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的沪上文化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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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的沪上文化中

五光十色的沪上文化（中）

沪上文化区不同于长江流域其他任何文化区域，它是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于中国大地上最为洋化、最充满异国情调的区域。

如果没有五口通商开埠，没有欧风东渐的逐步渗入，就不可能有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上海。

作为一个另类存在，上海有一点“去中国化”的文化倾向。

梁漱溟先生就认为沪上区是最堕落的地方，是一个“非我族类”、完全被洋化的地方。

　　对西洋人来说，沪上区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很东方化的地方。

其原因是它虽有点“非我族类”，但其骨子里，却仍保留着吴越文化的核心因子。

　　许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月份牌，上面都印有一个上海少女。

这些少女或在做一个广告，或在推销一种产品，她们穿着短袖运动衫和运动短裤，浑身洋溢着一种青春气息。

你说她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说是东方的，这样外露的精神状态，显然不是中国的仕女形象，而是西方的；但她们又是黄皮肤黑头发，是一个个吴越姑娘水灵灵的模态，其骨子里并未脱开生养她的母体。

　　一、沪上弄堂，阅读沪上社会历史

　　凡是到过上海新天地的人都发现，所谓的东方与西方二元模式，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解构了。

新天地是根据上海的石库门民居改造的，整个外在的结构完全是东方的。

可走进去，你会发现里面的酒吧、咖啡馆、夜总会与纽约和巴黎的没什么区别。

　　在当时上海寸金之地的环境下，盖房子不可能在平面上扩展，只好向天空中扩展，于是就有了二楼三楼。

这些房子仿造西方的连排屋，一座座排列起来，形成一个个的弄堂，这就是上海的石库门。

新天地的星巴，就是把两座石库门打通，故意营造出一种传统的氛围。

　　石库门可以说是吴越民居向空中伸展的典范，但却渗透着西洋建筑的一些元素。

这就说明，在沪上区，哪怕是被认为是最本土的建筑，也不会是纯粹本土的了。

它从一开始就带有西洋化风格。

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完全不相干的风格在上海却得到了融合。

不过，即便像新天地区域这样沪地弄堂的标本，虽然涂了现代的颜色，拆迁改造毁灭了弄堂的实体，却无损弄堂精细文化的根基。

　　弄堂是沪上特有的民居形式，中西合璧，融合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商业文明，它是风格排列的联体住宅群，与马路连通的唯一出入口是弄堂口，通常是骑楼。

其布局虽然有点像兵营，但每户人家前面的天井与入口门楣上的装饰，使它有了安居的生活气息。

　　弄堂有新旧式之分。

旧式弄堂称石库门弄堂，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是最流行的居住模式。

弄堂里，每户有小小的天井，房子后半部有小小的“亭子间”和晒台。

沪上人既能独立封闭“躲进小楼成一统”，又能随时进行社会交际，有事在窗口喊一声就能得到回应。

弄堂内是前后左右住户们大人闲谈、小孩玩耍的“社区活动”小天地。

　　新式弄堂没有往年的石库门和高墙，一律以花格子铁栅围墙包绕居住区，房子式样西化洋派，天井里兴花种草，室内有了卫生设备。

　　弄堂，是沪上人生活的居住区，其百年的生活，形成了深厚的弄堂文化。

这儿有花腔悠远的零食点心的叫卖之声，有卖青菜、豆腐、瓜果、鸡蛋、活鸡、活鸭穿行者的身影，有挑着零担服务上门的修棕床、补皮鞋与弹棉花的匠人，还有算命的、化缘的、玩杂耍的时不时光临。

　　里弄，是赏尽沪地都市人生的天地。

晚上，当夜深人静时，那炒白果小贩的卖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其叫声凄凉。

为家中病孩召魂的长嚎声，更让人毛骨悚然。

　　这是一方富于邻里感的天地，大家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有一些所谓的沪上人，其实多数来于外乡。

“远亲不如近邻”，在这里最能体现。

　　在大型弄堂里，居民鱼龙混杂，人各有志，接近了难免会生是非，一不小心就会惹出各种各样的弄堂风波来。

人们常说，沪上人善于处世，门槛精，可能与从小就处在这个微妙的小社会，耳濡目染着这一方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关。

　　弄堂，是近代沪上开埠后的产物。

早先，租界里的外国人只许沪地人在租界工作，不同意在里面居住。

后来他们发现，要发挥租界的潜力，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外侨已经力有不足。

当时又恰逢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江南，大量富有的中国难民要求移入，于是租界当局顺水推舟，公开向中国居民开放。

为了便于管理，便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了大批集体住宅。

房子为立帖式结构，像兵营一样联立成行，并在行列中组成网络，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只有总弄能达到马路，弄口设有铁门，可以随时关闭。

