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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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

摘要：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比较低的生育率在激进思潮的影响下，将70年代比较合理的生育率2.28急剧地降低到了恢复二胎前的1.2左右，导致了劳动力人口比例急剧地下降，总和抚养比特别是老年抚养比上升非常快，对于经济影响面越来越严重。

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尽快采取措施来对应这个严重的问题，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对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一、人口政策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导致人口大量减少。

所以中国政府学习苏联的鼓励生育政策，并且国家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从1949年到1969年人口急剧增长，总和生育率达到了5.7，远远高于正常更替水平的2.1。

其实在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他发表的《新人口论》中指出：

“我国人口过多，把本来有限的资金吃掉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把计划生育提上议事日程。

但此时，生两个孩子就算是“计划生育”了。

在70年代初降生的孩子的出生证上，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及最高指示外，还印有一句建议：

“一个太少，两个不多，三个正好。

”两年后，出生证上的建议已经改成了：

“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孩子”。

已经看到人口政策逐渐趋紧。

从1949年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

为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只好采取“急刹车”办法，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所以从80年代开始，采取了激励的政策，虽然很快将生育率将下来，但是负面作用也非常大，当然负面作用的体现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才显现出来。

本世纪初负面效应逐渐显现，老龄化趋势加速，对于是否停止独生子女政策政府一直处于犹豫当中，直到2013年才出了一个改良政策，就是单独二孩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影响面过小，对于人口的趋势影响甚微。

预测能够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00万，但是2015年统计的结果，出生人口还在下降通道。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

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2016年1月1日政府启动了全面二孩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据国家卫计委介绍，2016年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而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这一数字较2015年增长了11.5%。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介绍说，201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2016年，这一数字超过了1786万，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前看还是完全符合预判的。

”杨文庄评价称，实践证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完全正确，非常及时、顺应民意、十分有效。

二、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预测

2016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82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0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

从年龄构成看，2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074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6%；60周岁及以上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

人口趋势

65岁及以上人口变化趋势

60岁以上人口占比

从衡量老龄化社会负担指标——老年抚养比来看，从2000年至今，老年抚养比加快增长，至2020年将上升至16.9%。

而加入少年儿童抚养比的总抚养比指标到2030年将超过50%。

数字说明劳动力的比例的迅速下降将严重加重未来社会负担。

三、计划生育背景下人口红利消失及付出的代价

根据上述对未来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的预测分析，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所强调和依赖的社会抚养比下降和劳动力比例增加前提正在慢慢消弱，这种消亡具体带来了哪些人口红利消失作用？

从以下若干个方面进行分析。

1.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导致了人口结构进入“类日本困境”，到目前为止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从数量上控制了未成年人数量，但并未从改善人口质量和提升劳动力素质上下功夫，特别是现行城乡户籍制对应着不同的生育标准更是通过我国广大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社会亚文化、经济倒逼迫等多重机制降低着国民的整体素质。

《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每年比上年小学数量减少上万所，在校生比上年减少上百万，计划生育不仅使得学龄儿童的基数减小，在当今我国户籍制度和农村部分二胎政策的交互作用下使得入学率也大大减小，这无疑影响着未来一代的人口素质和劳动力水平，从而使得“人口红利”呈现出一种暗性消退；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更是形象地警告中国很有可能进入“类日本困境”状的老态龙钟的社会结构并因此为付出巨大代价。

社会抚养比的迅速增加在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直接导致了储蓄率的大幅攀升和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阻碍，经济政策的制定陷入无效，人们预防性动机大大增强，陷入“凯恩斯陷阱”。

2.计划生育加剧了通货膨胀，带动预期增长从而使得“内外失衡”更加严重。

计划生育带来的出生人口减少，使得不同岗位劳动力的成本剧增，多年来中国的工资一直在上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年轻工人数量不断萎缩，中国经济的反弹遭遇用工荒，如今的用工压力尤其大。

众多的大型外国企业已经受到明显冲击，例如丰田汽车和本田汽车在中国当地的业务受到了工人罢工的打击，而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至少加薪30%，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中国80%就业的东部沿海企业出现了内迁流和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上涨会对形成一种持续预期，特别是在当前土地、资金成本节节攀升的前提下，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总量减少为人力成本的提高提供了一个现实理由，而实际工资随着物价的上升并无实质性的增长，预期性的通胀使房地产业、金融业等更加活跃，投资仍然是远高于消费的经济增长拉动马车，而在消费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只能通过国际贸易转移到他国，国际收支顺差将会继续，从而加剧了人民币“内部贬值、外部升值”的双失衡局面。

