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硕士学位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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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硕士学位论文

分类号

UDC

密级公开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试论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

 

 

   

中文摘要

主体性道德人格是以主体性或个体性为基础的道德人格,它必须是主动又不执着于任何权威的道德人格。

由于人格这个概念的内涵较为模糊,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德人格就是道德。

章太炎的言行是一致的,因此,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

第一章是本文的导言,主要是围绕论文的主体部分对相关概念作出简要说明。

从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则是探讨章太炎的主体性道德的形成过程以及章太炎的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

第二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基本内容;第三章是本文的升华部分,主要分析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价值和缺失。

 

关键词:

章太炎;人格;客体性;主体性

Abstract

 Thecorpusmoralspersonalityisthecorpusortheindividual-basedmoralspersonality,itsmustingbeispersistedtoanymoralspersonalityofauthority.Becausepersonalitythisconceptisveryemptyandabstract,therefore,wecansay,themoralspersonalityisamorals.Thechaptertooburningwordsandactionsisconsistent,therefore,thechapterblazestoomuchtheformationprocessofthecorpusmoralspersonalitytheoriesistheformationprocessthatthechapterblazesthecorpusmoralspersonalitytoomuch.Thistextchapter1isatextualintroduction,mainlyisthecorpuspartthatsurroundsathesistomakesynopsiselucidationtotherelatedconcept.Startto°fromchapter2chapter3,theninquiryintoformationprocessandchapterofthechaptertooburningcorpusmoralstoblazetoomuchofthecorpusmoralspersonalitytheories.Chapter2isatextualcorpuspartandmainlyinquiryintoachaptertoblazethebasictheoriesofthecorpusmoralspersonalitytoomuch;Thevalueandimperfectionofthetheoriesthatchapter3ismainlytextualtosublimatepart,analyzeachaptertoblazethecorpusmoralspersonalitytoomuch.

 

Keywords:

zhangtaiyan;personality;Guestbody;Corpus

目录

中文摘要I

AbstractII

导言1

第一章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形成过程5

第一节 家风承袭5

第二节 师道传承8

第三节 独行历程12

第二章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基本理论22

第一节树立人的主体地位22

一.摈弃“天”22

二.否认鬼神25

三.反偶像崇拜28

第二节彰显个人的道德主体性32

一.成心和真心33

二.幻我和真我36

三.菩萨行和道德自由观41

第三章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价值和缺失46

第一节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价值46

一.批判文化46

二.救治情感49

三.促进学理的建构52

第二节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缺失54

一.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不足之处54

二.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消极影响58

参考文献62

致谢65

独创性声明66

导言

谈到道德人格,也许很多人都很熟悉;毕竟我国是所谓的礼仪之邦,有2000多年的道德传统。

可以说,中国人很早就有道德人格了。

因为,虽然狭义的人格概念只是指广义上的人格概念本来就是一个内涵较为模糊的概念;以至于我们赋予人格什么内容,它就是什么。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人格就是道德。

依黑格尔,《论语》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关于道德说教的书。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在东周时就有道德人格了。

  不过,我们可能会问:

既然中国人的道德人格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何以时至今日中国人还是缺乏真正的个性?

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个性的内涵。

  什么是个性?

真正意义上的个性首先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行为处事。

如果这种关于个性的定义是充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个性就是任性,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如此说来,中国人自古就有自由和个性了;毕竟,人起码可以随便骂自己。

但这种说法显然欠妥当。

因为欲望的内容无法保存自身,它必须受到各种外在环境的束缚和制约。

因此,欲望还不是真正的个性。

真正的个性必须是自身规定的意志,这种意志,中国人是很难会有的。

近代以前,中国人是很讲道德的:

仁义礼智信就是很明显的证据。

然而,这种道德却以服从一个抽象自然实体(天)为归宿。

比如:

历史上岳飞,就是这种道德人格的很好的贯彻者。

这样的道德人格,我们可以称之为客体性道德人格——它在某些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却有些迂腐而缺少人性。

岳飞抗金,诚然是彰显中原人力量的举动,也是报效北宋的好典范;但他无视自己的安危,给北宋尽忠;以至于不顾宋高宗的心思,就一厢情愿地出兵。

像岳飞这样的人,我们都说他是忠君爱国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必然会有效忠的对象。

