筹部分。
这样可以做实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的投资收益将可以让融资缺口从2019年GDP的95%下降到52%。
（2）根据预期寿命来设计养老金支付。
目前的养老金支付没有考虑到人预期寿命延长的问题，而是假设平均领取养老金的年限是10年。
如果将其改变为按预期寿命支付，那么融资缺口可以从52%进一步缩窄到16%。
（3）提高退休年龄。
目前平均53岁的退休年龄太低了。
如果中国在2020与2030年间逐渐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养老金体系的盈余将会占到2019年GDP的69%。
除此之外，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降低养老金替代率、从国有企业转移更多资源到养老基金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由易纲领衔的北京大学课题组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研究》（2019）中建议了一种新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方案，即：
由名义帐户制向完全积累制逐渐过渡的“转型名义账户制”。
这种制度沿用了“三支柱”框架，但是改进了第一和第二支柱，即：
对于第一支柱，用低水平、全国统一、由财政直接负担的补给制代替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对于第二支柱，则用名义账户制向完全积累制转型的思路取代原来的部分积累制，当储蓄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逐步下降，渐渐提高完全积累制的比重。
这种模式能够同时实现使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转轨成本、提高激励机制和控制国民储蓄率这四大政策目标。
由李剑阁领衔的“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也在其研究报告“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问题和建议”（2019）中建议，应建立以全国统一的社会统筹为基础的，单一的全国强制性养老金体系，同时改革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以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率。
他认为中国应当设立记帐式个人帐户而非基金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提高从社会统筹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调整养老金支付比率、鼓励自愿养老金，以及将国有股红利部分转移至养老金体系。
未来十年需要未雨绸缪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人口老龄化也的确会给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来诸多挑战，但未来十年中人口老龄化的财政负担尚不会急剧恶化。
因为：
（1）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仅仅初露端倪，在未来十年中情况不会急剧恶化──真正的挑战在2020年后；
（2）中国目前的整体财政状况仍相对较为稳健。
截至2019年，整体政府债务（中央+地方+银行业重组负债）占GDP的比重为50%左右，并且政府在财政政策的运用上较为谨慎。
因此，投资者目前还不必过分担忧未来十年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及其导致的财政负担问题。
不过，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诸多缺陷将会被人口老化放大，在二、三十年后给公共财政和社会将造成巨大的困难。
中国有必要在未来十年开始采取应对措施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当问题显露出来时再改变恐怕为时太晚。
从上文介绍的诸多研究成果可见，政府仍然有相当的政策空间来设计和调整政策、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避免未来最坏情形的发生。
在这点上，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供中国学习和借鉴，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作者汪涛是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节选自瑞银集团报告《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
（二）：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挑战》。
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
2019/06/2708:
09:
01
人口的挑战（三）：
中国会失去竞争力吗?
正文
汪涛
未来十年，非农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增长但劳动力市场供求将趋紧，那些主要雇佣年轻劳动力的行业会更深切地感受到劳动力供给减弱的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全社会劳动力成本将快速上升，从而引发全面的工资-物价螺旋式通胀压力呢？
中国是否会丧失制造业大国的竞争力呢？
我们认为这一担忧被夸大了。
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工资的确面临着上涨压力。
但是，制造业劳动生产力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难以被动摇、尽管在一些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能会失去领地。
不过，由于服务业和农业劳动力提升相对更为困难，工资上升会带来服务业及农产品相对价格的调整，从而带动价格总水平上涨。
中国正经历“刘易斯拐点”
既然经济并未实现充分就业、农村中还有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为什么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企业招工难、工资快速上涨等现象呢？
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
“刘易斯拐点”描述的是“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终结、名义工资开始上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认为，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而言，经济发展是现代工业部门扩张、传统农业部门收缩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
此时工业部门面对着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工资仅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阶段，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已被工业部门吸收殆尽，此时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相对第一阶段有明显上升。
这两个阶段的连接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第一拐点”（见图27）；到了第三阶段，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边际产出基本趋同，使得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工资水平大体相当、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经济由二元经济过渡到了一元经济状态。
此时即经历了“刘易斯第二拐点”。
在我们看来，各方面证据显示中国确实已经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
近年来中国的工资，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快速增长。
