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秘书回忆周恩来逝世前后鲜为人知的真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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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秘书回忆周恩来逝世前后鲜为人知的真相
邓颖超秘书回忆：
周恩来逝世前后鲜为人知的真相
火眼金睛（hyjj315）——明察政军商，洞见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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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赵炜陪同邓颖超每天去医院探望周恩来之后，给周恩来读文件的工作就由她担当起来。
在西花厅工作了那么多年，赵炜已经熟悉了周恩来的语音和声调，因此，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说话声音很弱时，邓颖超听着费劲儿时，她便又担当起给这老两口“翻译”的重任。
在医院这段日子，有几件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一件是在10月的一天，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叮嘱我再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
我们虽然不知他要歌片儿干什么，但还是在办公室找起来。
当时，我们手里都没有现成的歌片儿，一时还很着急。
后来，我突然想到了在西花厅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就去他们那里找，结果还真找到了。
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
过了十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陪着邓大姐来到医院。
这天周总理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大姐坐到病床边，两人说起话来。
周总理对邓大姐说：
“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
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
”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深情地说了一句：
“一切都拜托你了。
”
周总理这天的举动很让我心里难受，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医生对他生命旅程的预测，但就从刚才的话和行动来猜测，他肯定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来日无多，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
这时候，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总理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周总理好像还在有意识地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
又过了几天，在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周总理为什么要写这样几句话，我心中思量了好久。
确实，那一阵子“四人帮”一伙挺嚣张的，他们不停地组织人“批林批孔批《水浒》”（注：
1974年由江青提议的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运动），还大喊大叫批投降派，矛头所指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就是想整倒周总理。
这几句话，周总理放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说了一遍，当时周总理这话是对着邓大姐说的。
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
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1975年12月，周总理已经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他已经不能看报了，但每天清醒时却依然很认真地听报，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点也不要删掉。
到了12月12日，周总理在一次清醒后又要听读报。
我们就想，也许他心里一直在惦着什么事儿，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
我们把情况向邓大姐讲了，邓大姐就约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一起进行分析。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周总理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报纸，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将来的政治形势的不放心，他可能最担心的是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我们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后，邓大姐沉思了。
过了一会儿，她做出一个决定：
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但不读也不行呀，万一周总理真要听呢？
“那就念旧的吧。
”邓大姐说。
这样，在周总理病重时我们还做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
当时改报纸的任务交给了留在西花厅的钱嘉东、赵茂峰和纪东三位同志，他们从国务院印刷厂借来同《人民日报》同样字号的铅字，每天改报纸上的日期，这样一直坚持了20多天。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
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
“让赵炜当翻译再重复一遍吧。
”这样，我又当起了周总理的临时“翻译”。
有一天，周总理望着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
