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寄生虫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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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寄生虫学

第一篇总论

人体寄生虫学（humanparasitology）也称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parasitology），是一门研究与医学有关的寄生虫及其与宿主关系的科学。

主要研究寄生虫的形态结构、生态规律，着重研究寄生虫与人体及外界因素的相互关系，并从病原学和病原种群动力学角度，揭示寄生虫病发病机制及流行规律，以达到控制、消灭与预防寄生虫病目的。

作为病原生物学重要组成部分，人体寄生虫学是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的一门基础课程。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寄生虫的危害性

一、寄生虫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寄生虫对人类的危害包括作为病原引起疾病、作为媒介引起疾病传播以及对经济的损失。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倡议的热带病特别规划（UNDP/WorldBank/WHOSpecialProgrammeforResearchandTraininginTropicalDiseases,TDR）要求防治的６类主要热带病中，除麻风病外，其余５类都是寄生虫病。

它们是疟疾（malaria）、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丝虫病（filariasis）、利什曼病（leishmaniasis）和锥虫病（trypanosomiasis）。

根据WHO1975-1995年估计，全世界现感染疟疾人口为４亿至４.9亿，每年死亡人数为220至250万；血吸虫病流行于７６个国家，受感染者约1.5亿，其中埃及血吸虫（Schistosomahaematobium）感染者1亿，曼氏血吸虫（S.Mansoni）感染者6000万，日本血吸虫（S.Japonicum）感染者150万，每年死于血吸虫病者为50至100万；丝虫病流行于80多个国家，感染者约1.45亿，其中淋巴丝虫感染者为1.28亿；盘尾丝虫感染者1700万。

利什曼病主要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呈世界性分布，现受感染者120万。

锥虫病，其中非洲锥虫病，每年新增病例10万，每年死于该病人数为5千，美洲锥虫病（恰加斯病，Chagas’disease）患者为240万，每年死亡人数为6万；肠道寄生虫病也严重地影响人类健康，阿米巴（amebae）感染者约占世界人口1%，每年死亡人数为４万至11万；贾第鞭毛虫（Giardialamblia）感染者2亿；钩虫（hookworm）感染者13亿；蛔虫（Ascarislumbricoides）感染者13亿。

每年死于蛔虫引起肠梗阻者1550人；鞭虫感染者9亿；绦虫病和猪囊虫病（cestodiasisandcysticercosiscellulosae）患者为6500万；粪类圆线虫病（stronglyoidiasis）患者为3500万；华支睾吸虫病及后睾吸虫病（clonorchiasis）患者为1350万；姜片虫病（fasciolopsiasis）患者为1000万；毛圆线虫病（trichostrongyliasis）患者为550万；并殖吸虫病（paragonimiasis）患者为210万。

虽然寄生虫感染率或受感染人数可以表示人群中被寄生虫累及的数量，但这些表示法未能准确反映出与健康损害关系。

近几年WHO发表的总结报告中已不再使用寄生虫感染率或受感染者数字，而使用“能力丧失调整生存年”（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DALYs）来表示疾病负担（diseaseburden），目的在于能更准确反映寄生虫对健康损害程度，以利于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疾病负担。

DALYs越大表示该虫对健康损害及生存质量影响越大。

例如WHO2000年公布的1999年统计资料，疟疾的DALYs为4499.8万，死亡人数为108.6万；淋巴丝虫的DALYs为491.8万；非洲锥虫病的DALYs为204.8万，死亡人数为6.6万；利什曼病的DALYs为198.3万，死亡为5.7万；血吸虫的DALYs为193.2万，死亡人数为1.4万；盘尾丝虫的DALYs为108.5万；南美锥虫病的DALYs为67.6万，死亡人数为2.1万。

在经济发达国家，寄生虫病虽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严重，但也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如阴道毛滴虫（Trichomonasvaginalis）感染者，在美国为250万，英国100万。

被称为“旅游者腹泻”的病原之一的蓝氏贾第鞭毛虫病在前苏联及美国也相当严重，有些地方几近流行。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HIV）感染者及艾滋病（AIDS）患者在发达国家也是为数颇多，这些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常继发弓形虫病（toxoplasmosis）肺孢子虫病（pneumocystiasis）及隐孢子虫病（cryptosporidiasis）等机会致病性寄生虫病（opportunisticparasitosis），这些机会致病性寄生虫病往往是AIDS患者的合并症而致死亡原因。

