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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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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始，在这本书中，韦伯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出现在西方？
他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探究，力图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他认为源于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
可以说，本书是从宗教领域的革新与精神层次的变化的角度来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因而韦伯从各个方面对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宗教的研究，与涂尔干认为要研究宗教就必须研究最原始的图腾崇拜现象所不同的是，韦伯没有给宗教界定一个严格的定义，他只是粗略的做了一些划分。
韦伯把宗教划分为非理性的宗教和理性的宗教。
而在这本书中，韦伯就围绕理性的宗教如何通过宗教改革把传统的禁欲主义改革成为入世禁欲主义，而这种具有入世禁欲精神的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在韦伯的阐述中，新教伦理主要包括路德的天职观、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论、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
而根据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念来从事的行为必然是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行为。
韦伯在导论中从自然科学、思想、政治等不同方面论证了西方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性与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理性，而正是强大的技术能力、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
接着韦伯澄清了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财富的贪婪等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
其实这也正是我一直都疑惑的，正如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所说，禁欲作用是孕育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至少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说，必须节约成本、积累资本。
但是，从宗教禁欲下解放出来的、世俗的享受资本主义生产成果的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资本在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市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信徒们都深信禁欲主义的教义，在日常生活中都崇尚节俭，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
而产品的滞销不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然后再后面的阅读和请教老师后，对这一疑问有一定的理解。
韦伯在对“宗教关系和社会分层”的讨论中通过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比，发现不同的宗教氛围影响人们的不同教育背景，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
天主教徒更加青睐传统手工业和中等人文教育，并且倾向于从事手工业行业，而较少参与现代工商业生活。
新教徒更偏爱技术学习教育和工商业教育，新教徒在资本占有者、管理者和高级劳动从业者的人数中占有显著优势，而新教徒大多是拥有一定资本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样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的资本，对于资产阶级的禁欲就显得很重要了。
因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关键就要积累资本，扩大对棉纺织业等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
并且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并不反对合理的获得行为，赞同合理使用财富以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
限制消费与谋利解放的结果是资本的积累，在任何场合，这种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生活发展的影响。
所以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有一致性。
同时，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相比照的，在他看来，传统主义的工人好逸恶劳，企业家宁愿经营多种商品而不愿追求标准化，这样的思想就需要宗教的禁欲思想的教化。
以加尔文教为例，预定论认为人一出生就被上帝决定了其是否为选民。
恩宠一经决定，就不会失去。
任何宗教手段（如圣事、教会、忏悔等）和其他手段都不能使其获得拯救，所以每个人都要通过财富的积累和平时的善行来努力证明是上帝的选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
这样对于那些信奉加尔文教的资
产阶级来说，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会努力地工作，节俭地生活，把资本大部分都用在扩大生产上，这样，随着当时主样工业产品棉布的增加，更多的底层人民可以穿到物美价廉棉布，技术的发展，消费的扩大，就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如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般，仔细读完这本书后，除了疑惑，我对韦伯也有自己的理解。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理性，而新教伦理对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也是韦伯重要论述的问题。
首先是天职思想的影响。
在新教伦理中，教徒以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以自己积累财富的多少，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节俭的生活来获得上帝的恩宠从而得救。
这样，每个教徒无论其出身如何，为了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便需要在日常事务劳动中获得成功。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原则通过新教伦理也潜移默化的在教徒的观念中扎根。
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不是为了创造可挥霍的财富或为了奢侈的享受，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大部分民众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与传统的只满足于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宁愿少做事，多清闲的职业观相比，新教伦理实际上便孕育了一种勤劳刻苦，努力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
再者新教伦理催生了世俗禁欲主义。
与传统宗教不同的是，新教伦理所催生的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
前者把禁欲主义限制在寺庙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它鼓励教徒们努力投入到世俗劳动中。
在这种禁欲主义中，教徒们把创造财富看成自己的一项义务，认为追求财富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最终得救。
所以，要节制欲望，提倡节俭和杜绝奢侈享受。
在禁欲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勤劳、节俭、财富积累等资本主义精神，成为生产扩大和财富积累的力量源泉。
