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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一第六单元第一课导学教程及测试题（原创）
一、课程标准
本课导学教程围绕一条主线──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把教材分解为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生条件、典型代表（雅典）、作用和影响、城邦衰落四个方面。
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
探究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综合因素。
懂得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雅典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进程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地理环境对希腊民主的影响，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产生条件；雅典民主政治发展三部曲（萌芽、奠基、确立）；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民主政治机构：
十将军委员会，公民大会，五百人大会，陪审法庭；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作用和影响；雅典民主政治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古代希腊城邦衰落。
（二）过程与方法
问题探究，层层设问，步步深入。
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确立过程的学习，提高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的能力；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内容与特点的学习，进一步提高概括归纳历史学科能力；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学习，提高分析评价历史学科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因素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形成的影响；感受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体会古希腊的辉煌文化为世界文明所留下的重要遗产；体会人类文明的源远流长；从宏观上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三、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地理环境对希腊民主政治的影响；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条件（自然条件、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人文因素）；伯利克里改革的内容、作用。
难点：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实质；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四、教材内容概述
（一）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
古希腊地图
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扼欧亚非三洲要冲。
它的地理范围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
在希腊，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开阔平原，连绵不绝的山岭沟壑将陆地隔成小块。
但是，浩瀚的海域却赋予希腊先民以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海岸曲折，绿岛相连，港湾众多，地中海式气候温和宜人，海洋资源条件得天独厚。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希腊的历史和文化。
耕地缺乏和土地贫瘠限制了粮食生产，而冬季多雨、夏季干热的季风气候有利于葡萄和橄榄的生长。
为了生计，希腊人通过海外贸易出口葡萄酒、橄榄油、陶瓷等物品以换回粮食。
为了解决人地矛盾，希腊人进行海外殖民活动。
所以说海洋是希腊人联系外部世界的大通道，是维系古希腊文明的生命线。
希腊环海、多山、多岛；而中华民族的摇篮在黄河流域，地势平坦。
那这种地理特点决定古希腊人能不能像古中国人一样，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经济活动呢？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古希腊人由于地理条件所限，主要从事商业活动；而古中国人则以农业生产为主。
这两种经济活动各对政治有什么要求呢？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需要安定，所以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进行统治，而我们中国古代事实上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以商业活动为主的地区则更需要自由，因此民主政治成为希腊众多城邦首选的政治制度之一，雅典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古希腊距离古巴比伦、古埃及不远，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中吸取文化养分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最后看一下历史条件，即希腊城邦的形成。
同样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古希腊形成了两百多个奴隶制小国，史称城邦或城市国家。
分析城邦产生的时间、涉及的范围、组成人群、突出特征。
哪一个条件是民主政治得以生存的根源？
希腊是地理条件。
越是远古时期，生产力越低下，人们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强。
如果把四大文明古国称为大河文明、黄色文明，那么我们可以把依托于海洋生存的古代希腊文明称为海洋文明、蓝色文明。
此处可以阅读书上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名言“我们环绕着大海（爱琴海）而居，如同青蛙环绕着水塘”。
（二）雅典的民主政治
指出雅典在地图上的位置，简单介绍雅典多山的地形，向学生说明雅典城邦是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
首先分析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
