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与政治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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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与政治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响
戴海斌：
“种族”与政治——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响
作者：
文章来源：
《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点击数：
698更新时间：
2014年09月23日
摘要：
有“宗室特出之英”之誉的寿富面临甲午变局，应时而动，其因宗室身份，预设发言对象主要为旗人，而关心焦点仍在一朝一国之变法图存，非为“种族”问题。
质言之，新旧之争高于满汉之别。
他又强调“尊君亲上”、“君臣大义”，变法同时不废纲常，恪守伦理。
至庚子事起，黄、白种族之争压过满汉差别，值家国危亡之际，寿富遗嘱“虽讲西学，并未降敌”，毅然选择身殉。
晚清君权的至上性以及由此派生的君权与制度的一体性，使得在观念中以国家为至上的变法维新，其实际过程多依傍君权。
进入20世纪，在近代国家观念冲击下，“民权”之说渐兴，复因清代君权与“种族”问题相缠绕，唤起满汉之辨。
本文考订寿富自杀前后史事，由“种族”与政治的双重视野追问其历史意味，以期对晚清满汉关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
寿富宗室满汉关系晚清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1900年8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后次日，四品宗室、翰林院庶吉士寿富在位于西城的白庙胡同宅邸，先以仰药，继以自缢，偕一弟二妹同归于尽。
临终前自题《绝命词》三首，曰：
衮衮诸王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
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能负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
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联竟陆沉，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谤不伤心。
①
同时代诗话家解读之，谓寿富“通时政，以是为朝贵所嫉”，盖犹自伤积毁，末首曰“二年”，即“戊戌以后也”。
②确实，在清末维新家眼中，寿富被许作“满洲中最贤者”、“宗室特出之英”，无疑为他们的同志。
③后世史家作政治人物分类时，多将寿富划归“戊戌变法人物”行列。
④近有海外“新清史”学者也注意到其人言论，认为他“不是从所有的中国人，而是从旗人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分析甲午后中国被瓜分的危险，连同康有为、张元济等改革派提出的“满人问题”，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对满汉关系的最严峻挑战”。
⑤这样一位被贴上“新党”标签的满洲宗室，当庚子年遭逢大变，于家国危亡之际毅然身殉，遗嘱中“虽讲西学，并未降敌”一语，可谓掷地有声，而“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一句，慷慨有力，闻者震撼，世人叹以“玩其词踌躇满志，真有视死如归之乐”、“以新党被锢者，大节凛然，读之起敬”。