因器官移植而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也有助于机会致病寄生虫病的发生。

二、寄生虫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寄生虫病不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经济负担，而且给全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寄生虫感染造成慢性健康损害，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力，如血吸虫病，轻度患者可丧失劳动力16~18%，中等程度者丧失劳动力30%~57%，重度患者丧失劳力72%~78%。

劳动力丧失、工作效率降低、更换职业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很明显，非洲的马拉维（Malawi）是疟疾流行较为严重的地区，根据1994年调查，因疟疾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占家庭年收入的32%；又如非洲撒哈拉周边地区1997年因疟疾而引起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过20亿美元；整个非洲因疟疾的影响，包括治疗费用，丧失工作日及控制疟疾而投入资金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PD）的5%。

寄生虫感染也造成个体生命质量下降，在某些外观有明显体征的病人，如晚期丝虫病或血吸虫病患者，由于残疾或畸形，心理和社会活动甚至就业均受到影响。

寄生虫的感染还影响优生优育及人口素质，据估计，我国妇女每年可能生育约8~10万名弓形虫病损害儿，台湾每10000名新生儿有13名为先天性弓形虫感染者；美国每年也有近3300个新生儿感染弓形虫病，耗费医疗费约2200多万美元。

由于很多寄生虫病是人兽共患病，不但使人致病，也常使畜牧业蒙受重大损失，如旋毛虫病、包虫病、囊尾蚴病、弓形虫病、肉孢子虫病、裂头绦虫病等。

据以往报告的资料，在家畜中绵羊因感染包虫病，我国每年损失约4亿元；因猪的囊虫病，仅吉林1个省，每年经济损失达3千万元。

我国畜牧业因寄生虫病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一斑。

其它国家也出现类似情况，如墨西哥1980年因猪囊尾蚴而废弃大量猪肉，损失约4300万美元，相当于养猪业投资总数的68.5%；欧洲很多国家的屠宰牛61~99%有肉孢子虫感染。

勿庸置疑，全世界畜牧业因寄生虫病而遭受的巨大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寄生虫病是贫穷地区的疾病，如目前全世界血吸虫病病人有80%集中于非洲，疟疾病人的90%分布于非洲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每天有3000个5岁以下儿童死亡，这无疑阻碍了非洲经济发展；而经济落后又因文化、卫生、健康教育、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不足，为寄生虫病发生及流行创造了条件，两者互为因果。

还有，由于要治疗和控制寄生虫病，政府不得不投进大笔资金、人力，因此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影响国家建设进程。

总之，寄生虫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严重而深远的。

第二节我国寄生虫病的现状及寄生虫病控制中存在问题

我国疆域辽阔，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和亚热带，自然条件极其复杂。

跨古北界及东洋界两大动物区系，动物种类繁多，寄生虫病原种类也多。

我国曾是寄生虫病流行严重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对几种主要寄生虫病进行防治。

1956年“农业发展纲要”中，就提出要消灭对我国人民健康危害的“五大寄生虫病”：

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黑热病、钩虫病。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成绩斐然。

如疟疾，建国前全国有疟疾流行的县（市）1829个，发病人数约3000万。

经大规模防治，至1999年发病人数减至29万，全国已有1321个县、市、区达到了卫生部颁布的基本消灭疟疾标准。

肆虐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日本血吸虫病，据建国初期调查，流行于我国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的370个县（市）有血吸虫病流行，累计感染者1160万，生活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1/5。

经近50年努力，至1999年已有5个省、市、自治区，236个县（市）消灭了血吸虫病，52个县（市）达到基本消灭标准，病人总人数约76万。

丝虫病历史上曾在我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64个县流行，受威胁人口3.3亿，建国初期病人约3000万。

经过科学的防治，1994年实现全国基本消灭丝虫病，到1999年全国已有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达到消灭丝虫病的标准。

我国确立的以消灭传染源为主导的防治丝虫病策略和大面积应用海群生经验已由WHO推荐给全球流行丝虫病国家和地区。

黑热病在建国初期约有病人53万，分布在长江以北16个省650个县（市）。

至1958年，我国宣布基本消灭黑热病。

在控制和消灭寄生虫病过程中，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无以伦比。

但寄生虫病在我国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疟疾的防制，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南方周边国家疟疾，特别是抗药性的恶性疟不断扩散，给我国疟疾防治增加了新的困难。

