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考研历史古文献学讲义及习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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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考研历史古文献学讲义及习题
古文献学讲义
第一章文献与文献学
第一节文献与文献学
一、关于文献学
“文献”一词，今人的解释已相当宽泛，GB中定义为“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根据此定义，不仅传统的纸本载体，以及纸产生以前的竹木简牍、帛书这些习惯上归入文献范围内的记录文字内容的载体形式属于文献，而且历代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摄影技术作品、影视胶片磁带录音磁带、电脑磁盘光盘等等，均属文献。
如果作为一门学问，不仅具有学科内容过于宽泛过于综合，而且有的内容与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献学相距也过远，跨度过大。
我们的课程名称中的文献，与上述定义名实并不相符，我们要讲的只是传统意义的文献，即古代以纸载体为主的文献。
文献学如果作为一门学问，确实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根据前人的说法，可以上溯到孔夫子的时代，所谓孔子修“六经”者就是。
至少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国家藏书，就是作为学问在做，当时叫“校雠”。
从那时以来，历代从事这门学问者代不乏人，作为一门学问不断有所发展，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方法手段，尤其是在清代，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可是真正具有“文献学”的名称，应当说历史并不长。
近代受西方学术影响，一些传统学术被冠以“××学”之名，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四库提要》中，分别是字书、韵书、训诂，这是传统的称呼。
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应是最先提出文献学这一概念的学者之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初史学之建设》一节中，说：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含义不是太清晰，应是指史料学，最多也只是所谓文献考证。
与他大体同时，郑鹤声、郑鹤春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分章包括古籍的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翻译、版本、印刷等内容，可以看出，虽范围、分类与今天的理解并不完全相符，也未必恰当，但确实是按照一门学科在论述。
而真正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门独立学科，时间则更晚，建国以后，由于共和国的创建者毛泽东先生对于古代典籍有着浓厚兴趣，尤爱读史，提出要标点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
本身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动员国家的力量，大规模的校点整理古籍。
当时一批主要是从事历史学的学者参与此事。
工作过程中感觉到专业人才问题，前辈学者从小接受传统儒家学说教育，而经书学习是最基本的内容，其中就涉及到文字校订方面，对于古代学术整体上也比较熟悉，而新式学校教育这一方面存在缺陷。
到50年代末，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等几位教授首先提出建议，为培养专业人才，应当建立文献学专业。
随后于１９５９年率先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因专业需要，须开设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基本课程，而这些课程当时都在中文系，因此把这个专业放在了中文系，从属于汉语言文学学科，也按中文系学生要求招生，是为此专业的由来。
文革以后，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八十年代初，当时华中师院从事文献学的前辈学者张舜徽先生提出招收文献学研究生，因本人是历史系教师，从历史专业角度出发，又在历史系设置了历史文献学专业。
从此形成古典文献、历史文献两个专业并存的局面。
由于历史原因，古典文献学归属中文学科，历史文献归属历史学科，所以一般也就理解为古典文献的研究整理对象是语言文学方面的典籍文献，而历史文献主要是历史学科作为史料的文献，应当说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相当偏狭的，原来翦伯赞提出时是说：
“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才，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
”（《光明日报》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７日）因此上述认识可以说是曲为之解。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国内高校，设置古典文献学的要多于设置历史文献学的。
其实，就文献学本身来说，是一个很宽泛的学科，研究内容很广，应有古今之别。
这一学科名称最早其实也是单指古代文献。
以古代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很难区分古典与历史，其实看看这些年来出版的作为教材的有关著作，以及学科目录中两个学科的课程设置等，实在也差不多，过分强调学科差别，很容易造成培养上的误区，如现在中文专业、历史专业的学生，在使用古文献时，往往会出现一些由于专业造成的失误，即使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也常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一问题其实早已被意识，关于学科问题也曾有过讨论，但尚没有一致认识。
一个主要原因是涉及到利益问题。
在国家上一次调整学科专业目录时，讨论稿第一稿、第二稿，取消了古典文献学，合并为历史文献学。