　　没有想到，这种原本始于方便管理、统一建造的集体住宅，很快发展成为有东、西方居住特色的沪上弄堂，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沪地经济活动中最活跃、规模最大的房地产业的中坚。

　　大规模建造的弄堂房子不仅租界有，华界亦有。

从解放前上海有400多万居民来看，外侨与中国富人住的花园住宅占５％，在城市边用草、竹、芦草搭成棚屋的贫民约有１００余万，绝大多数居民，包括中国与外侨的白领阶层，均住在各式弄堂中，总面积达两千余万平方米。

只要居高临下，满目所及，就是一片片栉比鳞次、此起彼伏、像波浪似各式弄堂的屋面。

　　建筑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居住建筑尤其这样。

弄堂的级别反映在弄堂里的生活与文化中。

倘若走进居家的弄堂，一眼所见是一个个的便器、一担担的吃食，一群群的苍蝇，一伙伙的孩子，捣乱声和骂声不绝于耳，那么，你无疑走进了一个低级的弄堂。

　　这种弄堂人口密度高，成份复杂，居住条件恶劣，是非极多。

讽刺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就出于此。

那种邻里感特强的弄堂，当属于中级的。

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为了逃避白色恐怖而躲到上海的进步文人，大多落脚在弄堂的亭子间里，于是出现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小派别：

“亭子间文学”。

"亭子间文学"并非描写亭子间，而是这些住在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文人，在苛刻的生活条件下写出来的现实主义进步文学。

　　还有一些沉静而优雅的高级弄堂。

越高级，其人际关系也愈淡漠。

在那儿，除了有三五个男孩在那里玩耍外，很少有人在此停步。

有些大型的，拥有数百户甚至成千户的弄堂，俨然像一个城中之城。

里面有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老虎灶、裁缝店，甚至还有工厂。

沪上的“弄堂工厂”是本地的一大特色，这些厂不大，几个技术工人，带着数个徒弟。

他们利用大厂扔下来的边脚料或下脚货，经过因材施用，精心设计，认真制作，竟造出了许多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并在小商品市场中占着重要席位。

　　弄堂，是沪上的特产，它记载了沪上的故事。

反映了沪上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心态，它永远属于沪地人。

阅读沪上的弄堂，就如阅读了沪上与沪上人的社会历史。

　　二、十里洋场，各色人物的冒险乐园

　　沪上地区成为十里洋场和西方冒险家的乐园，约在十九世纪中叶，那是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与五口通商的开启以后，沪地因为面海的便利，而渐渐演绎成为租界林立区域的。

　　那时的租界，界内实行西方的市政管理制度，享有治外法权。

这给形形色色的冒险者提供了极好的舞台。

各国、内地的各省中的各色人物和各种势力都纷至沓来，到租界一试身手。

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你争我夺，前追后赶。

各种新思潮、新工商、新机构、新方式、新时尚层出不穷。

伴随而来的亦有肮脏、无耻、欺诈、残忍、钻营、为非作歹等。

由于激烈的创新性、冒险性和竞争性，上海很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一跃成为东方排名第一的大都会。

　　一批主要靠移民起步的冒险家，无数原本风风火火闯九洲的外国、外省移民，在这块卧虎藏龙的名利场上，上演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龙虎斗。

冒险者以当时沪上最完善的法律、最规范的管理、最易掌控的商务成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他们在浓重的铜臭味中掀起商潮，造成了十里洋场的“良机”和畸形的“发达”。

正像美国人爱狄?

密勒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所说：

“沪地，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这政出多头的大城市，这纸醉金迷的冶游场，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险家的乐园……大家到上海去啊，那里鱼多水又浑，正可以去大大地摸一下子。

”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黄浦江畔，随着江水滚滚而来的船只上，有装着大幌子的商贾，有披着黑外套的教士，还有雄冠佩剑的外交官。

在国内一文不名的小人物，没准会在上海滩混成一个洋大亨。

　　西班牙商人安?

雷玛斯，就是冒险家乐园中上海滩诞生的第一位“电影院大亨”。

1908年12月22日，手头并不宽裕的雷玛斯，找人借钱在沪地乍浦路口租了一处溜冰场，用铁皮搭了一座可容纳250名观众的虹口活动影戏园，首映片名叫《龙巢》。

沪地人就近第一次看潮流影片，兴奋的奔走相告。

如同《申报》上所说，大家“争相去瞧西洋镜”，并送给中国首家电影院一个昵称：

“铁房子”。

　　第一炮打响后，雷玛斯又出手在海宁路口建了维多利亚影戏馆，并把影院装饰得富丽堂皇，内设豪华酒吧。

开业不久，这里一时竟成为沪地有钱阶级休闲的首选。

　　以后，雷玛斯陆续建起了夏令配克影戏馆、万国大戏院、卡德影戏院、恩派亚影戏馆，并组建起了雷玛斯游艺公司。

当时大片的首映统统都归在雷氏旗下。

经过二十几年的影视风云，雷玛斯终于摘取了中国“电影院大亨”的桂冠。

　　维克多·沙逊，是冒险家乐园中上海滩“犹太炒房团”的始作俑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靠地皮和房产一跃成为上海滩富豪榜首。

