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弃婴留守儿童残疾人等保障新闻1+1.docx
《社会保障制度弃婴留守儿童残疾人等保障新闻1+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弃婴留守儿童残疾人等保障新闻1+1.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社会保障制度弃婴留守儿童残疾人等保障新闻1+1
社会保障制度-弃婴、留守儿童、残疾人等保障（新闻1+1）
20140210弃婴岛，不能一弃了之！
从1月28日开始,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起用了他们的弃婴岛。
2月10日，他们一共是收到了51名弃婴，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弃婴问题。
广州福利院介绍说在设立安全岛之前，最极端的情况出现在2007年五一黄金周期间，福利院期间接收了28个弃婴，而今年春节安全岛接收的人数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这个孩子数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我们压力最大的，我们感觉还是孩子的照顾、喂养，我们工作人员长期以来面临严重不足的问题。
首先从性别上，男孩子32个，女孩子19个，这样一种因素，这样的这种构成，就打破了以前我们认为是要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重要的遗弃因素，是很重要的遗弃因素，看来这并不成立。
从年龄上来看，一个月以下的孩子是15个人，一月龄到一岁的孩子是16人，这个是最多，一岁以下的孩子加起来是31个。
1-6岁有17个。
51名儿童，基本都身患重病
安全岛实际上它是一个给孩子们提供最后的、可以说诺亚方舟的地方。
它应该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是对人类的这种生命尊严的一种体现。
儿童类的专门给一个。
一般像北京、上海的经验，一个人一年100块钱，家长出50，政府拿50，就解决了。
像北京前两年就可以一年报销到17万，家长遇到这样的孩子，医疗费用不要太担心，就能让家里面很好的呵护儿童。
第二个方面，如果这些孩子是重残、长期需要得到照料，应该给一定的津贴、补贴，这样的话，它能有持续的体制性的保障，财力的支持，这样能够很好的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能让孩子得到很好的照料。
（评论员） 王院长，我在想这个问题，既然民政部既然在全国各地都在陆续开展弃婴岛的试点，那换句话说，钱可能并不是考虑在内的首先的问题，既然可以开一系列的弃婴岛，也要花大量的钱，同样有没有可能把这些钱花在需要津贴的家庭身上是有一个先后，还是说这两者可以去同步去做？
（王）其实两者是可以同步启动，从国际社会，甚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把大量的钱花在家里面。
不然的话，整个全社会，政府花的钱越来越多。
但是仅仅看到的是弃婴岛，大家想没有想过，这些孩子如果能够救活，如果他要长大，一直持续的是脑瘫，他们是几百个人在一块，上千个人在一块，对于政府来说，投入更多，照料的工作量更大，但是照料的效果比起家庭也更差。
这是政府救助的角度。
有父母是因为爱没有办法才遗弃，也有一些家庭一些父母他们是由于自私，就是有外省市的家长把甚至于开着车把孩子往这送。
由于太为自己考虑而遗弃，面对他们又该怎么办？
我们手里有这样一个数字，民政部2004年的调查，现在儿童在福利院的人数每年是以44%的速度在增长。
而分析这里面被遗弃的是占到总数的90%其余的占到是10%。
那么把孩子放到了安全岛或者福利院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已经触及到了法律，我们来听法律工作者的看法。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张雪梅：
遗弃孩子在安全岛构不构成遗弃罪，在社会上也确实有争议。
我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父母确实没有抚养能力，没有经济能力，这种情况下他将孩子送到安全岛，他的主观目的也是希望孩子得到继续存活和治疗，我认为可以不作为犯罪去处理，但是如果说他确实有经济能力，但是他却拒绝履行抚养义务，将孩子送到安全岛，那么这种情况，可以列为是遗弃犯罪处理。
当然实践当中确实存在一个困境，即使构成遗弃罪，往往遗弃罪对侦查难度比较大，很难能够侦查到遗弃人的基本的情况，基本信息。
这样就会导致对行为人他的责任追究，会陷入困境当中去。
现实的困境是即便是我们能够认定父母这样做是触犯了法律，但是也很难找到父母到底是谁。
王振耀：
我非常同意张主任的意见。
我们首先从关爱孩子出发，应该说家庭如果犯了遗弃孩子的罪，应该得到一定的谴责，应该得到一定的处置，但是更应该做的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社会各界，包括我们的基层社区和医院能够建立起来链条，避免这些家庭犯遗弃罪，让他们有条件来继续实施他们对孩子的关爱，这是非常重要的。
