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俄罗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互动关系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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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指两种人:
一种是走向了政治并在俄罗斯国家重大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专家、谋士,另一种是靠积累巨额财富而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影响的知识分子资本家。
这里我们要着重分析的是第一种人,即走向政治的知识分子。
仅在本文特定的条件下,我们把参政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分为"
3种类型。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被称作"
60年代人"
的社会科学专家,因为"
改革"
本身是这代人发起的,他们能够在党和国家的系统里谋得高职,如亚·
雅科夫列夫、加·
波波夫等。
此外,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学说,具有同僵化、过时的思想体系斗争的经验,同时还控制了大部分学术团体。
与后来的参政知识分子不同,这一代社会活动家是学术界高等级的代表人物。
因为他们通常是通过在重要杂志上撰写政论文章来影响整个社会意识,所以,他们的启蒙活动被认为是?
quot;
博士论文式的文章"
,因而得名"
。
从1991年开始,处于主流的是"
与"
不同,他们亲自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
他们起家于顾问角色,但当意识到政客们根本不听其建议而自行其是时,自己便成了政客。
再者,"
均相当年轻,一开始基本上没有博士学位,但有副博士学位。
因此,他们?
的排挤行为,有时又被俄罗斯媒体称?
副博士革命"
另外,"
的目标不是影响整个大众意识,而是权贵的意识,依靠的是与权贵的私人关系,因为私下接近决策人物被认为是对学者而言所有可能的方法中见效最快的影响方式。
换言之,如果说"
是通过大众意识影响政府的话,那么"
则相反,是通过政府影响大众意识。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第三种类型即"
的具体形式包括,充当专门为政客效劳的形象设计师;
建立形形色色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战略中心等。
因为这些形式显然是为权力机构或者政治组织服务的,所以其主体遂得名"
他们的服务目标不是为了用科研成果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要完成别人,包?
的"
订单"
这样的研究中心发挥的作用可不能小视,第一,它可使并不知名的、领导新的中心的学者们急剧地抬高自己的地位。
第二,它给许多专家(如机械工程师)提供变为"
社会学家"
或"
政治学家"
的机会。
第三,它帮助获得名声,打开通往大政治、大众媒体和经费来源的通道。
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俄罗斯新产生了50余所科研院[1],仅社会学研究中心一类就有100多家,其中90多家专门从事政客们最需要的、也是最高薪的工作--民意调查。
"
中心之所以能够方兴未艾,是因为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地位分布异常的自由。
任何一位俄罗斯公民,不论其职业水平和教育程度如何,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甚至创建科学院?
召集三五个人,纂写章程,通过了注册,于是某一学科的科学院就算建成了。
"
[2]对于那些学术头衔较低的人而言,这可使他们跳过许多学术评定的等级而直接成为"
院士"
但为了装门面,他们也会在名义上聘请一些相关领域最知名的学者,借此向各种国内或国际的学术基金会和其他赞助组织申请经费。
与传统的科研机构相比,这些研究中心的特点是灵活机动、善于"
服务"
、能够低质但快速地完成任务,只要能有物质利益,迎合当权者的心愿也无妨。
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投身政治的原因,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科学领域人才过剩。
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多集中在科学领域,因为那里是"
远离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的避风港"
,也有人认为苏联政权有意把思想活跃、对政权和思想稳定有威胁的人物赶到一种自我封闭的圈子里。
因此,苏联的科学领域人满为患,并有一批与科学并无共通之处的人。
正是这类人在从科学中自然"
淬出"
其次,是因为政治领域汇聚了大量资本,有利可图。
并且政治活动受媒体关注,所以从事政治活动比起获得科学发明更容易使人一夜成名,一?