但是遭到强烈反对，某些学校及一些有名望的老先生纷纷上书建言，要求保留古典文献专业。
考虑到这些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后定稿时，仍保留了古典文献、历史文献并存的局面。
对于学科来讲，这种局面的存在不一定就是合理的，下一步怎么办，还要看发展，还需要有认识上的统一。
二、古代文献与古文献学
1、古人的文献概念
据今见典籍，“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八佾》，“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徵之矣。
’”
夏是指历史上的夏朝，殷指殷商；礼是指当时社会通行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杞指周初分封诸侯时为夏人的后代封的杞国，宋是为殷人后代分封的宋国，均在今河南境内；徵是验证、证明之义。
文献二字，从东汉大经学家郑玄到南宋大儒、理学家朱熹，皆训文为典籍，献为贤才，后者是指贤能者所掌握的涉及到礼的知识，不一定是见诸文字。
孔子此话意为关于夏商二代的古礼我都能讲，只是无法从夏、商二代之后杞人和宋人那里得到验证，这是因为典籍的记载和贤人所掌握的都不够充分。
如果充分，我就能够加以证实了。
这应是“文献”的原意。
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在《总序》中解释书名中的“文献”，与本书的体例联系在一起，“文”是书中的叙事，指摘录历代典籍中的记载；“献”是论事，指汇辑臣僚、儒者等各色人等的议论。
“叙事”顶格，“论事”低一格。
无论文或献，基本都是指文字的记载，已与上述文献的本义不同，而后代是沿用了马氏的讲法，主要是所谓典籍。
2、古文献的种类
按照传统意义，古文献是指古籍。
今天虽说古文献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但古籍仍是构成文献的主体部分。
（1）古籍
即古书。
古籍的前身，或者说原始形态的文书，产生的时代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甲骨文、金文虽也带有文书性质，但还不是我们讲的一般意义的文书，甲骨文是占卜记录，是一次性的；金文是标记文字或纪功文字，当然甲骨、金文今天也算作古文献的范围。
最早的文书是写在竹木简上的。
利用竹木简记载文字，在文献中有记载，《尚书·周书·多士》：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另甲骨文中有“作册”的记载，可以证明殷商时确实已有典册形式的文书。
殷商及西周的这种竹木简文书，还不是后世意义的书籍，只是由祝史等保存的诏令、谈话记录等原始材料，相当于今天的档案。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今天已无从见到殷周时期的这种早期典册文书。
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久已不用，但是从古以来，就有关于这种竹木简书出土的记载，文献记载最有名的一次就是西晋太康年间在汲郡被盗掘的战国中期魏襄王（一说魏安釐王）墓中发现的大批先秦古书。
今为我们熟知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
２０世纪前期，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从今内蒙及甘肃西部汉代烽燧遗址，如居延、武威、敦煌等地，发掘出大批汉简，经整理后出版，为世所见，如《居延汉简》。
其中大量的是文书档案，其中也有部分古籍。
尤其是建国以来，发现更多，除西部地区古代边塞遗址外，在内地也屡有出土，著名的有７０年代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葬中的近５０００枚汉简，其中主要是兵书，如所谓《孙膑兵法》；湖北云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出土的以法律文书为主的秦代竹木简书；80年代在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以法律文书为主的汉简；９０年代在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楚简，都是先秦道家和儒家著作。
此外，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极多，是窖藏性质，有十余万枚，从已清理出来的看，主要是地方上的关于户籍和赋税征收方面的内容，是档案文书一类，应不是书籍。
稍后，大约在春秋时，出现帛书。
战国时人已提及，《墨子·尚贤》有“书之竹帛”；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有“著于竹帛谓之书”。
在当时是与竹木简并行的一种书写材料。
也不限于作为文字的载体，古代的书法绘画也用作材料。
帛书发现较少，应与当时比较贵重，本身用得少有关。
古代帛书发现最为集中的一次是７０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一批最为集中，有三十多种，主要是先秦至汉初的道家、黄老家的著作，有少量的儒家和纵横家的内容，还有部分古代的星图地图等。
纸发明特别是广泛应用以后，书籍就主要以纸作为载体。
在东晋时，明令废止简帛，以后进入纸本书籍阶段。
在纸得到广泛使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书籍的复制仍然是依靠抄写。
今我们能看到相当数量的这种抄写的古本书。
少量是２０世纪以来出自新疆，如晋抄《三国志》残卷，大量的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甘肃敦煌千佛洞的所谓“敦煌遗书”。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尤其是宋代得到普及以后，就以印本书为主了。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古籍绝大部分就是这种雕版印刷的本子，一般叫作刻本或刊本，另外还派生出活字本，套印本等。
此后虽仍有抄本，但为了区别古抄本，一般就把唐五代以上的叫写本，而把后来的抄本就叫抄本，一般写作钞本。
以上是说古籍的外在形式。
从内容上看，真正意义的古籍是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
这一时期，学术下移，文化从祝、史的手中解放出来，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的学者们，根据古代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并加以哲理化的解说，而这些解说也被书写下来编成书籍。
