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与地中海文明的交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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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与地中海文明的交流

古埃及与地中海文明的交流——考古学所见的埃及与地中海世界的关系

田明

【英文标题】TheInterflowbetweenAncientEgyptandMediterraneanCivilization

   ——TheRelationshipofEgyptandMediterraneanWorldExemplifiedbyExcavation

   TIANMing

   HumanitiesCollege,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Tongliao028043,China

【作者简介】内蒙古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田明（1972-），男，内蒙古和林县人，内蒙古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东地中海考古学硕士，主要从事考古学及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关键词】古埃及/地中海/文明/交流/AncientEgypt/Mediterranean/Civilization/ExchangeLL

 [中图分类号]K4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2）01-0006-07

   古代埃及与现代埃及的地理状况基本相同。

一条生命之水——尼罗河贯穿于上下埃及，尽情滋育着埃及人民。

尼罗河峡谷两侧延伸出荒凉的沙漠阻碍了东西方的交往，努比亚沙漠和南方的几大瀑布几乎割断了通往南方的道路，只有在北部的地中海地区才使埃及显露出来。

这种地理环境使上古埃及免受外族入侵和大规模移民的冲击，埃及人享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使他们能将绝大多数资源奉献于其独特文明的和平发展。

然而古埃及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她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地中海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们之间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了辉煌的地中海文明。

从这一意义上讲，埃及也是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

   一

   出土于法尤姆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贝壳，就来自于较远的红海和地中海，这也是埃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对外交往证据，尽管可能不是直接的。

也有人甚至认为有陶新石器时代的游牧部落从巴勒斯坦经西奈来到北非和撒哈拉，埃及的新石器时代可能从巴勒斯坦引进。

例如在巴勒斯坦发现的燧石抛光手斧明显与同时代的法尤姆手斧有联系，同时北埃及遗址出土的双面镰看起来也受到巴勒斯坦样品的启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埃及梅里姆达陶碗上的鱼骨形雕刻方式，在巴勒斯坦约姆克亚的器皿上也有相同的图形[1]。

   巴达里文化（公元前3800年以前）时，在奎尔遗址发现的四柄陶器和两对环形柄的陶器，与巴勒斯坦有着明显的联系[2]。

同时，红海和地中海的贝壳出现在巴达里的墓葬中。

铜的出现表明埃及和东沙漠直至西奈半岛有了一定联系。

埃及还使用名贵的西奈绿松石，但目前很难找到埃及和西奈交往的直接证据。

尽管也有人对连接埃及和西奈的哈马玛特干河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却未能找到有效的证据[3]。

   涅伽达文化（约公元前3900—前3050年）时，埃及对外交流发展较快，与邻近的迦南有了密切的商业往来。

敏特和阿布·奥马尔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少数的天青石饰品的出现，表明埃及和西亚直至两河流域可能已有联系。

一定数量的黑曜岩可能来自于小亚半岛。

但有限的数额仍不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是一种长距离的直接交流。

   稍后一些位于下埃及的布托—马底文化（约公元前3650—前3300年）也反映了埃及与西亚的关系。

在布托的建筑遗址中发现一些用指甲印装饰的陶器，明显带有两河流域的风格[4]。

而在马底遗址中发现了圆形或椭圆形房屋以及类似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地下建筑，后来被认定为来自那里的商人驻地。

村庄边缘有许多地窖及大量形体巨大的储藏陶罐，可能形成了一个商业地带，其储存范围之大在埃及前王朝遗址中首屈一指[5]。

这也许表明此时埃及已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有了繁荣的贸易。

马底作为一个主要中转站，以陆地驴驮为主要运输方式。

而布托则是同北叙利亚进行海上贸易的港口，并通过叙利亚间接与两河流域发生联系。

   涅伽达文化后期，在阿拜多斯的Uj墓中出土的大量陶器表明，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