3.计划生育导致“人以稀为贵”的定价法则，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扭曲。

由于总人口下降必然使得人们认为劳动力价格上涨成为必然。

当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就是需要不断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也需要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需要提高劳动力的价格。

但是劳动力价格的提高需要和企业效益密切关联，在企业有利润的前提下，将一部分利润反馈给劳动者，企业获得发展积累的资金的同时，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提高，能够扩大消费，反过来消费又能刺激生产，使得全社会进入良性循环，全社会的财富能够持续增长。

但是由于抚养比的急剧上升，从社会总体来说，必然需要劳动者来负担老年人的抚养成本，社会整体税收增高，企业的负担加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

系统进入一个负反馈的效果，企业产量降低，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养老金无法支付。

欧洲的国家普遍福利比较好，所以企业竞争力越来越弱，希腊是典型的案例，社会整体趋向崩溃的边缘。

要不是欧盟给希腊的贷款支持，国家应该已经破产。

这个前车之鉴值得我们警惕。

四、解决方法

通过对未来人口的总量、结构预测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多年来带来了“人口红利”后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使得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当务之急应当是设计多种规避途径，缓解老龄化社会来临所带来的冲击。

1.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同时也应提升劳动力人口素质。

根据数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说明劳动力总量只是决定国民产出的一部分因素，而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运营体制的优化才是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后一些负面冲击的根本手段，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是一个客观上无法避免的趋势，目前应将年龄结构优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及时运用于提高人口质量的投资上，大力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通过人口质量的提升取代日益衰败的人口红利。

目前来看整个社会还沉浸于人口红利的喜悦中，虽然对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及产生的可能负面影响也有所认识，但缺乏正确的认识和适当的应对措施。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地区产值快速增加的同时不应只关注再投资和经济增速，更要将越来越多的部分投入地区教育和劳动力培训方面，教育体系也需要夯实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不能将小学-中学-大学的升学率作为唯一考评指标，应在技能教育方面加大教师群体的薪资水平和对技能学生的鼓励力度。

2.正确认识计划生育所致人口红利受益者，实现利益返输机制。

当前出现大幅的人民币通货膨胀，物价快速上涨，而人民币汇率却升值，根据通胀的利益传输机制和汇率机制使得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真正的享受者并非普通百姓，而是集中在国内少部分人和国外消费者手中，人口红利不仅只体现为GDP，应当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解决人口红利消退问题和解决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密不可分的，应当建立的利益反哺机制，一是建立人口红利的评价指标，对过去几十年中因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定量测算并转化为实际货币值，二是对计算出的人口红利的分配情况进行调查统计，三是对少部分过多享受人口红利的人群征收一次性“红利费”，并通过补贴和投资抵免税的形式发放给过去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但获得福利较少的家庭。

3.修正生育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双管齐下避免人口红利衰退。

“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该根据实际的生育指标发展变动趋势，及时做出调整或保持生育政策的决策，以调节人们的生育行为适应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未来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

全面二孩政策还是把希望生三个以上的那部分需求扼杀了，同时对于年轻人的丁克或者只生一个的意愿并没有激励政策，所以总和生育率预测最多还只是在1.6左右，远远达不到2.1的更替水平。

另外对于现在抚养小孩困难，抚养成本高的问题，政府提供一些补贴，增加福利性的育儿机构，以帮助解决年轻人在生育方面的负担。

吸取日本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大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样一方面可以保障储蓄率和顺畅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有利于老龄反补未成年的能力的“倒逼机制”形成，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人民升值压力下，可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获取收益的方式以弥补在未来几十年中由于社会抚养比快速上升带来的国家经济压力。

4.警惕“伪抚养比”出现，提高老龄人口再就业能力。

人口红利的计算带来的偏差会给宏观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制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无论计划生育政策及经济政策如何变动，都应建立科学严谨的各年龄段劳动力分布图谱及演变趋势模型，对劳动力总量和产业分布状态、社会抚养比变动进行动态观察机制，以免“伪抚养比”出现；加大老龄人口的再利用，一是可以通过设置企业培训集团和社区技能中心的形势将退休老人聘请为专业教师，大力传授平身之所学，这样才能不致使“知识沉没”和实现知识管理体系的形成。

二是提倡企业建立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