这些教材以及有关解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书，现能见到的最古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最早的书就是这一批东西。
这是我们说的传统古籍的上限。
传统意义的古籍的下限一般定在清末。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学术及近代印刷术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清末民初以后，传统学术让位于近现代学术，传统的学术及书籍形式不再大量产生了。
现存古籍的数量没有精确统计，清代中期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收入３４６１种，另存目有６７９３种，共１０２５４种，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相对较全。
但仍有大量遗漏，不够完备。
一是《四库提要》只截止到清代中叶，乾隆以后的大量书籍并未能收入，二是方志很少，宋元以上方志流传下来的较少，基本上都收入，而明代以下，则按当时标准，选收所谓纂修质量好的很少一部分，三是通俗文学类不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
四是佛教道教的内容很少。
民国时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专收《四库提要》未收的传统内容传统形式的书籍，截止到１９３５年，其中只有少量明人和民国人著作，绝大部分是清人的，后来其助手雷梦水又续补《贩书偶记续编》，二者相加，有１５０００多种，也应是古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天文史料普查组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著录国内１９０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入藏的现存方志有８２００多种，另胡道静认为，现存方志达１２０００多种（《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历史研究》１９８２年４期）。
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收入唐至清末的通俗小说1160部，是目前比较完备的一部通俗小说书目。
庄一拂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收入南宋至近代戏曲4700多种。
有一个特点，无论存佚，只要见于文献提及的均予收录，共参阅了2700多种书籍，花费了很大功夫，收集的也相当完备。
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保存下来。
另外，佛书、道书上述书目很少收录，佛藏收书种数，日本《大正藏》有三○五三部（除掉重复的还有二九二○部），近年来所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将收录历代藏经中特有的经籍约4200余种；道教经籍据现存明代《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１４７６种。
以上是就大宗而言，大体上可以反映是古籍存世的情况。
当然不很准确，既有重复，但也还有大量遗漏。
这些存世的古籍绝大部分还没有得到科学的整理研究。
我们今天文献学的研究整理对象应该说主要是这些古籍，尤其是版本学所谓刻本及派生本的古籍。
（２）甲骨金文
也属于古文献的范畴。
甲骨文主要是清末以来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另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陕西岐山、扶风周原遗址发现部分早周、西周甲骨文，这些甲骨总数大约有１４、５万片，其中部分刻有文字。
商周甲骨文有单字４５００多个，现辨识出的有约一半。
甲骨文从发现之初，就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从１９０３第一部甲骨著录著作刘鹗《铁云藏龟》起，已出版甲骨文著录及研究专著多种，据统计，近百年来，约有１０００多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１９６０年起，到１９８２年，历２０多年，编成《甲骨文合集》，共１３册，对国内外国内外１４０３００多片甲骨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共收入41956片，是目前收录最齐全的一部甲骨文著录之书。
从商到汉，有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的风气，而以西周时最盛。
商代甲骨文一般较短，最短仅一字，往往是五六字，最长的不到五十字。
记事的功能不太强。
到西周时，成为长篇钜制，有的有几百字，如周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４９７字，共王时的“史墙盘”有铭文２８４字，差不多顶得上《尚书·周书》的一篇。
从汉代起，历代出土青铜器的记载史不绝书，西汉武帝时，因在今山西出土一铜鼎，为此，专改年号为“元鼎”。
古代学者很早就已注意到出土铜器的学术价值，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就利用了金文来考释古代文字，北齐时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利用当时发现的秦铁权铭文考证《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丞相“隗林”实应为“隗状”之误。
至宋代，金石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青铜器是其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出现了一批专门的著作，如著录器物及器形纹饰的有北宋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著录并考释文字的有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钟鼎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等，另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有部分金文，内容涉及到对史事的考订。
今青铜器及铭文研究已成为一门大学问。
目前发现的历代青铜器有约一万多件，有单字３7００多个，已辨识２4００多个。
各种著录研究著作从数量上看也不在甲骨文之下。