在该墓中发现了大约400多只凸形柄的陶罐，里面还保留了葡萄和葡萄种子。

经过对残存物质的化学分析，发现可能含有葡萄酒芳香添加剂以及葡萄中特有的酒石酸[6]。

种种迹象显示，这些陶罐是用来装葡萄酒的。

而当时的埃及还没有种植葡萄，因此推测这些陶器是随着进口的葡萄酒一起运到埃及的。

宾夕法尼亚博物馆考古应用科学中心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

考古化学实验室用中子激活分析法（NNA）对其中11个陶器进行化验，结果表明并不是埃及本土产物。

其中8个显然来源于以色列南部海岸平原、低地和山区，约旦河谷或外约旦等地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地区[7]。

在同一墓中，还发现有最早的文字标签，根据这些符号学者们一般把它认定为蝎王Ⅰ的墓。

他是埃及前王朝末期的一位“王”，势力可能达到巴勒斯坦地区，进贡来的大量葡萄酒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时代迦南风格的物品还分布在北起布托南至希拉康坡里斯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些凸形柄储藏罐，而家用碗和煮饭罐较为罕见，说明这些陶器主要用来贮藏进贡物品。

另外还有石制剑和扇状刮削器，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几公斤铜矿、完工的铜制品和沥青。

   二

   从前王朝末期到第1王朝（大致相当于东地中海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Ⅰ、Ⅱ），随着统一国家的初步形成，埃及开始走上扩张之路，这一点考古实物在埃及和东部地中海地区都有发现。

尼罗河三角洲和南迦南海岸之间便成了埃及东扩的必然领地，在那里发现了埃及前王朝末期的近250座定居点。

早期青铜时代的迦南突然出现了30多个具有大量埃及手工制品的遗址，此类文物大量的出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种被称为“混合型”器皿明显同时拥有迦南和埃及的双重特征，然而，大多数埃及型陶器是在迦南本地制成。

例如在巴勒斯坦的阿贾里达遗址发掘出许多埃及产和当地产的埃及型陶器，包括面包模、莲花形器皿、大小碗、杯、罐、圆柱形器皿。

在阿里达遗址也发现了三个埃及陶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器皿的四片碎块，组成一个那尔迈的标记，即隼鹰高距于鲶鱼和凿子的象形文字符号上。

该器皿的原始形状应为75—95厘米高的陶罐，罐径约为54厘米，壁厚1.3厘米。

抛光的表面呈暗棕色，部分为暗灰色。

器壁上的线条装饰明显带有埃及0王朝的特点[8]。

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公牛头形的护身符坠，属埃及宗教特色物品。

这与埃及本土的重要文物那尔迈调色板上所反映的远征亚洲的图景非常吻合（也有学者认为，那尔迈调色板所反映的是埃及对利比亚国家的征服，甚至是利比亚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9]）。

此外，在巴勒斯坦恩·巴萨遗址的第三层中，发现具有埃及风格的建筑物，其中有近90%为埃及文物，包括各种陶器、（可能）从埃及带来的刀、权标头、公牛头形的护身符、圆柱形印章等[10]。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埃及人可能已在此定居，并且官员用圆柱形印章为商品盖戳。

由此可以判定，到了那尔迈时代，埃及确实在这里建立了殖民统治，目的是为了控制该地的泉水，而这些泉水是南迦南地区最为丰富和恒定的水资源。

或者是因为需要铜和其他商品，使埃及人对迦南直接产生兴趣。

   与此相反，在埃及发现的迦南遗址要小而且少得多，这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分不开。

埃及人可能控制迦南200多年，而迦南人却没有占领埃及，至少没有很长时间。

埃及人在南部迦南建造房屋，在当地生产各种石制工具，陶器和食物，并且带来一部分手工制品，这些在殖民地无法制作。

而在埃及发现迦南风格的物品多为陶器，主要用来盛酒、油等进贡品以及原材料，如铜、绿松石等。

埃及殖民者和土著迦南人是和平的，但一些小的军事活动也在所难免。

埃及军队在迦南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殖民地以埃尔特（Erant）和哈里夫（Halif）为中心，并和非殖民地的迦南地区有商业往来。

埃及殖民地的黄金时段大约持续200年。

殖民地通过西奈走廓和宗主国保持联系。

公元前4千纪中期，埃及和南部迦南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殖民活动，而这种活动对双方都有利。

