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讲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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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讲稿
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讲稿）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88年的光辉历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将近60年，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也已经近31年了。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中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同时，历史和现实也充分证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合格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增强。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使党的领导和执政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这种考验和挑战非同寻常，是历史性的考验，是时代的挑战。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维护党的执政安全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讲解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一、苏共等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
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批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现象，其中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
当年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一夜之间国家解体、政权垮台；当年的苏共是一个拥有88年历史、1500万名党员的大党，却在最高领导人的一声令下被解散。
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主要原因：
第一，党的理论、纲领僵化，使党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苏共执政长达74年，开始时生机勃勃，后来长期固步自封，思想理论僵化保守，严重脱离变化了的现实。
再后来又从僵化跳到另一个极端，搞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后果，人所共知。
一个执政党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纲领和路线不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护。
第二，重大发展战略失误，执政基础发生动摇。
有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曾经紧密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在长达70多年的执政中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发展战略失误，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失望，最终在大选中败北。
第三，党逐步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前苏东国家在体制上高度集权，执政党的组织参与到政府和社会的具体事务中，不但相互扯皮，效率低下，而且腐败严重，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党的权威急剧下降。
第四，党没有活力和凝聚力。
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党，要么党内缺乏民主，要么党内民主蜕变成派系活动，蜕变成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党内形成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普通党员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不关心，对党没有信心，老百姓对党失去信任。
第五，党不能掌握和正确引导舆论。
如前苏东国家的执政党，改革前长期对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实行僵化的管理，使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
后来又搞所谓“公开性”和“多元化”，在意识形态上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舆论工具成了自己垮台的催化剂。
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了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那次著名谈话。
1945年7月1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重庆来到延安。
为抗议重庆的黑暗，作为国民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经白天在大街上打着灯笼。
那里贪污腐败，特务横行，政治专制，以致许多公共场所都贴着“莫谈国事”。
当黄炎培先生来到延安的时候，看到的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这块地方，政治清明，军民团结，上下一致，一派新鲜气象，这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但他还是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他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
《决定》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这一精辟论断，正是深刻汲取了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其意在于促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警醒起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和执政意识，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二、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
从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
但也必须看到，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十分艰巨。
第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状况没有变。
党的十七大重申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绩，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许多主要工农产品的总产量居于世界前列。
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
我国已有十三亿人口，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
中国现有人均占有各种自然资源，除煤碳之外，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严重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我们所达到的小康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
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各个方面仍然不够成熟、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不完备和不成熟。
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任务和压力仍然很重。
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是阶段性和周期性的，三至五年后又会出现高增长。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滞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而引起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恐怕在短期内难以解决，而且当前经济增长下滑还有可能加剧这些矛盾问题。
矛盾之一：
“三驾马车”（指投资、出口、消费）严重失衡与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多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很快，但增长的结构却没有改变，还出现了“两高一低”现象，即“投资高、出口高、消费低”。
矛盾二：
收入差距扩大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矛盾
当前，中国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三千美元左右，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上大下小）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是我国的社会稳定受到了影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是中国的二元经济机构。
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一个城市人与农村人收入的差距可以说成是一年的收入等于别人一个月的收入。
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矛盾三：
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与转变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
南宋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朱熹从本体论、心性论角度提出了
“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从而确定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原则，形成了他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一思想可视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最早萌芽。
这是最近在武夷山召开的“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部分学者提出的一个新观点。
1999年10月国际联合教育科学文化机构提出了《21世纪伦理的共同架构》宣言，其内容有4条，第1条就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问题。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根据本国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在继承和发扬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先后制定出“水土保持工作条例”（198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11月）等。