如果我们说他效忠的是北宋,而岳飞是南宋人,显然岳飞不是忠臣。

如果我们说岳飞忠于南宋,那么,岳飞就没必要去迎回被俘虏的皇帝;因为他们是北宋的皇帝——一旦他们让岳飞迎接回来,宋高宗就只能做回太子。

如果我们说岳飞忠于宋朝,那么岳飞效忠的对象就太不明确了。

换言之,岳飞在精忠报国(贯彻道德人格)的过程中,其效忠对象是不明确的。

因此,岳飞的道德人格只能算是一种客体性道德人格。

  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只有客体性道德人格而已。

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窥见一斑。

在农村,农民多半是很有道德的。

他们总是做事小心翼翼,生怕出差错。

为什么?

依笔者看来,他们不过是怕受到天的惩罚而已。

如果问他们天是什么,为什么会惩罚他们;他们只能哑口无言。

对于一些缺德的人来说,损人利己是常有的事,因为他们知道:

天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

由此看来,中国人的道德行为多半是因为怕受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惩罚才做出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多数中国人道德行为的归宿只是一种抽象实体。

  既然我们已经对客体性道德人格有所了解,我们就不妨讨论一下主体性道德人格。

主体性道德人格是以主体性或个体性为基础的道德人格,它必须是主动又不执着于任何权威的道德人格。

因为人格这个概念很抽象空洞,所以,我们认为,主体性道德人格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主体性和道德。

一般说来,道德这个词,作为中国人都已熟知;毕竟,好人的道德觉悟高,坏人的道德觉悟低。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需探讨主体性。

主体性原则的肇始,有说始于孟子,有说始于康德。

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很牵强:

虽然孟子提倡大丈夫的德行,但这种德行的终极出发点却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天或良知。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天是很抽象空洞的;中国传统的良知只是一种被动的道德情感,它受制于外在事物。

所以,孟子的道德人格理论也仅仅是客体性的。

实际上,主体性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

我们知道,中国人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

站在哲学或理性的高度上看,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只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还只是自然实体精神,或者说中国人的意识还只是自然意识(感觉);中国人的认识水平还没有超出感觉。

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何以在中国长盛不衰了。

  真正的主体性是近代西方才有的。

笛卡尔的我思还有很浓的心理学意味;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应该始于康德。

那么,主体性究竟为何物?

如果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主体性就是意识到一切都是自我意识。

这种意识首先是自为的,就是为自己而存在的。

也就是说,主体性其实就是个体性。

所以,如果说中国古代就有主体性,那就是自欺欺人的狂妄。

因为,在中国古代那种君权神授的氛围中,强调的只是整齐划一而已。

即使是有点思想的老子和庄子,他们也没有跳出这种思想的框架。

老子的道,强调仿效自然;庄子的齐物,强调返朴归真;都似乎超出了大一统的氛围。

其实则不然,因为老庄的境界不过是返回到原初的赤裸裸的自然(感觉)状态中,还只是以一种比较暧昧的方式跟自然实体保持一致,并把人融入自然实体之中。

大一统就是自然实体(天或道)的外在表现形式。

中国的佛教也没有主体性。

姑且不说中国人把佛、菩萨当作偶像来崇拜,也不用提及佛教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单看大乘佛教(中国化了的佛教)的最高本体或最高境界就可以理解:

大乘佛教也是缺乏真正的主体性的。

佛教的最高本体阿赖耶识和最高境界涅槃,仅仅是以原初的自然状态来取代轮回过程,人要达到大乘佛教的最高境界并把握阿赖耶识,就必须无我(取消自我意识);因此,如果说大乘佛教有主体性,那么,这种主体性也只是以阿赖耶识(原初的自然状态)为归宿的,而不是自己规定自己;这种主体性还只是一种自然意识或客体意识而已,它还要服从于天这种抽象的自然实体。

所以,在思想层面上,中国古人毫无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可言。

如果问中国人的主体性是何时出现的,那也只能到近代中国中去寻找。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涌现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诸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严复、孙中山和梁启超等。

在这些人身上,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无非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四人。