这表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再是“无限的”、需要提高工资水平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名义工资的快速上涨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
最容易转移至城市的15-29岁农村年轻劳动力人数比十年前已明显减少。
因此，国家××局进行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除去2019-09金融危机时的冲击，农村居民务工工资在近些年来开始加速增长（见图28）。
然而，即便到达了“刘易斯第一拐点”，非农劳动力供给仍可以继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伴随着非农就业的增长。
当然，目前中国城乡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的二元体制使得年长农民工在安置家庭、子女就学等方面进城的成本更加高昂，甚至必须以牺牲家庭为代价。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工资需要上涨得更多才能吸引农民工远离家乡、进入沿海大城市务工。
另一个原因则是农村生活水准也在提升。
劳动力结构变化将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相互影响
虽然劳动力供求总量的变化在未来十年较为平衡，但不同年龄劳动力变化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会对不同行业乃至产业结构带来深远影响。
例如，年轻劳动力减少将促使经济增长模式由房地产建设、低端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
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更明显地感受到年轻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在过去十年年均增长了0.2%之后，未来十年年轻劳动力（15-29岁）将年均大幅下跌1.4%，而其中15-24岁的低龄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变化更是剧烈（见图30）。
建筑业、低端出口加工行业、低端服务业等过去20年一直是年轻劳动力最大的雇佣行业，因此将更明显地感受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压力。
相比之下，未来十年年长劳动力（30-64岁）仍能维持0.9%的年平均增速，这意味着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未来面对的劳动力供给条件将会宽松一些。
此外，教育结构失衡问题导致了劳动力供求错配。
近十几年来，我国制造业、建筑业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对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产生大量需求。
然而与此同时，高校急剧扩招、每年毕业生高达600万人以上，而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仅缓慢发展（见图31）。
这导致了企业招普工、技工难、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并存。
如果产业没有相应快速地转型和升级、教育结构方面没有相应转变，中国目前业已存在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在未来十年中可能会随着年轻劳动力减少而进一步加剧。
劳动力结构变化与中国经济再平衡、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相一致。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政府也已经认识到转型的必要性。
从外部环境看，发达经济体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将长期抑制中国的出口需求；从国内需求看，房地产部门需要转向更可持续、也更缓慢的发展路径，而且来自于环境、资源、能源等方面的制约也越来越明显。
而另一方面，过去增长模式所依赖的两大引擎：
出口和房地产，均高度依赖于年轻、低端劳动力的供给。
因此，未来十年年轻劳动力大幅减少、年长劳动力相对增多将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房地产建设、出口加工拉动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推动转变。
中国的制造业会失去竞争力吗？
如前所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趋紧、工资上涨的压力。
而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对于低端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打击尤为突出。
这会侵蚀掉中国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吗？
不一定。
如前所述，中国已经在经历着刘易斯第一拐点（当然，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仍然十分明显、仍然有7000多万左右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目前显然尚未实现一元经济、与“刘易斯第二拐点”还存在相当的距离）。
到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劳动力供给──特别是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还可以维持明显增长。
只不过，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所需要的工资水平需要明显上涨。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资的上涨，是否意味着会必然侵蚀中国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和带来通胀？
不一定。
首先，应该区分工资上涨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刘易斯拐点说的是名义工资上涨，即工资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上升到边际产出的水平，而后者并不会带来竞争力的削弱和商品价格的攀升。
我们估计中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过去十年中保持了年均约12%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社会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也高达9%左右。
因此，虽然××局数据显示城镇工业部门非私营单位工资过去十年年均增速已高达14%、而包含了私营单位的全社会工业部门工资增速估计也在13%左右，但扣除劳动生产率提升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只有4%左右的温和增长（见图32）。
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目前还不用过于担心中国的制造业将迅速失去其竞争力、或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推高制造业商品价格。
其次，中国的工资水平目前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不及韩国和台湾。
按照××局的数字折算，中国当前国有单位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约为2.3美元、私营单位约为1.5美元。
与美国劳工部（BLS）公布的其他各国工资水平相比，中国仅为美国的1/25-1/15，德国的1/29-1/19，日本的1/22-1/14，韩国的1/11-1/7，台湾的1/6-1/4。
当然，考虑到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低于上述发达经济体，因此按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将会大幅收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
正是由于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仍保持温和，中国在最近几年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核心CPI通胀率。
