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阿Q正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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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阿Q正传》

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阿Q正传》

摘要：

鲁迅曾谈到过写作《阿q正传》时的一些感想，其中既有对于人的心灵难以沟通的感慨，也有对于像阿q一类百姓的深厚同情；既有对于阿q精神痛切的讽刺和批判，也有对于阿q式革命的清醒认识。

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作品，可以更准确地领悟其中丰富的寓意。

关键词：

鲁迅的思路《阿q正传》一关于《阿q正传》的解读已有很多，但往往或者忽视鲁迅本人的看法，或者只抓住鲁迅一个侧面的观点去演绎。

比如，对阿q形象的认识，历来的看法大致有三类：

一是从发表之初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人们沿袭着启蒙主义的思路，普遍认为阿q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是反省中国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成为谈论的中心，认为阿q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并且不但不敢正视现实，反而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凌弱者、忌讳缺点、以丑为荣、健忘等种种自欺自骗的手法来欺骗自己，以虚幻的胜利来求得自身精神上的片刻麻醉和满足。

“精神胜利法”是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鲁迅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要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二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人们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阿q是“落后的农民”或“农民”的典型。

在这个前提下，强调的重点又有不同。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人们关注的是“政治革命”，是农民与地主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强调的是农民的反抗斗争。

于是，阿q就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农民原始报复性的造反者。

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是扼杀农民的革命性，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的作品形象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八十年代初，人们关注的是“思想革命”，是阿q精神所折射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和国民性的弱点。

如不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革命，阿q式的造反即使成功，也只能是建立一个新的专制社会，因此辛亥革命的教训，也被解释为忽视了农民的精神改造。

鲁迅的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三是自八十年代末以来，人们从维护“个体生命”正常生存的角度，看到了阿q的生存困境。

在这个意义上，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被认为是其试图摆脱现实生活中绝望处境的一种手段，虽然于事无补，却不应该受到谴责。

《阿q正传》的价值正是在于它特别关注到了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揭示了人类深层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这三类观点当然都能自圆其说，但第二类与鲁迅自己对《阿q正传》的看法相去甚远，其他观点与鲁迅的观点也有差距。

应该说，如果偏执一端的话，那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遮蔽了《阿q正传》原本极其丰富的内涵。

那么，鲁迅是如何看《阿q正传》的呢？

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阿q正传〉的成因》、《答〈戏〉周刊编者信》等文中，谈到了写《阿q正传》时的一些感想，有四个层面的意思值得注意。

一是有感于人心的隔膜。

鲁迅说他“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

这“高墙”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天生的，“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一部分则是人为的，“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他们“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1]。

鲁迅认为这种状况“在中国”尤其严重。

中国“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又使得“许多人”不能够读书写字，无法留下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所以，鲁迅觉得，要想画出像阿q一类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他虽然非常努力，“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2]，没有把握是否真能做到。

二是对于像阿q一类的百姓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鲁迅动情地指出，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不识字的百姓，长期在沉重的社会压迫中生活，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无人知晓，他们“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鲁迅的希望，是“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表达自己的意见，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基于此，鲁迅对于评价《阿q正传》的主旨是“病”、“滑稽”、“讽刺”或“冷嘲”都不满意，认为自己的心里并没有“藏着可怕的冰块”[3]。

三是对阿q精神的痛切的讽刺和批判。

鲁迅明确指出，他写《阿q正传》是为了促人“开出反省的道路”。

为此，他故意模糊阿q的地域和家族背景，希望小说中的批判和讽刺能刺痛每一位读者，使他们“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

既不要认为小说写的只是外地的、与他无关的人和事，一下子把自己排除在外，“变成旁观者”[4]，也不要狭隘地认为作者是在骂某一个具体的人，是在泄私愤报私仇。

鲁迅承认，在《阿q正传》的开篇，写有一些“不必有的滑稽”。

他指出，那是因为当初登载《阿q正传》的报刊栏目叫“开心话”，他是为了切合其题旨而“胡乱加上”的，与《阿q正传》本身所要表达的严肃的批判性主题并“不相称”[5]，希望读者不要被其迷惑。

四是认为阿q式的革命有其必然性。

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沉疴在身，一时难以改变。

阿q参加革命是必然的，阿q式的革命是中国的特色，“中国倘不革命”便罢，“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

而且，恐怕这种情况再过“二三十年之后”还难以改变。

有时候，鲁迅也觉得是不是写得有点“太过”[6]，但一联想到现实生活，当时报刊中记叙的枪毙犯人的新闻，竟然与九百年前包青天处决犯人的情景几乎相同，不仅处决的方式相同，连围观者的情绪也相同。

鲁迅又感到，自己的估计恐怕还是相当乐观的了。

沿着鲁迅强调的这四点来细读《阿q正传》，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二我们从《阿q正传》的视点切入。

