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文化古今谈》6.docx
《《三教文化古今谈》6.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教文化古今谈》6.docx（3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三教文化古今谈》6
《三教文化古今谈》６
二、现代学者论说
◎ 孙中山说：
“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
”
◎ 章太炎说：
“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
”
◎ 爱因斯坦说：
“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
◎ 鲁迅说：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他居然早已明白地启示了。
”
◎ 鲁迅先生曾指出：
“释氏佛教之书，……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
”
◎ 陈独秀曾说：
“佛说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
◎ 沈家祯博士说：
“我本人是科学家，但对佛法同样感兴趣。
我认为佛法与科学是一而一、二而一的。
”
◎ 中国现代科学家尤智表说：
“佛教不仅不是迷信，而且是破除迷信最彻底的学理，科学造诣愈深者，愈能解释佛经中素不能解的真义。
”
◎ 物理学家黄念祖说：
“佛教是宗教而超宗教，是哲学而超哲学，是科学而超科学。
”
◎ 马克思说：
“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
”
◎ 著名史学家韦尔思说：
“佛教的教义，是自古迄今最锐利理智的成功。
”
◎ 英国的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我最赞成的是佛教职工。
”
◎ 国际最具权威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
“佛法的可信，是因为从佛陀时代到如今，一直有佛弟子以亲身的修行体验，证明着佛经的正确无误。
”
◎ 英国的保罗博士说：
“佛教是今日人类的救星，现今研究佛教的人士日渐增多，实因佛教高出其他一切宗教。
虽然科学、哲学有长足的进步，但其发明，亦和佛教相互印证。
而佛教的最精深广大处，最真实适用处，则非现世一切学术宗教所能企及！
”
◎ 一位穆斯林者说：
“佛陀不仅是佛教徒的财富，他也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他的教法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用的。
”
◎ 一位米尔曼主教则说：
“我越来越觉得释迦牟尼佛就是道路、真理和生活。
”
◎ 瑞士的一位教授德维兹说：
“不管我是不是佛教徒，我已经观察了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体系，我最后得知，从意境美妙和博大精神来看，没有哪一种宗教能超过佛教的四圣谛、八正道，因此，我愿意按八正道去安排我的生活。
”
◎ 美国女佛教徒协会的创始人萨拉乃浮夫人则说：
“佛教在今日，正与科学一样崭新而适用。
究其原因，乃佛教以颠扑不破的真如之理为基础的缘故。
”
◎ 著名哲学家尼采说：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注重和依据实证的宗教。
”
◎ 世界著名学者巴格尔说：
“在世界宗教中，只有佛教是切实地以系统理性的分析来考察生活中的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
◎ 世界是几何力学之父威勒博士说：
“假使没有佛教因果律，宇宙就只有混乱。
”
◎ 英国著名学者克里说：
“佛教所开示的法，包含内容的广大深奥，确实无与伦比。
”
◎ 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说：
“佛教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有着独到和深刻的发现。
”
◎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
“佛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
◎著名书画曲剧家李叔同说：
“出家人是最高尚最伟大的，顺治皇帝曾作‘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肩难。
’之赞誉。
”
◎ 任继愈先生认为：
“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形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儒教。
”
◎ 中国精研宗教理论的吕大吉先生作了这样的概括描述：