⑥那么，返回“种族”与政治相缠绕的晚清语境，究应如何理解寿富其人？
从戊戌到庚子，他走过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他的死以及由此激起的悠长回响，又有着何样的历史意味？
一、寿富其人及家世
寿富（1865—1900），爱新觉罗氏，字伯茀（一作伯福），号菊客，满洲镶蓝旗⑦第五族宗室。
溯其世系，可谓显赫，为和硕郑宪亲王济尔哈朗（1599—1655）九世孙，排爱新觉罗氏子孙之“溥”字辈。
按清制，袭爵递减，其四世祖阿札兰已无亲王头衔，于仕进亦无表现，其曾祖兴隆已降为一闲散宗室，充宗人府笔政。
至祖父常禄，始在科场崭露头角，道光七年中举人，十二年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
子宝廷，字竹坡，号偶斋，同治三年举人，七年二甲六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充浙江乡试副考官、福建乡试正考官，官至礼部右侍郎、正黄旗蒙古副都统。
寿富为宝廷次子，⑧光绪十四年举人，二十四年二甲八十八名进士，⑨选庶吉士。
三代联中进士、点翰林，文风鼎盛，为满人所罕见，宗室子弟更是绝无仅有。
作为郑亲王后裔，宝廷对家族历史及科甲成就颇感自豪，有《咏怀七古》诗云：
“大清策勋封诸王，赫赫郑邸威名扬。
文功武烈耀史册，祖宗累代流芬芳。
”然而，其家族仕途走得并不顺畅。
道光二十年常禄因大考革职，光绪九年宝廷以“纳妾”微过自劾去官。
⑩寿富继其祖、父，供事于“清要之职”，而仕宦履历同其生命于光绪二十六年戛然而止。
寿富为学，抑或为人，均受乃父深刻影响。
宝廷可谓晚清宗室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特出人物，在有清近三百年诗坛顶戴着“满族第一诗人”的桂冠。
（11）光绪初年，与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邓承修诸“清流”，以直谏敢言名天下，“当日在朝謇謇励风节，并有文字道义之契，世目为元祐诸贤”。
（12）其罢官缘由，众说纷纭，究其实，不惜“微过自污”以求去，与朝廷党争及时局败坏无望不无相当关系。
（13）《清史稿·寿富传》谓“幼从父授七经。
稍长，师事张佩纶、张之洞。
泛滥群籍，熟精《周官》、《史记》，旁逮外国史、算学”。
就治学格局言，理经未拘汉宋，而旁及于史。
按，宝廷晚岁颇致力于“天文算数”，（14）寿富由此熏陶，进而“通算术”，写出《天元演草》一类著述。
寿富事父至孝，于宝廷晚年常侍近旁，习聆庭训。
（15）宝廷罢职后筑室西山，以贫病终老，时人谓以“直声著天下，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
（1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一日条记：
宝竹坡之长子寿富（号菊客），余戊子所取士。
竹坡殁，寿富寝处苫块，并盐酪不入口，今二年矣。
萨（廉）谓为矫情，余敬之爱之。
（17）
寿富不仅继承了宝廷性格中“刻苦孤峭”的一面，还有旷达勇决的另一面。
孙雄后来说“前清之季宗室中最明达者，无若宝竹坡父子”，并忆及：
丁酉（1897年—引者注）夏，余于友人席间晤伯福，其为人勇于自任，虑一事发一言，千人非笑不顾也。
记通州张季直（张謇）赠诗中有句云：
“坐阅飞腾吾已倦，禁当非笑子能雄。
商量旧学成新语，慷慨君恩有父风。
（18）可以为伯福写照。
辛丑（1901）六月，即寿富自杀后次年，孙宝瑄、章太炎以《红楼梦》人名戏拟当世人物，径直将寿富比为“尤三姐”，这一小说人物刚烈不折、不同俗流的形象，恰可与胡思敬对寿富“性兀傲不羁，颇富时名”的品评相印证。
（19）
如此看来，林纾为撰《行状》总结的数条，即“生平崇尚气节，重新学，文章则持重不苟”，（20）其实都能在宝廷身上找到影子。
二、戊戌前后之事迹
与当时很多士人一样，甲午战败的刺激对寿富来说，直接而且深刻。
