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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考古学的发展及其教育意蕴
童年考古学（Archaeologyofchildhood）或者儿童考古学（Archaeologyofchildren）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考古学分支。
童年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依赖西方世界的学者。
最早的童年考古学研究阵地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格里特·利勒哈梅尔（GreteLillehammer）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人物，她引发了考古学家对儿童的关注。
她发表的《一个孩子出生了：
考古学视角下的儿童世界》（AChildisBorn.TheChild'sWorldinanArchaeologicalPerspective）被认为是童年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直至20世纪90年代，童年考古学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
代表人物包括布莱斯E.罗弗兰德（BlytheERoveland）、乔安娜·索菲尔·杰列夫斯基（JoannaSofaerDerevenski）、简·伊娃·巴克斯特（JaneEvaBaxter）、凯瑟琳·A.坎普（KathrynA.Kamp）、海伦·B.施瓦兹曼（HelenB.Schwartzman）等。
这些学者在实践层面开展以儿童为研究主题的考古学探索，还原“考古碎片”背后真实的童年生活和完整的社会文化。
并且，西方考古学家也思考童年考古学相关的理论问题。
他们对过去考古研究中儿童和童年的缺失进行反思，并论述儿童作为研究主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些考古学家还对儿童考古证据的收集方法、分析方法等进行了研究。
童年考古学研究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儿童”“童年”及“考古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仅在2017年10月的《文化遗产与公众考古（第四辑）》上发现了一篇对凯特琳·E.马瑟的文章的翻译——《开展公共考古学的重要性：
面向儿童考古学和童年考古学》［1］。
该文主要论述将童年考古学引入课堂能够更好地进行面向公众的考古学，并没有对童年考古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
国内对童年考古学的研究还很不充足。
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考古学领域既不从理论层面关注童年考古学的发展，也很少在考古实践中把童年生活作为研究主题。
其次，从童年研究的视角来看，“童年”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
国内聚焦童年研究的学者已经关注到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地理学等学科进行的儿童研究。
然而，童年考古学对童年研究的独特贡献尚未被充分阐释。
最后，教育学界对童年考古学的研究也几乎还是空白。
因此，本研究对童年考古学发展的背景和过程、研究内容及教育启示的阐释能够增进国内学者对童年考古学的了解，引起童年研究方面的学者对考古学维度的关注，并且能够唤起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儿童观的反思以及对童年物质文化的重视。
01
童年考古学诞生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一）童年考古学诞生的背景
利勒哈梅尔认为，童年考古学的发展是“一个跨学科主题”形成的过程，它“在主题范围内牵涉一系列关注点和专业”，并且是对“传统的学科边界”的否定。
［2］童年考古学受到不同学科理论演变的影响。
考古学的女性研究取向是童年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童年研究浪潮则是童年考古学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方面，考古学的女性研究取向影响考古学家对童年的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巴里·索思（BarrieThorne）认为，“在不少理论架构中，妇女总是紧密而自然地和儿童捆绑在一起。
”［3］利勒哈梅尔也认为“儿童主题是由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战略，与性别考古学有关”［4］。
童年考古学和女性研究的发展时间节点相互对应。
20世纪70年代，挪威考古学将女性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时［5］，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关注童年研究。
20世纪90年代，女性研究成为考古学的主流时，正是童年考古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时间上的交叠可以从侧面说明女性研究的发展间接引发考古学家对童年研究的兴趣。
而且，女性研究突破父权主义对考古研究的绝对支配，为儿童研究的出现扫清了部分障碍。
当考古学家开始质疑“他们都是男人吗”，就为进一步追问“他们都是成人吗”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童年研究“时代浪潮”是童年考古学获得发展的外部作用力。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科都先后完成将“童年”从边缘转向中心的革命。