埃及得到所需物质，而东部地中海地区在城市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发展[11]。

   此后，埃及与东部地中海地区不断发生联系，战争和和平贸易同时存在。

处于二者之间的西奈地区，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争夺的主要场所。

公元前3-2千纪，两强可能为了争夺西奈的人、财、物进行争斗，遗憾的是没有文字记录。

近来考古显示，不像沿海那样，中南西奈受巴勒斯坦影响较深，已经有了绿松石和铜的加工，还有许多居民点和公墓甚至一些石制建筑，但可能性最大的仍是埃及单独控制西奈。

在西奈塞图遗址发现的铭文中记录了埃及人从第3王朝塞那胡特一世王到第6王朝培比二世以及12王朝塞那斯里特与阿蒙尼姆赫特四世的活动。

中王国时埃及在西奈山顶的哈德姆遗址建了一座哈特尔女神的祭庙。

那里发现丰富的、信息量大的中王国铭刻，还有一小部分私人和王室雕像。

庙中还有一组四座石碑上绘有人们骑驴的形象，证明其中一人是“Retenu（巴靳斯坦）王子的兄弟，卡博德”[12]。

这也许表明，为了分享矿产，埃及和亚洲已发生冲突，从而使埃及人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建立政治领导。

   在贝宁·哈桑一座墓壁画上刻画了塞努塞尔特二世时，一组彩绘的巴靳斯坦人，在王公阿比沙的带领下，给埃及带来方矿铅（一种中王国时埃及人广泛用的一种眼部化装品）。

除此之外，还有绿松石、铜、天青石。

亚洲铜这一概念可能在古王国晚期得到证明。

一些文献资料也可作为佐证。

最早且详尽的史料当数第6王朝大臣乌尼传记，描述了他怎样率领一支军队（包括努比亚雇佣军）与巴勒斯坦居民在一个邻近“瞪羚鼻”的地方，发生几次战争。

有人根据图画推测它为“骆驼山”。

同时期反应对亚洲军事活动场景的还有第6王朝德沙萨的英梯墓、11王朝晚期英特夫墓中壁画。

中王国以来，仅有塞努塞尔特一世时，涅苏孟图将军的墓碑上描述了他毁坏了亚洲的军事堡垒。

塞比卡哈的墓碑上记载塞努塞尔特二世攻击巴靳斯坦的一个城邦的历史。

考古证据显示埃及中王国早期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军事建筑。

英雄罗曼文学《辛努亥的故事》中，主人公就是从巴勒斯坦得到财富和荣誉。

当然，其中不排除外交途径交流。

   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四世以及阿蒙尼姆赫特二世王后的斯芬克司像在叙利亚的几个遗址（Beirut，Qutua，Ugarit，Neirab）中发现。

13王朝的哈那法里拉、塞比克霍特普的雕像在海辛被发现。

一些个人雕像（甚至有公主像）在叙利亚、巴靳斯坦多处发现，更远的土耳其库里格卡拉以及克里特的克诺索斯也有少量出土[13]。

关于这些雕像有两种猜测，一是可能是外交礼物的一种，二是可能为埃及对外扩张的证据。

遗憾的是，并没有文字记录，同时代马里的泥板外交文书中也没有涉及埃及。

   位于东地中海沿岸的拜不鲁斯（Byblos）城①（注：

位于现黎巴嫩贝鲁特以北32公里（根据《圣经》得名），它是埃及进口雪松和其他贵重木材的主要港口，埃及人称之为Kubna。

）与埃及有着特殊联系。

它是确实考古证据显示的埃及与东地中海联系的最远处，与黎巴嫩森林做木材贸易以及做木乃伊用的松脂的贸易中心。

当地有一座哈特尔女神庙，被称为“拜不鲁斯夫人”。

其中刻有许多埃及国王名字：

第2王朝的哈塞海姆威；第4王朝的胡夫、哈夫拉、孟考拉；第5王朝的萨胡拉、尼斐利尔卡拉、迪德卡拉、纽塞拉、伊塞西和乌纳斯；第6王朝的特悌、培比一世、麦里拉和培比二世；12王朝阿蒙尼姆赫特二世。