北周道安皆以佛为内，儒为外，“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慧远语）。
◎ 陈撄宁先生说：
“愚见认为佛家与道家，在理论源头上，本无不同；其所以不同者，乃在下手修炼的方法。
”
陈撄宁先生说：
“仙有仙的世界，佛有佛的世界。
”
◎ 柳存仁先生在《中国思想里天上和人间理想的构思》一文中云：
“唐代以来的所谓三教，这个教指的是教化的意思，不一定要把儒家看作是宗教。
”（《道教史探源》）
◎ 王治心说：
“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
王治心先生阐述道：
“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
……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
〖BF〗（《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
◎ 郭朋先生指出：
“康僧会之兼有佛、儒、道三家思想，却也是具有其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的。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 “立庙塑三教之像：
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
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一）
◎ 当代民间宗教学家马西沙先生曾指出：
“认为三教合一是世间大事，却反映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 楼颖著的《傅大士录》中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
帝问：
“是僧耶？
”士以手指冠。
“是道耶？
”士以手指履。
帝曰：
“是俗耶？
”士以手指衲衣。
遂出。
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
顶道冠身袈裟，足极履，仿此迹也。
◎ 余英时先生指出：
“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
”
◎ 田海舰在《导论》中所言：
“就儒家而论儒家，不可能穷尽儒家的本质。
所以，尚需从儒家思想发展的思想背景上去研究它之所以在每个历史阶段形成独特风貌的原因。
这个思想背景，就是佛道二家。
”（《朱熹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摘自《中国佛教史》
◎ 隋的统一，结束了近300年的战乱和分裂，进入内地的各民族，已基本与汉族融合为一。
一种以儒家为主体，辅之以佛、道的思想文化格局，大体已经稳定下来。
……三家在维护君主专制国家方面，是绝对没有分歧的；佛道都积极地吸收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自己的教义和戒条，也没有问题。
但是，佛教凭借着自己多种精纫的哲学体系，在理论领域遥遥领先，几乎控制了所有思想领域，也深刻地渗透并改造着儒家的思维模式。
佛教的多种崇拜，又使它向民间空前普及，大大地限制了其它外来宗教的活动领域。
可以说，佛教融会儒家和道教学说，开始了完善化的过程，与其相应的一整套文化艺术形式一起，影响民俗，熏陶民族性格。
◎ 继南北朝佛教多种师说，特别是融会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道教的神仙长生思想，隋唐佛教建起了独具特点的诸大宗派，所谓三论、三阶、天台、法相、禅宗等，各自发展徒众，判教立宗，著书弘教，创造新的理论体系。
◎ 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隋文帝力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
他宣称：
“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
据此要求在儒家崇拜的五狱建造僧寺。
对于道教也采取容纳政策。
这样，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就应运而生。
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王通认为，三教都有助于封建统治，故待“皇极之主”，以“共叙九畴”。
这些主张，逐步成为唐以后处理三教关系的主流。
◎ 世俗化是中国佛教的总趋向，流传到宋，则增添了许多新的特点，这就是从泛泛地提倡救度众生，转向实际地忠君爱国，从泛泛地主张三教调和。
◎ 北宋著名的学僧契嵩说：
“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
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
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
”这一思想，在天台宗名僧智圆那里概括为儒、释应“共为表里”，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