分别从时间、内容、作用三个方面分解每一个阶段。
梭伦改革在公元前6世纪初，主要是按财产多寡划分社会等级，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克利斯提尼改革在公元前6世纪末，内容包括以地域部落取代血缘部落、设立五百人会议、成立十将军委员会、实行陶片放逐法，正式确立起雅典民主政治。
重点放在伯利克里改革上。
时间已到公元前五世纪。
内容包括：
第一，扩大公民参政范围，提问哪些人可以参政、参政的范围有哪些；第二，改革公民大会，参与者是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公民大会的地位相当于现代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改革五百人会议，其地位相当于现代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提高陪审法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可以被选举为审判员；第五，扩大十将军委员会权力，首席将军执掌军政大权；第六，发放工资和津贴，鼓励公民参与政治和接受文化熏陶。
伯利克里改革使得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被称为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
学完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后，可以假设一种情境：
拉威的一天。
有一个30岁的雅典男性公民拉威，今天一大早就高高兴兴地准备好要去城里参加公民大会。
其实今天也正好是他家收割麦子的日子。
那他为什么还愿意脱身前去开会呢？
因为家里的农活自有他的妻子和奴隶完成，他去开会还能拿钱，两不耽误，何乐而不为呢？
上午拉威开完公民大会，下午又作为陪审员参加了陪审法庭的会议。
今天审理的是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案子。
由于苏格拉底不断地发表抨击时政的言论，最后陪审法庭一致决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对一个除了发表言论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人来说，在一个以民主、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国家，因为自己的言论获罪死刑，这可真是一个不小的讽刺。
晚上拉威又在城里的剧院看完一场戏剧后才心满意足地拿着观剧津贴回家了。
通过这种创设的情景，可以缩短学生认知与历史之间的差距，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
除十将军外，执政官和几乎所有其他官职向各等级男性公民开放，体现了人民主权的特点。
可是这种原始的直接的民主显然只能适应小国寡民体制。
而妇女、奴隶、外邦人则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体现了只是公民内部的平等。
五百人会议等由抽签产生，体现了轮番而治的特点。
公民大会的立法工作、陶片放逐法等，体现了法律至上的特点。
雅典城邦实行民主政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雅典人希望通过这种民主政治，把本城邦的公民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一方面防范外敌、保持独立，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夺取其他城邦的财富和奴隶。
应该说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实行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这个目的，雅典成为众多城邦中的佼佼者。
可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局限性。
妇女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广大奴隶受到压迫；公民权对居留在雅典的外邦人来说更是遥不可及。
真正能够享受到民主的只是少数成年男性。
所以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三）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作用和影响
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度，铸就了希腊人渴求知识、乐于探究的民族性格。
正是这种全民族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古代希腊在众多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古代希腊文明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摇篮。
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西方民主乃至今天中国的民主都可见其影子。
可以从最高权力机构、最高法院、执掌军政大权者等几个方面列表比较古代希腊、现代美国、现代中国的情况。
（四）古代希腊城邦的衰落
古代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高度繁荣，得益于奴隶辛勤的劳动。
奴隶劳动为城邦的精神文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
可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希腊城邦衰落的根源也是由于奴隶制度的存在。
具体来说，由于在希腊传统中，公民不得沦为奴隶，所以城邦只能想尽各种办法甚至通过战争以求从外部获得奴隶加以补充。
这给雅典等城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城邦间混战不断。
同时，这种传统也使得有些公民日益堕落，不思进取。
总之，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最终突破了只适应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
曾经繁盛一时的希腊城邦制度逐渐衰微。
最后被来自北边的马其顿王国国王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8年征服。
希腊城邦制度进一步衰落下去。
五、历史背景资源链接
城邦公民
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中。
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一词就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
所谓公民观念，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
希腊人的公民观念是公民观念的原始形态。