除童年考古学以外，儿童人类学、儿童地理学、新童年社会学、童年新史学等新兴领域也陆续出现。
它们互相影响，共同构成研究儿童的多学科视角。
这些学科共有的一些理论基础也影响童年考古学的理论架构。
这些学科普遍认为，童年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群体中，童年展现为不同的现实样态。
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材料，以支持“复数形式的童年”［6］。
“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也影响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对儿童的研究。
而且，各学科在研究童年时，都强调儿童自身的能动性。
儿童从被动的、依赖的消极个体转变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
儿童人类学关注儿童群体自己建构的、不同于成人的文化。
“儿童也进行文化创造，并生活在自己生产的文化中。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独立并区别于儿童与之共同生活的成人文化。
”［7］童年地理学认为儿童主动建构自己的空间，并影响着成人的社会空间。
［8］新童年社会学也认为儿童是社会生活的积极行动者，“儿童通过与成人的互动承袭了由他们自身所创造的意义世界”。
［9］此外，在微观史学的影响下，儿童史学家也认为儿童是历史行动者，参与整个历史进程。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在他们对儿童和童年研究中开始注意接受儿童视角，开始注意倾听儿童的声音。
”［10］
（二）童年考古学发展的过程
利勒哈梅尔认为与儿童有关的考古学研究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不关注儿童的叙事（thenon-centredchildnarrative）、随机的儿童叙事（therandomchildnarrative）、与儿童有关的叙事（theassociated-childnarrative）以及儿童中心的叙事（thechildcentrednarrative）。
它们分别是指忽略儿童的考古证据的研究；有直接、明显的儿童的考古证据，却不关注儿童的研究；儿童的考古证据被与成人考古证据相同或相似的方式解释，儿童本身仍不作为主题的研究；儿童的考古证据是研究重点，并对其进行意义阐释的研究。
［11］前三种类型的考古学研究是传统的考古学研究，它们都将儿童置于研究的边缘。
儿童中心的叙事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童年考古学研究。
1.传统考古学研究中边缘化的儿童
在传统研究中，考古学家很少注意到儿童，或者只在考古证据与儿童有直接联系时才会提及儿童。
儿童一般在传统研究中“扮演”着两类角色。
其一，儿童是解释特定考古记录的工具。
巴克斯特认为，在早期考古文献中儿童的第一个角色是解释考古遗址中不能说明的文物类别，比如微型容器、玩具、小雕像这样的小物件。
［12］这些研究只停留在对文物的说明上，对儿童在史前社会的位置及儿童真实的生活细节却未作解释。
儿童不是研究的目的，只是用以说明某些特定考古类别的标签。
其二，儿童是物质文化的破坏者。
“当儿童被观察到以不同于成人的方式使用物质材料时，儿童的行为被描述为随机的和不服从的。
”［13］儿童使用物品的独特方式，被认为损坏了成人创造的物质文化。
传统的考古学家在为物质遗迹发声时，将儿童驱逐到边缘地带。
这是因为考古学家忽视了儿童对物质遗迹的生产与使用。
一方面，他们认为考古发现的物质材料是由成人生产与创造的，儿童不参与物质遗迹的生产。
“儿童几乎没有为群体生产作出贡献，成人本可完成其他任务的资源却被用来为儿童提供养育。
”［14］另一方面，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儿童对物质材料的使用不值得研究。
一般情况下，儿童对物质材料的使用仅被当作是对成人的模仿。
而当儿童以特有的方式作用于物质材料时，儿童的行为被认为是非典型的、非传统的。
总之，传统的考古学忽视了儿童在过去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正如利勒哈梅尔所说，“考古学在取得主题突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儿童世界的发现是一个随机偶然的过程。
一般，这是有力的证据为自己发言的过程。
考古学家被迫对考古发现中的人进行反思。
”［15］传统的考古学家对儿童几乎没有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兴趣。
2.童年考古学将儿童作为研究中心
1970—1989年是童年考古学发展的初始阶段。
在这一阶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考古学家发挥着先驱作用。
他们进行的早期童年考古学研究，大多受个人对儿童研究的兴趣驱使。
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是格里特·利勒哈梅尔。
1989年，格里特·利勒哈梅尔在《挪威考古学评论》（NorwegianArchaeologicalReview）发表文章——《一个孩子出生了：
考古学视角下的儿童世界》。
在该文中，利勒哈梅尔对20世纪初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挪威考古学家进行的童年研究作出了述评。
她认为考古学研究仍然要不断地将儿童纳入研究视域。
［16］这篇文章标志着考古学家正式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儿童。
瑞典考古学家斯蒂格·韦林德（StigWelinder）评论道：
“考古学中有一个关于童年的理论，所有这些都写在了1989年的那篇文章中。
”［17］同样，巴克斯特认为，“这标志着童年考古学的诞生。
这是第一部系统地从方法和理论上通过考古记录研究儿童的作品。
”［18］利勒哈梅尔的这篇文章堪称童年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童年考古学逐渐发展为一个更加成熟的考古学分支。