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多用“尝闵世变岌岌”、“尝愤国势不张”、“尝愤宗邦不振，强邻日逼”一类语句描摹其心态，而赵炳麟所谓“力研新政，广交豪儒杰士”，（21）应该是对他战后作为最精炼的表述。
光绪二十一年，北京强学会创设，寿富未列名会籍，然于会务多所与闻，时与宝廷门人、号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过从甚密。
（22）又与梁启超结识，谈变法自强事，最为投契，据后者回忆：
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
其天性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
乙未（1895年—引者注）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
其后君复有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成以为狂，莫或应也。
（23）
彼时寿富之思想宗旨，“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八旗子弟励学”，“大旨警顽傲，励以自强”。
（24）光绪二十三年春，在《时务报》发表《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文，略谓：
仆家贫力微，学识浅陋，窃观天下纷然，思匡王室，我八旗若不自励，不惟负疚君父，将必启侮四方，消息甚微，所关极大。
每愿我兄弟察盛衰之所由，谋富强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尽其才，厚培本根，力开盘错。
又历数道光以降“无役不败，无败不失地”的危势，强调“八旗乃为贵族”，一切言行关乎王朝兴亡，故劝“思国家之相关，先谋王室之安危，姑置一己之得失”、“人人怀自强之心，毋自利以自害”、“毋恃天命以苟安，毋委气运以自废”、“思君臣之义，毋卸责于君而自矜局外之智”，由此提出变法步骤——“愿我兄弟之为学者，先求其大而归诸有用”、“愿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
（25）在甲午后光绪帝图变法而“八旗子弟恐新法损其利禄，多诽之”背景下，寿富陈说时局，劝导八旗，言辞不避犀利，且出自天潢宗室之口，尤见力量，“识者比之贾长沙、陈同甫”。
（26）
同年秋在京成立的知耻学会亦由寿富发起。
按，十月中旬康有为自沪入京，其自编年谱称：
“与文中允焕、夏编修虎臣及旗人数辈创经济学会，已为定章程，呈庆邸，请庆邸主之，且为庆邸草序文。
既而以欲删‘会’字，议不合，事遂已。
乃令丁叔雅佐寿百福成知耻会”。
（27）据此，知耻会由康所支持发起。
实则该会筹设较早，九月初一日（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已刊有梁启超《知耻学会序》与寿富《知耻学会后序》二文。
（28）也就是说，康抵京前，知耻会已经成立，康说实有“张扬之意”。
（29）关于知耻学会内情，因史料阙如，难知其详。
（30）然揆诸梁启超的记载，以为该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则参会者实寥寥，在当时似无太大的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变法之年，寿富中进士，廷试二甲，旋选翰林院庶吉士。
“同榜三百余人，匪不参候争欲一面风采”，（31）可见风头之劲。
变法高潮阶段，寿富并没有令人侧目的政治表现，当时他更多以“学博识拔”受到瞩目，被视作兴学人材。
就政治派系而言，他更接近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一系。
据《张文襄公家藏手札》，本年正月张之洞收一京中来信：