◎ 《镡津文集》卷16、8.也是吸取忠孝仁义作为自己新的教义。
智圆说：
“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
”换言之，佛教的善恶标准，就是忠孝仁义。
因此，大力提倡儒家礼教，把“仁义敦，礼乐作，俾淳风之不坠而名扬于青史。
”当作一种理想的人格。
契嵩的名著《辅教编》设有《孝论》十二章，专“拟儒《孝经》发明佛意。
”同时批评“后世之学佛者，不能尽《孝经》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
”据此，他认为佛教决不可离开“天下国家”大事和君臣父子等伦理规范。
到了北宋末年，忠君爱国成了当时做人的最高标准。
这在当时的佛教中也有相应的反映。
像两宋之际的禅宗领袖宗杲，用“忠义心”说来解释作为成佛基石的“菩提心”就很典型。
他的“禅语”，与道学家语没有分毫差别：
“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
但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人，无不周旋，无不明了。
”而这一切，最后又都集中到爱君忧国上来。
◎ 佛徒倡导的三教合一到宋代已成定式，其首倡者是智圆。
◎ 智圆（976—1022），字无外，号中庸子，俗姓徐。
自幼出家，21岁从奉先源清学天台教义。
据《闲居编》载，他“学通内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
认为三教各有价值，不可偏废。
他自称“或宗于周孔，或涉乎老庄，或归乎释氏，于其道不能纯矣。
”智圆的三教合一说，强调的是儒释一致：
“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
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
……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
”儒重“饰身”，佛重“修心”，内佛外儒，共同治理民众。
实际上，他更着重于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改造佛教的心性思想。
他写道：
“山也，水也，君子好之甚矣，小人好之亦甚矣。
好之则同也，所以好之则异乎。
夫君子之好也，俾复其性；小人之好也，务悦其情。
君子知人之性也本善，由七情而汨之，由五常而复之；五常所以制其情也，由是观山之静似仁，察水之动似知。
故好之，则心不忘于仁与知也。
……小人好之则不然，唯能目嵯峨、耳漏潺，以快其情也。
孰为仁乎？
孰为知乎？
及其动也，则必乘其道也。
”在这里，他把复性和任情作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同时规定”性“即性善，亦即儒家五常，”情“是恶源，即指七情之欲。
这样，智圆要求所“复”之“性”，已不是自家的佛性，而是十足的封建宗法意义上的人性。
如果说唐李翱的《复性书》是吸取佛教哲学，发展儒家的人性论，智圆的复性说则是《复性书》的翻版，不过他是用儒家的人性论改造佛教的心性论。
◎ 《大金国志》说：
“浮图之教，虽贵威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
”当禅宗临济宗势力南移时，曹洞宗在北方站住了脚跟。
受章宗礼遇的万松行秀（1166—1216）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禅师。
据《五灯严统》本传，行秀“于孔老庄周百家之学，无不会通，恒业华严”，“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
他兼有三教学问，常劝当时重臣耶律楚材以佛法治心，以儒治国，显然是宋代佛教主张的三教融合论的翻版。
他的世家弟子李屏山（1185—1231），初宗儒学，为章宗时进士，后与禅僧交游，所著《鸣道集说》，反驳理学家的排佛论，提倡三教一致，以助师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 耶律楚材（1190—1244），自称“湛然居士”，出身辽皇室，致仕于金，后成为元初著名政治家。
他曾从行秀参禅3年，亦倡三教一致。
他的三教合一思想与行秀、李屏山是一致的，但立足点有所不同。
行秀认为，佛法不仅可治心，也可以治国，具“正心、修身、家齐、国治”的全部功效。
李屏山要求“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而已”，都是站在佛教立场上立论。
耶律楚材则始终从儒家立场说话，正如《湛然居士文集后序》的作者所评论的：
“观居士之所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
彼其所挟持者，盖有道矣。
”
◎ 雪岩祖钦得法于径山师范，他的《语录》强调儒释一致。
◎ 清觉以为唯《华严经》教义是“顿教”，属“菩萨十地”中第十地，因而是引导众生成佛的“佛乘”，需要特别加以弘扬。
他依据华严宗圆融无碍之说，着力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儒教明乎仁义礼智信，忠孝君父；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道教则寂默恬淡，无贪无爱。