这尤其反映在，一系列童年方面的考古学会议陆续召开，大量相关的论文和论文集也先后出版。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儿童。
2007年，国际多学科研究组织——过去童年的研究协会（theSocietyfortheStudyofChildhoodinthePast，简称SSCIP）成立了。
协会的基本原则是更广泛地认识人类生命早期阶段的重要性，为研究儿童的不同学科搭建桥梁，并促进对过去社会和儿童的理解。
协会定期组织会议和研讨会，帮助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表达、分享和讨论过去的儿童和童年方面的观点、信息和发现等。
［19］并且，在2008年发行了国际期刊《过去的童年》（ChildhoodinthePast）。
这标志着在国际学术层面，童年考古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形成了。
自此，童年成为考古学研究合法且不可缺失的研究话题。
02
童年考古学的研究内容
童年考古学是一场方法与观念的变革。
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上的改变，使得考古学家能够在考古记录中确认儿童的存在，并且对物质遗存背后的行为和话语作出解释、对“掩埋着”的童年生活进行重建。
（一）方法论维度的突破
1.哲学方法论
童年考古学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哲学方法论基础，认为童年是在社会文化生产过程中不断建构的。
第一，童年考古学超越了本质主义的童年观，认为童年没有唯一的现实形态，而是受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的建构物。
第二，童年考古学反对“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主张群体主义的方法论。
［20］考古遗存中的人造物，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表达。
因而，与儿童有关的考古遗存，也蕴含丰富的文化意味。
第三，童年考古学反对决定论，强调互动论和辩证法。
人和社会、文化构成一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21］儿童既是社会、文化的生产者，也同时是社会、文化的创造物。
另一方面，童年考古学在哲学方法论上，吸收了诠释学的思想，试图理解过去的儿童和童年。
“理解就是通过人类历史中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达到感官所不及的地方，由外在的客观实在去探究内在的精神世界，从而认识由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和历史的本质。
”［22］童年考古学通过分析由考古遗物、遗迹与遗址等构成的“外在的客观实在”，来探究过去儿童的生活方式、儿童的“内在精神世界”。
另外，童年考古学家在已有的童年先在结构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自身的理解。
理解的开始是童年考古学家认识并接纳先在结构的存在。
他们所处的传统、所受的教育以及生活经验等，共同限定了理解过去儿童和童年的眼界和视野。
这些先在结构不能避免，“不管自己的主观意愿如何，理解者意识中必然会有成见”［23］。
理解的过程就是“随时‘依据事物本身’来修正”，“以求达于正确的认识”［24］。
童年考古学家通过进入过去社会文化的语境，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来诠释考古遗存，并不断修正、逐渐改变自己的先见，获得真正的理解。
2.一般科学方法论
“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
”［25］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一门学科的发展是人类整个知识体系联动的结果。
就童年考古学而言，它主要融合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
第一，童年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
一方面，童年考古学沿袭了考古学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传统。
考古学研究的不是高贵的精英分子记录的社会，而是过去所有人的生活。
“考古学并不对富人或学者特别关照。
每个人都进食、制造东西、丢弃垃圾，每个人都会死去，所有人都对考古记录有所贡献。
”［26］从根本上来说，考古学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任何阶层、性别、年龄的群体。
童年考古学也是出于对儿童群体的关怀。
另一方面，童年考古学在后过程（postprocessual）考古学视角的影响下，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主张从当局者的视角理解过去。
“后过程考古学家主张物质文化是积极的——人们运用和控制物质文化来影响社会变化，还可以改变意识形态，通过它们来理解世界。
”［27］儿童不是社会生活的被动参与者，他的主动行动带来了过去社会的变化。
因此，考古学应当研究过去儿童是如何积极地利用和解读世界。
第二，考古学和人类学有密切的关联。
童年考古学受到文化人类学（即狭义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影响。
一方面，人类学从注重以宏大话语构建人类文化史转向“研究各个民族、每种文化的历史，构建具体文化区的具体的历史”［28］。
在此影响下，童年考古学研究具体时期、特定文化区的童年和儿童。
并且，童年考古学家吸收文化相对论的视角，“认为文化只能依据发生该文化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背景来理解与评价”［29］。
童年考古学家肯定过去文化自身的价值与独特之处，主张采取当时的文化立场，尊重当时社会的童年话语。
