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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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摘要：

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指1840年到1919年的这段历史，这期间“西学”的传入成为一重大事件，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较量使人振聋发聩。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一个断续扭曲的过程，既未完全停顿，也不一帆风顺，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不正常的过程。

在这个不正常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命运越出了历史发展的常规，与近代文化的发展交织融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下面我将主要从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探寻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知识分子何为？

关键词：

知识分子；近代文化；关系

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演变史和变迁史。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单一的社会结构在西方因素的渗透和冲击下已经发生变异，故而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也势必发生变化，这样一来，近代文化的性质也就与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了，交织着更多的西方文化内容，所以可以说，中国近代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延续和变迁，也是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变迁和发展。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既有深刻与深远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弱点。

这些正面的、负面的因素,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而从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不但使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近代文化载体的意义,也进一步促使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一、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认识

（一）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作用

“知识分子是专门从事创造和传播价值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从正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制造社会的合法性，为一定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从反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社会批判，尤其是进行社会体制的批判。

制造合法性和进行社会批判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为某种社会力量制造合法性，同时也就是对另一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批判。

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的产物”。

[1]可见，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

知识分子承担人类薪火传递、知识承继的社会责任。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形成新知识分子群体。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产生的。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区别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充当帝师王佐。

他们所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的不断扩大与不断的创新,不是文化的创造与积累,而是维护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他们终生所追求的是由科举而入仕,或充当官府的幕僚。

士大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但士大夫本身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

它属于官僚阶层，是官僚阶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官僚阶层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

实际上，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后的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蔡元培等等。

“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的士大夫而正式诞生的主要标志。

工具批判是对现成体制的修补，而体制批判则是对现成体制的系统改造。

体制批判的产生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没有体制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独立。

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还是一种工具批判的话，那么，邹容、朱执信、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则完全是彻底的体制批判了”。

[2]

二、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发展的关系

（一）知识分子推动近代文化的发展

首先，知识分子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不足，意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

他们致力于介绍和宣传各种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促进了思想界的繁荣。

从而推动中国文化从器物层到制度层再到心理层的发展，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

第一，洋务知识分子与洋务思潮的掀起，使近代文化以学习西方的器物为归依。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少数先进分子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认识到了中国的“器不如人”，他们通过鸦片战争对西方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有了初步的了解，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器物层面上的不足，在这种认识基础上，魏源、林则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而提出了向西方学学习的思想。

使向西方学习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思想由少数进步人士的倡导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思潮。

“华尊夷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天朝迷梦被打碎，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有所转变，商的地位有所提高。

同时，他们还将西学的因素引入教育、科学、学术研究等领域，并以探索的精神写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阐述世界大势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等，这批洋务知识分子成为向西方学习的“开路先锋”，推动了近代文化在向西方学习上朝器物层次发展。

第二，维新知识分子与维新思潮的发展，标志着近代文化在向西方学习上已上升为制度层次。

甲午战争以后，以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维新知识分子迅速崛起，他们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进行了抨击，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不改变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不能到达自强目的的。

他们大力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如进化论、民权说、宪政论、君主立宪思想，宣传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游学国外,并有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经历，这些有利条件,使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

同时,“由于他们不像洋务派官僚那样身处高位,也没有担负洋务事业的实际责任,因而能够超脱洋务运动的局限,对洋务企业有比较客观的评判。

所以,他们在思想上又较之于洋务派更激进。

同时,这一批知识分子成长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生时期,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曾经有过经商与办企业的经历,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的要求与愿望”。

[3]此外，他们还提出“与民共利”的思想，并把发展工商业提到了富强国家和抵抗外侮的高度。

这些西方先进的政治理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

第三，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思潮的深入，使近代文化在向西方学习上进入到了心理层。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向革命转变。

“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撰写文章、讲学于学堂，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批判和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和黑暗，阐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

这一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影响着群众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

[4]特别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提出“非君”思想，否定君主的价值，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且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针对中国人信奉祖先的传统进行了“祖宗革命”；针对封建思想、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进行了彻底评判，提出了“三纲革命”；此外还进行了“孔丘革命”。

20世纪初叶，革命家对民族性、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批判了民族的劣根性，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太浓，缺乏国家观念，没有政治觉悟，保守，没有创造性。

提出要重塑国民的爱国精神，向全国人民宣传追求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的重要性，要提高民众尚武和冒险进取的精神。

其次，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这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许多的救国实践：

1、新办新式学堂，开民智

随着洋务运动发展，技术人才匮乏，奕于1866年12月上奏朝廷，建议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以便培养懂得“制造轮船、机器诸法”的技术人才。

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由陈兰彬、容闳为正副领队率领赴美留学，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步操、制造等技术。

随着西学的大规模传播，一些进步士人把研习西学和改革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传统教育联系起来，西学开始向科举渗透。

冯桂芬是这个时期最早把改革科举和西学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思想家。

郑观应也提出废八股时文，把西学列入科举考试内容，这样就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衰落。

科举废除以后,沿袭千百年的传统道路行不通了,新式学校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基地。

由于西方思潮的大肆涌入,新式学校成为接受外来新思想、新知识的前沿阵地,打破了中国传统科举教育封闭、僵化的教育局面,为新型知识分子的发育成长提供了有利的历史环境。

同时，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传入使得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2、办报刊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出版他们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条重要通道。

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化出版是以知识分子获得了主宰自己命运权利为历史前提的。

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前期,有大批的知识分子进入新闻报刊领域。

不管是在政治性报刊、商业性报刊还是思想文化启蒙性报刊,都活跃着一大批从传统体制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传统权力之外寻求新的人生支点,在封建庙堂之外开辟新的社会空间。

随着城新式教育的发展,国民的素质逐步提高，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报刊在社会上拥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

而活跃于这些媒介平台上的知识分子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品格,“他们不再是传统庙堂里的奴隶,获得了比较自由的人生设计权利,其智慧和人格魅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

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也渐渐地从传统的庙堂理念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权力的迷梦中省悟出来,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报刊领域。

各种形式的报刊象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报人。

在推动中国历史近代转型过程中,新闻报刊功不可没”。

[5]

3、办工厂，促进近代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19世纪60年代后期，一部分洋务派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生产经营近代企业的开始。

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

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吸收私人资本，追求利润，反映了早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

这些企业的经营，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

所以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积极意义的现象。

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又大都是与这一时期创办洋务派企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洋务派企业的经营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

同时也培养科技人员，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提供了基础条件。

而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二）近代文化的发展也使知识分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近代化

1、使知识分子从传统制度中解脱出来

随着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传入，人们的思想逐渐开化，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首当其冲，受到严厉批判，1905年废科举后，其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了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已是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

这种现代知识分子分化为两类：

一类是知识精英，由于和权力的疏远逐渐边缘化，另一类边缘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明显兴起”。

[6]知识分子不再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庙堂,他们更关注历史转型中涌动不息的现实,将自己的知识优势和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

根据自己的需要，学一些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