　　沙逊是靠近代的第一批高层建筑起家的。

当时，他见与繁华南京路仅一水相隔的三层石库门里弄住宅有机可乘，就借助地产猛涨的趋势，将建成不过30年的宝康里全部拆除，兴建了中档的旅馆式公寓，大楼建成后全被包租。

接着，他又乘德籍安诺德家族的安利洋行经营失败，把华懋和格林文纳公寓所在的地皮抢了过来，在此造了两幢普通公寓和十三层楼的华懋公寓。

因其地段好，又兼新式风格的设计，一时吸引了不少的洋人。

沙逊见有利可图，又在十三层楼以南的空地上，再建一幢更高级的十八层楼的格林文纳公寓，使入住其中的人，感觉到自己超上层的身份。

　　靠第一批高层建筑发财后，沙逊乘胜追击，又造了几件传世之作。

设计建造了楼高14层，上海最豪华的都城饭店和卡尔登大戏院。

之后把虹桥地块也圈了进来，建造了红瓦黄墙的英国古典式乡村别墅。

别墅周围是草坪树林，庭院里有雕塑、马槽、饮水池和玻璃花房，喷水池则设在辅楼。

别墅建成后，轰动沪上。

　　欧司·爱·哈同与罗迦陵，是冒险家乐园中史上最牛的“炒房夫妻档”。

哈同比沙逊更幸运的是，得了罗迦陵这个贤内助。

罗迦陵是中法混血儿，出生卑微，但聪明伶俐，通晓几国语言。

认识哈同时，她的身份是女佣。

哈同逐渐发现，罗迦陵不但拥有过人机智，而且性格大胆泼辣，是帮助他事业发达的理想配偶。

　　哈同出生于巴格达，小时候以拾破烂、煤块谋生。

随父母经印度辗转来到上海后，命运发生了逆转。

他找到了替犹太老乡沙逊洋行看大门的差事，并很快升为“管事助手”，负责看守鸦片仓库。

哈同很快就积攒了一笔钱，并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零散土地。

当他荣升到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后，哈同正式脱离沙逊洋行，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

　　在19世纪末，南京路还很冷清，哈同发现公共租界有向西、北、东三面大规模拓展的趋势后，认定南京路将成为沪上新商业的中心。

其妻罗迦陵鼓动丈夫狠心并购南京路两侧的地产，随后又大作形象工程，并出资用名贵铁藜木铺设南京路路面，使之成为沪上最为平整的道路。

　　随着哈同夫妇形象的提升，南京路的房地产也大为增值。

1908年，当沪地第一条有轨电车问世后，南京路很快店铺云集，成为上海的黄金地段，数年间地价上涨了千倍以上。

　　这一来，几乎半条南京路都为哈同的名下，永安公司、新新公司、慈淑大楼以及其他以“慈”字头的房产，如慈裕里、慈庆里、慈顺里、慈丰里、慈永里等，以及四川中路的迦陵大楼也都是哈同的产业。

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命名蕴涵着哈同对妻子的敬重、感激与爱意。

　　哈同还看准了静安寺以东的郊野之地，后成功抄底，并将与罗迦陵的爱巢造在了南京西路，取名爱俪园（夫妇俩名字中各取一字）。

老百姓称其为哈同花园。

爱俪园的设计以中式为主，西式为辅。

这一当时上海最大最豪华的私家花园，因仿《红楼梦》中大观园的设计，震动了沪上，被称为“海上大观园”。

　　三、黄浦外滩，别具风情的万国建筑

　　上海有一条闻名遐迩的风景线，是每一个去沪观光的游客必到之处，它就是外滩，位于市中心的黄浦江畔，全长约1.5公里。

它东临黄浦江，西岸建有哥特、罗马、巴洛克、中西合壁等风格的大楼，数量达到52幢之多，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

　　一百五十年前，黄浦江岸为一片自然滩地。

退潮时，江水聚滞在河床中心，露出一大片的滩地。

涨潮时，江水又没过河滩。

由于这里江宽水急，逆水而行的船只只有拉纤而行。

那纤夫的足迹，在黄浦江滩踩出了一条曲折多弯的小道，人们称之“纤道”，这纤道就是外滩最早的路。

　　1840年，沪地开埠。

英国殖民主义者捷足先登，抢占外滩，建立了英租界。

继之，法国殖民者也登陆外滩，建立了法租界。

两大租界毗邻外滩。

西方列强以他们的方式经营、管理和建设租界，使外滩成了沪地最早开发的地块，成为一块“风水宝地”。

许多外资和华资银行在外滩建立，这里成了上海的“金融街”，又被称为“东方华尔街”。

在外滩拥有一块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名誉的象征。

商行、金融企业在外滩占有一席之地后，即大兴土木，营建公司大楼。

外滩的建筑大多经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建，各国建筑师在这里大显身手，使面积不大的外滩集中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

