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大地震后中国中学生共情与助人关系的研究文化接触的调节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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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大地震后中国中学生共情与助人关系的研究文化接触的调节作用

3.11日本大地震后中国中学生共情与助人关系的研究文化接触的调节作用

　　摘要　本研究以2011年春季发生的日本地震和云南地震为背景，对汶川地震灾区和非灾区的中学生对地震受灾民众的态度进行比较，发现：

1）汶川地震灾区和非灾区的中学生帮助云南受灾民众的意愿都显著高于帮助日本受灾民众的意愿；2）汶川地震灾区的中学生状态共情的程度和帮助云南受灾民众的意愿都显著高于非灾区的中学生，但二者帮助日本受灾民众的意愿差异不显著；3）对日本文化的接触程度调节共情与助人意愿的关系，对日本文化接触越多，帮助日本受灾民众的可能性越大。

　　关键词　地震　共情　助人　文化接触

　　分类号B844.2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频发。

2011年初，日本、缅甸以及我国的云南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地震，捐款捐物等活动频繁在各地举行，捐助者中不乏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受害者。

同样经历过地震灾害所带来的痛苦，与非灾区民众相比，汶川地震灾区的民众是否会因为具有更多感同身受的共情体验而表现出更高的助人意愿？

另一方面，面对同样是遭受地震灾难的受灾民众，民众对日本灾区和我国云南灾区的助人意愿有无差异？

群际划分及对受助者文化的接触是否会影响助人意愿？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对共情与助人的相关关系及其调节变量进行验证和探索，希望通过汶川地震灾区和非灾区民众心理的比较获得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

　　1共情、助人和群际关系

　　1.1共情与助人

　　共情（empathy）是个体面对（或想象）一个或多个个体的情绪体验时，在产生与他人共享的情绪情感的基础上，认识到自我与他人有区别，并对他人的总体状况进行认知评估，从而产生一种伴有相应行为（外显或内隐行为）的情绪情感反应。

目前一般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共情：

第一种是特质共情（traitempa-thy），即共情是一种稳定的、具有预测作用的，且存在个体差异的人格特质；第二种是状态共情（stateempa.thy），即共情是在一个特殊情境中对特殊需求的反应。

特质共情强调的是作为人格特质的共情倾向，它较为稳定地影响着人们的助人行为，但同其它人格特质一样，特质共情与助人的关系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状态共情反映的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认知、情感反应，它的作用是即刻的。

一般而言，状态共情与特质共情呈正相关，但状态共情与助人的相关更为稳定。

　　共情既是道德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预测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

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行为，它符合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受到大众的鼓励和赞扬。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共情与助人的关系，但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如有研究发现共情与助人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

个体在感知到他人的需求之后，会产生感动、关心、怜悯、忧伤、焦虑等共情性情绪，这些共情性情绪促使个体采取助人行为以减少自己的或者他人的忧伤；社会两难情境中，在面对自我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时，高共情者表现出更多的帮助、分享等利他行为；6～12岁儿童的共情反应与其助人倾向显著正相关。

而另一些研究的发现却不尽相同：

有研究发现共情与大多数助人行为只存在弱相关，共情对助人行为并不起重要作用；学前儿童中共情与合作之间元显著相关，共情与利他行为并不完全对应。

还有研究发现，若助人行为是自发的、非正式的，并且受助者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那么共情和助人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当有计划地助人或者帮助那些不在眼前的人群时，例如献血、慈善捐助和志愿行为等，共情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因素。

　　1.2群际划分对共情与助人关系的影响

　　群际划分是影响个体是否最终做出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多研究均认为，助人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内现象，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有较强的偏爱倾向，因此更可能对内群体产生助人行为。

如研究者发现，在内群体条件下，共情是助人行为较重要的预测因素，而在外群体条件下，人际间因素，诸如吸引力，是助人行为更为重要的预测因素。

也就是说，人们似乎总是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理由（如吸引力）才会去帮助外群体成员，但对于内群体成员，不提供帮助的行为反而需要得到特殊的理由支持。

国内的研究也有类似的观点，如张海彤等2006年的研究表明，群体关系在认知观点采择与助人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内群体中，大学生的认知观点采择与共情反应共同预测其助人行为；而在外群体中，大学生认知观点采择与助人行为不相关；此外，跨群体友谊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外群体纳入自我的程度，不仅可以预测被试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是否积极，而且还可以预测其是否在行动上支持和帮助外群体成员。

众多研究表明，群际接触（intergroupcontact）能促进群际关系的改善，通过跨越群体界限的接触，可以减少偏见，改善群体间的关系。

群际接触的方式有很多，其中对外群体新信息的习得是主要方式之一，增加对外群体新信息的习得，有助于增进对外群体的熟悉度，减少对外群体的排斥，促进群际间的亲善行为。

也就是说，接触外群体的积极信息越多，对外群体熟悉度就会越强，越有可能拉近与外群体的距离，也就是说，群际接触会影响跨群体的助人行为。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共情与助人存在稳定的正相关，但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由两个原因导致：

