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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
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景维民张慧君
2013-01-1119:
29:
37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3期
【内容提要】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
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关键词】国家权力国家能力国家治理模式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D73/77.51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3-0006-（13）
20世纪的俄罗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配置与相互协调始终是影响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
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来审视和研究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不仅可以对俄罗斯已经经历的体制变革的内在逻辑、路径演化轨迹以及总体绩效作出深刻的理解和诠释，而且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俄罗斯在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组合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
一、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
一个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对权力作了如下界定：
“‘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内，自己的意志即使遇到反对也能贯彻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管这些可能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1]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欧则进一步区分了权力的三种形式，即“我们可以通过将积极主体用于对消极主体设定行为边界的手段来划分出不同权力形式……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权力形式：
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
经济权力利用其所拥有的特定稀缺物品，指挥那些不拥有稀缺物品的人们从事特定的活动，通常是从事某种劳动……意识形态权力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基础上，即具有特定权威的人以特定方式所明确表达出来的某些观念，对有关的人们所施加的影响……最后，政治权力依赖于拥有各种工具（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和能力）以施加暴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政治权力是一种强制性权力。
”[2]上述关于权力的经典理解已经突现出权力的几种特性：
首先，权力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某种相互依赖性；其次，权力代表了某种能力，它可以影响权力客体的行为，以实现权力主体的意志；最后，权力有不同的来源，因而有不同的实施和表现形式，如基于物质暴力的强制、基于经济利益的交易和基于意识形态的说服。
[3]权力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具有某种经济价值、经济属性，即权力不仅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和要素而且可以影响微观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及一国的宏观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与发展。
尽管具备上述特性的权力可以在社会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但是从近现代历史来看，国家显然是一个集上述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为一身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公共治理主体。
无论在对暴力资源的占有、对经济资源的掌控还是在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合法性塑造方面，国家都已经远远超越了所有其他社会主体，因而国家也往往成为影响社会秩序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键。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国家权力界定为国家综合运用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权力资源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及社会整体的运行状况施加干预和控制的力量（statepower）。
与国家权力既相关但又相互区别的另一个概念是国家能力（statecapacities）。
学术界对国家能力有过不同的界定，这些界定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运用自身的权力、权威以及各种制度和政策工具实现自身意志、目标和偏好的能力。
例如，王绍光和胡鞍钢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preferences）、目标（goals）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4]美国政治学者麦克福尔也作了相似的界定，他将国家能力定义为一种国家能够实施自身偏好的方式。
[5]对国家能力的另一种理解则是将其界定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有序治理社会，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例如，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国家（政府）[6]能力界定为国家（政府）“有效地实施并推动集体行动的能力，它包括法律与秩序、公共卫生以及基础设施等。
”[7]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福山也在近期的著作中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
”[8]在上述两种界定中，前者更加侧重于国家主体的意向性因素，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国家实施统治与治理的客观效果。
一般而言，国家权力与国家实现自身意志、目标和偏好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国家拥有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权力越集中、越丰厚，国家相对独立自主地实现自身目标偏好的能力越强。
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国家实现自身目标偏好的能力归入国家权力的维度。
但是，国家权力与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有序治理社会，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
一方面，国家只有掌握了必要的政治权力（强制力）、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才能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也才能使国家的法令和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也很可能因侵犯个人权利、破坏必要的社会自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而损害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正如温加斯特所归纳的“经济制度的基本性政治悖论”表述的那样：
“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合同实施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
市场繁荣不仅需要适当的产权制度和合同法，而且还需要一种能够限制国家剥夺公民财富的能力的政治基础。
但导致政治制度发挥某种作用而不是另一些作用的条件还远远没弄清。