同时，就如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信用”，禁欲主义反对对时间的浪费，认为浪费时间便是为增添上帝荣耀的劳动的损失。
因此每个教徒除了睡觉吃饭等基本生活所需的时间外，都必须投入到世俗的劳动中，不断积累财富。
韦伯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
入世的禁欲主义，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金钱的滋生繁衍，很大程度地促使西方社会理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迅速铺开。
但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凸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逐渐失去了宗教伦理精神，日益与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宗教感情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活动中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所需要的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是不尽相同的，在资本主义需要迅速发展却受传统伦理精神制约的中世纪的西方，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杠杆，迫切地被时代所需要。
综上所述，韦伯通过对禁欲主义精神、职业观念、财产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论证了他的观点：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总体看来，韦伯通过宗教与精神这一特定的角度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颇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本身也说明了文化机制也将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存在。
所以，作为引起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即禁欲主义精神，它能使人们发扬经济理性主义，注重勤奋、守时、节约、信用等，正是这种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在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教正式体现了这些原则。
加尔文认为，聚敛财富并不会阻碍教会发挥作用，相反地，它将大大提高教会的威望，而这是十分可取的；由此，它允许教职人员为谋取利润而动用其资产。
清教徒们反对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劳动。
“他们执持反对态度的真实道德依据是：
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
事实上，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纵懈怠”[1]P123。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圣徒的永恒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尘世生活里，人为了确保他蒙承圣恩的殊遇，他必得“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
按照主之意志的明确昭示，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赠益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
“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无职业者缺乏有条不紊、明达事理的性格，清教徒职业观所强调的重点就在此处，而这正是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
这正是突出了加尔文教改革的核心——上帝选民论。
它认为只要是笃信上帝的清教徒，不管他原来的地位如何，只要勤勉的劳动，以获取日常事务的成功，就可以避免被罚入抵御的命运，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这种劳动是天职的概念使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在精神领域具备一种冲破传统观念的动力，从而努力工作和生活，以合法的手段来获取财富，他们鄙视贵族的穷奢极欲和新贵的大肆挥霍，但却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争赞扬有加，这些行为无非都是为了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
事实上，清教徒的这一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和劳动的。
也就是说，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
“那种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其理想的基础。
而这种倾向直至今天仍然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1]P132-133。
但作者同时也认为，“人们服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者说就像一部获利的机器。
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心寒的重负”[1]P133。
其实这种生活方式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它却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它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就是对财产理性的使用和对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严格限制。
“这种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必然产生一个后果，即是，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
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1]P135-136，而这些则成为了理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基础。
篇二：
导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学经典名著导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作者生平及学术旨趣
马克斯·韦伯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1864年降生于艾尔福特，不久便举家迁往柏林。
高中毕业以后，他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
在那里，他几乎加入了所有少爷学生的胡闹，喝得多，玩得多，学得少，并在决斗场上好勇斗狠。
服一年兵役以后，他再续学业，1889年在哥廷根完成了论及中世纪贸易交往的博士论文；再过两年，他又呈交了论述罗马地权史若干问题的大学教授资格论文。
藉此他正式获得了谋取大学职位的资格，随后他在柏林就任法律讲师。
1898年，正当韦伯大学生涯刚刚开始结出硕果之时，他遭受了一次精神崩溃，暂时中断学术研究。
实际上，自此后，韦伯已变成了精神紧张症、忧郁症患者。
造成他分裂人格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双亲在道德观念及性格上的巨大差异。
韦伯父亲是个贪图世俗利益、善于经营谋划之人，而其母亲信念执着、仁慈高尚并热衷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从外表上看，韦伯像他冷静务实的父亲，但内心却受母亲道德的支配。
这两种人格的激烈斗争，加之父亲的突然病故，造成韦伯人格的内在紧张。
韦伯阐述的一系列学术主题，如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文明进化的开明观点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不仅反映了他内在精神的两个极端，更激活了韦伯人格中现实与理想，享乐与禁欲等之间的对抗。
1898年后的六七年内，韦伯无法入眠，不能专心于学术研究，便以旅行自慰。
1904年，他离家远行来到美国。
这片新大陆使韦伯获益匪浅，并为美国大都市生活节奏以及那里特有的民主和宪法精神所吸引。
自美国归来以后，韦伯重操旧业，很快完成了关于方法和新教伦理的论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他专心写作，成果甚丰，这些研究论文后来结集为《经济与社会》。