“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
”邓大姐看看他也深情地说：
“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
”这老两口那些没讲出来的话是工作机密还是感情倾诉？
他们谁也没说，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
最后还是邓大姐说：
“只好都带走嘛！
”周总理无言。
周总理带走了许多话，后来邓大姐也带走了许多话。
邓大姐在生前跟我讲过好几次：
“恩来有很多话没跟我讲，我也有很多话没跟他讲，最后只好都带走。
”1976年的元旦，毛主席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发表了，重病中的周总理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
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周总理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毛主席的这两首词，给周总理那间充满了浓浓药味的病房带来了不少欢乐的气氛，也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
从1976年走过来的中国人绝不会忘记那一年的元月，当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坐着火车、乘着飞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到北京，为的是向周总理作最后告别。
当灵车向八宝山驶去的那一天，长安街两侧站满了顶着寒风自发前来送行的群众。
十里长街，不断流淌的热泪汇成了思念的长河，人民在呼唤：
周总理，我们想念您。
没有了周总理的西花厅充满了悲伤，同志们一个个含着热泪在准备为周总理送行。
没有了周总理深夜回来时的脚步，没有了往日的期待，整个院子里一片肃穆。
那天中午，我们回到西花厅后，邓大姐就口述电文让我发电报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广播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
邓大姐说：
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
她还交代我说：
“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
”周、邓两家的亲戚接到电报后都遵照邓大姐的意思没有进京，只有一位亲属因为没接到电报到北京来吊唁，邓大姐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开始为周总理准备衣服，邓大姐交代不要做新的，就选几件他平时最喜欢又好一点的衣服吧。
当工作人员把衣服选好后请邓大姐认定时，邓大姐含着眼泪点点头说：
“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人民的钱。
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都要烧掉的。
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就这样，在入殓时，周总理穿的是一件已经穿过多年的中山装和一身旧布衣裤。
周总理的丧事如何办？
中央拿出了个方案请毛主席批准。
当报告呈上去时，毛主席正在休息，直到元月9日凌晨3时，毛主席醒来才批复了关于周总理的治丧报告。
因此，从1月9日晨5时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从北京医院回来后我一夜没合眼，一方面是心情悲痛，回忆起在周总理身边度过的往事就久久不能平静；另一方面是在等着听广播。
清晨5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讣告，我坐在收音机旁，任凭自己悲伤的泪水夺眶而出。
不一会儿，西花厅的电话忙碌起来，很多人打来电话问我们这是不是真的？
那两天，周总理的遗像卖光了，商店里的黑布卖光了，就连做小纸花的白纸也脱销，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男女老少都臂佩黑纱，白花挂满了天安门纪念碑前的小松柏。
1月10日下午，邓大姐要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我陪着她再次来到北京医院。
在告别厅里，我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那天，躺在青松翠柏与鲜花中的周总理身着的还是那套他生前开会和会见外宾时经常穿的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一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一直戴着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的遗体，遗体前摆放着邓大姐献给他的鲜花花圈。
从周总理去世那天起，邓大姐就每天向他的遗体献上一个鲜花花圈，当时，北京的气候很冷，鲜花几乎无处可买，花店就每天从广州空运过来一批鲜花。
当广州方面知道鲜花是邓大姐为周总理买的时，曾坚决不收费，但邓大姐不依。
她对我说：
“这笔钱，赵炜你一定要为我付的。
”悼念周总理那几天，邓大姐买花一共用了480元钱，当时她怕我不照她的要求办，还坚持亲自看过买花的发票才放心。
1976年1月10日叶剑英在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在邓大姐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上，丝绸挽带上写的是“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几个字。
当时，是邓大姐自己提出这样写的，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但那不寻常的落款却体现了他们夫妻至深至爱的情感。
在几十年共同的战斗和生活中，只要是单独相处，周总理总是称邓大姐为“小超”，如今，几十年听惯了的声音从此不再，邓大姐心中的悲伤是可以想见得到的。
可邓大姐十分坚强，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没有放声痛哭，但我挽着她时，却分明感觉到了她的身体一直在轻轻颤抖。
出殡的日子到了。
1月11日下午4时30分，一辆覆盖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我陪邓大姐坐车紧紧地跟在灵车之后。
北京医院门口的马路两旁挤满了人，哭泣声为冬日的北京蒙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