”[9]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有序治理社会，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以使其与国家权力相区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关系的简单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
图1中的纵轴代表了国家所拥有的权力，而且越远离原点，这种权力资源越丰厚、权力集中程度越高，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越严格；图1中的横轴则代表了国家的能力，同样越远离原点，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推动社会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能力也就越强。
在图1中标示出三个点A、B、C，这三个点既代表了三种比较典型的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组合，也代表了三种典型的国家治理模式。
其中，A点表示国家拥有的权力很大，但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比较弱；与A点相比，位于B点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相对较小，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却很强；与A、B相比，位于C点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都很弱小。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位于A点和B点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国家”（简称为A型强国家与B型强国家），不过前者更多地建立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大量汲取和严格控制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国家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超越其他社会团体影响的能力）。
近代欧洲的一些专制主义国家（如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以及现代的一些极权主义国家（如纳粹和军国主义政体）、全能主义国家（如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相对比较符合这种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及国家治理模式。
而B点所代表的强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精确测度国家权力大小的综合性指标，不过可以找到一些替代性的指标加以近似衡量，例如国家直接控制的财产的比例（如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就可以作为一个衡量国家权力大小的替代性指标。
同样，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精确测度国家能力（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的综合性指标，因此也只能根据一些替代性的指标加以近似衡量，如长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等（即效率与公平的综合考量）。
A、B、C是理论上抽象并高度简化的三种典型的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及国家治理模式，现实中的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以及国家治理模式是更加多样和复杂的，它们位于整个坐标区域的不同空间位置中。
9国家则更多地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的“一致同意”、“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而且国家权力受到法律和程序的严格制约，国家对私人产权和契约进行比较有力的保障，从而促进了个体交易和创新的动力，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现代的许多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美、英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相对比较符合这种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及国家治理模式。
当然，从历史经验来看，A型强国家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很可能是不稳定的。
因为国家对社会的过度控制、汲取甚至掠夺很可能引发社会对国家的反抗；另外，这种类型的国家也常常无法避免因国家权力过度扩张而产生的效率低下、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权贵垄断、寻租腐败等“政府病”现象[9]，从而最终导致国家能力的衰竭。
当上述危机积累并超越了一定的“临界点”之时，A型强国家很可能进入到一个制度改革甚至全面转型的阶段，而这一过程既可能使其向B型强国家这种良性国家治理模式转变（路径Ⅰ），也可能滑向C点所代表的恶性国家治理模式（路径Ⅱ）。
而后者则是一种典型的“弱国家”治理模式，因为它既无法实现国家维护其政权稳定、国内秩序稳定的目标，也不能有效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而成为一种典型的“失败的国家”。
[10]这种国家在现实中并不罕见，如内部解体和制度剧变的一些“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以及像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因外部力量入侵而发生崩溃的国家。
上述国家权力与能力的分析框架为研究现代国家体制变革、国家能力演化以及国家治理模式变迁提供了一个既简单明了又具有较大兼容性的参照系，它有助于我们比较直观而深刻地理解国家制度改革与转型的路径演化轨迹、内在逻辑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关键性制度问题。
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对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作出深刻的理论剖析。
二、国家权力解构与能力耗竭：
从前苏联到叶利钦时代的国家治理
斯大林时代，前苏联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显然是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重要历史起点。
这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一是高度集权且党、国同构的政治体制；二是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统制经济；三是通过官方意识形态的“训导制度”以及高度组织化、等级化的“单位制”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和组织[11]控制上述三大制度基础相互支持，形成了一种国家和政府以行政指令、经济计划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组合来看，斯大林时代的全能主义国家无疑是高度集权的，而且可以利用强大的权力实现国家特定的目标偏好（如建立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实现重工业发展战略、推行特定的意识形态偏好等），但是在实现这些目标偏好的同时，也因国家权力和干预范围的过度扩张而削弱了国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能力，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影响了民众实际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普遍的短缺、产品质量低劣、创新动力衰竭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将斯大林时代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在图2中用处于坐标系左上角的D点加以标示，即国家权力高于国家能力。
然而，伴随着斯大林体制走向僵化，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内生性弊端也逐步显现，主要体现为：
（1）国家面临着巨大的信息成本，削弱了计划决策的有效性；