此外，还有许多动物雕像、圣甲虫宝石、念珠以及本地产的埃及特色的方尖碑。

埃及还对12王朝同时代拜不鲁斯城的王公丧葬品产生显著影响。

陪葬品很象当时埃及制的宫廷随葬品，包括本地产的具有埃及风格的金镶胸饰、乌银镶蛇标以及刻有象形文字非埃及风格的短弯刀，还有拜不鲁斯对埃及宫廷的仿制品，如项圈、蛇标、珍宝等。

如用出土的刻有“拜不鲁斯总督”字样的印章呈给埃及国王，则意味着他们承认了埃及统治权。

12王朝时拜不鲁斯事实上成为埃及属国，该城保护神巴拉特（Baalat）女神在埃及也得以崇拜[14]。

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字记载相当少。

拜不鲁斯的名字在吉萨第4王朝马斯塔巴墓上第一次出现。

斯尼弗鲁统治时，据巴勒摩石碑记载，埃及从拜不鲁斯进口木材。

拜不鲁斯的船只曾航行到蓬特（现埃及塞俄比亚地区）。

埃及对东地中海的控制，动机是为了边界安全和掠取物资，如果没有更早的话，那么，埃及新王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王国就可以找到[15]。

   既收到埃及物品又有自己物品抵达埃及的爱琴海地区只有克里特一个地方。

数量惊人的埃及前王朝和中王国早期的石制器皿在克里特被发现，还有仿制品。

克里特发现的大多数埃及物品是晚期米诺斯文明后期，大致与埃及希克索斯时代和新王国同期。

这些物品还应加上20个中王国时的护身符以及一个发现于克诺索斯的中王国雕像。

一些中期米诺斯陶器也出口到埃及，在埃及里西特、卡洪、哈喇格和阿拜多斯都发现了中期米诺斯的陶器碎片，而且在安利芬泰还发现了一个完整器皿。

米诺斯陶器在卡洪被仿制，当地陶工也生产出多彩艺术陶，那里还发现米诺斯石器的盖子[16]。

   一少部分埃及物品传播到更远地方：

一个属于第5王朝乌塞尔卡夫葬祭庙的器皿发现于克里特与伯罗奔尼撒之间的凯提拉岛；在距爱琴海岸以东200公里、安纳托利亚西北多拉克一个坟墓中，发现一个带有萨胡拉王的镀金椅残片；一枚第5王朝的金质圆柱形官方印章也在安纳托利亚发现，后两者证明了埃及与小亚的直接联系。

此类珍贵品出现可能是上古世界统治者之间的礼品互赠，甚至通过第三者转赠[17]。

埃及本土的一簇珍品也显示了这种混合特性：

如巴比伦尼亚的印章，米诺斯风格的银器。

   但是，我们在把这些远离家乡的物品列入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前，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上古贸易和其他联系方式。

   三

   中王国衰落以来，埃及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中间期，中央集权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崩溃了。

乘统一王国衰落之机，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渗入尼罗河三角洲。

根据奥地利考古学家比塔克三十多年来在达巴遗址考古证实，12王朝时，希克索斯人就已在那里建立了居民点。

其住宅和墓地都明显带有叙利亚—巴勒斯坦中期青铜时代风格，尽管墓室建筑有埃及特点，但埋葬物品有20%的陶器和50%的武器还是中期青铜时代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风格[18]。

并进而论证达巴遗址就是上古希克索斯的首都—阿发里斯。

它从中王国时的一个不知名的土著居民点到第二中间期成为国际性大城市。

作为那时埃及和东地中海世界的通路，起到了国际性商贸中心的枢纽作用[19]。

   希克索斯人是源于迦南的民族，以阿发里斯为中心建立政权，控制下埃及地区，建立了15、16王朝，势力达到整个埃及。

关于希克索斯人的族源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学术界。

比塔克通过对不同时期达巴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从出土的陶器和典型神庙上，基本肯定了迦南族源说，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吸收了大量的埃及政治、文化，同时也把西亚的上进了埃及。

除了新的艺术风格、宗教崇拜、政治制度外，更重要的是马和新式武器的传播。

虽然马和马拉战车可能希克索斯之前，尼罗河流域已经知道，但是套上马具的马的传入在战争中引起了革命。

埃及人还从希克索斯人那里或许第一次熟悉了复合的弓、青铜短剑、改进型的剑和盔甲以及其它的装备、技术。

这些新武器和装备在第18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20]。

希克索斯人不仅带来这些青铜武器和装备，而且还带来冶炼青铜、铸造工具和武器的方法，使埃及完全熔入了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文化中[21]。

