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向度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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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向度探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向度探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主义”的内涵解读自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以来[1]，就经济领域而言，虽然市场经济如同脾气暴躁的脱缰野马，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社会主义”是特别针对我国社会环境而备的“缰绳”，它具有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并引领其发展的作用。

市场本身与制度的性质无关，但是市场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成分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却会最终影响到该社会的性质。

西方社会坚持完全市场化的立场，以社会财富的私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占有为其基本经济学法理。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财富的两极分化成为必然，社会将天然发展成为上下两个阶层，中间日久形成一个使上下两层无法逾越的真空断层，于是财富的罪恶产生了。

更加令人忧心的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助长了这一罪恶的疯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主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在利用市场的同时，紧守了我国的政治和人性的最基本原则。

从其内涵上讲，大致可以概括地表达为三个层面：

其一是社会主义的财产占有指向，即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其二是社会主义的伦理指向，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的发展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三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前提，即我国的社会价值理念既重视个体价值，更重视集体价值。

不过，重视集体价值归根到底是重视个体价值的更高层次的体现。

可以如此说，重视个体价值不一定能兼顾到集体价值，但重视集体价值一定是从根本上重视个体价值。

故此，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在利用市场经济发挥市场作用的当口，必须顾及到其消极的一面，绝不可丧失掉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宗旨和最终目的。

“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驾驭，是理所应当的，更是必不可少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以文化意识形态的身份出现，但是其在经济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举足轻重的。

就其内容而言，包括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

这三个经济意向，一方面会相互影响：

国家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关系到市场秩序的变更与否，关系到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与否；社会经济秩序的实现程度，关系到国家经济目标的效益达成，关系到个人经济行为的取舍抉择；个人经济行为与核心价值观的符合程度，关系到国家经济目标的效益高低，关系到社会秩序的有序与否。

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不同的制约效力：

国家层面的制约效力最高，可以直接制约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两个层面；社会层面的制约效力位居其次，仅可制约个人层面的经济行为；个人层面的制约效力最低，它除了影响因子以外，不具有制约效力。

这些基本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总关系。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挥其对经济活动走向和行为的把控、引领作用。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中，每一个层面都包含一些侧重点突出的关键词，如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个人层面的“爱国”“友善”。

如果我们将这些词稍加整理，就会发现“富强、民主”的价值指向与“社会主义”之财产的公共占有不谋而合；“自由”的价值指向与“社会主义”之人的自由发展不谋而合；“平等”“爱国”“友善”的价值指向与“社会主义”之集体主义前提不谋而合。

富强（侧重财富的富足）而论分配，分配而有民主。

社会主义的民主分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更多地体现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民主更多地体现人的经济权利。

换言之，社会主义民主除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管理和决策以外，在财富问题上，还强调全社会成员分配权力的民主和占有机会的均等。

这一机会均等，又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则是实际分配的个人直接操控的财富的占有机会均等，一则是由国家代为管理的统一调配的公共国民财富的参与机会均等。

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财富公共所有的直接特征。

自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人的发展自由必须是建立在社会的高度和谐之上的自由，而社会的高度和谐———无论是政治高度和谐、经济高度和谐、文化高度和谐、社会高度和谐还是生态等其他方面的高度和谐———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追求目标，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伦理指向的内在要求。

集体主义不是泯灭抹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这一原则之下，社会成员间更加平等、友善。

这也是中西方社会本质的又一大差异。

西方社会形成了上下两个阶层，它的平等也只能是分别存在于这两个阶层之内，上层社会———即统治阶级社会———的平等程度要远远高于下层社会的平等程度，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具有奉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政治经济基础。

我国的领导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属一个阶级，其本身就是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

平等和友善是全社会的，也是全人类的，而爱国则是我们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最高外化表现。

至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便跃然而出了。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经济”意向的角色互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意向的凝练和具体表达。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引领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

以富强为核心的新中华文明构建体系；以自由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构建体系；以爱国为核心的新和谐人际构建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引领，说到底，就是要将这三个构建体系的内涵根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使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全领域发挥纠错、约束、导向作用。

之于纠错，即强调对于那些曾经发生偏差的地方和领域要即时纠正过来；之于约束，即强调对于那些容易失去管控的地方要适时加以约束，提前加以建设性地规避，这又特别针对那些远离政府这只“手”的市场末端环节和市场先天存在的一些固有弊端本身；之于导向，即强调我们“导”的是市场经济的“向”，扛的是社会主义的旗，走的是中国特色的路，建的是中华文明这座城，护的是中国人民这群人。

任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和动向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体系建构所传达出的内涵意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着力点党的领导集体高屋建瓴，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倡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随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即是说，在我们做出全面深化改革（自然包含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前，首先需要给它戴上一顶“帽子”，因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我们要“始终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3]21-21。

这顶帽子就是意识形态的宪法，就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领路者。

当然，在这一部分，笔者并不打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如下几个要点上着力做出深入的探讨，而是仅就这几个点的重要意义，即其为什么会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领域引领性体现的关键环节做出提要性的说明，以资抛砖引玉。

（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在长期的保护性发展之下，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效益低下，甚至连年负增长。