脱贫"
再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强烈的救世意识,也促使他们投身政治。
如布尔加科夫所说:
俄罗斯应该被拯救,而且其拯救者可能是、也应当是作为总体的知识分子,抑或其个别人员,舍其无他拯救者,也不会再有拯救发生。
[3]俄国知识分子传统上就有政治化倾向,即相信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
取决于政治。
因此,作为祖国拯救者的他们似乎也就应该搞政治。
当然,也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够实现这样的流动。
通常,俄罗斯学者向政权靠拢的前途取决于4个基本因素。
第一,知名度,它不是通过科研贡献,而是通过频繁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言论获得的。
第二,对政治家的忠诚,即对那些明显偏爱向自己显示忠心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家们多表忠心。
第三,知识分子本人的突破能力,即善于引起他人注意,会凑近政权。
第四,能在必要的时间、必要的地点出现的非凡本领,这是一种对何时何地做何事能引起当权者注意的特殊嗅觉。
综上,有人勾勒出为政客们出谋划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肖像:
这是一个出身于科学领域'
中等'
阶层的人,是在科学中获不到荣誉、但善于自我吹嘘、爱和媒体套近乎的、活跃的副博士。
[4]
此外,进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孤立的。
政治家们基本上是靠为其工作的专家,来选拔新?
谋士"
于是,某些"
顾问帮"
便逐渐形成[5]。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的政坛上经常出现"
兜圈子"
的怪事,对同一批人会时而撤职,时而又复职。
政治家涌向科学领域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分析,俄罗斯的政治家参与科学活动在叶利钦任职总统期间最为明显。
其具体表现形式一般是:
第一,撰写"
学术"
书籍。
俄罗斯原副总理科赫因出版《出卖俄罗斯帝国》一书而引发的轰动一时的"
稿酬丑闻"
,就是俄罗斯政治家们积极写作现象的冰山之一角。
例如,曾担任过俄罗斯代总理的叶·
盖达尔、俄共领袖根·
久加诺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袖弗·
日里诺夫斯基、原国家杜马主席伊·
雷布金、原外交部长安·
科济列夫、原总理叶·
普里马科夫等著名政治活动家都有大作问世。
第二,执掌科研院所。
例如,叶·
盖达尔主持着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瓦维洛夫在金融研究所工作,弗·
赫雷斯通在农产品市场动态研究所工作,弗·
丹尼洛夫-丹尼里扬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系统研究所,原内务部长阿·
库利科夫现在则是社会政治研究所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心的高级研究员[6]。
第三,跻身各类科学院。
例如,原第一副总理亚·
绍欣和俄罗斯团结联盟两主席之一谢·
格拉兹耶夫竞选过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而原数学家鲍·
别列佐夫斯基则早已是通讯院士,就连已经过世的圣彼得堡原市长阿·
索布恰克也曾以法律的教育背景成为工程院士[7]。
第四,获取学位和职称,特别是博士学位。
伊·
雷布金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原议会上院议长叶·
斯特罗耶夫和弗·
舒梅克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原总理谢·
斯捷帕申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久加诺夫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日里诺夫斯基当然不甘落后,也通过了社会学博士论文答辩。
对学位的这种向往使俄罗斯的政治成为世界上最富学位的政治。
曾有过一个时期,俄罗斯政府成员中有半数以上拥有高学位:
49%的部长是副博士,24%是博士。
当然,国家杜马也不逊色:
22%的议员是副博士,12%是博士,8%是院士,而议会党团领导人中有19%是副博士,17%是博士[8]。
政治家"
复归"
科学的原因值得思考。
我们认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至今,俄罗斯还保持着对科学学位的尊崇和以科学的名义出现的传统倾向。
第二,对于普通学者可能要用终身努力方能得到的学位,政治家们得来却极为轻松,或者是因为有人专门帮助他们收集资料,甚至是别人难以接触的资料,再为其执笔写作。
第三,那些不情愿或者不得以离开科学领域的人,或者就从来没真正属于过科学事业的人,仍然希望自己终身被看成是学者。
第四,在社会普遍商业化、庸俗化的趋势下,在俄罗斯大众意识的深处,科学终究会比政治的名声"
干净"
许多,尽管学术腐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第五,人们力求巩固不受政治局势制约的稳定的社会地位。
与国家政权机关的职位以及国内评估机构对政治家进行的定期排名不同的是,学位是终身的、恒久的身份,不会因为时局改变而丧失掉。
但是,在我看来,俄罗斯的政治家们对学位抱有浓厚兴趣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隐蔽的原因恐怕是在于,学位象征着对知识的拥有,它会把政治家变成专家,使政治家能以科学的名义出现,使自己的观点变成一位资深专家的观点,因此,更有利于自身政治形象的改善和影响力的增强。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流动过程的规模和力量是不均衡的。
比起科学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对于学者似乎更有吸引力。
因此,从科学到政治的人员流动,要比反向的流动强劲得多。