（2）国家干预替代私人决策，无法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抑制了经济利益对个体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激励作用，使得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目标与国家战略目标相互冲突；（3）国家取代了市场，经济计划和实物指标替代了货币、价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无法进行真正的“经济核算”，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潜在的“效率边界”，从而使经济丧失持续发展的动力；（4）国家权力、机构与职能的过度膨胀不仅耗费了大量资源，而且导致官僚主义的滋长，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治理效能，侵蚀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12]
斯大林之后，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前苏联进入了一个长达30多年的周期性改革阶段。
改革的实质是在不触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局部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和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分权）和引入市场机制的方式来激活高度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扭转经济的低效率和不断衰退。
改革者原本希望在不过度侵蚀国家权力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国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这在图2中直观地表现为从D点到N点的理想路径。
但在现实中，改革并没有按照预期的理想路径发展（所以用虚线表示），而是呈现出一个国家权力逐步解构与国家能力不断衰竭的过程，这在图2中显示为从D点到E点的退化路径1。
造成这种退化路径的原因在于：
（1）受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刚性、计划体制的制度结构、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13]，改革本身呈现出周期性的、非稳定性的特征，结果错过了有效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最佳时机，最终使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效率与收益消耗殆尽，使得国家的经济权力与合法性基础遭到严重削弱。
（2）全能主义国家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约束与改革期间出现的政治经济控制体系松动相互结合还进一步促使以官僚、企业经理为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形成了相互勾结的“分利性联盟”，他们不再关注提高企业和国家整体的生产能力，而是致力于通过隐瞒真实信息、谋取国家补贴等各种“隐蔽的共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狭隘利益，从而给计划经济体制的平稳有效运行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并形成对改革传统体制的严重阻力；[14]（3）戈尔巴乔夫时代仓促发动的以“公开化”、“民主化”和“多元化”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变革加速了国家的崩溃与能力的耗竭，即公开化导致共产党合法性的丧失，民主化导致国家机构组织力量的瘫痪，多元化导致民族分离主义的滋生，这些改革将“政党—国家”的基本制度拆散，使得前苏联处于一种“无国家”状态；[15]（4）改革期间出现的一些体制外的经济与社会成分（如“第二经济”、“第二社会”乃至“第二文化”[16]）不仅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合法暴力垄断能力以及秩序治理能力，而且成为包容和孕育自由派、反对派力量的场所，这些都成为国家权力解构、能力瓦解以及体制崩溃的重要外部力量。
总之，在改革的非稳定性和非连续性，“狭隘利益集团”与“分利性联盟”的孳生，不恰当的政治改革策略选择以及反体制社会力量的侵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前苏联全能主义国家的权力与能力不断流失、削弱以至耗竭。
而当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制度供给主体、秩序治理主体的主要能力消耗殆尽之时，原有的传统体制结构也将丧失其最为重要的制度支撑，自然走向体制的瓦解、崩溃和剧变。
此后，前苏联也就相应走上另一条制度演化的路径，即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叶利钦时代的转型以制度变革的激进性为主要特征。
自由派改革者原本希望通过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改革为俄罗斯建立起“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17]，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
但是过度激进且考虑不周的改革却进一步加速了国家权力解构与能力衰竭的过程，以至于俄罗斯最终退化为一个典型的“弱国家”、“失败的国家”，这一过程在图2中体现为从E点到F点向坐标原点进一步退化的路径2。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俄罗斯转型进程中国家基本功能的弱化主要表现为：
国家的合法暴力垄断能力下降，如犯罪率大幅度上升，黑帮与私人暴力组织大量滋生；国家无法征收足额税款来为大众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养老金、医疗保障）；国家无法有效控制货币的发放，如对企业的隐性补贴和政府的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
据此，波波夫作出了这样令人悲观的结论：
由于国家基本功能严重弱化，国家在俄罗斯是否真正存在都成为问题，结果使得转型进程中的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广泛可见。
[18]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
（1）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实施，使国家丧失了对必要经济资源的控制和汲取能力，限制了国家必要的管理和调节经济运行的职能，同时也为大规模的寻租、腐败、俘获和犯罪行为洞开大门，从而使俄罗斯形成了一种畸形而低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
（2）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与国家制度重构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秩序动荡以及政治市场上不同政治力量的激烈争斗，结果使政府的制度改革政策为政治斗争所拖累，严重制约了转型时期俄罗斯政府的行为能力，从而进一步给经济制度变革平添了政治障碍；而私有化过程中崛起的寡头阶层不仅攫取了大量的国家财产而且形成了严重的寡头干政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和制度改革能力，从而使国家陷入一个混乱而低效的“局部改革均衡陷阱”之中。
[19]（3）原有的共有信念系统和社会控制体系伴随着激进的制度变革突然瓦解，但是在短期内却无法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系统和社会控制体系，而权威与能力遭受严重削弱的国家也无法及时有效地对新生的公民社会实施必要的协调、规范与整合，这些都加剧了转型期的社会失序，增加了社会断裂的潜在风险。
[20]
由此可见，叶利钦时代的激进制度变革实际上使得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家政治权力资源、经济权力资源、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资源进一步严重流失，使国家必要的制度供给与秩序治理能力进一步遭到严重削弱。
当国家无法提供一个坚固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外壳之时，市场与社会也自然处于一种无序型构的状态之中。
[21]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俄罗斯就自然形成了一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公民社会失灵”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混乱无序的“秩序分裂型国家治理模式”。
其直接后果就是扰乱了社会主体的理性预期，引发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和行为失范，缩减了经济交易和社会信任的扩展空间，最终无法形成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加剧了转型期的经济衰退与社会危机。
三、国家权力整合与能力构建：
从普京时代到“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
为了使俄罗斯摆脱因国家权力解构与能力耗竭所引发的“秩序分裂型国家治理模式”，必须从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出发，重新探索切实有效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道路。