从北京饭店到八宝山，自发地站在马路两旁的老百姓足有几十万，其中有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和抱着小孩的妇女。
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早上就开始等候，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默默地等待了七八个小时。
当我们在车里看到这种情景时既感动又悲痛，我当即告诉邓大姐马路上站满了人，并将车窗帘打开让她看。
邓大姐让司机加快点速度，说好让群众早点回家。
然而，前面的灵车依然走得很慢，也许是司机不想把周总理尽快送走，也许是他也想到要让群众多见一眼周总理……车缓缓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这段路程平时只需半小时，这次却足足用了1小时35分钟。
下午6点5分，灵车终于到了八宝山，我扶着邓大姐下车后朝着周总理的灵棺走去。
在告别室，邓大姐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心情，她一下子扑在玻璃灵棺上，望着周总理的遗容放声痛哭，嘴里喊着：
“恩来！
恩来！
我们永别了！
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
恩来呀！
”
这是所有人与周恩来总理的最后的一面，以后永远、永远，我们都看不到他了！
此时，玻璃灵棺前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拼命往前挤，每个人都想最后多看一眼周总理，痛哭声和悲怆的呼喊更是惊天动地。
这时，我们在最前面被挤得动不了，虽然我也想再多看周总理一眼，但又怕挤坏了邓大姐，我的任务就是要保护、照顾好邓大姐呀。
不要再停留了，我忍住悲伤拉住邓大姐说：
“大姐，咱们走吧！
咱们回家吧！
”邓大姐一面哭一面对我说：
“再让我看一眼吧！
再也看不见恩来啦，这是最后一面。
”听邓大姐这样一说，我的心都要碎了，两行长泪似乎总也流不尽。
这时，同志们为我们打开一条通道，我拉着邓大姐的手，护士刘新莲扶着邓大姐挤出了人群。
我们边走还不时回头看看，院子里的哭声、喊声更大了，在黑暗中冲上无边的天际，任何人听了都会心碎欲绝。
为了保护好邓大姐，我们把她扶上车，黑夜中，车子向西花厅驶去，留下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等着火化遗体。
晚上8点多钟，我们到家了。
邓大姐一进门就流眼泪了，她对我说：
“赵炜，我心里这些天来压得难受，你就让我大哭一场吧！
”我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含着眼泪说：
“大姐您哭吧，把几天来的悲痛都全哭出来，您也会好受些。
我也是感到压得难受，好像心中有一堆大石头堆着似的，喘不过气来。
”
“那让我们大家都放声地大哭吧，以后谁也不要再哭了。
”邓大姐话音未落，在场的所有同志都哇地大哭起来。
几天来，我们都不敢在邓大姐面前过分悲伤，这样放声痛哭一场总算使心中的压抑得到了舒缓。
最后，还是邓大姐先止住了泪水，她缓缓地对我们说：
“人死了，哭是哭不活的。
大家都不要再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
”
听邓大姐这样一说，谁也不敢再哭了，更不能当着邓大姐的面哭了。
我们陪着邓大姐在客厅休息了片刻，随后，她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兼卧室。
这时她对我说：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哭了，要继承恩来未完的事业。
”
擦干了眼泪，邓大姐的心里还在想着火化的事。
她交代工作人员说，对周总理的遗体火化要“安全完整，不能流失一点”。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火化时用的是特制的不锈钢火化工具，炉膛也进行了专门的清理。
当时火化工人也是极为悲痛，都不忍心火化周总理。
周总理的遗体终于在夜里火化完毕，由西花厅的党支部副书记张树迎将周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寻找撒骨灰的合适地点
当听说周恩来总理的骨灰要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时，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无法理解将要发生的事，他们都希望能把周总理的骨灰留下，以便将来有个悼念的地方。
身为周总理生前党支部委员的赵炜虽然也有这样的愿望，但毕竟她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20多年，对周总理的想法和遗愿比普通老百姓理解得更深。
因此，当邓颖超把为周总理寻找一块合适的撒骨灰地点的任务交给她和两位同事时，她郑重地接受了。
虽然周总理生前有遗嘱，但当1月12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他撒掉骨灰的要求时，我们的心情还是悲痛得难以形容，同时更是充满矛盾。
不这样办吧，违背了周总理生前的心愿；这样办吧，心里确实十分难受，一个共和国的总理，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如今去世了连骨灰都不能留下，这是一件让全国人民多么不理解的伤心事啊。
然而，我们是多年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嘱，我们必须去完成这个令人伤悲的艰巨任务。
12日上午9时，邓大姐把张树迎、高振普和我三个人叫到一起，她郑重地向我们交代任务—让我们去寻找适合撒掉骨灰的地点。
邓大姐说：
“恩来的去世是我们党的损失，我的心情非常悲痛。
但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很高兴。
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可以完成了。
咱们要为共同去实现他生前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
我很想自己亲自去完成，但是，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我出去目标大，再说天气太冷，我也年纪大了。
恩来是党的人，也是你们党支部的党员，所以这件事也要依靠支部。
请你们三位同志去找找骨灰往什么地方撒，何时去撒，怎么撒。
地方要选好，不要被人发现，一旦发现将来又是纪念的地方，反而违背了死者的心愿。
你们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撒骨灰，总之不能留下痕迹。
”
说这话时，邓大姐一直看着我们。
这时，高振普提出为尊重亿万人民怀念周总理的感情，能否把骨灰在西花厅摆放几天再撒，邓大姐却执意不让这样做。
她说：
“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你们要认识到这是十几年前我们共同约定的相互保证的事。