评论员：
我们从卫计委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在今年6月底以前，要在全国的范围启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工作，儿童是这个群体里面最弱势的群体，我们希望儿童的大病保险能够先行，并且能够及早的覆盖。
20140124让孩子和父母一起过年
解说:
春节，本是全家团圆的日子，离过年仅有11天，安徽9岁男孩自缢身亡，父母突然决定说不回家过年，这个家庭将无法再团圆。
过年，留守儿童的“关”！
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0余万，什么概念？
占全国儿童50%左右，也就是1/5，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孩子，5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
来看最后这个数字，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的占到80%，留守儿童被托付给亲戚或者朋友的占到13%，请注意还有这个7.3%，留守儿童监护人不确定，或者无监护人，这背后又该是一个多么让人担心的现实呢？
今天，当我们翻阅过去十多年的影像资料，发现早在2000年我们就曾关注过因长久远离父母，性格变得十分孤僻的留守少女李念琴（音），在2005年我们还关注过怨恨父母的问题留守少年樊敏康（音），在2008年，我们报道了被留守阴影困扰，不愿和父母生活而离家出走的姑娘娟娟，他们仅是10多年来媒体对留守儿童群体关注的极小部分，当年的孩子，如今都已经长成了20多岁的年轻人，可为何这已经跨代的留守儿童问题仍无法解决？
以至于今天我们甚至又看到了自缢的留守儿童小龙，这样的悲剧何时才能终结？
白岩松：
我想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中国青年报上的一个评论，我觉得它挺反映咱们的感受，现在有很多父母因为孩子出去打工，但是结果，可当他们在城市劳累一年回家后，却心碎地发现，他们打工所获得的，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离开给留守在家的孩子带来的伤害，他们的痛心在于，他们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而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为他们的外出而成为问题，陆会长，这是一个极其两难的问题，你觉得有解吗？
陆市桢：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挺复杂的，我觉得留守儿童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得说是我们国家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当年英国，最早工业化的，我们都看过狄更斯的木渎儿童，那个时候很多孩子特别悲惨，甚至比我们的留守儿童还悲惨，我们一直觉得中国的家庭对孩子，家族的保障，使得我们大多数在工业化进程当中，大多数孩子还能有祖父母，还能有亲戚，应该是有好的一面，但是确实，他缺失了亲情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确实带来负面的，而且我也觉得，现在留守儿童的问题，表现出来的，引起因素其实不仅仅是留守，还有社会变迁，还有整个社会价值，包括家长的观念，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想要一下子解决，我觉得确实很难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白岩松：
我也看到有些评论上来把这个问题直接归到城乡不平衡等等造成的，如果要解决这个大背景，需要年头太多了，今天孩子就给耽误了，还是劝一下当今的父母，你要寻找一种平衡，在挣钱生活艰难，我们都理解，但是在孩子亲情需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尽可能一块过年，但是=我们接下来再探讨，接下来我们关注社会该做一些什么。
近两天来流传在微博和微信圈的一条信息，现在急需找到贵州籍的民工50人，今年不回老家过年，留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政府将出钱把他们的家人、孩子接到北京，来与他们团聚。
贵阳市驻京联络处综合科科长 吴樱花：
这个由共青团贵阳市委牵头，贵阳市驻京联络处协办的活动，在网上的反响出乎意料，截止到今天，他们已经确定了10个孩子，最小的6岁，有的孩子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了。
蔡云 共青团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