战争结束后，韦伯进入政界，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
尽管他期待并深信自己将成为党的候选人，然而选举会议淘汰了他。
这种结果令韦伯沮丧，甚至对他来说是一种反讽。
这位在理论层次上对权力结构如此精明的人，一旦进入权力的实际时，便变得有些幼稚了。
他独立而倔强的心性不能使他屈就于党派政治的蝇营狗苟之中，甚至使他不能恪守党的路线。
这样看来，他的落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1920年春末，韦伯染肺炎而死，享年56岁。
从学术渊源上说，韦伯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都有关系。
毫无疑问，韦伯的思想极具原创性，但他对前辈大师十分钦慕，他指出，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必须正视马克思的成就。
韦伯曾对自己的一位学生说：
“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
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
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
”（科塞：
《社会学思想名家》中译本，第274页）
韦伯一生的著述卷帙浩繁，涉及社会学方法论、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多种领域。
韦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思想，与19世纪的社会学思潮有密切关联，他对实证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观主义都有所批判借鉴。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深入到个体的主观理智之中去把握社会行动的动机，因此这项事业便注定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从事的事业。
例如由于“民族主义”、”阶级斗争”、“原罪”、“赎罪”这类概念作为推动力量参与了行动者的行为，因此他们的行为只有通过这类概念才能说明。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一种二级活动，它处理社会行动者自身的理论和概念，而不仅仅处理处于自身状态中的行为。
所以，对一种社会行动若要适当地理解，就必须参照更广阔的知识构架。
然而，韦伯并没有把对个体行为及意向的理解看成是社会解释的全部。
相反，理解活动必须由其他的调查技术、研究程序来补充，其中包括为实证主义者所钟爱的因果方法、证实方法以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中立立场等，从而形成了极为重要的认识论工具，即理想型概念。
理想型不是对经验现实的真实描述，而是一种思维的建构和分析范式，是通过把具有典型意义的那些因素予以加强、突出、极端化或简化而取得的。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科层制的解剖以及对统治形式和权力合法性的研究，处处体现了理想型方法。
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合法统治问题。
在韦伯看来，社会与其组成部分，更多的不是通过契约关系或者道德一致，而是通过权力的行使而被聚集在一起。
在那些和谐和秩序明显占上风的地方，权力的威慑性从未彻底消失过。
天鹅绒的手套里总有一只铁拳。
韦伯的统治
类型学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他对统治类型作出三种划分：
传统型（traditional）、卡里斯玛型（charismatic）、法理型（legal-rational）。
三种统治类型对服从有相应的要求：
统治类型要求服从的基础：
传统型服从我，因为我的人民一直这样做。
卡里斯玛型服从我，因为我能改善你们的生活。
法理型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
在韦伯看来，传统型统治因循守旧，压制创新，卡里斯玛型统治没有常规准则，或依启示或依个人榜样，是一种独断的人治，即便是作为现代社会统治形式的法理型，也很难成为一个“合法统治”的样板，因为，如果它合法地行事，它便不是统治；如果它进行统治，它便不再合法。
宗教社会学研究是从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始的。
这一时期他的智力工作集中于探讨合理资本主义的形成。
他认为，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以及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合理化过程中起了某种作用。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04年和1905年；韦伯在去世前对之做了重要修订后于1920年汇成一集，正式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韦伯提出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论题，即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及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文化最初在西欧发生？
我们知道，韦伯十分重视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作用，因此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欧洲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的演变中寻求答案，尽管这些演变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理性文化兴起的重要因素。
但除此以外，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产生的新教伦理也是一个极重要的精神因素。
可见，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偏向于规范性的解释。
不过韦伯探讨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有多种类型，其中每一种被假定具有相应的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论中，他大致区分了两类资本主义形态：
一种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包括通过战争、劫掠、投机冒险、放高利贷以及依靠利润持续积累或凭借特许权而获取财富等多种方式，这种类型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过；另一种就是合理型资本主义，它是这样一种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适合于一个有规律的市场，适合于使用簿记来保证严格预测，也适合于采取合法手段对利润进行按部就班的追求。
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出现于近代西方。
韦伯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合理资本主义的起源。
一开始，他驳斥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所抱有的素朴看法。
尽管他承认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获取利润，就注定完蛋。
然而韦伯指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
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乃是一种持续的、理性的、合法的企业活动。
接着，韦伯指出，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中心问题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而勿宁是
篇三：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07级伦理学专业周祯宇
最近，笔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读完了马克斯韦伯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感受颇多。
尽管文字表达上比较晦涩深奥，但内在的思想闪光点却是处处展现。
韦伯主要讨论了“什么是合理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将宗教的伦理理念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并合理解释了在十九世纪家庭—厂商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大规模工业组织，以及在技术和“大政府”间的各种连续性因素。
对这本经典专著的拜读，使自己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获益良多。