分布广泛、偏食人血、对疟原虫敏感的嗜人按蚊、大劣按蚊、微小按蚊的传疟能量大，短期内不能加以控制，从总体上说蚊媒的数量并未减少。

随着国际交往频繁，出入境人口增加，加大了病原输入机会，如1988年云南22个口岸的10105名入境外国人，血检疟疾原虫阳性率高达23.19%，出境归国人员血检5286人，阳性率为19.44%。

在国内大规模建设中，大批流动人口造成传染源的输入和易感者的暴露给寄生虫病大流行创造了条件，如80年代外省人口大规模涌进海南省，多达50万以上。

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疫区引起疟疾爆发流行，据当时的统计资料表明外来人口平均血检阳性率高达19.5%。

水利与灌溉工程改变了生态环境，给蚊媒提供了有利孳生条件，构成了疟疾在我国传播、流行的主要因素。

疟疾发病率在大多数疫区虽已明显下降，但在另一些地区经常出现反复。

我国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农村及少数民族集居的偏远山村，疟疾仍是危害人民健康的重要疾病。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的国家之一。

但我国流行区地形复杂，特别是与大江、河相连的湖沼型流行区及山区丘陵型流行区，由于钉螺孳生环境复杂，病牛及多种动物保虫宿主广为存在，人畜流动频繁等，增加消灭血吸虫病的难度。

对已经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地区也会死灰复燃，因此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及“平垸泄洪、退田还湖”政策的落实，环境生态发生变化，有些因素可能有助于钉螺的孳生及扩散，如不注意采取预防措施，则可能导致疫情回升或新疫区的出现。

丝虫病虽在我国基本消灭，但传染源仍未能完全控制，据1999年估计，全国尚有微丝蚴血症者10万多人，有丝虫病临床表现者139万人；传播媒介仍广泛存在，监测任务繁重，要彻底消灭丝虫病还需要相当长时间。

黑热病基本消灭已有40多年，但新发病例每年均有报道，自然疫源地的分布和保虫宿主仍待查清，其防治策略也需研究。

钩虫病据1988至1992年调查，全国钩虫平均感染率为17.166%，以此推算，全国钩虫感染人口约1.94亿，尽管临床上出现严重症状不很明显，但众多的感染者，形势也不容乐观。

此外，据1988~1992年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结果，共查到人体肠道寄生虫56种，平均感染率为62.632%，感染率最高的海南省为94.735%。

全国蛔虫、鞭虫感染人数分别为5.31亿和1.12亿。

感染人数之多，虫种之复杂也给我国寄生虫病控制带来巨大困难。

除肠道寄生虫病外，组织寄生虫病，如旋毛虫病、囊虫病、包虫病等在我国西南、西北等省也是常见和多发病种。

这些病不但对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构成严重威胁，也给畜牧业生产及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原先国内未发现的寄生虫病，如罗阿丝虫病（loiasis）、曼氏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mansoni）、埃及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haematobium）等病也有发现。

由于目前对入境各类食品检疫措施仍不够完善，通过食品输入寄生虫病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如1999年，丹东市居民因腌吃从朝鲜进口的中华绒螯蟹而出现623人的肺吸虫感染。

这些都提示，必须警惕输入性寄生虫病出现与流行。

我国寄生虫种类和数量众多、自然条件复杂、经济仍不很发达、人民生活习惯千差万别、受教育程度及范围有限、人口流动频繁等诸多因素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寄生虫病流行仍会相当严重。

寄生虫病控制不但在我国是个突出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着世界的较严重问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新的抗寄生虫药和DDT等杀虫药的问世，像疟疾这样的世界性广泛流行的寄生虫病，曾一度被较好得到控制，有些人甚至乐观地认为寄生虫病和以昆虫为媒介的传染病的控制乃至消灭指日可待。

其实全世界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防治及研究，但效果并不理想。

除个别地区的某些寄生虫病得到控制外，绝大多数地区寄生虫病流行态势并未改观。

目前，已有不少寄生虫及媒介昆虫药物抗性株出现。

抗性产生后可能通过遗传物质传给下一代，这就增加了寄生虫病化学治疗及媒介化学防制的困难。

人类活动范围扩大，有可能将原来与人类没有关系或极少接触的寄生虫从自然界带入人群，造成新寄生虫病的流行。

人类交往频繁，使得本来在国外流行的寄生虫病病原或媒介输入本国；人口大量流动，包括由于工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等人口迁移以及战争而建立的难民营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寄生虫病原体的引入或输出，也给寄生虫病控制带来严重问题，如埃及阿斯旺水坝的建造，血吸虫病在坝区出现爆发流行；又如1985年巴西西部郎多省的大规模移民后，一个5000人口的移民区中有12000人次患疟疾，发病人数为移民人口的2/3。