谭嗣同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

我们可以说,谭嗣同的道德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他为了正义事业而献身。

但我们却不能说,谭嗣同的道德人格是主体性的,因为他舍命维新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他必须使自己的道德跟他所谓仁(他心目中的最高实体)相一致,以实现他所谓的永恒。

一是他必须为光绪维新的失败买单,否则国人将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显然,谭嗣同这种道德是融自己于光绪、仁、国人等客体之中的;所以,他的道德还只是客体性的。

梁启超为了中国的发展,不惜背叛他的老师康有为;但他这种反叛却是以孙中山的主张为主要契机的,而且,梁启超的思想多半受他自己的情感(任性)影响——他号任公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说过,任性只有自我意识的形式,没有自我意识的内容。

所以梁启超的道德也不能算是主体性的。

孙中山为了革命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挥霍干净了;但他的这种行为都是对华盛顿的效仿——辛亥革命后,为了加速腐朽清王朝的灭亡,孙中山毅然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华盛顿为加速美国的民主进程,毅然交出大陆军的军权;显然,孙中山的革命道德只是要求自己向华盛顿看齐。

因此,孙中山的革命道德还不能算是主体性的。

章太炎则不同:

他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也不完全以某种自然实体为归宿,他的行为多半比较慎重而理性;他的座右铭是“依自不依他”,就是很好的证明。

  也许很多人会说,章太炎是个疯子,疯子是有神经病的人,这种人不可能有什么主体性道德人格。

但是,我们可别忘了:

章疯子这个绰号只是黄兴对章太炎的美誉;因为章太炎特立独行、不愿意受到别人的过多约束,所以黄兴这么称呼他。

事实上,章太炎不仅在行为上“依自不依他”,在思想上也是如此。

这些我们将会在正文中详细剖析。

  关于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研究,国内和国外都不多见,主要见于张春香的《章太炎主体性道德哲学研究》、和唐文权等人著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以及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

其中,张春香对章太炎主体性道德的研究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她几乎把章太炎的主体性道德人格都挖掘了出来;只是该文还不够深刻,还过于知性,哲学味太淡。

本文就是在扬弃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必然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望祈各界同仁及师长不吝赐教。

第一章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形成过程

依黑格尔,时代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内核。

依萨特,个人与时代没有区别。

因此,个人、时代、历史三者间必然是紧密联系的。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人的人格、经历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心理世界必然会影响这个人的思想。

“每种人格理论都反映了其创造者的个人人格,而且每个创建者都有其独特的哲学倾向,这种哲学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由其早期童年经验、出生顺序、性别、训练、教育和人际关系塑造而成”。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

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形成,与其人生履历以及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章太炎的主体性道德人格主要体现在他的大独人格中;我们甚至可以说,章太炎的主体性道德人格就是他所说的大独人格。

事实上,章太炎的确是一位具有大独人格的学者,他的道德人格与他所提出的道德人格理论也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一生的经历就可窥见一斑:

章太炎先后七次被通缉,两次入狱,但始终保持着自己为生民请命、为民族献身的高尚品德。

在连续不断的道德实践中,章太炎既从侧面印证了他自己的大独人格理论,又发展了他所提倡的“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

我们认为,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理论的形成,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家风承袭、师道传承、个人独行的历程。

第一节   家风承袭

章太炎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人,都是以品行、学问而见长的读书人。

章太炎的曾祖父“治家俭素,教子弟通经,戒华衣酒食及诸嗜好,而身为德乡里”;章太炎的祖父“性廉靖,不欲仁宦”,却识“百家学术”;章太炎的父亲曾说:

“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

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

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

这在年幼的章太炎心中激起一股鄙视满清(当权派)的热流,也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事的一个坐标。

正如章太炎所说,“始从事光复,遭累绁,遇狙击,未尝敢挫”,都是“先世遗教之所渐成也”。

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十一岁的少年,在智力发展上已接近成人水平。

因此,章太炎的外祖父为十一、二岁的章太炎讲述曾静案时,章太炎会义愤填膺。

这种反应不仅是青少年的反叛心理的外在特征,而且说明章太炎已经认同并接受他的外祖父骨子里的反对民族压迫、争取平等的思想: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