甲骨文金文均属古文字，与汉代以下的汉字差别较大，现从学科归属上是在历史文献学之下，也是我们讲的古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但器形纹饰、制作方法之类的研究仍属考古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等范畴。
（3）简牍帛书
前已讲过简册以及帛书是古籍的早期形式，其中简册占多数。
今已发现的竹木简，大部分不是书，而是当时的文书档案一类，在今天也是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
有大量发现，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居延发掘的汉简，有一万多枚，７０年代仍在居延，再次出土汉简达二万多枚，其中绝大部分就是当时的档案一类。
９０年代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数量极大，有十多万枚，从数量上讲，是历次出土最多的一次，都是当时地方官府户籍和征收赋税文书。
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仍在清理中。
简牍帛书属于古代文献，也应是古文献学重点研究的对象。
简牍研究近年来升温，有不恰当夸大的倾向，固然重要，但捧过头实际上并无好处。
（4）石刻
起源甚早，先秦就有。
今国内能见到最早的实物是春秋时秦国的石鼓文，是１０个鼓形的石碣，每块上都刻有《诗经》体的四言诗。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在东方沿海某些地方刻石纪功，实际上也是这类石碣。
到战国时，已经比较普遍，如《墨子·尚贤》有“镂于金石”的说法。
东汉以后，刻石立碑成为风气。
就文字内容，大体可分为儒佛道经典、功德纪事、神道墓志等，还有一类是书法法帖，属于艺术。
如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刻石立碑，是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今有残石；完整保存至今的则是晚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开成石经”。
佛经刻石很普遍，如泰山金刚峪的北朝大字《金刚经》，规模最大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藏从隋至清代所刻佛教大藏经，即有名的“房山石经”，刻在7000多块石碑石版上。
道教的较少，常见的是《道德经》，陕西周至楼观台即有。
功德纪事石刻较早的东汉桓帝建和时的《石门颂》，在陕西勉县古代栈道旁，是摩崖石刻，记司隶校尉杨孟文修建石门道之事。
神道碑、墓志是古代石刻的大宗，今见石刻文字绝大多数就是此类。
神道碑立于墓前，出现于东汉；墓志埋于墓穴，最早是晋代的，南北朝以后，成为风气，仅唐五代墓志见于著录的就有五、六千方。
近年来作为史料文献，日益得到重视。
目前比较集中于唐五代以上，宋代以下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其中大有文章好做。
（５）敦煌吐鲁番文书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一个密室里偶然发现的，是故称为“敦煌遗书”、“敦煌石室遗书”，因基本上是所谓卷轴装，也叫敦煌卷子。
数量很大，有数万卷之多。
时代是从西晋到北宋初，多数是唐五代时期的。
一大部分是古籍，而其中占多数的又是佛经，传统的四部书即佛家所说的外典甚少。
除汉文以外，还有吐蕃文字以及其他一些当时少数族文字的。
另有一部分是当时的文书档案一类，如籍帐、田册等。
敦煌遗书研究现在是专门的学问，在历史文献学下也专有敦煌学。
与上述古籍的整理研究一般是分开来做。
吐鲁番文书主要是从１９世纪末起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一带十六国时期至元代的墓葬中陆续发现发掘的文书，唐代居多，唐人在这里设有西州，因此这批文书也叫“西州文书”。
大部分是汉文的，一部分是古代这一地区少数民族文字的。
当时墓主入葬时，有一些文书是作为随葬物，如因战功所得《勋告》，记录生前所作佛事的《功德疏》，各类契券、官府文书等。
此外，还普遍利用废旧官、私文书之类“故纸”，以制作附葬的鞋靴、冠带之类。
由于这一地区气候炎热、干燥，故能长期保存。
有一部分是古籍，多数是公私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还有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
唐代公、私文书不仅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
1975年底，国家文物局组成“吐鲁番文书整理组”，进行系统整理，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
现敦煌、吐鲁番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除壁画、绢画、雕塑外，研究内容主要是文书。
（６）明清档案
主要是明清两代的官府档案。
明代档案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明代以上，除了甲骨文、简册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由于偶然原因，有少量保存至今，其他均荡然无存。
而清代档案保存至今的，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
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就有九百余万件，另外辽宁省档案馆、四川万县档案馆和曲阜孔府，以及台湾故宫、中研院史语所等处，也有相当数量的收藏。
总数在１5００万件以上。
这些档案，有中央各部门、地方衙署、以及私家档案，以中央档案为主。
根据性质，中央档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中央政令，根据不同对象、用途，有制、诏、诰、敕、谕、旨、廷寄等。
廷寄是由军机处直接下达给地方的。
二、各级官员给朝廷的报告，有奏折、题本等。
奏折是通过军机处直接交皇帝拆阅的机密报告，题本是通过正常途径上呈皇帝的报告政务的文件。
三、各部门之间或上下级之间的行文，有咨文、呈文、照会等。
四、其他，如专记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记皇帝以及宗室谱系的玉牒，还有各种舆图等。