互动倾向的后果和影响
有学者认为,"
智慧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创造潜力,找到不一般的、全新的决定的能力,而大众赶时髦的心理必然会压制这种才能。
所以绝顶聪明并渴望使之付诸实践的人,通常不去搞政治,而是去从事科学、文学和政论事业。
最常见的成为政客的,是那些觉得获取政治地位比显示本人创造力更重要,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创造力的人。
[9]
美国著名学者科塞则用另一方式表述了几乎同样的思想:
为了能让有权人平等地行事,无论他是政客,还是专家,都必须牺牲才智。
[10]按照俄罗斯方面的有关统计,在诸如被引用系数和发表文章数量等反映科研成就的客观指数方面,转入政治和生意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大概相当于留在科学界的同事们的1/5水平,70%这样的前学者的作品根本从来就没有被人引用过。
科学要求客观,政治服务于党派利益,因此,"
把对知识的忠诚和实现政治权力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
而试图达到这一点的人,不是成了糟糕的政客,就是落为糟糕的学者"
,美国社会学家利普曼如是说。
我们注意到,身在政府或接近政府机构的俄罗斯学者们不仅不为以前同事们的利益游说,反而常常无情地对待自己以往的同事们。
比如,国家杜马中很多获得了学位的人不约而同地投票反对扩大科研开支,而身在政府执行机关的前学者们,削减起科研开支来就更干脆了。
这不只是由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间相互隔绝,更由于混进政府的、平庸的学者们常常"
憎恨"
比自己更有才华的同事。
身在要职而又虚荣心强的人,通常不会宽恕自己曾经受过的屈辱,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因为自己在科学界中的失败而暗中报复科学界。
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进入政界的知识分子就都是最不道德的?
冒牌"
的。
应该承认,俄罗斯政治圈中知识分子的比例上升也是有正面意义的。
这些人尽管并非都有能力非常明确地制定出符合俄罗斯国情和民情的发展战略,但毕竟能给俄罗斯政治进程的文明化、局势的稳定发展带来一线希望。
此外,在进入了官僚体制的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正直诚实之士,他们追求俄罗斯国家的利益,主张提高国民的政治文化素质,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
他们的事例证明政治和道德是可以兼容的。
但是,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知识分子也是良莠不齐的,为了个人功名利禄而竭力钻营的市侩更是大有人在。
这一类官僚知识分子视权如命,忍受不了民主和分权制带来的竞争、抗衡和限制等麻烦[11]。
此外,从政的知识分子远不是该阶层的优秀代表,而常常是一些由于某些原因无法在学术界立足的人[12]。
一般说来,能够进入官僚集团上层的知识分子,通常要么是富人及其子弟、要么是前高官的后代,即那些有机会接受丰富的信息和文化熏陶的人。
其中,具有高级社会科学学位的人居多。
出身于学界并成为政治家或为政治家工作的人,具有一些科学圈子里大部分人所不具有的特征,并在这个意义上明显区别于自己原来的同事。
这就证明了前面提到的一个观点,即从科学界向政界的人才流动现象可以看成是科学界中异类分子的析出,这些人是在苏联时代被人为集中在科学界的。
当然,也不应过分高估学者和政治家的心理差异。
比方说,有些品质,如前面提到的自觉的救世意识和强烈的成功动机是很多人固有的,无论在科学界还是在政界,这些品质都是获得成功的条件。
平心而论,对权力的渴望未必就表现在对权力顶峰的追求,权力欲还可以从对权力体系的依附中得到满足,追求这种满足是许多领导及其部属的天性,学院、科研部门的领导们也不例外。
以"
服务型"
学者为代表的学科迅速地把人才、政客的钱财及觊觎政客钱财的团体从正统科学身边拉走。
现在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所曾经也和政权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依旧写建议性报告--主要是凭惯性。
比如,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所在1992~1997年间向各政府机构呈送了2000份无所不包的报告和分析材料。
但是,正如在一次俄罗斯科学院全体大会上指出的那样,"
这些文件的大部分都被束之高阁"
[13],而"
学者的建议则不会是这样。
俄罗斯科学和政治的协作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
几乎所有正统科学都失去了对政府的影响,政府不像过去那样依靠正统科学,而是首先以所谓独立科学,其次以所谓宫廷科学为支撑,后者存在于诸如俄罗斯总统分析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行政学院等这样的研究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行为的理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学者的智力和道德素质,而公众科学则被剥夺了纠正其错误的机会。
有俄罗斯学者指出,正因为这样,俄罗斯政府几乎犯下了所有可以理解和不可理解的错误。
仅在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期间,传统科学人士渐渐地恢复了对政府的影响,但是他们仍受到主要的政治和金融机制的排斥,并因该院士总理的去职而放低了调门。
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以往比较统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便分裂成精英的上层与劳作的大众,或叫富人和穷人。
知识分子内部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导致了两个部分相互不理解,甚至根本对立。