虽然各有特点，其义则一。
◎ 明中叶后，曹洞宗也有几个重要禅师，如无明慧经以及其弟子无异元来和永觉元贤等。
元来强调教禅一致，禅净合一，鼓励禅僧念佛，发愿往生净土。
元贤更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
因此，三教毕竟统一于“一理”，世界一切也都应归于“一理”。
在把“理”作为最高本体方面，明代佛教与宋明理学完全一致起来。
◎ 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深层的广泛发展，促使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问世，总称为“善书”和“宝卷”。
◎ “善书”，谓劝善之书，原是在道教信仰基础上，揉合三教之说，以阐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
《太上感应篇》作于宋代；继之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流行。
◎ “宝卷”是由唐代佛教变文演化而成，同样以三教合一思想为其基本内容。
较早所用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宋元以后则加入民间传说，据信现存的《香山宝卷》就是宋释普明所撰。
随着民间宗教社团的出现，“宝卷”又成了阐扬其教义宗旨的基本形式，具有权威性经典的性质。
◎ 云栖袾宏（1535—1615），别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
他的思想，继续贯彻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趣。
关于三教关系，袾宏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
这既是向佛徒的教导，更是向排佛的道学家的解释。
他一生的著作30余种，后人集为《云栖法汇》。
◎ 德清对于三教合一的主张，既不限于宗派上的宽容，也不限于思想上的相互融会，而是要求对三者均有专门的探究。
他还强调此“三者之要在一心”，得此一心，则“天下之理得矣”。
三教之所以一致，也是因为三教同此一心，故曰：
“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
”这与明代道学家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
◎ 智旭少事理学，进入佛门后，仍对理学抱有感情，他提倡“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著《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他把“孝”作为二者调和的基础：
“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
由儒、佛的调和进而达到三教一致：
“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
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
特以真俗之迹，姑妄拟焉。
则儒与老，皆乘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
释乃即俗以明真，真不混俗者也。
故儒与老主治《憨山大师塔铬》。
◎ 清初以后，雍正帝以禅门宗匠自居，对当时禅宗的败落进行严厉抨击，并以云栖袾宏为范例，鼓吹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提倡念佛净土。
摘自钟克钊《禅宗史话》
◎ 宋代禅宗的发展，遇到一些儒家学者的排斥，如欧阳修、李觏、孙复、石介等，他们主要用儒家的忠孝等传统道德观念批评禅宗。
面对儒家的挑战，禅师们没有采取简单对抗态度，而是从儒释一致的观点上进行辩解，透过这样的辩解一方面是禅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相结合，使禅宗进一步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使当时的一些儒家人物更多地理解佛教和禅宗，并使当时的某些儒家、理学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
至于道家与佛教的一致之处，本来比较多，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
禅宗早已玄学化了。
“三教一致”或“三教合一”论，主要是针对儒释对立（或儒禅对立）而发的。
上一章已经提到的明教契嵩（公元？
－1071年），不仅主张禅净一致，而且还是极力倡导“三教合一”论的。
◎ 契嵩 藤州镡津（广西藤县北）人，俗姓李。
七岁出家。
19岁游方参学。
他广泛阅读世间经书章句，对儒家思想很熟悉。
曾撰写《原教论》十多万言，说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拒韩愈排佛之说。