关爱留守儿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它应该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一项工程，政府一定要发挥在当中的一个引导主导（作用），民间组织的参与，我们主要是去引导、培育、孵化。
我想以后这个活动也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活动。
其实贵阳他们所做的事情，当然很好了，让不能够回家的父母，接他们的孩子到北京来过年，但是你要知道，这需要财力，而且只能是小批量，具有某种示范意义，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另外城市当中，北京是否给他提供相应的条件，父母不是单独地住宿舍，而是能有一个家，大家能够住在一起，等等等等，还需要很大的财力支持，所以很复杂。
马上还是连线陆会长，您怎么看待贵阳这样一种做法，觉得社会能帮一些什么忙？
陆市桢：
我觉得贵阳这个做法具有很好的示范性，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问题，还不属于完整的社会保障，国家资金投入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属于综合社会服务的这样一个范畴，不是完全有钱就能解决的，需要一系列，包括代理、联络，综合的服务，所以社会服务全世界都是这样，政府要投入，同时要整合社会资源。
我觉得贵阳这个政府，当然我们也很难说永远就有后续资金能够保障，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示范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各种基金会，各种社会组织，包括企业，能不能比如说大企业我们那些打工的这些人，比如说每年选一些优秀的打工人，因为工作不能回去，把孩子，企业出钱也是可以的，企业相关的服务部门来做这样一个项目，从综合性社会服务这个角度来讲，社会和国家都有责任逐渐建立起一种机制，能够尽可能让更多孩子，除了获得物质收获之外，物质保障之外，能获得社会性的服务保障。
白岩松：
其实就是说，把父母跟孩子能在一起过年，当成是一个包括政府在内，但是更是一个整个社会综合的一个公益体系。
另外陆会长，有一个简单问题，因为时间的原因，现在我们法律上已经规定，当儿女要常回家看看父母，带有某种强制性，虽然很难，是否也需要法律上规定，未成年孩子的父母应该跟他一起过年，或者每年有一段时间要陪伴孩子在身边？
陆市桢：
这个法律上的监护权里规定，没有细致的规定，但是从全世界来讲，监护权本身，就包括精神上，既包括物质上，也包括精神上的关爱，这是大法应该都有规定的。
《新闻1+1》20131004“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
评论员白岩松：
看到刚才这样的一个小短片的时候，您肯定会觉得这个孩子真可爱，也蛮聪明的，但是她的聪明其实非常脆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人类还有很多很难治愈的疾病，而且在这很难治愈的疾病当中，甚至有好多种都是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种疾病，当然我说的是我们平常人都不太知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可是存在的，有一个数字显示，在中国起码有超过10万这样的一种患者，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营养可能是别人的毒药，真的，在这种疾病患者的身上的确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常吃的鸡、鸭、鱼、肉，包括大米、白面他们都不能吃，他们一旦吃下去了，他们的智力就会停止发展，想象一下后果会是如何呢，但是他们的确得上了这种病，而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呢，从今天知道开始吧。
PKU（苯丙酮尿症）患儿 开学了四岁的欣欣没有上幼儿园，因为妈妈已经拿不出每月500元的学费，因为家里最大的花销就是欣欣的食物。
欣欣必须每天食用PKU专用米面，以及维持营养的蛋白粉，这些特殊食物对孩子来说就像魔法中的解药，决定着她的智力发育，但是这些每月至少需要3000元。
在中国每一个PKU患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困境。
赵宁，中国PKU联盟的会长，她六岁的女儿也是PKU患者，她曾多次前往各地调研，她告诉记者，中国大部分PKU的孩子都放弃了治疗。
每天都需要价格昂贵的特食，但是特食不是药品，无法进入医保，商业保险也会把这种遗传性代谢疾病拒之门外。
这种疾病的名字如果简称的话是PKU了，它是苯丙酮尿症，也是先天代谢性的一种疾病，隐性遗传性的一种疾病，非常罕见，罕见到数字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只是相关的联盟，据专家了解推算可能中国大约会有12万，但谁也不敢这个数字就一定是准确的。