因此，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价格也没有大幅上升（见图33）。
通胀压力会上升吗？
既然制造业工资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引起价格的明显上升，那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否对通胀没有影响呢？
答案是否定的。
的确，在过去十年中，通胀主要是由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和居住成本推动，而核心制造业商品价格仅温和上涨（见图34）。
这一方面是因为本世纪初，制造业尤其是轻工业在90年代中后期积累的大量剩余产能因为出口和内需复苏而逐步得到消化，通胀压力不大；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企业能够吸收消化工资上涨的压力。
然而，刘易斯拐点对于通胀的最大影响恐怕还是会体现在食品和服务价格方面。
在工资上涨成为引导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继续转移的时候，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自由转移使得工业工资的上涨也会带动其他部门工资上涨，导致经济体的整体工资攀升。
工业、制造业可以通过使用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力，以此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使单位劳动成本仍保持温和增长，抑制本部门价格的提升。
但是，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很难有同样幅度的进步（见图35）。
在这些部门，劳动成本的上升势必推高农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事实上，因为工业（可贸易品）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而引起全社会工资上涨，并推动非贸易品行业价格上升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界早已被贝拉·巴拉萨和保罗·萨缪尔逊描述，被称为经济发展中的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
当然，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并非主要由劳动力成本上升所推动，而是源自于能源和其它投入价格的上涨，并且受到自然灾害、恶劣天气和“猪周期”的影响。
同样，服务行业价格的上升近年来也深受能源运输价格上涨和土地价格、租金暴涨的影响。
那么，未来十年因为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通胀有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定量分析框架，我们的静态分析表明未来十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会把CPI较过去十年年均推高一个百分点。
做这个估算时，我们假设未来十年名义工资增速比过去十年年均高2-3个百分点，并且只有大约不到一半被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抵消掉，低于过去十年的60%。
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比过去十年更快，从而给CPI带来额外的一个百分点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一般合理的假设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导致通胀上升，但程度仍然是可控的。
需要提醒的是，上述估算并没有考虑需求面对价格上涨做出的反应。
这显然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形、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因此仅从供给面成本角度出发就得出关于通胀压力的结论显然有失全面。
在现实情况中，需求面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
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迅速的老龄化、劳动力供给萎缩，然而整个经济非但没有出现由劳动力成本上升引发的高通胀，反而由于前期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所导致的泡沫破裂而深陷通缩泥潭。
因此，如果储蓄率、投资率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或其他因素而下降、拉低了总需求，那么反而会抑制通胀。
此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其他周期性因素也会显著影响总需求，从而给最终的通胀结果带来变数。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将在未来十年给中国带来通胀压力，但并非所有行业都面临着相同程度的成本压力，大多数制造业部门仍然能够通过生产力进步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2019/06/2807:
22:
17
人口的挑战（四）:
老龄化会否拉低储蓄率
正文
汪涛
未来十年的人口结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储蓄和总储蓄率。
但造成中国总储蓄率迅速增长、居高不下的最大原因却是企业和政府储蓄，后者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深层次问题。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的人口结构变化不足以左右中国的总储蓄率变化，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本身才是推动总储蓄率、投资率下行并降低经常账户盈余的根本力量。
生命周期理论预示储蓄率将会下降
按照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抚养比越高，储蓄率越低。
根据这一理论，储蓄率在人的一生中随其年龄增长而呈倒“U”型变化。
这是因为人一生的消费比较平稳，收入却随着年龄变化而有较大起伏。
年轻人因为收入较低，所以储蓄率也很低。
进入中年之后，储蓄率随着收入增加而升高。
而在退休之后，由于收入下降，储蓄率又回到较低水平。
由于这种个人储蓄的生命周期变化规律，一个经济体的总储蓄与人口年龄结构息息相关。
具体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大，一国储蓄率就越高；而老年人或少年儿童人占总人口比例越高，则一国储蓄率就越低。
实证分析基本支持这一推断，但也有例外。
IMF（2019）通过分析115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一般来说，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国家总储蓄占GDP比重就上升0.72个百分点（见表2）
从各国的历史来看，许多国家的总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的确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现正相关，比如日本和韩国（见图36-37）。
中国的情况也表现出了这种相关关系。
自1950年至今，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中国的总储蓄率以及居民部门储蓄率均有明显上升（见图40）。
然而在英国和美国，总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似乎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不大（见图38-39）。
这是因为人口年龄结构本身对居民储蓄率和总储蓄率的影响可能并非完全如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那样简单。
提高退休年龄、人口平均寿命延长、公共养老金体系不完善等等都可能使得老年人的储蓄不降反升。
另外，人口年龄结构也并非是居民储蓄率和总储蓄率的唯一决定因素。
周期性因素、社会福利体系、社会结构和文化、金融创新等，都有可能影响一国的居民储蓄率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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