后来，又撰有《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辅教编》等著作，特别是《辅教编》，影响甚大。
《辅教编》中有“孝论”12章，从佛教立场对中孝道德观念的意义作出了解释。
他声言：
“大孝，诸教皆尊之，而化佛教殊尊也”。
（《孝论》叙）并强调：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至哉大矣教之为也夫。
”（《孝论》第三章）还把孝视作一切善行的开端：
“圣人之道，以善为用。
圣人之善，以孝为端。
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
为道而不在其用，无道也。
用所以难道也，端所以行善也。
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
验道而不见其道之溥善，能为道乎！
是故圣人之为道也无所不善，圣人之为善也，未始遗亲。
……夫出家者将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岂曰道邪！
不唯不见其心，抑亦孤于圣人之法也。
”（《孝论》第五章）这样，就把孝放在首要地位，形成了“孝——善——道”这样一个公式，并把这个公式“引进”佛教之中孝，便无形中处于佛家道德的首位了。
◎ 但契嵩把儒家道德观念（特别是孝的观念）引进佛教，又是结合佛教本身的特点作了发挥的。
◎再从儒释的社会目的（功能）来说，两者也是一致的。
“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也世者非佛亦不可也。
”（《镡津文集》）卷八《寂子解》之一）一个治心，一个治世，都是“治”，这是两者的共同目的。
不同的仅仅是分工。
两者正好互补，共同维系当时的社会秩序。
当时，可能有些人看到他讲儒释的一致，写了不少宣扬儒家思想的文章，批评化“不能专纯其道，何为之驳也”，甚至说他“非实为佛者也，彼寄迹于释氏法中耳”。
他对此进行了辩解。
契嵩说：
“吾之喜儒也，盖取其于吾道有所合而为之耳。
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漫，曰智慧，曰不妄语、绮语，其为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
圣人之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恶也。
苟有以其道致人为善，岂曰彼虽善非由我教而所以为善，吾不善之也。
如此焉得谓圣人邪！
”他虽然“喜儒”，但并不是儒家立场。
他是从儒家思想中取出也佛教一致的东西。
结果，是推动了佛教本身的发展。
◎ 关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契嵩还专门写了《中庸解》五篇。
在他看来，这也是可以赞同的，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都要把握“中庸”这个核心思想。
“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
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
人失于中性接于物，而喜怒哀惧爱恶生焉，嗜欲发焉。
”有圣人者，惧其天理将灭，而人伦不纪也，故为之礼乐刑政，以节其喜怒哀惧爱恶嗜欲也，为之仁义智信，以广其教道也。
……故礼乐刑政者，天下之大节也。
仁义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
情之发不逾其节，行之修不失其教，则中庸之道庶几乎。
”〖BF〗（《中庸解》之一）既然承认仁义礼智信等等为合理，承认五常与五戒等一致，那也就得承认中庸之道。
因为礼乐刑政和仁义智信这八条，在情和行上指出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逾越了这些界限，既违背了八条，也违背了中庸之道。
但是，契嵩毕竟不是儒家，所以对于反佛他是很反感的。
唐代的韩愈是坚决反佛的，唐宪宗元和14年（公元819年），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佛骨，皇帝要把佛骨抬进宫中供养，韩愈写了《谏迎佛骨表》，表示反对。
契嵩对这篇已成历史的文章进行了坚决驳斥，并写了《非韩》文30篇，3万多字。
契嵩批驳说：
“韩子《论佛骨表》，以古之帝王运祚兴亡其年寿长短校之，谓无佛时其寿祚自长，事佛则乃短。
”他用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
“当南北朝时，独梁居江表垂五十年的稍小康，天子寿八十六岁，其为福亦至矣。
春秋时，杀其君者谓有三十六，彼君岂皆祸生于事佛乎？
韩子不顾其福而志心祸而诬佛，何其言之不公也。
”而后，又用因果报应论作武器，阐述事佛将会带来福报。
他还提出，圣人“为教设法，皆欲世之为善而不为乱，未必在其寿祈之长短也。
”（《非韩》之二十五）韩愈提出的论点〖HTK〗（帝王运祚兴亡要“事佛”负责）确实站不住脚，契嵩用事实就把它驳倒了。
在驳韩愈时，大讲因果报应，这就显出了契嵩佛教徒的本色。
◎ 当时契嵩之批驳韩愈，并非是同古人算帐。
契嵩在这种背景下批韩，就是在这些反佛尊孔的“雄杰”面前，向他们的反佛先辈挑战了。