另一方面，在象征人类学的影响下，童年考古学家将考古遗存作为“用于象征的事物”，并寻求“象征所表达的意义”。
［30］通过研究过去成人和儿童在构筑儿童世界时使用的物质材料，童年考古学家试图理解物质背后的文化意义。
第三，童年考古学采用“新的老史学”的方法论。
虽然历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的信息来源不同，前者主要依赖记录过去的书面文字和口头流传，后者主要依据过去的物质遗存。
［31］但是二者都是关注人类过去活动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20世纪晚期，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迅速转变也影响了童年考古学。
从方法论来说，“分析的、群体的和宏观的方法不再完全主导历史写作，叙述的、个别的和微观的方法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32］。
具体来说，童年考古学使用新的叙述方法，即不同于传统叙述方法的“现代叙述和厚重叙述”［33］，重视事件和结构、兼顾叙述与分析。
童年考古学家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既关注儿童的感觉、情绪、行为模式、价值及心理状态在内的心态，也试图对整个过去的文化或社会加以分析。
而且，童年考古学选取了微观研究的视角，以各种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手段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
［34］童年考古学立足于过去某个社会的考古遗存，进行小规模的观察、细致的分析。
另外，童年考古学注重展现过去儿童的日常生活，包括过去儿童的劳动、闲暇、游戏、健康状况等。
3.具体科学方法
其他学科视野下的童年研究多注重测量、调查、访谈、观察等研究方法。
与之相比，童年考古学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创新与独到之处。
第一，童年考古学主要使用实物分析的方法。
实物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任何实物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都是在一定情境下某些人对一定事物的看法的体现；因此这些实物可以被收集起来，作为特定文化中特定人群所持观念的物化形式进行分析”［35］。
童年考古学家通过收集所有与过去儿童有关的文字、图片、音像、物品等，分析这些“实物”是如何在过去的社会文化情境下被生产与使用的，并且推断“实物”背后折射的文化观念。
比如，童年考古学家经常根据考古遗物，分析使用或者制作物品的儿童。
童年考古学家还经常对考古发现的图像进行分析。
图像不仅可以提供场景、人物和事件等具体的描述性信息，还能够反映图像制作者的儿童观。
第二，童年考古学家经常使用民族考古学方法（Ethnoarchaeology）。
虽然民族志材料能够为考古学家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但是大多数民族志缺少童年考古学家需要的一些详细信息，包括“儿童的物质世界、儿童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儿童在家庭和居住地的活动区域”等。
［36］而且，在史前文化和其他缺乏文字记录的历史时期，只能找到残存的“器物”或“物质文化”，这就使得对考古记录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依赖与现存土著文化的类比。
因此，童年考古学家需要进行以考古学研究为目的而特别设计的民族志研究，为了解考古遗存背后的儿童和童年提供民族志类比，系统地了解儿童的行为是如何在考古遗存中留下痕迹的。
第三，童年考古学借鉴了知识考古学视域下的档案研究方法。
无论是遗物、遗址，还是挖掘出来的文字记录、文献材料等，甚至是作为知识形态存在的历史文献都应当被看作考古发现的实物，它们都构成考古学研究的“档案”（archive）。
［37］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崭新的档案观。
他认为，“我们在话语实践的深度中看到一些把陈述当作事件（因为它们具有出现的条件和范围）和看作事物（因为它们包含使用的可能性和范围）的系统。
这些都是陈述系统（一部分是事件，一部分是事物），我主张把它们称为档案。
”［38］他认为，对档案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39］的层面上，而应该将档案视为“揭示知识的堆积层”，分析档案之中“掩埋”的话语，即“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40］。
也就是，通过档案，分析它们何以可能在某个考古层面产生和存在。
童年考古学家通过对儿童自己生产的物品、过去儿童活动的场所、成人为儿童制作的物品等的分析，试图将考古遗存放回到过去社会生活的背景中，了解过去社会关于儿童的知识何以可能，分析是何种社会组织、制度层面的因素决定了童年话语的产生。
（二）观念层面的更新
方法的变革与观念的更新是一个整体。
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上的变革，也伴随着童年考古学家对真实童年景象的重构和对儿童和童年的认识的丰富。
1.儿童身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
童年考古学认为，儿童身份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
简单地依据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变化并不能直接确立儿童身份。
特定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是随着个体的成熟而发生的，但是，施加在这些变化上的文化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