　　外滩的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式山花墙面异彩纷呈，有英国式的、意大利式的、法国式的，也有西班牙式的等等。

除了建筑外，街廓的装点要素还有路灯、招牌、幌子、商标、广告等商业“行头”，甚至还有反映时尚的行人服饰、姿态特征的，这些要素共同组成了街廓的场景。

　　外滩段受西洋街景规则的约束，“行头”一般在檐下门楣处，挑出墙面的距离严格受限。

路灯以新艺术运动的铁花装饰最受青睐。

而其他路段则多用中式装点，商号横幅可以跨街，招牌、幌子允许远挑，街景装点得如戏台幕布一般。

　　曾记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屈辱历史的黄浦公园，是上海最早的欧式花园，始建于1886年，它是外滩百年沧桑的见证人。

如今，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屹然挺立，塔底免费开放的外滩历史纪念馆，记录着中华民族百年的奋斗史。

　　经过持续百年的开发，这里形成了美丽的江滩，蜿蜒的长提，碧靓的绿化带和美轮美奂的建筑群，由此构成了一幅别具风情的街景。

　　四、智慧精明，上众生的时空坐标

　　由于枕江滨海，广被海洋和首开通商，沪上五光十色的文化，十里洋场的斗智，使沪上人聪明近利近乎极至。

　　在《倾城之恋》片中，有一句台词：

“沪地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

”这精明的算计，拨快了的钟，将与之相联系的芸芸众生，推入了沪上的时空坐标。

　　近代的沪上区，给人的感觉是：

到处繁华，让人精力消耗；人人时髦，让人神采飞扬；遍地黄金，让人欲念暴涨；时时机遇，让人放胆欲试。

在这样一种高度动态中生活，催生人的，是智慧的速度，是精明的细微，是利益的实在。

　　沪上人的精明，无处不在。

如他们出门到较远的地方，会花费不少的时间打听线路，计算车程，算计花销，哪怕是相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计较一番，从不在乎智慧用在小处。

这种事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为省俭的路线。

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

此类事之频繁，可称全国之最。

　　智慧，是人生存的本事，生命力的表现，它需要时时发泄，只有发泄，人的横身才会强健而通畅。

沪上水的孕育，海的吸纳，埠的放开，商的竞争，利的追求，淘冶出了智慧饱满的沪地人。

他们智慧多得随处而露，精力旺得锁屑不放，以至于这高智商、旺精力，成了沪地人的累赘。

乘车买票，乘客递上几张钱，售票员会立即送上票，中间几张票，几角几分，毫厘不差。

他们往往把所有顾客的领悟力和推断力，放在沪地的平均线上，凡是没达到的，就被斥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这就是有不少外地人到沪，感到有排外感的原因。

　　沪地的精力过剩和锁碎，是高度紧张和狭窄的生存环境培养出来的，那种亭子间的生活，半尺竿头相扰的地方，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

沪上人的新公房，和旧民居一样逼仄。

对于空间的焦虑，造就精致有余、格局不足的沪上人性格，也造就敏感而奇怪的建筑想象力。

　　所以沪上的梦，多是外乡人在做。

梦需要空间，沪上太拥挤；梦需要心境疏落，沪上人又太实惠。

实惠，是小市民品格的根本。

沪上男人是实惠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不充大、不滋事、更不为一时豪迈买无谓的单。

照北方女人的标准，这是群不像男人的男人。

但照过日子的标准，实在是实惠。

　　靠谱的沪上人，彼此有距离。

很少呼朋唤友，掏心掏肺。

聊聊无关痛痒的八卦，讲讲闲杂人等的风月。

对于北京人，认识的人都可称“朋友”，上海人界定人群却很谨慎：

同学、同事、邻居……熟人。

“熟人”不带主观色彩，仅仅描述事实：

双方认识，有交际和接触，也许频率还不低。

　　沪上人做生意的目的十分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准则。

在生意场上，没有利益的事，沪上人决不干，他们也只求得到应得的部分，非分之想不多。

与他们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常使人感到跟沪上人做生意很累。

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近代的沪上，塑造了一个时间与空间整体智慧而又髙速运转的区块，只是这些高速运转上还有某些浪费的现象，如果哪一天沪上人从整体和局部上都发现了文化和时间的重大意义，那就可以这么说：

失落了沪上的飞速，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找回了沪上的文化，就寻回了长江流域文明的永恒！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