由土葬到火葬是一场革命，由火化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而撒掉又是一场革命，这是恩来和我的一次彻底革命啊！
你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
这一场革命也是同几千年以来的旧传统习惯决裂。
”她还告诉我们，如果选好地方，等开完追悼会后不要惊动任何人，一切从简，夜里我带领你们少数同志去撒骨灰。
听完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三个人都很感动，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按照邓大姐的话去办，我们不能辜负她对我们的信任。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们立即出发去找适合撒骨灰的地方。
但1976年的北京似乎特别寒冷，尤其是在数九的天气里，到处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
我们驱车在北京附近察看了几处地方，都觉得不理想—玉泉山的水很小，八一湖大部分河段都冻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点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会在不远的地方聚集起来，再说就这样把骨灰随随便便地一撒我们也觉得对不起周总理、邓大姐和全国人民哪！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我们三人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
下午回来后，我们把看的几处地方如实向邓大姐汇报了，同时提出应该报请党中央寻找一处合适地方的建议，邓大姐同意了。
送别周总理
1976年1月12日到14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的灵堂里，首都各界人士和许多外国友人开始悼念周总理。
数九寒天，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络绎不绝地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宫。
12日上午，钓鱼台宾馆派人给邓大姐送来两盆盛开的水仙花，表示宾馆全体同志对周总理的悼念和对邓大姐的慰问，我们把花收下了。
水仙花开得十分茂盛，我想家里热，水仙花很快就会开败，不如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在周总理的骨灰盒两边，让它们陪伴着周总理，同时也寄托钓鱼台的同志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片深情。
我把自己想法同邓大姐讲了，她表示同意，并让我马上送过去。
这时正好是中午12点半，劳动人民文化宫外面还排着很长的吊唁队伍。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把水仙花摆放在骨灰盒的两侧，素雅的白花顿时使庄严肃穆的灵堂增添了几许生机。
20年后从一位经办同志的嘴里，我才知道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那时每天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总理的人数和时间都要受到限制，但实际上组织者既不去限制也不想阻止，所以来吊唁的人实际是规定人数的两倍。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群众献的花圈很多，连纪念碑四周的小柏树上也扎满了白花，周总理的大幅遗像被挂在纪念碑的正面，很多人还献上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文。
回到西花厅后，我将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告诉了邓大姐，她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三天的吊唁中，西花厅一直很平静，因为邓大姐让我婉言谢绝了所有想来看望她的客人。
1月14日晚上，我们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因为邓大姐吃完晚饭后要在7点钟准时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
第二天将是周总理的追悼大会，我要陪着她将周总理的骨灰送到人民大会堂。
我扶着邓大姐来到周总理的灵堂前，她站在骨灰盒和遗像前三鞠躬，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也站在两侧随同邓大姐一起三鞠躬。
随后，邓大姐轻轻捧起周总理的骨灰盒，转身向同志们说：
“我现在手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听到邓大姐这两句感人至深的答谢，灵堂里一下子悲声四起，哀乐被哭声掩盖。
邓大姐强忍着悲痛，手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外走去，我和护士刘新莲怕她捧着那个沉重的骨灰盒太累，就从两边各伸出一只手帮她托着，后面，那些曾经为周总理守灵的同志们紧紧相随。
在周围的一片哭声中，邓大姐上车了，我们的车缓缓离开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不知为什么，那天的夜晚天特别的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奇怪的是，天安门前面那段路没亮一盏路灯，整个广场一片漆黑。
这是谁的主意？
我们悲痛的心又蒙上了一层气愤。
汽车在黑暗中慢慢地行驶，我掀开窗帘向外看看，呀，路两旁站满了人。
也许，人们想到了今晚会将周总理的骨灰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因此，他们不顾寒冷在这里等候。
这时，邓大姐嘱咐司机说：
“慢点开，别碰伤人。
”那天晚上天安门前为什么不开路灯？
这是有人预先布置好的还是突然的事故？
这在我心中成为一个始终猜不出结果的谜！
汽车在大会堂的门前停下来，邓大姐慢步走上一级级台阶，最后亲手将周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湾厅。
之所以选择把总理骨灰放在台湾厅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周总理生前一直关心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很多年来他一直在期盼台湾的回归。
让他骨灰于存在的最后时刻摆放在台湾厅，寓意着他的心永远和台湾人民在一起，也意味着周总理的遗愿就是两岸人民的统一早日实现。