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

”外祖曰:

“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

余曰:

“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

外祖曰:

“今不必作此论耳。

……”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

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明朝与其为清朝所取代,倒不如被李自成掌握——十一、二岁的章太炎就能有这样的看法,除了章太炎的家学在起作用外,起更大作用的是章太炎的独立人格。

章太炎后来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地从事反清的民族独立活动,也跟他的家学渊源有关;章太炎的主体性道德人格也因此初具雏形。

章太炎的父亲章濬更是独立道德人格的有力提倡者,他在《家训》中曾这样写道:

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佣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

汝曹当知之。

精研经训,博通史书,学有成就,乃称名士。

徒工词章,尚不足数,况书画之末乎?

然果专一艺,亦足自立,若脱易为之,以眩俗子,斯即谓斗方名士,慎勿堕入。

“妄自卑贱,足恭谄笑”是缺乏独立道德人格的一种显著特征,也是典型的“依他”心理的外化。

为了预防自己的子孙世代为奴,章太炎的父亲告诫子女不要“拜谒他人门墙”,要自强自立——在做人方面要“依自不依他”,在治学方面要“专心一艺,亦足自立”。

成年以后的章太炎在评价古今中外的人物时,也总是以人物的道德为主要标准;这多少与他父亲关于独立道德人格的教导有所关联。

晚年的章太炎还多次提及他父亲的家训,并以此来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

1934年,章太炎还立下《遗嘱》,叮嘱儿孙要把培养独立的道德人格这个任务放在首位: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

其或出洋游学,俱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骄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

入官尤须清慎。

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

章太炎的儿子章念驰曾解释,章太炎这份《遗嘱》的开头部分主要是交代儿孙辈关于如何做人的原则,指出人应该“立身为贵”,而依章太炎,以立身为首就是立德为先。

因此,章太炎这份《遗嘱》在告诫子孙自强自立的同时,还要求他们不要染上傲诞的习气。

晚年的章太炎目睹那些留学归国又自负甚至近于颓唐的人,就曾不无感慨:

吾观乡邑子弟,负笈城市,见其物质文明,远胜故乡,归则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

又,上之则入都出洋视域既广,气矜愈隆,总觉以前所历,无足称道,以前所亲,无足爱慕,惟少数同学,可与往还,舍此,则举国皆鸟兽,不可同群。

章太炎讥讽这些人“别树阶级,不与齐民同群,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

如果用章太炎所崇尚的独行精神来评价,那么,这些人的行为就似独非独。

因为他们“别树阶级”,跟小群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他们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能跟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却又脱离了大群。

因此,这些人的行为不是独行,而是自以为是。

他们自认为在“发展个性”,但其所仰慕的却是与声色犬马、功名利禄有关的东西;他们大喊“打倒偶像”的口号,却鼓吹推翻国家、政治、道德、法律,并认国家、政治、道德、法律为偶像。

如果一个民族的国家、政治、道德、法律等观念都被击溃,那么,这个民族将会面临“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

因此,章太炎在《遗嘱》中嘱咐他的子孙:

不要因为在大城市念过书、在国外留过学,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甚至无视汉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否则,就不足以做他的子孙。

章太炎一生都在维护和提倡汉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历史和道德;关于这一点,李泽厚也有同感:

“讲道德、重历史始终贯串章整个思想之中”。

因此,章太炎的独立道德人格及其理论的形成也与他的历史教养密切相关。

第二节    师道传承

在杭州诂经精舍问学的八年间,对章太炎影响最大的要数俞樾。

俞樾是浙江德清人;他早年曾出任翰林院编修,后来又在杭州诂经精舍长期担任院长;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颇具高风亮节的汉学家。

章太炎的父亲也以俞樾的为人处事方式为榜样来间接教导章太炎。

他说:

曲园设教诂经精舍,吾时充监院,相处数岁,今闻其茹蔬念佛,贤士晚节,往往至此。

依章太炎,俞樾在生活上非常素朴;章太炎在《俞先生传》中就曾这样描述道:

“(俞樾)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禨不过茗茶”。

实际上,章太炎能拜俞樾为师也决非偶然;因为他为此曾三次拜访俞樾。

于是,在俞樾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章太炎养成了传统古文经学家那种重视真凭实据、踏实求学的治学作风和学术品质。

