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我国产能过剩历史过程以及解决办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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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件背景。

　　最新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10日公布，我国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7%。

这是中国11月PPI年率亦连续第33个月下跌，进一步佐证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

而另一重要的方面，PPI下降也表明了我国产能过剩严重。

　　二、我国产能过剩的历史。

　　与理论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和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源自私人投资不同，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形成于政府投资。

　　从解放初到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工业产能（最典型的是钢铁工业）来自于没收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和前苏联的有偿援助，甚至不惜砸锅卖铁，全民“大炼钢铁”。

在这种“大会战”、“大帮哄”而不讲科学的指导思想下，许多炼出来的钢质量极差，根本就不能用，这是典型的产能过剩（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也是导致1960年国内大饥荒的首要原因。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在“备战备荒”战略下，国家通过索取农业剩余、最大限度压缩消费等方式完成了全面、高速发展重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钢铁、煤炭、化工、机械等重工业发展一马当先，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矛盾达到了顶点。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国家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高速发展的经济动力还是来源于政府投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如投入巨资建设的上海宝钢），热得发烫的经济直到1996年才减速放缓。

　　然而到2002年，伴随亚洲金融风暴的过去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滞后效应，新一轮经济热再次登场。

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成了这次经济热的主角，但经济增长模式丝毫未变，依然是传统的靠政府投资大上项目来实现增长。

在粗放的增长模式下，“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三高一低”项目依然是这轮经济热的主力军。

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下，许多旧的过剩产能还没有消化掉，大量新增产能又纷纷加入其中。

　　直到2006年中央对内蒙新丰热电厂事件件做出严肃处理后，这轮投资热才有所降温。

然而到2008年末，随着中央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复建设之风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复燃，一些本来已停工或关闭的“三高一低”企业也蠢蠢欲动。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下令工业用电指标必须大幅攀升，以示经济情况开始好转。

由此不难看出，在我国，产能过剩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而总是与政府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我国的产能过剩本质上就是政府失灵。

　　三、我国产能过剩的危害。

　　1.浪费大量社会财富。

所有产能的形成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当这些产能不能形成有效供给时，就是一堆废铜烂铁，所有的投入也就成了长期收不回来的“沉没”资本。

在这方面，无数开发区变成了牛羊觅食的草场，无数在建工程成了拾荒者栖身的“烂尾楼”，无数停工破产或关闭的工厂成了盗贼的“乐园”。

　　2.增加财政风险。

由于大量过剩产能恰恰都来自于政府投资、政府担保与变相担保（如投资商以政府的土地抵押向银行贷款）和政府贴息，那么当这些产能不能形成有效供给时，就会产生大量呆账、坏账乃至死账，所有这些烂账都会转化为金融风险，而所有金融风险最终都会转化为政府财政风险，由政府财政来“买单”。

时下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或明或暗制造大量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来投资项目，其实都存在最终把这些债务推给中央财政的本能冲动。

　　3.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一是表现为许多项目存在严重决策失误，导致大量过剩产能的生成。

一些政府官员明显知道某些项目的潜在危害，但为了个人利益或地方、部门利益而与开发商合谋，共同骗取财政资金。

二是当许多项目成为过剩产能后，一些商人便贿赂政府官员，廉价甚至“零收购”这些产能，而一些政府官员要么是因为受贿，要么是为了甩“包袱”，从而廉价、零价出让这些产能，令国有资产蒙受巨大损失。

　　4.危害社会稳定。

一是过剩产能被强行淘汰（如塑料包装袋生产巨头——河北华强塑料集团）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一些受贿或急于甩“包袱”的官员以“招商引资”为借口，满足收购商的种种无理要求，结果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量失业工人的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障及再就业等负担全部被推给政府，而政府财政却因决策错误把资金投向了错误的领域，廉价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也被挪作他用，甚至收购资金根本没有到位，导致真正需要财政拿钱的社会保障事业“无米下锅”，从而引发社会矛盾。

　　5.破坏生态环境。

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成就了无数的“三高一低”企业，不仅耗费了大量宝贵的财政资金和耕地资源，而且还大量破坏生态环境。

近年来太湖之所以频发蓝藻灾害，导致无锡市民饮用水都发生危机，关键的原因就是湖区周围遍布的造纸、钢铁、化工、电解铝、制革等工业项目严重污染了湖水。

评估显示，即使把江苏省所有乡镇企业自创办以来所赚的钱全部贡献出来，也恢复不了被它们的污染排放所破坏了的生态环境。

　　6.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一直是粗放式的增长，即主要依赖增加投资、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延方式实现经济增长。

现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这种增长方式属于某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不具有可持续性。

国家目前正在从各个方面入手，努力谋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然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必须淘汰大量过剩的、落后的产能。

完全通过市场方式淘汰这些产能在我国还不现实，而通过政府行政方式又会触动多方面的利益，实施起来步履维艰。

比如在淮河中游地区的一些污染企业，每年财税贡献不过6-7亿元，每年却消耗中央财政30-40亿元真金白银去收拾被污染的烂摊子。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取缔这些污染企业，但是十来年过去了就是取缔不了，足见其难度之大，也足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任重而道远。