一是忽略了共情与助人间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的作用，二是没有在研究中区分状态共情和特质共情。

另外之前的研究多数在实验室中进行，生态效度也有待检验。

据此，本研究基于“3.11”日本大地震和“3.10”云南地震的现实情景，探索共情和助人的关系，尤其关注不同民众（汶川地震灾区和非灾区的民众）对不同群体（云南地震受灾民众和日本地震受灾民众）的共情和助人意愿，并考察群际文化接触对共情和助人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2011年3-4月选取汶川地震灾区四川省绵竹市高中生298名，收回问卷264份，剔除废卷34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共232份，其中，男生113人，女生105人，未标明性别14人，年龄在15-19岁间，平均年龄16.85岁，有193人亲身经历过地震等灾难性事件。

作为汶川地震灾区的对照组，我们选取北京市和广东省中山市的高中生共220名，剔除废卷39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81份，其中男生79人，女生82人，未标明性别20人，年龄在15-18岁间，平均年龄16.28岁，有8名亲身经历过地震等灾难性事件。

　　2.2研究工具

　　状态共情使用的是Batson等人编制的《状态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measureofstateempathy），该问卷共包括5个项目：

担忧的、关心的、产生共鸣的、感到同情的、被感动的，反映的是被试面对特定情境时的情绪、情感状态。

采用5点评分，被试分别回答阅读材料后感受到这五个情绪词的强度，其中1代表“完全没有体验到”，5代表“体验非常深刻”。

在以往的研究中，此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O.89，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O.85。

　　特质共情使用的是浙江师范大学蔡曼颖等人修订的《情感性共情量表》（questionnairemeasure0femotionalempathy），由31个题目组成，反映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习惯化的共情倾向，如“如果我身边的人看起来很紧张，我也会感到紧张”，“我能够不受其他人的情感影响而做出决定”。

在蔡曼颖等人的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陛系数为0.73。

　　对日本文化接触度的测量采用自编的题目共4题，如“我经常看日本的动漫”等，被试回答采用5点计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像我”，5代表“非常像我”，4道题的总分代表青少年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度，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O.71。

　　对助人意愿的测量参考浙江师范大学蔡曼颖等人的模式，自编助人意愿题目，如“如果有可能，你愿意花多长时间去做一些对我国受灾民众（如云南盈江灾区）有帮助的事（如组织募捐）”，被试自选愿意帮助的天数，从“0”到“9”天不等，选择的数字越大，表示助人的意愿越强。

　　2.3研究程序

　　首先让被试阅读2011年3月在日本和中国云南等地发生地震灾难的背景信息，之后完成《状态共情量表》、《特质共情量表》、助人意愿以及对日本文化接触度等的测量。

　　3研究结果

　　3.1汶川地震灾区和非灾区的中学生在助人意愿、状态和特质共情及日本文化接触度的差异分析

　　如表l所示，汶川地震灾区的中学生对云南受灾民众的援助意愿显著高于对日本受灾民众的援助意愿（t=12.37，p=0.000），非灾区（广东、北京）中学生对云南受灾民众的援助意愿也显著高于对日本受灾民众的援助意愿（t=9.57，p=O.000）；但在帮助日本的意愿上，灾区中学生与非灾区中学生差异不显著。

　　在表2中，汶川地震灾区中学生的状态共情显著高于非灾区中学生，而在特质共情上灾区与非灾区中学生差异不显著；另外，非灾区中学生接触日本文化（漫画、电子产品等）的程度显著高于汶川地震灾区。

　　3.2状态共情、特质共情、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度和助人意愿的相关分析

　　进一步分析如表3所示，中学生的状态共情与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度、对日本受灾民众的助人意愿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度越高，状态共情越强，对日本的援助意愿也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度与帮助云南的意愿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接触日本文化越频繁，帮助云南受灾民众的意愿就越弱。

特质共情仅与帮助云南的意愿的相关显著，而与状态共情、帮助日本的意愿相关均不显著，因而接下来的分析重点关注状态共情。

　　3.3状态共情对助人意愿的独立预测作用

　　明确状态共情和助人意愿相关后，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哪些变量能有效预测学生的助人意愿。

在控制性别、年龄的基础上，考察了状态共情对日本助人意愿的独立预测作用，根据表4的结果可知，状态共情对中学生援助日本的意愿有正向的预测作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

1.676，t=10.202，p=0.000），而年龄和性别对日本的援助意愿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具体见表4。