粗算用少的方式来算，特食花销至少要3000元左右，而进口特食需5000元以上。
也有非常棒的，我们看非常棒的价格，2011年5月26日，一公司高调宣布，其公司产品是唯一获得中国药监局批准的治疗缺乏症的药品，全球统一价8815元一罐，我们用药量减半的方式来算的话，一个月她需要两罐，那也就是一万七，有几个家庭能够承担这样的数字，最后我们来看刚才那个数字，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来显示，国内大约有12万PKU的患儿，但是因为价格太昂贵了，真正在治疗的人群不足两万，我刚才说了这个数据，是在外国专家得到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治疗的两万患者究竟他们的食品包括药品的来源靠谱吗，正规吗，已经形成链条了吗，我们接下来关注，看其中还存在哪些隐患。
他们每天都离不开的特食只能在一些大城市的一两家医院里买到，中国的PKU特食生产企业只有四五家，不仅种类匮乏，而且价格昂贵。
维思多份额在中国数一数二的PKU厂家，一瓶200克的蛋白粉就卖到了180元，然而让记者困惑的是很多医生大力推荐维思多特食，包装上却没有基本的安全认证标志，产地也只是模糊的写着北京朝阳，每次患者家属提出考察生产场地，也都会遭到拒绝。
维思多医药保健品开发中心负责人 周女士：
就是直接加工。
我们就是日本的一个配方，咱们也没有国标。
神秘的维思多究竟是哪里生产的，记者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个村子，找到了生产地点，院子没有挂牌厂家，没有保安，房间里随意堆放着罐装食品和原料，两个工人没有穿工作服也没有戴口罩。
解说：
那么维思多也没有获得生产资格呢，网站显示只有食品流通证，许可范围写的是批发预包装食品，没有资格自己生产。
周女士：
我就是肯定的答案告诉您，我们没有生产许可，原因就是我们去报，人家说不在审核范围之内。
解说：
这种著名的PKU特食已经存在了18年，在北京某妇产医院小卖部就可以买到。
解说：
在维思多网站还特别发表了几位PKU专家推荐维思多疗效好的文章，而事实是，其中的一名PKU专家王教授，正是维思多负责人周女士的母亲。
记者：
借PKU专家母亲的身份，对你们这个厂的业绩会不会好一点？
周女士：
我们之所以接这个，确实是因为她，如果不接的话，这个产品到现在就变成零。
解说：
如今维思多特食已经成了很多省市PKU扶持政策指定的食品。
山东PKU患儿家长：
泰安这个地区全部给的都是维思多的奶粉，（政府）报销这70％奶粉，垄断了，别的牌子没有。
河南PKU患儿家长：
维思多之前一直都是在郑州市医院买的，（医生）开条开发票，河南省非盈利性医疗机构收费专用票据。
解说：
价格昂贵没有监管，维思多是否存在暴利？
赵宁曾做过实验进行成本核算，她用最好的原料委托大厂家做出PKU特食，价格能比市面价格便宜一半，而很多患者家属也反映，维思多等国内产品误导孩子，导致营养不够量的问题。
赵宁：
全世界最好的这个营养粉，会标明这75克蛋白质是在90克氨基酸里，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标识，100克粉里达到98％的蛋白质，这一下就误导了很多家长。
央视记者刘楠：
我们国家的PKU食品基本上就是米面，面条也是只有这一种，但是在日本单单这个PKU方便面就有24种，在日本全国的PKU患者加起来也只有500多名，但是他们的食品的种类巧克力糖果等等，是我们的几十倍，而且由于当地的政府对生产的厂商有一些政策的扶持，所以说他们的PKU食品的价格也是非常低廉。
PKU（苯丙酮尿症）患儿家长：
好多食品进口的量很少而且尤其食品保质期比较短，海关按照正常手续走，时间上是比较长的，所以会出现进口食品价格高一些。
白岩松：
这种特食的特点用三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贵、乱、少，贵可以理解，首先需求的人数非常少，同时但是请注意，这种需求可是硬需求离开它可真不行，它的价格很高，你也只能忍着。
乱，说其中的一点，比如说没有生产许可证，听到这里的时候，食品没有生产许可证那还不得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且慢打，我们开始也有这种心态，但是听完家长介绍之后又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唯一必须去容忍的一种乱，为什么呢，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作为一种食品当然检测蛋白质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可是这种特食偏偏要去掉蛋白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因此就无法检测，所以形成了一种满拧对冲的事放在这儿，到现在十八年都没有生产许可证。
说到少，全国这样的企业，一个它需求量少，这种企业自然就少，四、五家，另外想买到它也很不容易，甚至有很多的家长要从外地到北京来少数几家医院才能买到，这样的一种现状究竟怎么样去改变，记下来我们要连线专家，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的教授主任黄尚志，黄主任您好。