　　7.影响政府职能转变。

正是因为大量过剩产能的存在，而且这些产能大多由政府投资形成，关系财政风险与社会稳定，导致各地各级政府必须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继续大规模直接介入微观经济领域，进而荒废了本属于政府法定职责的社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直到今天，政府的头等要务还是抓经济、抓投资、抓招商，政府职能转变被严重滞后。

　　四、我国产能过剩的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产能过剩，从而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则是产能过剩的根源，尽管这两种观点有本质的区别，但其中都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消费减少是产能过剩的根源。

另外，尽管这两种理论都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不是偶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常态，具有规律性。

换句话说，它具有内生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然而，这还不足以揭示产能过剩在我国出现的特定根源。

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产能过剩理论系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这与我国现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不符；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我国的现实似乎也说不通。

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物资的短缺，消费意愿十分强烈；而在市场经济阶段，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完成、消费升级换代还远未普及的现实，我国潜在的消费市场巨大，还远未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

这就是说，要解释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中找出其特定成因。

　　我国产能过剩的原因

　　1.赶超情结。

我国近百年来积贫积弱，屡受列强欺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几千万中国人伤亡，无数财富被毁掉或被掠夺，给中国人心中留下了几乎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痛下决心，誓要建立中国自己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以确保中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不再被侵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国家战略，我国连续九个五年计划都把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放在首位，“超英赶美”家喻户晓，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扩大，这才会有今天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的辉煌成就，但其代价也不容忽视。

在“冷战”年代，相对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大局，产能过剩不是什么致命问题。

然而，当“冷战”过去，在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阶段的新条件下，那些靠牺牲广大农民利益和城镇广大消费者利益建立起来的庞大重工业体系，却未能及时有效地转型，从而留下大量的过剩产能。

　　2.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惯性。

庞大的重工业体系之所以未能及时有效地实现转型，其根源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惯性。

众所周知，在前苏联影响下，我国搞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政府一手制定包罗万象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企业的建设、技术改造和流动资金一律来自财政划拨，原料、产品一律“统购统销”，市场则因被视为是资本主义而遭到唾弃。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并不根据价格信号而安排，而是根据政府指令安排，如此所导致的产能过剩（比例失调）也不奇怪。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是发展经济，运行模式还在一定程度上沿袭计划经济套路，政府官员也习惯于行政命令和搞运动，热衷于直接插手竞争领域，而企业也还是政府的附庸，缺乏内在活力，这也导致产能过剩。

　　3.牺牲农民和消费的惩罚。

一是直到目前，我国80%的人口还是农民，但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近年来的经济热中，农民利益屡受损害，农村市场容易萎缩；二是企业工人工资水平过低，抑制了其消费水平；三是社会保障滞后，导致人们不敢消费；四是之前的医疗、住房、教育改革失败导致人们支出预期灰暗，同样不敢消费。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政府越俎代庖，增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反倒更加剧了产能过剩，于是只能求助于扩大出口，而当扩大出口遭遇金融危机与贸易保护时，产能过剩矛盾便彻底暴露。

　　4.税制缺陷。

作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税收结构，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如营业税和增值税），这样的税收结构导致政府只能全力抓经济，特别是抓第二产业（制造业、加工业），从而确保财政收入。

尤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增值税，地方政府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从而更热衷于发展制造业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5.现行行政体制的缺陷。

一是官员升迁机制的激励。

目前，官员升迁考核的主要内容还是GDP、税收、招商引资等经济指标，而在现实情况下，最有可能快速、超额完成这些指标的路径就是发展制造业，这也激励政府官员想方设法通过动用公共资源（如财政资金、政府担保、土地、自然资源、行政命令等）加速制造业发展，甚至追求短、平、快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从而导致产能过剩。

二是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

尽管中央一再努力构建决策的科学、民主机制，但收效并不理想，许多重大决策往往还是一把手一句话的事，而一些一把手也习惯于发号施令，遇事既不经过科学论证，也不经过民主协商，更没有公众参与。

动辄几十亿元的投资项目也可在瞬间做出决定，这样的决策模式注定要形成过剩产能。

　　6.大型国企行政化、特权化。

虽然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但实际上大型国企享有更多的融资、土地占用、财政专项和政策优惠特权，有足够的无偿（国有）资源来扩大产能。

而且，国企高管由组织部任命，享受行政级别。

这样，他们也就与政府官员一样热衷于标榜“业绩”，为自己捞取好处。

可以说，他们和政府的一些权力部门是产能过剩最卖力的发起者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治理产能过剩的最大障碍。

相反，中小民营企业却因受到歧视，很难做大，这就是产能过剩在我国属于政府失灵的根源。

　　7.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布局失灵。

理论上各个区域都会发挥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化为竞争优势，但实际上，都有意识无意识地夸大了政府的全能优势，这就导致产业布局在宣传和现实中相互冲突，浪费资源，共赢变成了共输。

现实中主要靠市场配置资源而形成的产业群很少，大多是靠行政命令方式人为而形成的。

既然事实上并没有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出牌，而都是热衷于全能优势，则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就在所难免。

　　8.发达国家的过剩产能转移。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要求的苛刻和工资等生产成本的提高，许多发达国家把大量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把核心技术研发留在了国内，从而促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