在追随俞樾专攻古文经的这段时间里,章太炎不仅对俞樾的人品给予肯定,而且跟俞樾本人也相处得很融洽。

章太炎在《谢本师》一文中就曾这样写道:

“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

虽然俞樾并不赞成章太炎的反政府言行,章太炎也为此遭受过俞樾的破口大骂;但他对俞樾还是很敬畏的。

因为依章太炎的性格,如果遭到一个陌生人的羞辱,他当时就会发作。

当然,据章太炎自己的解释:

因为俞樾特立独行,所以很值得尊敬。

既然章太炎跟俞樾学了八年的古文经;俞樾对他的影响就不可能只局限在学术领域,而应该推广到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

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黄侃在回忆章太炎在日本东京讲学的状况时就曾提及:

“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服披三年而不浣。

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

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尤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可见,章太炎在做学问、讲学时,对吃喝拉撒这种无聊的事根本不屑一顾。

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风范,绝不能说与俞樾的教导和熏陶毫无关系。

毕竟,环境是影响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爱尔维修也说过:

“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教育。

1901年,章太炎写下《谢本师》一文,并把该文寄给了一家报纸去发表,毅然宣布同俞樾正式脱离师生关系。

身为杭州诂经精舍主持的得意门徒,章太炎的这种举动自然会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章太炎自己是这样描述的:

顷之,以事游台湾。

台湾既隶属日本,归,复谒见先生,先生遽曰:

“闻而游台湾。

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

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

不忠不孝,非人类也。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

俞樾在这里的指责,与章太炎的三次被通缉不无关系。

而章太炎的这次台湾之旅,是章太炎愤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发表反政府言论被清政府追捕,去台湾寻求政治避难的事。

所谓“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是说章太炎在《解辫发》中对清政府的无能大加指责;而“与人书指斥乘舆”,是说章太炎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曾写信给龚宝铨,在信中对光绪皇帝大肆批判。

清末思想、学术领域分化得非常厉害。

孙诒让就是支持革命的学者,虽然这种支持常常仅限于思想领域。

俞樾早年在官场上很失意,因此,当章太炎加入戊戌维新的阵营时,俞樾也不持反对意见。

但俞樾骨子里的三纲五常气息还很浓厚。

所以,当章太炎公开反对清政府时,俞樾骨子里的奴性就暴露无遗:

他先是指责章太炎的不忠不孝;接着摆出一副要打章太炎的架势,把章太炎逼出他的门槛。

我们可以说,俞樾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但却不能认为俞樾身上的这种气质是主体性道德人格的体现。

因为从对待清政府的态度看,俞樾身上没有媚骨却保有多数中国人共有的奴性。

只有摆脱了奴性的人,才是具有主体性道德人格的人。

章太炎就摆脱了这种奴性,他在面对俞樾得严厉斥责时说:

“弟子以治经侍先生。

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歆、崔浩期后生也。

”后来,章太炎写下《谢本师》。

从表面上看,《谢本师》不过是章太炎跟俞樾断绝师生关系的标志;实际上,章太炎是想藉此表明自己的反政府立场。

章太炎的这一举动表明:

奴性已经不在章太炎身上发生作用,章太炎已经挣脱了奴性的枷锁。

章太炎的这种独立的道德人格在其弟子鲁迅身上也有体现,两人都敢于批判自己的老师。

章太炎的《谢本师》对俞樾的人格做了合理的批判;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也批判过晚年的章太炎:

“脱离民众,渐入颓唐”。

虽然,鲁迅对章太炎的这种评价未必中肯;但就其反对权威这点来说,两人的风格都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另外,在特立独行、精进勇猛、不畏强权以及对文章的幽默刻薄方面,鲁迅和章太炎也是一致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能对鲁迅的文章和为人有所了解,便可知晓。

章太炎虽然对俞樾的奴性不太满意,但他对这位曾经教过自己的名儒还是倍加敬重的。

俞樾去世后,章太炎还写了《俞先生传》,对老师的一生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评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章太炎这种独立的道德人格又是充满正气和理性成分的。

此外,高学治对章太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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