寿伯符孝廉、同乡王筱航仪部、蒋艺圃侍御、李子丹（名桂林）编修暨李玉坡、李慕皋诸君，拟立一八旗直隶西学堂。
请汉教习二人、洋文教习二人，招学生三、四班。
……惟款项无出，拟写公信，各处募捐，已有公函致小帆，托伊转恳叔父酌捐款项，并恳代募宦鄂诸同乡……此系同乡公举，又系实心办事，为开八旗风……（32）
此信作者为张之洞侄张彬，言新建八旗直隶西学堂劝捐事，并透露寿富为学堂发起者之一。
张之洞复电“奉直开学堂甚好，我当筹助。
必须约寿伯茀经理，若不邀寿君，我即不管”。
稍后，听闻学堂请广东人为教习，再次要求寿富主持，并以个人助款、会馆公款、鄂省捐款三项相要挟，可见对寿富的信任。
（33）
张之洞插手八旗学堂事务，最关切的，是害怕它成为康有为学说的讲习所。
背后原因在于张、康两派政治上的对立。
类似的紧张关系，也同样表现在京师大学堂筹办过程中。
五月二十九日，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上折，奏明拟保总办、提调、教习名单，寿富赫然在教习之列。
光绪帝下旨“依议”。
（34）时杨锐致张之洞密信谓：
“孙燮臣冢宰管大学堂，康所拟管学诸人，全未用。
奏派许竹筼为大教习，张菊生元济总办，黄仲弢等提调，寿伯福等分教习，均极惬当。
”（35）
变法时期，光绪帝屡诏征求使才，浙江巡抚廖寿丰以寿富“才学堪大用”出奏保举。
（36）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录保荐经济特科表，共17案235员，仓场侍郎李端棻荐16员单中亦有“满洲庶吉士寿富”。
（37）六月初二日，光绪帝于廖寿丰保荐使才案内召见寿富。
林纾记其事：
“时大臣争列疏荐公，景皇帝召见养心殿，公奏对诚切，皇帝为公动容，寻充大学堂分教习，派赴日本考校章程。
”（38）同年秋，经孙家鼐奏派，短期赴日考察学务，于“查取学校功课”多所用心。
（39）其间并曾私访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王照，据王氏事后回忆：
“戊戌十月，余居日本东京高桥氏之花园，伯茀以考察学务，寓中国使馆，曾往花园唁余。
而日本保护国事犯之警士，坚拒不纳，且不受名片。
去后，而以曾有使馆侦探来门告余。
乃余归京见实甫，始知其为伯茀也。
”（40）
政变后，寿富杜门京师，以莳菊检书自娱，因自号“菊客”。
（41）时人谓其归国后，游有所得，“益发著书，期见诸行事”。
（42）但究其因，则无非“党禁事起”。
如上述，寿富与康梁势力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作为趋新的宗室人物中之“特出”者，难免受到牵累。
赵炳麟记旧党之反攻倒算及寿富之激奋云：
“后新政蹶，刚毅欲排汉用满，太史慨然曰：
‘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
吾族其无立足地乎！
’顽固党毁之弥力，佥曰：
‘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
’”（43）孙雄对其遭遇也抱有同情：
“戊戌政变后，徐荫轩指为妖人，以宗室故得免诛戮，而令其妻父联元严加约束。
”（44）
三、殉难始末
寿富为内阁学士联元之婿，戊戌后，一度寄居岳家。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以下简称《始末》）记翁婿交谊：
太史之外舅联仙蘅学士，素治宋学，官楚时，闻太史讲新法，严函往复，翁婿谊绝矣。
迨学士内用，始知太史恳恳忠爱，原本义理之学，不同世之号新法者。
都下事急，召对诸臣，学士痛哭力争，极陈万国律法利害，公使必不可戕。
某王出班叱曰：
“联元可杀！
”赖太后默然，乃免。
太史私告密友，以为吾外舅决不能终免。
盖学士所陈，皆据其言入告也。
及七月十七，学士卒赴东市。
太史忧国之外，又加以私痛矣。
（45）
按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联元以“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奉旨即行正法。