不过，对二千年前公民观念的研究无法采用现代的问卷调查方法，我们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希腊公民的政治行为、他们创建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所阐述的政治哲学来发现他们的政治观念。
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观念的外在表现，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而希腊政治哲学则是其理性的提炼与升华。
公民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同
希腊城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国家形式。
其外表特征在于其小国寡民的规模，其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政治结构，即它是公民的自治团体，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权利义务的政治体系。
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进行过经典式的概括。
他指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
“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
”“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
所以，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们是“属于城邦的人”。
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属于国家，但因为国家属于君主，所以他们归根结底是君主的臣仆，而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臣仆。
这是公民概念的原始含义。
不过，希腊公民只是城邦居民中一种特殊的身份团体。
一般说来，只有纯属本邦血统的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
这样，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就被排除于公民团体之外了。
不过，在城邦演进过程中，公民资格也有变化。
城邦形成之初，往往只有贵族或具备一定财产资格的人才能成为公民，下层平民在城邦民主比较发达的时代才获得公民权。
有的时候，因贫穷等原因不能履行公民义务者就会失去公民权。
当战争危机或公民人数不足时，还往往吸收外邦人和被释奴隶加入公民团体。
不过，这些变例并不影响公民的实质意义。
城邦是公民共同体，只有公民才属于城邦。
获得公民资格，就意味着成为城邦的一分子，而没有公民资格的居民虽然生活于城邦中，但不属于城邦。
希腊人称呼“雅典人”、“斯巴达人”的时候，他们指的仅仅是雅典或斯巴达的公民，不包含其他居民。
外邦人被视为侨居的客民，妇女和奴隶仅属于家庭成员。
公民在一生中，依次成为家庭和村社的成员，成年后，经过庄重的仪式取得公民资格，这时他才进入城邦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属于城邦的人。
公民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民对自己“属于城邦”这种政治角色的认同。
希腊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
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城邦。
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他们。
这种感觉十分真实。
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
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
失去了城邦，他们就沦为奴隶或外邦人，有时还遭到集体屠杀。
城邦强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们。
别的好处且不说，他们最珍爱的自由是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得到的。
所以公民观念首先是一种特权观念。
公民的这种特殊身份，是部落向城邦演进过程中部落成员保留下来的一项“历史权利”。
在城邦形成之前，部落成员间的血缘纽带被视为神圣的，血缘部落与外人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
同一血缘集团的人自视为一个“自然”的整体。
这种“自然”的整体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又被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所加强。
部落有自己崇奉的神，有自己的神坛、圣火和祭司。
其神垣只有本部落的人才能进入，其公餐（神餐）和佳节也只有他们才能参加。
部落的神绝对排斥外人，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禁忌。
神不接受外人的祭享，甚至外人窥见祭仪亦为不祥。
这一切都在部落成员与外人之间形成了坚深的界限，也无形中使部落成员产生与部落一体化的感觉。
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于血缘关系，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族和部落的联合。
由部落演变为城邦，部落成员成为城邦公民，而城邦的宗教仍然是排外的。
人们仍然以部落时代血缘和宗教共同体的观念来看待城邦，部落时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公民的观念。
正如法律史专家梅因所说：
“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认为，凡是他们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集团，都是建筑于共同血统上的”。
尽管在城邦形成和演进过程中，血缘关系逐渐解体，外邦人不断被吸收和同化于同族人中，血缘关系已经变得混杂，城邦远不再是“自然”的了，即使如此，它仍然被视为“自然”的，即血缘的团体。
人们仍然以血缘关系的观念来看待公民内部关系。
这被梅因称为“最早最广泛的法律拟制”，即在法律上假定这些外来人也来自他们的同一祖先，将所有“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假定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原始家庭。
这是公民团体一方面自我封闭和极端排外，另一方面在公民内部产生对城邦归属感的重要根源。
事实上，在斯巴达，全体公民属于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观念，在城邦形成后的数百年当中仍是真实的。
整个公民集团都属于征服者部落的成员。
在数百年中，极少有外邦人得到斯巴达的公民权。
斯巴达人的生活中也沿续着许多部落生活的习惯，如公社集体所有制、公民内部的平等、公餐制等。
与雅典类型的城邦相比，斯巴达实现了更高度的统一，应该与此有关。