这也是俄罗斯在社会思想、民族意识方面没有任何共同认识的内在原因之一。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知识分子,受教育的程度相同,却支持着根本对立的政治运动。
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也在探索角色转变。
不过,由于文化心理的影响,他们更倾向于从事政治,而不是经济。
结果,除亲自进入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外,还有一些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学者。
他们主要充当着俄罗斯各个政党、政治运动的学术顾问、专家。
这类学者与前一类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虽然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重大决策,但其主要社会角色还是学者。
只是,他们的学术倾向更多受到政治价值观和选举周期的影响和左右。
因为苏联时期也有许多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阶层的核心,所以,第一种现象对知识分子群体心理的影响不是特别突出。
相比之下,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出现,着实使这个群体产生了剧烈的震荡。
1917年以后的70年间,俄罗斯根本就没有过私人搞经营的环境,所以,更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出现了,因此,大家都相安无事,生意人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然而,激进经济改革的起步激发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投入"
商海"
的强烈愿望。
有观点认为,在俄罗斯真正在搞学术的知识分子只占其总数的1/10到1/3而已。
从事实业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受过理工学科教育并有科研单位、学者或企业工程师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他们属非常有活力的人群,也是俄罗斯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阶层。
他们也可以分成两大类:
即一小部分完全脱离学术科研工作而管理自己下属公司和银行的所有者,以及一大部分保留着国家机构工作但也从事某种形式经营活动的兼职者。
所有者群,特别是银行的所有者,一般都有较高的学历,如博士或副博士,并且有非常高的收入,几乎相当于兼职者的6~7倍,过着奢华的生活。
兼职者一般维持着中等生活水平。
对于以前的知识分子来说,改变的不仅是生活水平,还包括自己的内心世界、生活方式和交往范围。
对于多数经营私人实业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追求经济效益和个人致富目标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还能够兼顾社会效益。
这些生意人可以把许多新鲜而有活力的思想、技术带给俄罗斯商界,带动投资,开辟未来,推动俄罗斯的复兴和繁荣。
当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资本家惟利是图,只满足于从事投机、倒卖等经营活动,将非法所得用于奢侈消费。
与富有的知识分子资本家相对的是为数众多的贫困知识分子。
其中,贫困程度最高的是从事社会科学、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人。
从前,他们曾因能够为官方的支持和宣传教育功能而处于相对优越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
今天,他们从国家那里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工资,而且还经常不能按时拿到。
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
苏联时期,由于发展军工的需要,他们获得了国家财政强大的支持。
今天,俄罗斯更多的是从经济效益出发,不情愿再为自然科学研究花费银两。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当今俄罗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机制,既影响政府行为的缜密性,也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
政界精英运用的是对自己有利的学科,如探听社会舆论、塑造政治形象、准备选举运动等;
商界精英则运用帮他们挑选员工、进行市场调查和招揽顾客的学科。
社会对学科需求的这种特点导致整个学术重构和学科搭配的变化。
在20年前,惟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医学在苏联被认为是"
真正的"
科学,社会科学只是它的不太重要的附属。
而在今日,在被停止了的反应堆和空荡的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衬托下,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与应用却方兴未艾。
学术政治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科学人才从市场需求不旺的学科,如历史、语文学、东方学等学科,向政治学快速流动,以及从前的工程师或者完全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教育的人,摇身一变成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
几乎在每所高校,特别是新建立的学校,都设有培养相关领域人才的院系,尽管其中通常没有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院系。