从内容看，几乎包括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民族、外交、教育，以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资料，如题本，是这些官方档案中数量最大的部分，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如吏科主要是关于官吏任免、奖惩等内容；户科是关于户口、田赋、屯田、库藏、漕运、钱法、盐法、关税、官员俸禄等内容，与经济问题关系密切；礼科关于朝廷典礼以及科举方面；兵科关于军事制度；刑科关于司法制度及重大案件审理；工科关于各种工程、水利设施、手工业制作等，都是极可贵的资料。
特别是对于研究各种具体事件、对于研究某些专题，比其他各种文献，能提供更为详细而具体的资料。
再如奏折中专门有外交类，记录了清朝廷与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交往，研究清代与这些国家地区的关系，价值不言而喻。
另还有相当数量的满文档案。
在一些地方的档案馆，以四川万县为代表，还保留有清代地方衙署档案，与清中央档案相比，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更为细致具体，如告示、公文、民间诉讼的原始记录、判词以及地方基层机构的组织、低级官员的职责等等，是其他文献中没有或极少记载的资料。
私家档案以孔府档案为代表。
孔府是大贵族世家，也是大世袭地主，很有典型性。
其中反映的孔府内部的管理、与朝廷的关系、财产收支等，对认识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都很有用。
这些档案，原件今天不容易见到，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陆续整理出版了一部分。
但就总体而言，无论官府、私家，无论是汉文、满文，应当说目前都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整理利用。
以上这几类文献就是古文献学整理研究工作的基本对象。
三、古文献学
由于文献学涉及到的方面很多，现已有多种针对不同学科专业的文献学，如科技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学、档案文献学等等，还有少数民族文献。
我们所要讲的是传统意义的文献学。
如从时间上讲，基本属于古代，下限可至清末民初；从研究对象上讲，属于传统的文史学科即大体上相当于所谓国学，以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为主，不涉及近代以来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新学科，这些属于各专业学科，也不包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是民族学研究内容；从研究手段和方法上讲，主要是运用传统的文献整理研究即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等手段和方法。
因此应该与上述广义的文献学有所区别，前边已说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名称不够准确，因古代文献很难区分纯粹的文或史。
所以，更恰当的说应当称为“古文献学”，以区别于现在广义的文献学。
当然也还有其他称呼，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先生与他的学生徐有富合著《校雠广义》，则是沿用民国时已有“校雠学”的旧名称，分作目录、校勘、版本、典藏四编，基本上属于现在所说文献学范围，但这一名称影响甚小，一般理解为今天所说的校勘学。
过去还有用“目录学”名称的，今天也已作为文献学的附属学科。
至于是否能够称为“学”，尚有不同看法，如黄永年先生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还不成熟，还拿不出一整套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系统的东西。
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如古典文献、历史文献本身确实还含混不清。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应当看到，自民国初年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毕竟出现了一批对学科进行系统探讨及理论概括的著作，称作“学”也未尝不可。
对上述古代文献本身进行研究并加以整理利用的学问就属于古文献学，还应包括对古代文献产生形成发展嬗变的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的研究，以及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说明进而能够探求本学科的内在规律的研究。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相信最终应当并且必然能够形成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
。
第二节古文献学的历史发展
一、先秦秦汉的文献学
属于这门学问的初创时期。
１、孔子“修六经”
见于记载最早的文献整理应是所谓的“孔子修六经”，不太靠得住，主要是汉人的说法，从记载孔子生平最可信的《论语》中，看不出孔子与修六经有多大关系。
如果说是当时创立儒家学说，开门授徒，选用了前代遗留下的若干现成文献作为教材可能更符合实际，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也表明了本人对古代文献的态度。
当然不排除在具体讲授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根据需要做了某些加工，但是这种加工很有可能被后人大大夸大了。
2、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整理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学术繁荣高潮。
秦统一后，实行严厉的思想管制，颁布禁书令，禁书坑儒，先秦时代的文献受到很大损失。
汉初惠帝时“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取消书禁，以后文帝、武帝均大力搜求图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文帝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经过西汉一代一百几十年的积累，国家藏书大为丰富了，从而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文献整理成为可能。
《汉书·艺文志》：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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