　　3.4对日本文化接触度在状态共情与助人意愿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为更深入地探讨状态共情、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度和助人意愿问的关系，本研究根据温忠麟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检验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因变量助人意愿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

首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即减去各自平均值。

然后生成交互效应项（状态共情×接触度）。

检验调节效应程序：

第一步，将自变量（状态共情）和调节变量（接触度）放人回归方程。

第二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以及交互效应项放入回归方程。

如表5显示，第一层变量状态共情和接触度进入回归方程后，决定系数R2为0.273；交互效应项状态共情×接触度进入回归方程后，决定系数R2为0.307，△R2为0.034，F检验达到显著水平（p=O.000），状态共情对助人意愿的预测作用受日本文化的接触度的调节（B=0.187，t=4.513，p=0.000）。

也就是说，在对日本文化接触较多的中学生中，状态共情对助人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强于对日本文化接触较少的中学生。

　　4讨论

　　国内外有关共情与助人行为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缺乏真实的生活背景的验证，而本研究利用日本“3.11”大地震和“3.10"中国云南大地震的现实情景，从真实的生活场景出发来探索共情与助人行为的关系，以求更高的生态效度和社会应用价值，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能。

　　4.1内群体偏好对助人意愿的影响

　　在现实情境中，影响助人的因素很多，而群际划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们倾向于帮助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帮助则需要一定的理由，对内群体的受助者，有过相似遭遇的人们更容易产生共情，因而比那些没有过相似遭遇的人更愿意伸出援手，但对于外群体受助者，即使产生了共情，对产生助人行为的作用却没那么强烈。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是划分群体的最显著的信息，对中国中学生而言，云南是内群体，而日本是外群体。

因而无论是汶川地震灾区的高中生还是非灾区的高中生，对我国云南受灾民众的救助意愿都显著高于对日本受灾民众的救助意愿，表现出明显的内群体偏好。

常理而言，面对与自身具有相似遭遇的群体，人们更容易将之划为内群体，对汶川灾区中学生而言，云南地震灾区除了是本国人之外，还是同样遭受地震灾难的群体，因而汶川灾区的中学生助人意愿显著高于非灾区（北京、广东）的中学生。

也就是说，群际划分是影响助人意愿的重要因素。

　　4.2状态共情对助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

　　之前的众多研究倾向于认为共情与助人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但研究结论仍然存在一定争议，而且对特质共情和状态共情在助人行为中分别起什么作用仍不够明晰，在本研究中，特质共情与状态共情、助人等相关皆不显著，也就是说，本研究中的特质共情并没有起到促进助人意愿产生的作用，而状态共情与助人意愿存在较高的相关，回归分析也表明状态共情是助人意愿较有力的预测因素。

就本研究而言，在现实情境下，状态共情比特质共情对助人行为预测力更强。

　　4.3群际文化接触调节状态共情与助人意愿的关系

　　在状态共情上汶川灾区的中学生高于非灾区的中学生，但在帮助日本的意愿上灾区和非灾区的差异却不显著。

在对日本文化（日本动漫、电子产品等）的接触度上，非灾区的中学生显著高于汶川地震灾区的中学生，而积极的群际接触有助于改善群际关系，消减群际矛盾，促进助人等积极的互动行为。

在本研究中，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度与共情、助人意愿等均存在显著的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度能够调节状态共情与助人意愿之间的关系。

作为较为发达地区的中学生，北京和广东地区的中学生对日本的动漫、电子产品等有着较高的熟悉度，因而对日本文化有着较好的印象，在助人意愿上与灾区较高共情的中学生助人意愿差异不大。

也就是中学生对日本文化越熟悉，帮助日本受灾民众的意愿就越强。

　　综上，本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对遭遇共同经历的人产生较多的共情，进而产生助人的意愿和行为，其中特质共情是一种稳定的人格因素，不容易受到某次经历的影响，而状态共情是更容易唤起的情绪体验。

在内群体中，共情是助人行为有效的预测因素，但在外群体中，共情的作用却没有那么显著，而群际文化接触是决定群际关系的因素之一。

研究结论对培养中学生的共情，提高其助人的意向，有重要的意义；而群际文化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在本研究中的作用也令人深思。

总而言之，开展共情教育，进行恰当的群际文化互动，对青少年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和谐都有重要的价值。

　　5结论

　　综上，助人行为存在明显的内群体偏好，汶川地震灾区和非灾区的中学生帮助云南受灾民众的意愿都显著高于帮助日本受灾民众的意愿；汶川地震灾区的中学生状态共情的程度和帮助云南受灾民众的意愿都显著高于非灾区的中学生，但二者帮助日本受灾民众的意愿差异不显著；与特质共情相比，状态共情对助人意愿的预测力更强；对日本文化的接触程度调节共情与助人意愿的关系，接触的日本文化越频繁，帮助日本受灾民众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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