（46）联元之诤谏有受乃婿影响的潜因，而寿富由联元之死亦深有触动，故林纾谓“公闻耗大悲，自咎以言论陷联公于厄，自是死志已决”。
（47）联元死后，家属逃匿于寿富家，载漪等人“以寿富重新学亦指为袒外”，有人劝其避锋芒，寿富告之：
“吾宗亲也，宁有去理耶？
”（48）
从其好友华学澜的日记看，寿富对京师义和团的观感明显不佳，（49）至于团、军围攻使馆教堂之举，更加不以为然。
据《清史稿·寿富传》，“及拳乱起，乃上书荣禄，言董福祥军宜托故令离畿甸，然后解散拳民，谓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其议虽未见纳，但寿富出此言论，应属可信。
庚子坐困围城之际，寿富作有一韵《和君遂》，曰：
“故人天末问平安，拈笔临风意万端。
浩劫华夷同苦毒，危时仕隐两艰难。
白云芳草应无恙，玉宇琼楼日愈寒。
别后情怀验双袖，至今热血不曾干。
”唱和者吴保初为其挚友，自然直曝胸臆，时人从中拈出“浩劫华夷同苦毒，危时仕隐两艰难”一句，谓为“粹然儒者之言，能见其大，亦可见临难授命，固持之有素矣”。
（50）
事变至亟，寿富见事不可为，已显死志。
《始末》记：
自拳匪祸作，太史极以内廷为忧，四向穷探消息，一日忽翻然曰：
“毋庸问矣！
无论如何结束，总非好局面。
吾思之极矣！
大清臣子，只有一死字，及今尚有自主之权耳。
”有叩以急策者，取案上笔书曰：
“先救皇上出险，然后再议办法。
”间有劝太史出避，怆然不对。
（51）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录寿富生前与华学涑一番对话：
学涑字实甫，外兵入城时尚在京，与寿伯茀太史比邻。
伯茀之殉难，曾先告实甫。
实甫阻之曰：
“洋兵入城，与国祚无关，何必以身殉？
”伯茀曰：
“我亦确信洋人不灭我国，但我知太后拉皇上去，则将来议和之后，皇上终不能脱出太后之手。
大清不久仍必灭亡，吾何必多活数年。
”实甫无以难之，伯茀遂将身后事能实甫焉。
（52）
按《始末》一文源出当时报道，“由各京友来函及京员南下口述者，汇以付报”。
华学涑父金寿为王照之母舅，学涑与寿富关系亲近，故此条材料可信性较高。
综上看，寿富临终最关切者，实为光绪帝安危及将来地位，因对联军入京、两宫西逃的前景已有不祥预期，故死志甚坚。
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京师。
《清史稿》本传谓“城陷，寿富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官”、按“同官”即华学澜。
寿富付送遗嘱事，时在二十二日：
伯茀送来信一纸，七绝三首，其尊甫竹坡老伯年谱、奏议数包，嘱为守护，已有死之志。
鸣西急往劝伊，少时归。
余又到伊处婉劝，据云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覩，其志甚坚。
谈许久归。
（54）
绝命词已见篇首，信文录下：
大事已去，仆国破家亡，万无生理。
老前辈如能奔赴○○○（原文如此——引者按）行在，敢祈力为表明，仆死于此地此时，虽讲西学（此四字系补入），并未降敌。
家人有不欲死者，尚祈量力照拂，如死亦听之。
外有先人奏疏、年谱及平生著作，并以奉渎，亦祈量力保全之，敢百拜以请。
匆匆不及走别，是为至感。
石甫、鸣西二弟均此不另。
外附一纸云：
小诗呈政，并祈便中呈示南皮师、寿州师、张季直、郑苏龛、卓芝南（孝复，刑部主事，福建人）、高啸桐（凤岐）、方雨亭（家澍）、林琴南（纾）、康步崖（詠，以上并福建人）、张小帆（曾敭，福建布政使）。
以上诸人，惟卓君在京，见时祈示之为祷。
（54）
按遗嘱所示，可见寿富生前主要交际圈子。
“南皮师”即张之洞，“寿州师”即孙家鼐，均为寿富的师长辈。
张曾敭，张之洞侄孙。
张謇，字季直，光绪二十年状元，翰林院修撰。
余如郑孝胥、高凤岐、方家澍、卓孝复、林纾、陈衍等，均系光绪八年壬午科举人，宝廷典试福建时所取士。