《阿q正传》[7]的视点是多重的。

既有作为叙述者的“我”的视点，有作品中人物“看被看”的视点，还有隐含着的作者的视点。

作品以“我”为阿q作传的形式出现，“我”的叙述视点最为明显。

但“我”从一开始就有两大难处：

一是要不要给阿q作传，“我”还在犹疑中。

犹疑的具体内容，作品暂时没说，只是提供了文章的“不朽”与“速朽”这种对立性的选项供“我”选择，而“我”选择了“速朽”。

这既与鲁迅一贯强调的“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8]的思想相符，也预示了这部作品的批判性主旨。

二是如何给阿q作传。

先是确定“传的名目”就很困难，作品罗列了各种“传”的名目，都与阿q的身份不符，说明阿q既不是什么名人、阔人，也与作者没有特殊关系。

最终选择小说家的一句套话“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来给阿q作“正传”，除表明阿q的社会地位低下外，也说明作品情节具有虚构性，并非针对某一个人。

接着是对传主阿q的姓氏、籍贯全然无知，如何下笔？

“我”的处理方式是“存疑”。

只把阿q因为自己的“姓氏、籍贯”问题而发生的一些故事如实叙述出来，最后的判断留给读者或后人去做。

比如，对于阿q的姓，“我”就只叙述他曾因为自己稀里糊涂的“似乎是姓赵”，而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的事实。

至于他到底姓什么，“我”不知道，也不再说。

这种“存疑”或者说“客观叙述”的态度，贯穿着“我”的整个叙述过程。

直至阿q被杀，“我”也没有为阿q喊冤，而是“客观”地补叙了两件事：

一件与阿q的死表面上相关实则风马牛不相及。

阿q被杀了，当时反响最大的竟然是“举人老爷”和“赵太爷”，他们两家“全家都号咷了”。

但他们并非为阿q的死而号咷，而是为自己的财产损失而号咷。

另一件确实与阿q的死有关，但对阿q却没有什么好处。

未庄的人都说阿q坏，被枪毙就是他坏的证明；城里人则感到“不满足”，不仅是因为枪毙没有杀头好看，而且游了那么久的街，阿q竟然没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了一趟。

相比而言，作品中人物“看被看”的视点比较隐蔽和复杂一些，其间还掺杂着“我”和隐含着的作者重叠的视点。

先来看阿q是如何看他身边的人和事的。

在阿q的眼里，没有人他看得起。

未庄的人他看不起，城里人他也看不起。

看不起的原因是因为别人的言行不符合他的标准，但他的标准却是时时变化的，连自己也摸不准。

一会儿以未庄人的标准来评判城里人，嘲笑城里人将未庄的“长凳”叫做“条凳”；一会儿又以城里人的标准来评判未庄人，嘲笑未庄人是没见过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

阿q最看不起的是具有奇异外貌的人。

一个是王胡，有着与众不同的络腮胡子，阿q认为“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一个是假洋鬼子，进过洋学堂，辫子剪掉后戴着一条假辫子，阿q认为“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

阿q把被王胡打败和受到假洋鬼子的打看作是自己生平最受屈辱的两件事，就因为这两人他最看不起。

对于像赵太爷、钱太爷这样有钱有势的人，阿q的态度则有变化。

虽然阿q觉得自己“似乎是姓赵”，有攀高枝的嫌疑，但在“精神上”，他对赵太爷钱太爷也不表示“格外的崇奉”，有时候甚至幻想成为赵太爷的老子。

他心里想的是：

“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

”当然，在他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反而受到未庄人的“格外尊敬”，他又觉得赵太爷确实高人一等了。

对于“女人”和“革命”的态度也是这样。

阿q原来是严守“男女之大防”的，对于一男一女在一起讲话会特别愤怒。

但当他摸了小尼姑的脸之后，却对女人“飘飘然”起来，以致于向吴妈说出“我和你困觉”这样有失体统的话。

阿q本来对“革命”也是极其痛恨的，觉得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过不去。

但当他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感到害怕时，便也神往起“革命”来，甚至可以不惜屈辱去投靠他最看不起的假洋鬼子。

值得注意的是，阿q不是一般性地看不起身边的人和事。

他所希望的，是能够绝对支配甚至消灭他人，事事都能满足他个人的意愿。

他常常是先估量了对手，打得赢的便打，骂得赢的便骂，两者都不如对手的，才改为“怒目而视”。

他的自轻自贱是在百般无奈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很快他又会在精神上找到战胜对手的根据。

他之所以对“革命”由痛恨变为向往，也是因为觉得“革命”能够帮助他满足支配他人的欲望。

他在土谷祠里幻想的“革命”成果，首先就是“未庄的一伙鸟男女”向他下跪请求饶命，但他决不开恩，“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连王胡也要处死；其次是金银财宝，包括“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都要叫小d搬到土谷祠来，搬得不快还要打嘴巴；再次是未庄的女人他可以任意挑选，但他这时还都看不上了，不是嫌太丑就是“脚太大”。