白岩松：
首先一个问题我们先不谈特食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这样的患者如果他们家庭比较富裕的话就好了，但是疾病是不挑家庭的，您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种疾病在国内分布情况哪儿多哪儿少呢？
北京协和医院医学遗传学教授主任 黄尚志：
国内经过十多年的筛查，平均起来是一万一千分之一，可是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一般来说PKU是南方比较低一点，北方比较高，北、上、广这些地区是北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概是8000到9000，而上海和广州就要低于万分之一这样一个水平。
在有些地区像山西、陕西到甘肃发病率就比较高，兰州地区我们的数字说明是一千六百分之一，这个数字说明什么，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
白岩松：
其实听完黄主任的介绍就能够感觉到，这个疾病真是不挑地方，比如说经济发达的地区还不一定多，但是像甘肃、陕西、山西偏偏又很多，在这方面如果特食非常贵的话这种挑战就是巨大的。
黄教授我们都在面临这个问题，您肯定也在思考，的确患者的人数少，可是又是硬需求，价格又很高，存在这种贵、乱、少的现状，怎么去解决，您的想法对策是什么？
黄尚志：
我想第一项就是关于，我们称它是孤儿药，就是这种用药的人少但是价格也昂贵，必须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在国外有一个特殊的辅助政策，就是厂家生产的时候享受了很多特殊的政策，比如说免税或者是颁发了生产保护这些措施，在国内这方面罕见病或者孤儿药的政策性研究，在近30年才开始，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的统一的政策层面上的制度，所以大家在呼吁这个事情来做这样的工作，我想这个工作得一步步向前进，需要一个国家全盘的考虑，怎么样对孤儿药或者是像特食这样的国家的统一，在价格、生产上能够有一个辅助。
白岩松：
听黄教授的介绍也能够感受到，首先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在知道了这个疾病，知道了这件事以及巨大挑战之后，其中有很多话语权比如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包括一些官员，包括医疗界的一些专家可以发声的地方更多去发声，制定相关的政策，直至推出相关的法律进行保证。
但是另外一点，也千万不能忽略，如何在新生儿的疾病筛查的过程当中，尽早甚至大比例发现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样的话不就可以更早的干预，在这方面我们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继续观察。
这个疾病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其实还是非常好治的一个特质，如果尽早筛查知道了之后，并且进行全程干预没问题，非常聪明，接下来还是要连线黄主任，黄主任从新生儿的筛查这方面，您觉得针对这个疾病还有哪些可改进的空间？
黄尚志：
这个改进的空间，一个是全国现在的发病筛查的覆盖率是逐年升高，但是还没有达到全面，在西藏这个地区还没有覆盖，那么在其他地区的覆盖以后，可能在管理上要加强，一个就是新生儿筛查以后所谓阳性的个体，怎么样及时得到准确的诊断，鉴别诊断以后启动治疗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在有些地区实现了这样的政策，凡是参加新生儿筛查发现的苯丙酮尿症的患者，可以获得免费配方奶粉。
《新闻1+1》20131108残疾人出行，路在何方？
残疾人乘客：
说只允许两名残疾人登机。
我们问他理由是什么，他说是山东航空公司规定的。
解说：
昨天，中国残联发布消息，将配合民航、铁路、交通部门，全面打破残疾人出行壁垒。
《新闻1+1》今日关注，“残疾人出行，路在何方？
”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组照片，那就是盲道。
看完这张照片，您可以得出的感受跟我看完得出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有盲道还不如没有呢，这话真这么绝对吗？
来，我们看。
第一个，这城市中的盲道中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泥柱子呢？
这道怎么走？
这个更可怕，盲道的中间，有一个深井，而且井盖不见了。
再看第三个，这个盲道走着走着，怎么就进了墙了，难道修这条盲道的人，以为我们盲人的朋友都会奇门遁甲，都可以穿墙而过？
那他自己试试。
再来看第四个，难道盲人朋友出行也要考驾照吗？
否则为什么把这个盲道设计得90度一拐弯，90度一拐弯，几米一拐弯，连健全人在这儿上走的话，估计都会迷糊，你又让盲人朋友怎么走呢？