乙未（1895）林纾为《偶斋诗草》序曰：
“壬午公典闽试，纾幸出门下。
因尽读公昔作古近体诗。
癸巳（1883）纾来京时，公已罢官就第。
纾与同门高啸桐（凤岐）、卓芝南（孝复）、方雨亭（家澍）并来觐，公常服出见。
”《今传是楼诗话》亦谓：
“竹坡典闽试时，得人称盛，海藏、石遗、畏庐诸老，均隶门籍。
”（55）宝廷晚年“闭门谢客，门生故人外，罕得见者”，（56）交往对象多出自福建学政任上形成的人际网络，而寿富长期随侍其近旁，他的朋友圈也相应带有鲜明闽籍色彩，与前述诸人交游最密，并多文学唱和。
（57）
寿富于临终前夕，将先世奏疏、年谱及生平著述托付华学澜，详陈赴死之由，请量力照拂“家人有不欲死者”，又录绝命词请转呈京内外诸师友。
身后事处理得如此平静从容，可见其选择自杀已经深思熟虑。
关于寿富及家人死状，无论时间、人数或自杀方式，皆不乏异说。
（58）今据三种记载较详实的文献加以勘对确认。
《始末》记：
二十三日，洋兵入西城，喧传若竖白旗者免死。
太史与仲茀急仰药。
其未字堂妹，年三十二岁，夺所遗药令八岁妹咽后，亦引药自咽。
其婢名隆儿者，感主人义，亦服药誓死。
未几洋兵已至隔院，太史惧不即死，为所辱，曳诸人入两厢投缳于梁，体重绳绝，砰然坠地。
仲茀急为扶上，即履仲弟肩，复上缳。
仲茀又为妹婢从容理缳毕，出门趋南屋，仅觅得细绳，回至西厢，阖其门投缳当门死焉。
此七月二十三日巳刻事也。
太史年三十有六，仲茀三十有二耳。
（59）
林纾《行状》记载大致相同，同时自杀者五人，即寿富，弟寿蕃，妹（一作堂妹）隽如、淑如，侍婢隆儿，均系自经死，死时皆作“七月二十三日巳刻”，即午前9—10时。
复按，庚子十二月初十日，大学士崑冈据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等呈报，上《遵旨续查第五次恳恩赐恤折》：
（寿富）七月间闻有洋兵踪迹，遂与出继胞弟右翼宗学副管·四品宗室寿蕃及堂妹·原任刑部侍郎宝森之长女、次女同时仰药，犹恐未及复，相率投缳自尽。
其妹之婢隆儿亦同时殉主。
（60）
由此可确认，自杀者除寿富外，尚有弟寿藩等四人，先以仰药，因恐时迫不及，复集体投缳致死。
寿富因体重绳绝坠地，由其弟寿蕃抱持协助，方殉成。
寿蕃，号仲茀，右翼宗室副管，书载其人“生平以节概自命，所见乃与公（寿富——引者按）同”、“平日有燕赵侠士之气”、“肮脏负奇气，有古烈士之风”。
（61）殉难之日，他为兄妹一一“理缳”毕，最后从容赴死。
又联元二女，即寿富、寿蕃之妻，“其妯娌为联氏眷力持，得以不死”。
（62）寿富有二子，长伯壤，早夭，次橘涂（一作菊徒），时九岁；寿蕃亦有二子，序恺、序恪，时俱年幼。
然而，光绪乙巳橘涂“以喉疾殇”，庚戌序恺、序恪复因疫“两月间先后并夭”。
（63）宝廷一门，除两个儿媳，几乎可谓阖门死绝，无有继嗣。
四、谁问身后事
七月二十三日，寿富自杀当日，华学澜有日记：
早，天极阴，大风，闻前街有洋人到人家，各家皆挂白旗。
伯茀处来送信，言伯茀偕其弟了生，妹二人均自尽，并由丫环一人从死。
家中人心惶惶，余未敢离，急令鸣西往视，回言无他事，只托为购棺木。
……晡时，鸣西又去一次，归云，材已托人购得四具共百金，其价傅梦岩已送，即埋在院中，待事定后再葬。
（64）
据此可知寿富一门自尽后，先是邻居、户部主事傅兰泰出资购棺，槀葬于家宅后院中，继由各友好邮金赙奠，遂得以迁葬，并安顿孤孀。
至于绝笔信道及姓名者，多竭诚施以援手，实未辜负生前交谊及身后托付。
正在武昌栖身张之洞幕的郑孝胥有日记：
高子益来，示啸桐书，云得弼余书，寿伯茀以七月廿三日巳刻仰药自尽，其弟仲茀及堂妹二人、小婢一人皆自杀，瘗于后园。
伯茀之妻及其子菊徒，方九岁，犹在城中云云。
前日得方雨亭桐乡来书，托余设法寄百金于伯茀，余遂托子益往询税务司汇京之法。
有顷，子益来言：
“汇丰可寄，每百两费五金。
”拟自寄百金，合二百盒，交卓芝南、张弼余使致其妻。
（65）
郑孝胥《伤伯茀仲茀》诗自注：
“伯茀自戊戌后，深自韬匿，京师陷，兄弟皆仰药。
啸桐、琴南、弼俞、芝南与余书，皆以赐恤不及为恨。
”（66）
林纾熟知宝廷家族故事，用“冷红生”之名撰《剑腥录》（后改《京华碧血录》）以演其事，书中“修伯苻”，即指寿富。