周总理的骨灰在台湾厅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又送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邓大姐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就准备前往会场。
出发前，邓大姐对我交代说，追悼会后还能有点时间，将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亲属留下来，我要对他们讲几句话。
邓大姐想讲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也没时间细问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通知有关同志具体安排。
2时15分，邓大姐离开西花厅去人民大会堂。
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响起哀乐，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开始了，大厅里又是哭声一片，有的人甚至哭得昏倒了。
然而，这一刻的邓大姐特别坚强，她身着一套十几年前做的黑色旧西装，一个人坚强地站在家属的位置上，虽然泪水从她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淌，但她没有哭出一声，透过悲伤的面孔，表现出的是一个老革命者非同寻常的坚毅。
看到无儿无女的邓大姐一个人站在前面，再看看她的神情和脸上的热泪，人们的心都要碎了，我更是难过得只想流泪。
那天，是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当时毛主席已经身罹重疾，他已经无法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了。
开完追悼会，邓大姐带着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在那里，她亲手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还不时地拿起一块遗骨仔细地看看。
邓大姐含着泪水对周总理说：
“恩来，我完成了你的意愿，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我们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看到我们流泪，她又说：
“要化悲痛为力量。
”
骨灰装好后，我们开车去通县机场。
这一天，虽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什么时间送走，在什么地方扬撒，但他们还是早早地站满了西长安街两侧，每一个人都想最后再送周总理一程。
然而，由于邓大姐一再强调保密，不要再惊动人民群众，车队只好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出来，上了长安街后一直往东开，等到群众发现时，我们已经走远了。
这一晚，好像老天爷也知道我们要送周总理似的，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夜空格外清澈。
在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二”型飞机正等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和周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将代表邓大姐去撒骨灰。
飞机起飞了，邓大姐、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和我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静静地目送，直到飞机穿入云端。
回家的路上，邓大姐对我说：
“我一块石头落地了，恩来的骨灰撒掉了，我很高兴，也得到安慰。
”我们到家时已经8点多了，在家的同志都在客厅等候邓大姐回来。
我们进门后邓大姐在客厅稍稍坐了一会就起身慢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兼卧室，她对着墙上周总理的遗像对我说：
“完成了恩来的嘱托，恩来的愿望实现了。
大家都不要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继承死者未完成的事业。
”
撒周总理骨灰的飞机预计夜里12点才能回到北京，邓大姐身体不好，我们让她先休息，由我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空军的报告。
这次飞行对于空军的同志来讲是终生难忘但同时也是极为难过的一次任务，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亲自守在电话机旁，每当得到机组的一点情况就及时打电话向西花厅报告。
夜里12点，负责撒骨灰的四位同志顺利完成任务，按原定计划准时返回北京。
第二天，邓大姐一起来就问我昨晚撒骨灰的情况。
我将空军报告的情况简单讲了一下，邓大姐马上说：
“等9点钟老张和小高他们来了就知道全部经过了。
”不到9点，邓大姐已经在客厅的门口等着了，她心里急于要见到张树迎和高振普，了解昨晚的每个细节。
当老张和小高进来时，邓大姐上前紧紧抱住他们二位说：
“我谢谢你们！
也代表恩来谢谢你们！
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到最后。
”
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大姐详细汇报了撒骨灰情况：
周总理的骨灰由他俩负责往下撒，飞机起飞后不久，首先在北京上空撒掉一份；第二站是密云水库；第三站是天津海河；第四站是山东黄河入口处。
当时，邓大姐再三交代我们，不管谁问，也不要说出周总理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在邓大姐在世的日子，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她去世后才把周总理骨灰的撒落地点透露出来。
听完汇报后，邓大姐走到周总理卧室的办公桌前，对着他老人家遗像下的空骨灰盒对我们说：
“现在面对着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对你们说，恩来同志生前十几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
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今后也支持我这样做。
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节省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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