我国很早就十分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目前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工业化大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既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要减少污染排放，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支付的成本要大得多。
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如何才能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模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需要制度、体制改革，也需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措施推动。
矛盾四：
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减弱
改革开放初期，搞土地承包、车间承包，农民、工人先受益；但随着时间后移，改革从下层向上层延伸，从农村转向城市，精英层受益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和工人受益越来越少，甚至边缘化，特别是到改革后期垄断部门和公共权益部门的改革，使得精英层的受益要比其他阶层大得多。
同时，渐进式改革到后期还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有些集团利用公共资源，形成了强势集团，当改革到一定阶段，他们利益达到足够大时便不愿推进改革，甚至还以改革的名义，强化自己的利益。
面对这种利益结构变化，在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方式。
第三、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跨跃。
第一次是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跃。
第二次是90年代到上世纪末，我们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即经济总量的提高在为社会的急剧分化创造了物质前提的同时，也为两极分化的缩小创造了条件。
从经济体制来看，中国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市场经济体制，只是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与此相应的规则和规范还没有建立和健全。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不完备的小康水平，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从不完备的小康社会进入到完备的小康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畸形发展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因为在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但因为整个社会的盘子不大，可供富人们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这种分化不会很大。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依旧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即使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甚至更多，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加剧的局面。
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化机制会把这种分化拉平。
”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一方面，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缺乏一套比较规范的、合理的能够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分配缺陷的再分配机制。
因此，谢立中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
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凸现矛盾，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因为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出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大量增加。
如果应对不当，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就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
改革发展的这种态势，要求我们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以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四、我们党肩负新的历史重任。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肩负的历史重任。
试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单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不得低于7.2％。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再要保持近20年超过7.2％的高速增长，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难度不小。
国际经验表明，连续40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7％的国家世界上迄今为止仅有韩国和新加坡。
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
大国尚未有先例。
与经济增长比较起来，社会发展方面的任务可能更艰巨。
有关专家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比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更为困难。
从完成祖国统一这一历史任务来看，由于民进党的上台及其分裂活动，已使台湾岛内认同大陆的意识逐渐淡薄，加上某些外部势力的怂恿与支持，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更加艰巨。
就我们基层党建而言，基本的任务就是的传达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维护好农村的稳定和谐，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之以新农村，发家致富。
二、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
从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来看。
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整个世界处在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这些复杂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虽然不可阻挡，但发展曲折多艰。
根本原因是美国的阻碍。
美国正处在新一轮战略扩张的势头上，竭力谋求长期的世界霸权，推行单边主义，鼓吹“新干涉主义”，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对挑战者或潜在挑战者积极防范，并进行战略围堵。
有人说过：
世界因为美国而不寂寞。
（金融危机）
崇尚武力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和传统。
美国自独立后至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共发动过70多次对外战争和侵略，共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武装冲突近200次。
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外，美国基本上都是胜利者，而每次胜利都给他们带来了大小不同的回报，由此而形成了美国人的一种战争经济观：
战争是国家最好的一种战略性投资。
在当今世界，夺取财富的方式和途径更多了，更现代化了，建立一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收益是掠夺土地无法比拟的。
此外，诸如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民主化、自由、人权之类的新口号比昔日那种“输送文明”、“消除遇昧”等说教也更动听、悦耳了。
据《中国时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史伯明（DouglasSpelman）在“美中政策基金会”台湾选后研讨会上所提出“五项期待”，分别是：
美台关系回归正轨、台湾强化军事防御、大陆降低军事威胁、大陆尊重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两岸展开实质对话。
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一副颐指气使的霸权嘴脸！
“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虽然继续发展，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受阻，各种经贸摩擦增多。
所谓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2005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加剧，中国连续11年位居全球贸易摩擦目标国榜首，全年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63起，涉案金额21亿美元。
从涉案产品看，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机电等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其中尤以纺织品贸易摩擦更为突出。
近年来，我国摩擦产品种类一直在不断增加，机电、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迅速，成为新的摩擦热点，例如汽车、医药产业等。
同时贸易摩擦不断扩散，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呈上升趋势。
在表现形式上，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壁垒和知识产权壁垒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
中国贸争端压力从何而来？
从统计数据上看，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了1018.8亿美元。
不可否认，贸易顺差确实加剧了贸易摩擦，但顺差并不是导致摩擦的根本原因。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造成了对原有利益格局的冲击，贸易摩擦在所难免。
加入世贸组织后，发达国家由于承诺对中国开放市场，给其国内企业和相关产业造成压力，为保护国内企业，许多发达国家便采取贸易争端的方式为国内企业赢取空间和时间。
WTO歧视规则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主要原因，例如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纺织品特保及WTO技术、环境、知识产权相关壁垒协议等等。