面对如此情况，抓紧时机，利用当前国际国内相对有利的经济环境，把我国国有企业果断推向市场，实行国企市场化改革，自然是必然的趋势。

因此，要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国企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

在维护国企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着力点放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之上，在规避风险的同时，最大化地提高国企竞争力和自身实力。

在顶层设计中能够实现发展上的宏观预测和制度把控；在微观层面确保找到的每一个定向标都始终与国家顶层设计保持一致。

这就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渗透作用深入到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实践者的一切经济行为中，以保证国企资本的行动方向。

（二）关于政府与市场的问题政府是宏观调控和计划共同的行为主体人，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等手段对社会介质（例如经济活动）的一种干预行为，如果干预过度即演变成通常所说的计划。

在一定意义上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所谓计划，外化出来的现实表现大多定格成为一定的经济决策和制度；而于市场，穷究其源无非讲的是一定的市场原理和规律。

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层面看，它们反映出来的正是上层建筑之制度与历史规律之市场规律之间的关系[4]。

故此，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顺应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

这无非就是强调，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要顺应历史规律、顺应市场规律进行宏观调控，不可越俎代庖，违背历史规律；决不能单纯期望依靠一种规律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

政府和市场解决问题的角度并不一样，政府计划性的宏观调控更擅长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把控和对经济市场准则的建立以及方向性的基本干预，而市场的作用则主要集中在调动积极性、创造效益、实现财富积累等方面。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谐呢？

这必然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再次引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政府与市场的和谐关系构建，或者说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和顺应历史规律之间和谐关系构建的作用发挥，更多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作用于政府计划性的宏观调控决策和制度，再进一步传达到客观规律制约下的市场底端。

从现实层面上说，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后现代社会构建体系的深刻内涵贯穿于政府行为的方方面面，以引导政府行为坚守宏观调控的底线，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坚决不要管；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3]33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涉；另一方面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新中华文明构建体系的整体思想贯穿在经济市场的各个角落，以利于政府认清形势，看清市场的局限性，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三）关于人对财富的态度问题人是社会的绝对主体，当国家在经济领域极力倡导共谋财富、共同追求共同富裕的时候，也辩证地诱导了无数社会成员对财富追求的欲望。

在财富问题上，人们又往往只记住了富裕的训诫，却疏忽了共同的富裕；或者只记住了富裕的训诫，却疏忽了幸福的富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现，就是要引导人从异化的经济追求之中摆脱出来，转而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富裕。

须知富裕的方式一定是平等和公正的，因此要坚决打击那些违背市场竞争准则，只图个人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的不当行为；坚决抵制那种为了财富而财富，甚至为了财富可以背弃礼义廉耻、牺牲伦理道德的扭曲行为。

总之，在所有的经济行为中，始终要致力于三个层面的考量：

追求财富的时候，切不可唯财是尊，无法无天；使用财富的时候，切不可我行我素，暴殄天物；回味财富的时候，切不可若有所失，郁郁寡欢。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中先进性的保持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在经济领域的内涵践行，因此它必然要集中服从于“改革”的本质规定性。

正如前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表现出“改”的动态性。

这一动态性，要求经济体制本身随着条件和时机的转变而不断转变，要求经济体制本身在传承——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结构中不停地自我扬弃。

那么，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引路者和教导者又高于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始终保持其在该指向上的先进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现在形成的24字核心价值观，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

从绝对性上说，它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客观存在的核心价值本身的反映…….从相对性来说，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识和反映又是未必完善的”[5]。

至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机理跃然而出了。

这一先进性的体现，建立在其具体内容的可变性与本质规定性的稳定性之上，具有在各个领域和不同时代条件下均能高度对接、整合的自我调控能力和统摄能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定性（或者说不变性）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内涵层面的抽象意象。

它代表和凝练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区域先进性的最高参照点和最高水准，具有长期不变和稳定的特性。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稳定性始终高居于经济实体之上，先导于经济动向之前，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特征。

这里的”应”则是实现稳定性、可变性、经济体制改革三者互动的对接中介。

通过对接，“不变”的稳定性才能及时触摸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向（中介的反馈），才能进一步将其与自身本质规定性进行全覆盖比对，从而做出抉择，下达新的指令。

如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动向和具体践行行为是顺承的关系，即始终维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个人构建体系所体现出的规导性范围之内（无异向），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应走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前面，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如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动向和具体践行行为虽然是保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大构建体系的规导性范围之内，但其具体走向却呈现出了良莠不齐的现象———有突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能存在，则针对这些不同的现象，通过对24字内容的相应调整和改善，以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性。

这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来实现：

首先，在不改变原内容的情况下，通过对某些内涵点的特殊强调来实现。

比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展良莠不齐的现象就可以以此而论。

倘若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建设实现了高效的增长，农村建设却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那么就可以通过对“平等”“公正”的专项强调，从而解决其在调整区域发展问题上作用力相对较弱的问题。

其次，相机抉择，适当加入一些针对性强、内涵深刻又能充分体现主旨的新内容来实现。

这一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先进性的中长期策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新的进步和成果的取得，随着新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发展侧重点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也会相应地加入一些新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作者:

曹雪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参考文献］［1］沈云锁，顾海良，编.马克思主义史（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703.［2］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193.［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4］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刘建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种区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

（2）：

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