柏拉图曾虚构了一个“神话”，说城邦的人本为一土所生，互为兄弟姐妹，恐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
他企图将全城邦变为一个大家庭，每个公民完全融合于城邦整体之中，消除“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也应该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所以，希腊人的公民观念与近代公民观念有很大不同。
西方近代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
然而希腊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他们也就没有与城邦分离的意识和要求。
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
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成员的地位”。
在西方，权利概念形成于罗马私法，希腊人还没有权利观念，他们所谓公民权，只是指公民资格或身份而言，还不是一种个人权利。
公民集团的狭小及其封闭性和排外性，犹如恒星塌缩带来物质的高度凝聚和密集一般，带来了城邦内部紧密的生活，这无疑又强化了公民内部一体化的心态。
他们把城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自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他的价值依赖于整体。
他的财产、家庭、利益、荣誉、希望，他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他整个的生活甚至死后的魂灵都属于城邦、系之于城邦。
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
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
“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其中有着一切。
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毁坏，就一切都被毁坏了。
”所以公民们拚死维护城邦的独立和自主，与城邦共存亡。
在城邦间的战争中，战胜者有时要将城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杀掉。
在城邦内部政治生活中，人们往往围绕着公民权展开殊死斗争。
享有公民权的十分珍惜它、维护它，没有公民权的要得到它，失去公民权的要恢复它。
公民权诚然能给公民带来某些实际利益，然而也使他们承担沉重的义务。
这种义务有时甚至会使他们破产和丧命。
所以他们争取公民权不仅是争取由公民权带来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得到公民身份，从而使自己不被排斥于城邦之外。
这种属于城邦的感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受到褫夺公民权和驱逐出城邦的处分，其严厉程度仅次于判处死刑，因为它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城邦在公民心目中如神物一般。
公民们赋予它绝对的政治、宗教和伦理权威，能够全面地支配和干预个人生活。
公民的肉体与精神、个人与家庭、财产与婚姻，都受城邦的统制。
个人是城邦的工具，生为城邦，死亦为城邦。
这在斯巴达最为明显。
即使在雅典也是如此。
据当时人描述说，雅典人认为他们的身体“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而他们培养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作一点显著的事业”。
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声称，“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
”他认为，甚至公民企图自杀都应受到惩处，因为它使城邦丧失一个公民。
每个公民从出生起，城邦就是他的最高监护人，要按城邦的需要来抚养和教育。
于城邦无用的残疾人没有生存的权利。
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莱库古就不允许父母按自己意愿养育后代。
孩子生下后，要由部族里的长者代表国家检查婴儿，如果孩子瘦弱畸形，就丢弃到山里不准抚养。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计的理想城邦中，都肯定了这一做法。
一般希腊城邦都禁止不婚，斯巴达还进一步惩罚晚婚。
结婚不是公民私人事务，它是公民为城邦生育下一代公民的责任。
个人的财产永远受城邦的支配，公民的教育、生活方式，甚至服饰、饮酒、娱乐等，都受城邦的控制。
一切都按城邦的需要来安排，为了城邦，个人要作出无条件的牺牲。
个人还必须斩断自己的一切私情，完全以城邦的利益为依归。
据记载，斯巴达在一次战役中失败，公民死者甚多。
消息传到国内，战死者的父母对于公众必须笑容满面，庆幸其他人的子女生还，而已知其子幸免于难即将相见者，则必须哭泣，为其他人失去儿子而悲伤。
人的自然感情竟能如此倒置，可见公民融入城邦之深！
公民的公共意识
拉斐尔·圣齐奥（1483-1520）所绘油画《雅典学派》
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城邦也属于他们，公民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城邦的主人。
按一般希腊人的观念，公民相互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
所以典型的城邦制度就是城邦共和国。
公民身份最主要的标志是他们享有政治权利。
亚里士多德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
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公民是能够参与城邦最高统治机构的人。
的确，除少数僭主制城邦外，各城邦普遍设立公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讨论决定。
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参政的权利，只是在不同的城邦，公民的范围、公民参政的广度和深度、公民内部政治生活活跃发达的程度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实际上，即使像斯巴达那样被公认为贵族政体的城邦，公民大会仍是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
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都由公民大会选出，重大事务，尤其像战争结盟等关系城邦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在公民大会上才能决定。
仅就公民内部关系而言，斯巴达无疑也是民主制城邦。
并且它公民内部的平等比任何一个城邦都更稳定。
它也从未建立过僭主制，也厌恶其它城邦的僭主制。
希腊人之所以将其称为贵族制，因为与雅典的民主制比起来，它不实行抽签选举，公民充任官职的机会不均等。
当雅典等民主制发达的城邦里元老院权力已衰落到微不足道的时候，它的长老会议仍享有极大的权力。