［41］因而，童年考古学家认为不能直接通过测定骨骼遗骸的成熟程度来判断考古环境中的儿童身份。
在童年考古学家看来，儿童身份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的社会文化对儿童身份的界定不同。
“每个文化中的成员都持有一套关于童年时期合适的角色和行为的独特期待。
”［42］童年阶段的变化是以何种生物变化或文化事件为标志、童年阶段的生命体应当如何表现等都具有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
因此，童年考古学家需要基于考古遗存，分析特定时间、地区对儿童身份的界定方式。
正如坎普所说，我们应该假定过去的童年定义是不同的，这使得我们必须对特定情境下的儿童加以定义。
［43］具体来说，童年考古学家可以通过物质材料的变化来发现儿童身份的变化，比如特定年龄群体的发型、衣饰、物品、环境等的变化。
这类物质遗存更容易在发生仪式的遗址和墓葬遗址中发现。
仪式是地位和身份发生转变的文化事件，在发生仪式的遗址中更容易找到特殊的身体装饰、衣着、发型的改变以及标志特殊身份转换的其他物品。
［44］而在墓葬遗址中，考古学家能够比较埋葬方式、随葬物品、遗骸的处理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区分出年龄分类。
此外，考古发现的图像也可以用来识别过去社会对童年的建构。
“金（King）认为，考古学家在研究个体身份时，有偏向优先使用视觉表现的文化的传统。
这些图像呈现的不是儿童活动的产物，而是成人对不同生命阶段的理想化。
”［45］这类考古证据可以提供儿童的衣着打扮、物品使用、活动景象、环境背景等方面的丰富信息，直观地表现当时社会界定儿童身份的方式。
2.成人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影响者
物质遗存能够显露特定时空的成人对儿童的影响。
这对缺少文献资料的文明来说，尤为珍贵。
一方面，成人的养育方式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
通过分析儿童的骨骼遗骸，童年考古学家对当时成人的养育实践策略进行解释。
骨骼遗骸能够帮助考察母乳喂养的习俗。
基于牙齿发育的时间规律，可以说明乳牙在什么年龄段发育不良。
［46］发育不良意味着幼儿在这一年龄段遭遇了营养压力，并且已经断奶。
另外，有些养育儿童的文化习惯也在骨骼遗骸的发育和最终形态上留下了物质证据。
比如，在前哥伦布时期，北美、中美和南美矫正头盖骨的习惯会影响头骨的形状；古代中国女孩子裹小脚的风俗会造成脚部骨骼的畸变［47］；还有一些社会在育儿时使用摇篮板或无垫板架的习俗会导致颅骨变形［48］。
这些育儿习俗都在骨骼遗骸上留下了痕迹。
另一方面，成人为儿童提供的物质环境也影响着儿童，但影响的程度最终取决于儿童自身。
儿童既“受人造环境中的功能性和象征性联系的影响”，也“和一个影响他们行为的充满信息和意义的物质世界互动”［49］。
玩具是儿童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交流的媒介。
成人为儿童生产、制作的玩具，能够反映成人希望儿童在使用玩具时获得的行为规范和教育意义等。
然而成人在玩具中意欲传达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儿童所理解、接受或改变，则取决于儿童在使用玩具的过程中进行的意义再创造。
“儿童是自身具有能力的人，尽管他们只有一双小脚！
”［50］儿童能够“对成人为他提供的物质世界进行挑选”［51］。
3.儿童是为过去社会做出贡献的成员
童年考古学家通过分析考古遗存，发现被保护、照顾的儿童形象只是当代西方中产阶级建构的理想模式。
在过去很多社会中，儿童也从事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一方面，过去儿童从事一些经济活动，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
考古学家研究最多的是儿童的手工生产活动。
考古学利用儿童发展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测量手工制品上的指印、结合制作工艺的复杂性、容器的厚度、生产原材料的粗糙程度等方面的因素，将儿童生产的物品与其他类型的新手生产的物品进行区分。
通过分析儿童生产的手工制品，考古学家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也可以获知过去儿童是如何社会化的。
儿童在学习手工艺的同时，也学习社会角色、社会规范，学会适应整个社会文化。
另一方面，过去儿童也是一些仪式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儿童进入成年期，需要参加特定的入会仪式（initiationrites）。
通过对礼仪用具、宴饮器具、服饰等相关考古遗存的分析，考古学家能够重构过去儿童参与入会仪式的情景。
比如，赛弗斯·吉伦（CyphersGuillén）发现的卡钦戈（Chalcatzingo）女性小雕像，代表着女性的性别成熟。
在女性入会仪式上，当地人使用这些小雕像，将合适的性别角色教给女孩。
［52］而且，在一些古代社会，儿童通常被选为仪式活动的祭品。
在印加（Inca），儿童被认为能够在游戏中与天神沟通，因而在卡帕科查（Capacocha）等仪式上被献祭。
［53］另外，在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和阿兹特克（Aztec），儿童的眼泪被视为雨水，儿童的身体被认为和大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为了祈求农作物的生长，儿童也经常被作为祭品。
［54］
4.儿童创造自己的文化
童年考古学家在研究中发现，在许多社会，儿童不具有和成人等同的权力，但是“儿童有能力使用各种策略来操控他们的环境。
儿童既向成人学习、接受文化，也向其他儿童学习，进行创新，并将他们的创新传给其他儿童或者成年人。
”［55］过去的儿童或儿童群体也进行文化创新。
在生产活动中，儿童进行文化创新。
休伦史前社会（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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