（67）其《挽诗》“万事还君无见好，此来及我未衰前”与《祭文》“排门悲风，落叶纷纭；兄弟丛哭，忧心如醺；弟殉妹从，天地愁昏；一门五忠，就圃成坟”等语，皆为沉痛。
（68）由林纾为寿富撰《行状》，可谓得人。
他在成文后，自记始末：
公殉节时，纾方客杭州，闻耗为位哭之孤山林社中，方大令家澍、高太守凤岐驰金赙其家。
乱定，纾来京师，则行哭造公之门……寻崑相国以宗老请旌宗室之死事者，朝廷赠公光禄寺卿。
今年宗人府以文书谕橘涂，命具公兄弟死事年月，宣付史馆。
纾为侍郎门下士，与公挚交，谨就闻见所及为状，伏乞编入忠义之传，以光采壤，以慰忠魂，无任衔佩之至。
（69）
按崑相国，即大学士崑冈，留京办事大臣，遵旨查办殉难官绅褒恤事宜。
十二月二十日，据崑冈等查明具奏，清廷下旨著寿富照翰林院侍读学士例从优赐恤，寿蕃著照四品官例赐恤，伊妹二名及其妹之婢一名均准其旌表。
（70）
宝廷门人除为料理家族后事特别出力外，还关心寿富遗稿的下落。
时在京外者，闻耗“即累书抵都下，问死状并取侍郎奏稿”，（71）时过未久，寿富《绝笔稿》即刊行，亦得力于此。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可知：
寿富临终送付华学澜之绝命诗、信原稿，于次年又还归其遗族，卓孝复借出，付之石印，卓孝复、方家澍、高凤岐、林纾四人皆有跋。
高凤岐另据《中外日报》等报道，刊印《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同时大力搜罗寿富佚稿，其附识曰：
太史趋死时仅抱其先集属邻友，自所纂述无复存者。
凤歧私检其年来手书，多半散失，昨始搜得九椷，严栗湛亮，字字从肺腑出，人人读之起敬。
呜呼！
其仅有此耳。
海内同志如有得其别稿，或生前与书，务乞寄示。
此固无裨于死者，姑以存吾友之声音面目云。
（72）
寿富遗稿，据林纾言有《读经札记》、《菊客文集》、《廷试策》、《东游笔记》、《畿辅农务表》、《知耻学会章程》、《天元演草》等，实际或不止于此。
据罗继祖谓：
“其诗广雅辑入思旧集，已刻行。
其遗稿存达挚甫所。
二十余年前，先祖从恩咏春华求得之，谋为整理付刊，计有《读书札记》、《读三国志札记》、《春秋释义》、《伯茀识小》、《因话录》、《患斋待质录》、《易学启蒙浅释》、《天元方程算草》及诗文若干首，率属草未竟，抄胥移录，亦多误字，遂搁置之。
先祖谢世，咏翁独索其诗去，而以整理遗稿事委予。
欲旅食东瀛，携在行箧，稍加整比，亦未竟事。
”（73）按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谓寿富“所为诗多散佚”，而张之洞辑《思旧集》实未收寿富诗，罗说似不确。
至于遗稿部分，几经辗转后为罗继祖“先祖”罗振玉所得，并经由本人整理，则流传有序，应属可信，惜至今未见刊行。
宝廷奏稿则由门人夏震武编辑，于宣统二年以《长白先生奏议》刊行，寿富撰《先考侍郎公年谱》附录其中。
又值得一提的是，寿富身后，师友中能文者多有悼挽之作。
陈宝琛、张之洞昔在翰林院与宝廷朝夕过从，几无虚日，寿富从而问学。
陈宝琛闻其耗，即时成一律：
朝衣就市痛冰清（原注：
伯茀兄弟皆仙蘅婿），赴死还看好弟兄。
有子多应思我友，此才难得出宗英。
倚楹一泪几成罪，临穴同歼岂为名？
长忆城南相送日，尔时厝火故承平。
（74）
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入阁拜相，往吊寿富墓，有诗：
赋断《怀沙》不可听，宗贤忠愤薄苍冥。
荆高燕市沈沈醉，莫使重泉叹独醒。
（75）
二诗格调有异，一哀婉，伤情于故人多难；一沉郁，意以刺亲贵之用事。
吴保初作《哭伯福学士》诗：
四溟烽火逼神京，谁遣潢池盗弄兵。
北地岂惭朝烈祖，西京顿觉失长城。
成仁未竟平生志，背义终伤后死情。
我欲招魂歌楚些，天涯霜雪泪缘缨。
其自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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