另外，斯巴达公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也不发达，普通公民缺乏雅典人那种强烈的参与意识。
如果说雅典公民是参与型的，斯巴达公民则是“参与──依附型”的。
僭主制是希腊特有的专制形式。
所谓“僭主”是指不依合法程序不经公民授权而僭取国家权力者，也就是僭取了本由公民集体享有的政治权力，所以被视为违背常规和不合法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政体就不像一个政体”，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城邦正常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
如果勉强把它算作一种政体的话，那它也是“最为恶劣的”。
这几乎是希腊政治思想家一致的看法。
除政治权利外，公民还享有相应的其它一些权利和履行一系列义务。
权利中主要的是占有土地的权利。
农业是城邦和个人生活的基础，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
城邦的土地只能属本邦人所有，无公民权的外邦人无权占有土地。
义务中最重要的是服兵役。
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
公民们平时务农、经商、做工，战时应征从军。
外邦人和奴隶在战争中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冲锋陷阵的总是公民。
行军中奴隶为主人背负武器干粮，伺候主人的起居，但临战时则是主人披挂上阵。
甚至作战所需马匹、甲胄、剑盾等武器，给养、随从的奴隶等，都需自己准备，平时作好这些准备是公民义务的一部分。
装备一个骑兵或重装步兵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
城邦的主人同时是城邦的保卫者，公民身份与战士身份是一致的。
公民共和国同时也是战士共和国。
公民将政治统治者、土地占有者和城邦保卫者几种身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城邦主人的身份在这几种角色中得到具体体现。
这几种角色也包含了他们主要的权利与义务。
希腊公民观念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实际上，希腊人并没有明确区分权利与义务。
出席公民大会、参加陪审法庭、充任官职、从军作战，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它们都是由公民身份而来的。
享有某种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希腊城邦历史上，很少见公民逃避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
承担的义务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
当公民为城邦能够尽较多义务时，他们就期望得到较多的权利，也一定会采取积极行动去争取它。
所以，军事制度和战争技术的变化会影响不同公民集团所尽军事义务的份量，从而直接改变政治权利的分配。
一般说来，当军队以骑兵为主力时，政治上往往是贵族制或寡头制，因为只有少数贵族才养得起马，充当骑兵；当军制改为以密集型重装步兵为主体后，富裕平民就跻身于军队主力，城邦政治权力的基础也相应地扩大，贵族制便让位于温和的民主制；在海军成为城邦主要军事力量的时候和场合，大量下层平民在海军中充当水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这往往导致平民政体的建立；最后，在城邦衰落的时代，轻装步兵出现在战场，受到专门训练的职业军人取代了公民兵。
公民不再服兵役，同时也失去了政治权利。
主人的身份使公民产生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要求。
由于城邦规模狭小，个人与城邦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可见的。
如果把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用分数来表示，公民总数是分母，每个公民是分子，那么，分母越小，个人与城邦的距离越近，个人的相对值越大。
这一方面使公民关心城邦公共事务，把城邦事务视为自己事务，另一方面也产生公民内部的冲突。
公民内部不同集团对城邦的政治权利、官职、土地等都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围绕着相互冲突的要求展开了激烈的党派斗争。
这是导致城邦衰落的主要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党派冲突的心理根源正是公民的公共意识。
由于这种公共意识，公民们才能够产生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期望，并采取积极的集体行动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在希腊城邦时代，最重大的政治斗争都发生在公民内部，无公民权的居民在政治上表现比较沉默和消极，因为他们缺乏公共意识。
公民集团的人数很少。
典型的城邦公民人数在625-1250之间，较大的城邦公民人数也不过万人左右。
邦内公民间一般都能比较熟悉。
这就容易产生公民集团内部非常紧密的共同生活。
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议事会等机构中，他们共同讨论和决定国家事务，裁决各种讼争。
在战场上，他们并肩战斗，生死与共。
此外，他们还有公共的宗教生活、文化生活等。
在斯巴达，公民都是战士，他们共同生活在军营里，专门从事军事训练、战争和管理国家。
他们构成城邦的职业军人和统治者集团。
在雅典，公务活动非常频繁。
特别是在实行公职津贴以后，大批公民可以完全放弃私人经济活动，专门投身于公共事务。
政治生活成为每个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达的公共生活是公民公共意识的摇篮。
伯里克利在雅典民主极盛时说：
“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
”这句话最简明地表达了公民的公共意识。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在本性上“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他的意思是说，人必须过城邦生活，只有融于城邦，为城邦服务，才能真正完善人的本性。
这是对公民公共精神的抽象概括。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意识，公民们不能容忍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平民感到不满的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
”这种强烈的参与感是公民所特有的。
城邦也不允许公民只顾自己私人事务，不顾城邦。
雅典曾有一项法律，规定可以控告某人有“私心”，并依此定罪。
所谓“私心”就是对国家缺乏好感。
梭伦立法甚至规定：
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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