   比塔克的考古还有一重大发现，那就是在达巴遗址的一个希克索斯废弃的堡垒中，惊奇地发现在18王朝阿赫摩斯时被重新起用，并以其富丽堂皇的装饰而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皇家堡垒。

在H/II区域的一个小房间内，发现一个18王朝早期祭祀陶器储藏坑。

包括小型的带龙骨的红抛光陶、过滤品、深壶、当地产的两孔陶器，还有许多外来陶器碎片，主要来自于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

在达巴遗址的考古品显示新王国结束了希克索斯的统治，但并不意味着结束了与地中海的联系[22]。

相反，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陶器数量仍然很大，塞浦路斯甚至中期米诺斯后期到晚期米诺斯初期的陶器都有发现。

更引人注目的是H/I区域，除了大量的圣甲虫宝石护身符（其中还有一系列皇家护身符）外，在北平台的废墟中还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泥砖建筑的石灰泥壁画碎片。

其风格和图案很容易就判定为米诺斯壁画，特别是跳牛和斗牛的场景。

根据复原图可以看出是网格状背景上绘有两组公牛、跳牛者和斗牛者的生动场面，而这曾被阿兰·伊文思认定为典型的克诺索斯王宫标致图[23]。

而画面底部可复原成半玫瑰形三竖纹装饰的中楣，这也是典型的米诺斯风格，很可能最初源于克诺索斯王宫，后为迈锡尼皇家中心继承使用。

这种典型的米诺斯皇室风格的壁画，根据技术、原材料、颜色和肖像细节，不难判定为米诺斯工匠所为，而当时埃及肯定没有征服爱琴海地区，这种密切的联系只能用王室联姻来解释。

第18王朝的奠基人阿赫摩斯最有可能是这一堡垒的建造者，而他的妻子肯定不是米诺斯人（是他的姐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母亲—阿赫霍太普二世王后：

hnwtidbwh3w-nbwt，意为“Hau—nebut海岸的女主人”，而该地后被确认为与爱琴海岛屿有密切联系。

因此，在达巴遗址发现的埃及18王朝早期与米诺斯的强有力联系，很可能来源于17王朝这个王后的名称和地位[24]。

   四

   在希克索斯人被驱逐后，第18王朝的法老们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活动。

阿赫摩斯一世为了彻底摧毁希克索斯的势力，穷追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某些地方，同时民族的解放战争便转变为掠夺性质的侵略战争。

其后的几位法老也不断向东地中海用兵。

特别是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他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远征，造就了囊括亚非两洲的埃及大帝国。

图特摩斯三世进军西亚的全过程以及其他重大事件，被铭刻在图特摩斯三世时建筑的卡纳克神庙回廊周围的墙内侧花岗岩壁上，通常以《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而闻名。

图特摩斯三世从他执政的第22—42年间先后远征叙利亚、巴勒斯坦共17次，把埃及的版图扩大到叙利亚的北部，并最终确立了埃及在东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权。

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基本上维持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帝国，政治性联姻代替了军事扩张。

他先后娶西亚强国米坦尼和巴比伦公主为妻，并扩大了埃及在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影响。

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名字出现在克里特、迈锡尼、埃托利亚、安纳托利亚、也门、巴比伦和亚述等地②（注：

Grimal,N.,1992,AHistoryofAncientEgypt.Blackwell.P222.转引自刘文鹏著：

《古代埃及史》.）。

   这一时期，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被称作Keftiu场景的壁画。

埃及语中关于Keftiu的人们在中王国时即已知晓，可能为直接联系但未见于任何文字记载。

但是确实存在一些证据，诸如皇室和大臣的墓壁绘画。

18王朝前期在西底比斯一些贵族的坟墓中，发现了一系列肩扛贡品的外国人，这些人就是与爱琴海民族有密切联系的，被称为Keftiu的外国使者[25]。

所有坟墓的主人们都生活在哈特舍普苏特、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期间的大约半个多世纪。