它的一些观点，比如技术发展，合理的法律和行政结构对对一国上层建筑的影响和推动，是值得我国——正不断崛起和前进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借鉴和学习的，实际上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不过笔者对韦伯的一些理论观点，站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新规律的基础上，是抱有怀疑的精神对待的，这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条件所局限的。
因此，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学会用它来分析和解决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尤为重要。
全书正文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之前有《导论》。
上篇为《问题》，包括第一章《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下篇为《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包括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及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据官方统计，全书（中译本）20余万字，正文约140页，注释约110页。
从全书的角度来看，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应当看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理性”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必须看到它对社会发展脉络的重要渗透。
人类历史的推进是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的，但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
这就将资本主义所谓的“内核精神”与其上层建筑的宗教相联系。
马克斯韦伯强调，既然社会发展应该是走向理性的，并且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能够较好的避开非理性的不必要干扰，主要原因就在于新教伦理所作出的规范。
从词的表面来看，新教的“新”是相当于旧教中的“旧”而言的，资本主义新教的产生是建立在对其传统宗教的批判和革新上发展起来的，同时新教对传统基督教基本观念的继承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继承使合法性论证更为扎实,更能为时人所认同,这种继承又保证了传统规范的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又接受一种新的形式却避免了新旧规范的断裂,保证了规范的连续性,增加了对社会变革导向的约束力和规范力。
可以看出：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整个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其一再避免和否认的:
新教伦理决定著资本主义。
不过个人认为，影响资本主义除了宗教，还应该有其他影响因素，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来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甚至西方人的一些文化价值理念，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资本主义内在精神的形成与革新。
韦伯还指出，这种因果链条中存在一个中介变量：
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进一步而言,韦伯所关注和强调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源头也就是在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特别是他在书中极力强调的加尔文教。
虽然他极力否认,但其”文化决定论”的理论取向是昭然若示。
这样，韦伯就在他的这一著作中着重阐述着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这么一对关系：
新教伦理先於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进而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
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事实上能否站得住脚还是个问题。
如果成立，新教伦理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可非议的。
但如果不成立,具体地说,如果资本主义精神先於新教存在,这种哺育关系就是不攻自破的,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溯源努力就只能说是失败的。
韦伯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却缺乏对于它的有利论证，由此看出其某些观点的局限和空想性。
不管怎么说，韦伯始终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高度，探讨了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这为其他学者甚至其他领域的继续性开拓研究提供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指导依据。
从全书来看，韦伯对于传统文化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有着他独到的见解：
（一）：
传统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以自身改造的方式予以回应，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不断更新，社会体制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不断调整，传统的就体制会不由自主的跟随这种大潮流，自我作出改变（尽管不彻底，但积极意义存在）。
（二）：
传统在改造自身之后又在传统的框架中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论证,并给以传统的规范以保证社会在变革中朝著良性方向发展。
这充分显示了传统对于社会进步的一些促进作用，因而我们对于传统的东西，不能一味的排斥和否定，这是一种极端的对待历史的方法，而必须对他们（好比资本主义传统宗教）进行具体的历史性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另外，韦伯还认为：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两个因素的推动：
一是物质性的制度范畴，另一个是精神性的规范范畴。
他认为，制度条件自古就有，因此近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条款规定就并不是源头了。
可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欧兴起，而没有最早出现在东方或着其它地区呢？
马克斯韦伯便得意的提出了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规范性条件，即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当然充斥着获利，无限的追逐利润，这些都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这么一个主要矛盾中予以看出。
而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作为一种投机活动，在所有使用货币进行贸易，并且通过租税承包、国家借款、战争自主、公爵朝廷及官吏为这种获利提供机会的各类经济社会中都一直盛行着。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种追求利益的冲动本身却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因为早在原始社会解体时期，公平分配被社会否定时，人们就开始为敛财作好了准备），而且资本主义精神也不止于获利，不等同于“商人的大胆和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而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它将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整合起来。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发现：
新教伦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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