另外，我国产业产品结构、出口经营秩序等方面存在的自身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也容易导致贸易摩擦。
三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对市场、人才、战略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四是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
五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一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加。
六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仍然存在，有时表现还很激烈，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
西化在各个方面都是咄咄逼人的：
1、在教育上，要实行双语制。
有些中小学连教中文时也要用英文，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最危险、最具有致命的行为。
学外语固然重要，但也用不着每一个人都要学，这是一种看似重要，实质是浪费生命和消灭中国文化最关键的手段。
每个民族必须首先精通的是母语，而母语的教育是不能掺杂其他语言的。
从小学就开始强迫学外语，使得小学生既学不好母语也学不好外语，这种将外语教育从小学就实行的规定，甚至一些幼儿园也在用双语教育来吸引父母，无疑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进行慢性自杀。
汉语特别是汉字的产生，直接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有关，故汉语与汉字之中包含有中国哲学方法，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在西化了的今天，与西方人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这其中汉语和汉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西化的结果是彻底地将中国哲学方法指导创立的学科排斥在外。
长期的西化教育和实施西方种种学科的教育路线，使以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建的学科没有地位，这给人类科学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当然这也是实行中化、实现中化的有利条件，因为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指导方法去建立和填补这个空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和审视世界，增强科学判断形势和驾驭复杂国际局面的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做到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三、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还不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说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
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这些突出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所谓“不适应”，是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既有思想观念和执政理念的不适应，也有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不适应，还有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不适应。
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以及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等。
所谓“不符合”，就是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等等。
这两方面的问题都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成效。
“不适应”是从本领方面影响执政成效；“不符合”是从作风方面影响执政成效。
我们党之所以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增强全党同志对新的历史方位和执政使命的适应力，就是要帮助全党同志增强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消极腐败因素的免疫力。
基层党建除了局用以上问题外，至少我认为普片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弱化严重。
随着改革开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靠打工等劳务输出带动起来的农村（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地方经济，推动着农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对农村基层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从国家体制上特别是财政投入、公共资源的分配上，没有赋予农村基层组织有力的经济基础支撑。
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村基层组织根本无法承担自身角色需要，也根本无力满足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因此直接造成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弱化。
可以说，县级以上党委可以依靠强有力的领导体制统筹全局，调配一切人、财、物等资源，发挥作用、促进发展、巩固地位、树立权威。
但乡村两级组织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社会公共资源调配能力十分微弱，维持自身运转十分困难的前提下，基层组织作用难以发挥，有心无力，战斗力、凝聚力逐渐削弱。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乡镇连干部工资都无法保障，更谈不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目前财政体制也仅能支持乡镇基本办公运转，而大量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集中在县直权力部门，乡镇没有资源的调配权，无法与党的工作重心任务相适应。
村级自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一提二统三留成”，村级运转全靠县级财政拔款，只能支持很微薄的村干报酬、误工补贴，而靠提留建立起来的村级公共服务基础随之消失，村级组织的作用逐渐削弱。
二、农村基层组织队伍退化严重
一是素质不高。
有的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对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不力，对广大党员教育、培训不力，对发展经济引导、服务不力，工作放不开手脚，迈不开步子。
有的畏难情绪严重，工作主动性差，不安心农村基层工作。
面对当前农村工作出现的矛盾和困难，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回天无术”，思想上产生动摇；有的犹豫观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动不动就向党委政府施压。
二是能力较弱。
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乡镇干部，有能力的该提的提，该调的调，留下来的不是年纪大的，就是能力较弱的。
而很多乡村两级干部也习惯于靠行政推动来开展工作，知识老化，经验老化，管理老化。
习惯当“传声筒”，“照葫芦画瓢”；有的村干无一技之长，发展经济的技术和能力还不如一般群众，根本就谈不上带领群众闯市场，为群众提供服务。
三是作风不过硬。
有的办事不公、处事不当，搞优亲厚友，不能一碗水端平。
特别在土地纠纷、低保等安排上，个别甚至同群众争利。
有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伤害了群众感情；极少数干部生活不检点，为政不廉，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四是后继无人。
由于年轻、有文化、有一技之长的都外出打工，村干和党员难以培养，找不着对象，只能矮子之中选高—将就。
同时，没有新的竞争对手，导致少数村干没有思想压力，倒成了是组织求他当的，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对驻村干部使来唤去，有的甚至敢与党委政府叫板。
虽然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并主要结合“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和“社工人才百人”计划，选派部分大学生到村（社区）工作。
但这些选派大学生均属志愿者性质，真正到村（社区）任职的很少，而真正留住的大学生也很少。
贵州省黔西县党员队伍结构现状
据调查，一是党员年龄结构老化，全县20112名党员中60岁以上党员共4882名，占总数的24.27％，从农村党员情况来看，46岁以上党员9871人，占农村党员总数的59.28％，占全县总数的49.08％。
二是党员性别结构不尽合理，女党员人数偏少。
全县女党员2975人，占党员总数的14.79％中。
三是知识结构不合理。
全县党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共12607名，占党员总数的62.68％，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154名，占党员总数的15.68％。
党员队伍结构的不合理，造成党员发挥作用弱化，部分老党员、贫困党员、外出务工党员和无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受到局限，在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体现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不够，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发挥。
三、农村基层组织工作错位严重。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较经济体制改革缓慢，经济体制引发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以及当前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政治体制还缺乏相应完善的对应措施。
而不对应造成的问责一层层更多地推向基层，矛盾一层层更多地集中到农村，造成乡镇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
各项考核评比越减越多，“一票否决”越削越盛。
上世纪90年代，乡镇基本只有计划生育等两三项一票否决，而现在新增加森林防火、整脏治乱、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党建等八九项，民政、项目资金以及各项工作动不动就问责，而对于基层面临的问题和上级部门本身应该管的事项却无人问津、无人解决。
在问责日益深入的情况下，省州县都急了，有时急得不分党委政府了，政府文件可以明确党委书记职责，可以要求基层党组织承担一票否决责任，可以追究党组织负责人纪律处分。
出现问题,已经抛弃实事求是原则,不管动机、事实和过程,权大于法,上级部门可越俎代苞,替下级决定干部处分结果,直接否决下级的调查权、处置权。
基层干部只有象鸭子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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