难怪在采访当中有很多盲人朋友说，是，盲道特别多，光北京就1600多公里，能从北京一直铺到长沙，但我们出行从来不走盲道，你也太不领情了吧，为什么？
五环的辅路没人走，有盲道，但是银行、医院以及小区里头没盲道，你说我怎么用它呢？
来，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新闻，也许会发生改变了。
解说：
8502万，这是目前我国残疾人的总数，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但是，他们的生活，能跟我们一样便捷、顺利吗？
盲道可以说是城市里最普遍的无障碍设施之一，但是原本应当保证盲人安全通行的道路，却经常出现如此的情况。
盲人史然：
有的时候，左边敲敲也有车，右边也有，左边是路台，右边是车，然后我们感觉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的那种感觉。
山东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姜成达 我们这个机型有明确的要求，发生了紧急情况，需要撤离的时候，必须在90秒钟内完成，一旦遇到个特殊情况，很难再腾出精力来照顾他们。
昨天，在中残联召开的促成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无障碍座谈会上透露，明年，国家民航总局将正式修订出台《残疾人航空运输办法》，届时，残疾人的乘机人数、登机、安检，以及空中服务等问题，将有所提升和改善。
同时民航、铁路、交通、公安等几大部门，将会加大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力度，以此来确保残疾人的出行安全。
白岩松：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中国不能再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了，你必须承认你是发达国家。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你可以拿很多的标准去看，其中一个，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中国的残疾人朋友想出行多么艰难，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这是我定的一个标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想想看，一是缺乏硬件，但是第二个，是我们软件有问题，甚至我们很多硬件缺乏，就像刚才一开始盲道存在的问题方面等等，表面上是硬件，背后是人的软件方面存在巨大的问题。
可是现实的中国，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
截止到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是8502万人。
面对他们，也应该去更好地融入生活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大数的残疾朋友，但是我们在街上见到他们却很难呢？
这当然是因为存在着无数的障碍。
接下来，就从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说起，她是中国残奥史上，第一枚金牌的获得者，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叫平亚丽。
她多次跟我讲过她的境遇，后来听说，有了导盲犬陪伴在她的身边了，还替她高兴呢，可是有一次见到我她说，惨了，我的狗都胖了。
这不是好事吗？
不，这不是好事。
解说：
五年前，平亚丽和她的导盲犬Luck，走在国家体育场跑道上的那一刻是幸福的，当时北京颁布了一个《关于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导盲犬使用和管理的通告》，导盲犬Luck，不仅可以在公共场合自由地出入，而且还登上了残奥会开幕式的舞台。
然而，幸福只被定格在了北京残奥会期间，在临时规定截止到2008年9月20日之后，一切恢复原样，导盲犬依然无法进入北京的公共场所。
由于公交、地铁不让坐，酒店、商场不让进，出门散步要躲着警察，缺乏运动的Luck，这几年已经严重发福，而且面临下岗的处境。
解说：
一只导盲犬通常需要训练18月，平均费用12万元，训练有素的导盲犬可以完成寻找目的地、夜间出行、绕开空中障碍物等高难度动作，然而这么有本事的导盲犬，却在大部分时间被当成宠物狗，作为狗主人的平亚丽，实在是迫于无奈。
我每天的出行都是特别的愤怒和悲壮的，我必须得带这么多证件，我要带着我的残疾证，带导盲犬的工作证、毕业证、免疫证，还有我自己的身份证，得五六个证，一样都不能少，
白岩松：
导盲犬属于一身的本事，但是使不出来，没办法，它想帮人，但是另一拨人，怎么说呢，在软件观念以及所谓死性的这种规定面前，让它寸步难行，有劲使不上。
但是，从最新的新闻看，从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