同样，他写《辅教编》三卷，其目的也是“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
（《镡津明教职工大师行业记》）”
契嵩的《辅教篇》是发挥了作用的。
首先，他把书带到京师，进献给宋仁宗（赵祯），受到宋仁宗褒将。
当宋仁宗读到他的信中“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时，“叹爱久之”，赐其书入藏，给他本人赐以“明教大师”之号。
将《辅教编》关到“中书”时，一向以文章自任，而又反佛的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对韩琦说：
“不意僧中有此郎也！
黎明当一识之”。
（怀悟写的序）契嵩知道后，便主动前往拜访，欧阳修同他谈了一天，对他赞赏一番。
从此，契嵩“之声德益振寰宇”。
◎ 从历史上看，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总是攻击佛教徒不孝顺父母，这在中国以孝道为基础道德准则的时代，对佛教在我国的存在和传播确实是很大的威胁。
早期佛教徒曾提出答辩。
牟子《理惑论》就是一例。
有人授引《孝经》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话，攻击佛教徒的不孝（剃光头）。
牟子便授引吴越人断发文身，孔子不但不批评他们违背孝道，反而称赞说：
“其可谓至德矣。
”“由此观之，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谓圣语不合孝乎！
”
这是很巧妙的反驳。
但是这里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孝道本身，当然也没有像后来禅师那样把忠和孝的观念引进佛教戒律中去。
◎ 到了宋代，在外族侵犯的威胁下，忠君爱国成了社会重要道德观念。
当时一些很有影响的禅师，把尽孝与忠君爱国统一起来，又把禅宗的戒律同忠孝仁爱统一起来，才算调整和缓解了儒释这一矛盾。
进一步说，佛和儒在主善这一点上，确实是有很大的相同处，并非水火不相宣容。
所以，宋代禅宗在这个问题上是比唐代禅宗进了很大一步，是禅宗的进一步中国化。
笔者认为，恐怕不能用佛教向儒教设降或让步来概括这一现象。
◎ 除了明教契嵩外，还有永明延寿、大兴怀琏、佛印了元、圆悟克勤、大慧宗杲等禅师，也是倡导三教一致的。
◎ 大慧宗杲，除了提倡看话禅，反对默照禅外，也把“忠义之心”引入禅宗，同“菩提心”结合起来。
宗杲还指出仁义礼智信，包含在人的“性”之中,但是做得好不好，则是“人”的问题。
因此，他不同意杨子“修性”之论：
“仁义礼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
贤愚、顺背，在人而不在性也。
杨子所谓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顺背、贤愚而已。
”因此，他同意圭峰宗密的观点：
“作有义事是惺惺心，作无义事是狂乱心。
狂乱由情念，临终被业牵；惺惺不由情，临终不转业。
”但宗杲仍然是禅家。
他不是、单纯讲仁义礼智信，而是主张同看话头结合起来。
如赵州“狗子无佛性”话头，要不断提撕，不得有稍微间断，即使是看书读史处，修仁义礼智信处，也是提撕。
宗杲不仅口头上讲忠义，也按照忠义规范去做。
宗杲是一个有骨气的禅师，本有一颗忠义之心，对秦桧的专权、求和很不满。
宋高宗绍兴奋剂11年（公元1411年），张九成到径山拜访宗杲，谈到所谓“神臂弓”（克敌象征）。
宗杲说：
“侍郎禅为神臂弓”，并作一首偈：
神臂弓一发， 穿过千重甲。
仔细拈来看， 当甚奥皮袜。
儒释的相互磨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禅宗发生变化，从而吸收儒家某些因素，而进一步中国化，而且也使儒学受到禅宗影响，吸收禅宗某些因素，对此，在这个简单史话中只好略而不谈了。
摘自心光的《禅的大智慧》
修行的含义是什么？
修行，就是消除见性的障碍，就是放下对人我、心物、凡圣等一切相及抽象的理念、知识的执著系缚，转化、升华心理气质，提高德智定慧境界，以契合终极真理，无执无放，处处自在。
佛家说“放下”，“离一切诸相”，道家老子说“为道日损”，损即是放下；佛道两家的大智者，修行的原则是相通的。
“本”无须修，一切现成。
只因学人心中有执著诸相之障，不得见性达“本”，才须修，才须放下。
摘自影印《雍正御选语录》暨《心灯录》序
◎ 虽然，雍正自于宗门作略，并非徒作口头禅语，捏弄空花阳焰于野狐队里，固已笃践真参实悟于行征之途，迫出一身白汗，深得拈花妙旨。
其开示三关见地，印以唯识知见，迥出常流。
且选辑语录，揭标《肇论》，永嘉为先，以寒山、拾得为辅。
诚为独具只眼，昭示释迦心法东来之禅宗，实受中国文化儒道学术灌溉而滋茂也。
◎ 而拣择禅门宗匠之外，于道家，则独崇张紫阳为性命圆融之神仙真人。
于净土，则推尊莲池大师为明末郢匠。
且捞摝历代禅师之机锋转语，以自标其得正法眼藏之妙用。
寡人位置大雄峰顶，气吞诸方。
直欲踏踊毗卢顶上，会法王人王之尊于一身。
抑使儒冠学士与方外缁素，钳口结吞，无敢与之抗衡，狂哉豪矣！
可谓汇革魔佛内外之学于一炉，继康熙定鼎之后，清廷帝子英才，舍此其谁。
◎ 稽之《心灯录》之见地，实从明末阳明学派心性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