再来看人们是如何看阿q的。

在赵太爷的眼里，阿q不过是未庄的一个小流氓。

在阿q竟然敢胡说自己“姓赵”，或认为阿q是在“调戏”吴妈的情况下，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打阿q。

但一般也怕“结怨”，不会轻易去招惹阿q，这在阿q来路不明地发了点小财和高喊“革命”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假洋鬼子显然没有将阿q放在眼里。

当阿q在他面前骂一声并非指名道姓的“秃儿”时，他拿起拐杖就打；当阿q忍着屈辱去投靠他时，他又是扬起拐杖喝令阿q“滚出去！

”未庄的普通男人对阿q的态度则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正常情况下，只要阿q帮忙，或者拿阿q取笑，而不把阿q放在心上。

但当阿q说过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并因此而遭到赵太爷的打之后，便与“阔人”沾上了边，人们便对阿q“格外尊敬”起来。

等到阿q真的发了点小财以致高喊“革命”的时候，人们对阿q更是感到有些羡慕和害怕。

直至阿q被枪毙，人们又齐声痛骂阿q是个坏东西。

王胡就是这些人中胆子比较大的一个。

平时，阿q看不起他，他也没把阿q放在眼里。

即使阿q与赵太爷扯上一点点关系后，他也不买账。

阿q向他挑衅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还击。

但当阿q从城里“发财”回来，王胡则是完全臣服了，不仅“伸长脖子”听阿q眉飞色舞地讲述城里杀头的奇闻，而且在莫名其妙地遭到阿q狠狠地打了一下后，竟然“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

未庄的普通女人对阿q的态度也有变化。

在阿q引发“调戏”吴妈的风波，并被赵家狠狠地惩罚之后，她们把阿q看作是流氓，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年近五十的邹七嫂也是这样。

但当阿q“发财”了，手里有衣物出售时，她们便主动去找阿q，邹七嫂还热心地在阿q和赵太爷家的女眷们之间穿针引线。

《阿q正传》中最不易察觉的，是隐含着的作者的视点。

这种视点隐藏在作品中各种人物的言行背后，寄予着作者深层的人道主义关怀。

如果说，作品中那些滑稽性场面和批判性锋芒，大多是由叙述者“我”和作品中人物的视点所展露的，那么，作品中那些痛切的悲悯和无言的绝望，则主要是由隐含着的作者的视点来营造的。

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滑稽可笑，也确实承载着应该批判的国民劣根性内容，但同时又是阿q维持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其实是一个现实处境极其悲惨的人物，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的姓氏籍贯不仅“我”不知道，他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往往是能挨一天算一天），甚至现实的温饱都成问题（全身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饿到要去尼姑庵偷萝卜吃）。

更不幸的是，他又特别争强好胜，有着主宰他人的强烈欲望。

如果他的“革命”成功，肯定又是一个残暴的“吃人者”。

但他在作品中主要是作为一个“被吃”的人物出现，他想“吃人”，却始终过着“被人吃”的生活，他的“优胜记略”大多以失败告终。

从过着非人生活这个层面上来看，阿q是值得同情的。

作者用悲悯的眼光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被社会吃掉。

在作品结尾，作者忍不住背后的注视，终于走到了处于前台的阿q的视点中来。

阿q把自己被绑赴刑场时看到的观众的“喝彩”，与他四年前在山里遇见的一只饿狼的“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的眼睛联系起来，而且感受到“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

阿q是愚昧和麻木的，不可能有这样的联想和感觉。

这种联想和感觉只能是作者所有。

又比如，从作者的眼光去看，还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不可救药。

阿q值得同情，要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却看不到任何希望。

阿q本人有着强烈的“吃人”愿望，其他各阶层的人也都认可这种等级森严的“吃人”秩序，都把屈服于强权和欺凌弱小看作天经地义。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理解和沟通，有的只是深深的敌意和隔膜。

包括阿q在内，像赵太爷、假洋鬼子、闲人、王胡等人，都是“打”字当头，既有以制造别人肉体的痛苦来张扬自我胜利的欲望，又喜欢以迫使对手作践自己的方式来摧毁对手精神的支撑。

作品在描述众多的肉体搏斗和精神摧残的事件时，其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冷漠和无情着实令人吃惊。

作者的同情与悲悯、冷眼与绝望，就都在那些滑稽的场面中苦涩地流露出来。

三总之，不同的视点表达出不同层面的含义。

如果把这些不同层面的含义，与鲁迅强调的四个层面的感想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两者息息相关。

它们都是《阿q正传》原本应有的基本内容，沿着鲁迅的思路细读《阿q正传》，可以更准确地领悟其中丰富的寓意。

注释：

[1][2][3]鲁迅：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第82页。

[4]鲁迅：

《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5][6]鲁迅：

《〈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第379页，第380页。

[7]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7页。

[8]鲁迅：

《〈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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