结果,10年里产生了100多个新的社会学中心,而不久前根本就没有的政治学家,其数量已超过5万[14]。
这样,新兴精英的干部基础不断扩大,他们把"
学者都招到自己的麾下。
学者使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无私地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转型成为上流阶层效劳的"
范例"
,因为他们能为服务付得起钱。
此类知识分子能代表的科学已不具有自己传统的社会功能--解释功能、启蒙功能等等,而是在执行其他与科学无关的任务。
第一,它使"
新兴的、具有反资本倾向的蛮横行为"
合法化,证明新兴上流阶层的领导地位是合理的。
第二,在具体的个人、金融政治集团与其他人、集团和整个社会的冲突中,它干的事儿就是实现前者的利益。
对博洛沃伊(可能是别的姓氏--马夫罗季、别列佐夫斯基等等)是好事的,对社会也是好事。
[15]他们常用的技术手段有,作为实用政治学科象征的社会舆论调查、市场调查、形象设计、召开讨好选举人的各种招待会等。
当然,并不是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发生了蜕变,其中大部分人还处在为商人和政客服务的系统之外,本能地保持着对其传统工作和价值观念的忠诚。
这类知识分子被称为"
受冷落者"
,因为他们现在远离对政府的影响、基本的经费来源和曾经拥有过的福利等。
被冷落"
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并不好:
在经济方面他们"
食不果腹"
[16],在政治方面,他们处在"
半地下"
状态,因为所有通向当权者的捷径都被"
挡住了,通向政治和经济上层人物的道路被"
挡住了,而大众媒体又都被金融一族收买光了。
结果他们实际上没有
可能对政府和群众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
这样,"
被排挤得无法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对政治生活的消极参与,比如说作为选举人,也很难对政治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们不构成选民的大多数,更重要的是他们组织得也不怎么好。
但如果过低估计这批知识分子的潜力,还是太轻率了。
历史证明,俄罗斯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都是从他们的思想准备开始的。
他们对大众意识施加着表面上不甚显著、但非常潜在的影响。
因此,他们具有不比其他职业集团少的影响政治进程的潜能。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或许是最大的毛病,即完全没有其他社会团体中普遍的"
工团意识"
,并阻碍了其潜能的运用。
他们不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团结起来。
这种毛病有两方面的含义:
不会从根本上团结起来和不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
结果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总是为别人效劳,并且,总是在他们自身倡导的改革中蒙受最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发生着双向流动,但前者向后者的流动,规模更广泛,形式更多样,因此影响也就更大。
俄罗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模式给俄罗斯的政治决策、科学发展、社会思想的形成,都带来了深刻的、而且更多是消极的影响。
但毕竟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其独特群体特征的社会阶层,必然有其独立的社会人格形象和社会功能。
在今天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所发生的怪现象,与国家处于急剧的、灾难性的社会转轨时期有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俄罗斯社会逐步走向稳定,经济不断复苏,俄罗斯的知识界也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责任编辑向祖文)
[1]俄罗斯只有4个被正式承认的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考古学会、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其中可能还应加上自然科学院。
[2]〔俄〕《消息报》1998年5月26日。
[3]〔俄〕..布尔加科夫:
《英雄主义与苦行精神》,载《路标文集:
论俄罗斯知识分子》,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第56页。
[4]〔俄〕《今日报》1995年7月27日。
[5]〔美〕R.梅尔顿: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264页。
[4]MertonR.Socialtheoryandsocialstructure.N.Y.,1968,p.264.
[6]〔俄〕《莫斯科新闻报》1998年11月22~29日。
[7]系同为该院院士的圣彼得堡纺织机械厂总设计师在1997年年底对笔者谈到的。
[8]〔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1998年2月11日。
[9]〔俄〕..季利根斯基:
《社会政治心理学》,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202页。
[10]转引自〔俄〕C.A.乌沙金《功能性学问》,载〔俄〕《政治研究》1998年第1期。
[11]〔俄〕尼·
拉宾:
《俄罗斯人基本价值观今昔谈》,载《改革中俄罗斯居民价值观的变迁》(论文集),莫斯科1996年版,第65页。
[12]〔俄〕塔·
纳乌莫娃: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载《莫斯科大学学报》(政治学版)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