其中，重塑国家强大的制度能力和秩序治理能力，保持国家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有效指导和调控，显然是俄罗斯摆脱叶利钦时代日益严重的国家治理危机的必要条件。
2000年普京执政后，也正是从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国家能力构建这一核心问题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政策，对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进行有力的调整。
普京时代对国家权力的整合与国家能力的构建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强化政权建设，构建真正的强政府。
后社会主义多重制度转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作为国家秩序的稳定器、制度改革的推进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22]然而，叶利钦时代的弱政府却远远无法发挥上述功能。
在多重权力中心、分利集团的联合侵蚀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实质上处于极度分散的状态，政府也自然处于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之中。
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普京采取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来集中整合国家权力，构建具备充足制度能力的强政府。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改革政党制度，整合分裂的政治秩序；改革联邦体制，强化国家对地方政权的垂直领导；打击寡头干政，强化国家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改革行政体制、打击腐败，提高政府的廉洁与效能。
[23]通过上述举措，俄罗斯政府的自主性得到提高，政策和法令的执行能力明显增强，政府的行政成本有所降低，而治理效能却不断改善。
基于上述原因，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逐步摆脱了叶利钦时代政府软弱无力的状态而朝向一种强政府治理模式演进，这就为其着手经济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制度改革构筑起坚实而有力的政治基础。
其次，强化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构建可控而高效市场经济体制。
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试图通过迅速的经济自由化为市场的自发扩展创造空间，然而却在过度缩减政府职能范围的同时破坏了政府必要的保护和培育市场秩序的能力，从而使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体制严重扭曲。
普京对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要比叶利钦更为深刻、务实。
这突出体现为普京在不断增强政府自身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对俄罗斯畸形的市场体制进行改造，对支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进行更加细致的培育，从而将催生现代市场经济的两种力量——政府的理性构建与个体的自发演化——有机结合起来。
普京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措施主要包括：
完善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建设，构建法治的市场经济；修正激进的私有化政策，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以及战略性行业的控制，深化公司治理建设；强化宏观调控，制订长远经济发展战略；稳健推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24]
最后，整合社会，增进国家秩序的和谐治理。
叶利钦时代的激进变革将社会拖入一种极度分裂的状态，从而孕育出一个畸形而脆弱的市场社会。
为了避免社会陷入无政府的秩序混乱状态，普京从经济、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采取综合措施，以减缓日益加速的社会分化趋势，实现社会整合与国家秩序的和谐治理。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采取超前增长居民实际货币收入、提高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拖欠工资和养老金问题等积极的社会政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降低激进变革带来的社会成本；提出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社会互助精神”为核心的俄罗斯思想，促进价值观念整合与社会团结；协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构建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特别是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进行规范和引导，以试图培育一个符合俄罗斯“强国家—弱社会”传统的，并且在法律和政策约束下与政府互动协商，对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公民社会。
[25]
普京时代对制度转型战略以及国家治理方略调整的实质在于，将叶利钦时代通过激进改革所放弃的政治权力资源、经济权力资源以及意识形态等社会权力资源再次集中和吸纳到国家手中，并对其加以重新整合与配置，以提高国家整体的有效制度供给与秩序治理能力。
这一改革过程在图3中比较直观地体现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组合点从F点向坐标系右上方G点过渡的优化路径3。
这一路径演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俄罗斯逐步摆脱了叶利钦时代“秩序分裂型国家治理模式”所形成的低效制度陷阱，而朝向一种更为稳定和高效的“秩序整合型国家治理模式”演进。
伴随着国家秩序的稳定，经济与社会主体的理性预期也将趋于稳定，他们原有的掠夺、投机等分利性行为也将逐步转化为生产、投资等增利性行为，经济交易与社会信任空间将得到扩展，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将使得俄罗斯整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幅度向外推移，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复苏与持续发展。
[26]
从实际情况来看，经过八年的内外革新和励精图治，普京重构国家权力与能力，整合国家整体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治理目标得以初步实现。
《俄罗斯报》2008年2月1日的一篇文章对普京8年来执政贡献进行的盘点和总结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在该文中，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戈尔什科夫归纳了普京的五大贡献：
一是化解了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危机”；二是使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从以往的低得难以忍受，上升到起码能够接受，并且使这些改变惠及大多数人；三是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实现了稳定；四是国家为社会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前提；五是百姓恢复了对国家的信任。
[27]
2008年3月梅德维杰夫在总统大选中胜出，而5月7日政权顺利交接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这些都标志着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从普京时代进入到一个“梅—普”组合的时代。
按照总统梅德维杰夫的施政纲领，他将延续普京的计划，充分保证当前政策和路线的连续性，以实现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目标。
[28]这不仅缘于普京作为一个强势的政治家将继续在俄罗斯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则是普京8年来的制度改革与国家治理方略调整已经为其国家治理模式的延续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
首先，经过8年的内外革新与励精图治，国家政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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