这些人的皮肤呈暗棕红色，前额略带卷曲而脑后长发披肩，他们都比较苗条，手腕比画中的埃及人要纤细一些，有时穿着露出脚趾的凉鞋。

从许多搬运的金属或石制器皿来判断，应为爱琴海地区所产，因为同类产品在克里特和希腊本土多有出土。

在当时两个最大的坟墓（一个是图特摩斯三世时第一先知蒙卡皮拉萨之墓，另一个是图特摩斯三世的首相（维西尔）拉克米尔的墓穴）的壁画上，描绘了大量典型米诺斯风格的器皿，象公牛头形、动物形、圆锥形器皿，在爱琴海的陶器或金属器中都可以找到原始的形状③（注：

Wachsman,S.,1987,AegeansintheThebanTombs（OLA）,Leuven.Plate.LⅣ—ⅥⅡ.　Betancourt,P.P.,1985,theHistoryofMinoan　Potter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Figure.17C,D,E,H,19B,C,D.　通过上列两书中图片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的联系。

）。

同时，在蒙卡皮拉萨和拉克米尔的墓中还发现两处象形文字铭文，可读作“Keftiu土地之王进来贡品”和“Keftiu土地王子和一片大绿之中的岛”。

根据象形文字和其它青铜时代的铭文，多数学者认为，米诺斯时的克里特人就是Keftiu民族④（注：

Driessen,J.,the“kingoftheKeftiu”andtheidentityofCretanMycenaeansquestionsofethnicityandhowtousetabletsandarchaeology.（unpublished,Lecturenotes）　Hall,H.,1901,KeftiuandthePeopleoftheSea.BSA8.P172-173.　Matth@①us,H.,1995,RepresentationsofKeftiuinEgyptiansTombsandtheAbsoluteChronologyoftheAegean.LateBronzeage,BICS40.177-194.　Wachsman,S.,1987,AegeansintheThebanTombs（OLA）,Leuven.）。

Keftiu反映了埃及和克里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近，在18王朝时交换日益频繁，到图特摩斯三世时达到了顶点。

其交往方式可能是海上直接往来，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包括短距离经塞浦路斯海上航行或沿地中海东岸抵达尼罗河三角洲。

米诺斯与北非海岸的联系被特拉发现的微型航海图所证实。

但另一可能是经拜不鲁斯或乌格里特的非直接商品交换，因为上两个遗址都发现了米诺斯陶器[26]。

   18王朝后期，埃及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埃及赫那吞宗教改革。

埃赫那吞即阿蒙霍特普四世，他为了摆脱底比斯阿蒙僧侣集团的控制，开始推崇阿吞神，并把首都迁到阿马尔纳—上古的都城埃赫太吞。

1887年，一位埃及农家妇女无意中在此发现了350多块泥板文书。

此后，皮特里对这一地区进行了系统地发掘、整理，经研究认定为以阿卡德语书写的楔形文字，是记载西亚各国与埃及之间的外交书信。

被称作“阿马尔纳书简”或“阿马尔纳档案”。

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埃赫那吞乃至整个18王朝的对外关系都有重要的价值。

埃赫那吞即位后，小亚的赫梯帝国兴起，对埃及及其政治联姻的盟国都构成巨大威胁，米坦尼、巴经伦等国纷纷致信埃及，请求援助。

阿马尔纳书简反映出当时信使带着书信往来于各国之间，交流信息。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各国之间实现了政治联姻、商品贸易缔结和约等。

实际上，当时在西亚与埃及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同国际关系网，这与现代欧洲的政治格局很相似[27]。

从阿马尔纳书简中还可以看出，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的早期，对西亚的控制力还很强但已日趋松驰。

西亚的这些属国互相混战，是埃及在这里的统治一片混乱。

尽管这种无序的状态远离埃及本土，但从一些记载材料来看埃及中央政府也深知这种状况，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阿马尔纳书简称之为“DivideandRule”，即分而治之的政策[28]。

埃赫那吞统治期间，忙于国内宗教改革，并不热衷于对外扩张，丧失了图特摩斯三世以来在西亚建立的霸权。

当然，埃及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对西亚霸权的争夺也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埃赫那吞也向南方努比亚用兵[29]。

在埃赫那吞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