全球变暖，使得原先不适合媒介生存的环境变成其孳生地，可能导致某些虫媒的流行。

有人预言到2025年英格兰南部地区可能成为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

气候变暖也可能使中间宿主螺蛳获得孳生的条件，从而造成诸如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的流行。

人类离不开动物性食品，但很多肉类、水产品等食物携带有寄生虫病原体。

由于不良饮食习惯，造成病原体进入人体，引起食物源性寄生虫病（food-borneparasitosis）。

近些年来报道食物源性寄生虫病种类不断增加，有的甚至引起地方性流行。

饮食习惯与民族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因此，要控制食物源性寄生虫病仍需相当长时间。

寄生虫病的控制，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它既与医学科技进步密切相关，也涉及文化素质提高，宣传教育普及、经济发展、资金投入等多方面因素，这诸多因素的改善非短时间可奏效，因此，摆在寄生虫学工作者面前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三节寄生虫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新理论、新技术带动寄生虫学的发展；而寄生虫学的发展也为现代科学增加了新的内容。

某些生命现象就是从寄生虫学研究中得到阐述的，如ribozyme的作用机制首先是从锥虫研究中得出的，封闭抗体及嗜酸性粒细胞在免疫中的作用是从血吸虫研究中得到阐述的。

也就是说，寄生虫学的研究已成了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后寄生虫学将会从多个方向发展。

1寄生虫引起人体致病机制从研究寄生虫对某些器官组织的损

害，进而从寄生虫与宿主相互关系的整体水平去研究寄生虫的致病机制。

⒉寄生虫生态与流行病学寄生虫与一般的生物重要区别之一是其生态特点，将寄生虫的生态当作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研究寄生虫的发生、发展、繁殖规律以及寄生虫与生态系统中每个要素（elements）的相互关系。

将实验生态与种群数量动态相结合阐述寄生虫病流行动态。

使每个生态有关因素数量化，并用数学公式表示（即理论生态学），这样能较好地反映主动量与各个向量关系，更能说明各因素与寄生虫消长数量及寄生虫病流行关系。

⒊寄生虫病的防治从单一防治措施到多种措施，从防治单种寄生虫病到综合防治多种寄生虫病，并与其它传染病的防治结合在一起，构成综合的防治策略。

过去的几十年来，在寄生虫病防治方面虽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很多成果，但大多只停留于实验室或局部现场。

如何将科研成果或局部现场取得的经验推向实用阶段并扩大应用范围，这是落实研究（implementationresearch）的重要内容。

TDR总结25年来的经验，重点强调通过落实研究将研究结果转变为控制疾病的政策，因此将落实研究作为今后寄生虫学研究的焦点。

落实研究涉及的不仅是寄生虫学内容，可能还要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政府行为等多方面因素。

⒋分子寄生虫学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寄生虫的发生、发展、亲缘关系、免疫、诊断、致病机理、基因结构与功能关系、疫苗、药物作用机理等。

⒌信息技术与寄生虫学互联网（internet）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影响了所有学科，也渗透到现实生活每个角落。

互联网将在寄生虫学知识普及、教育、咨询、信息传递和疾病及时控制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⒍生命现象的模型真菌与原虫在分类学上是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的分界线，寄生虫中的原虫、蠕虫、节肢动物是低等动物向高等动物进化的桥梁。

因此，寄生虫是研究生物进化很好的模型，对寄生虫的研究将有助于生命奥秘的揭开。

对伴随寄生而出现的某些现象，如伴随免疫、带虫免疫、免疫抑制等的阐述也将可能有助于其它疾病如肿瘤、艾滋病等的发生机制、发展、治疗及预防提供参考依据，因此寄生虫可能被利用作为模型，研究与之有关的疾病。

可以认为各种新理论出现、新技术新方法的问世都可能给寄生虫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甚至飞跃，对此寄生虫学工作者必须给予高度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