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设计与社会创新发展概况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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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设计与社会创新发展概况综述

美国设计与社会创新发展概况综述

中国的社会创新主要师承日本、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理念与方法，英国社会创新以杨氏基金会最早提出系统的工作方法，北欧则以可持续设计与转型设计为主导。

作为远隔欧亚大陆的发达国家——美国，由于不同的历史变革与发展，又呈现出了与上述不同的模式，对美国社会创新的历史背景、参与组织和实践案例与方法进行探究与思考，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全球板块下的社会创新蓝图。

1美国社会创新历史背景

经济大萧条（1929—1933）使美国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国民收入下降，失业人口猛增，各行业都受到重创，此时美国政府承担起了社会复苏的职能[1]。

1933年罗斯福总统就职后颁布新政，成立“公共事业振兴署”，该政府机构在1935—1943年期间提供失业救济，振兴公共事业，为公民提供了大量的艺术、文化、科学、自然等公共服务，“公共振兴署”海报见图1（图片摘自美国国会图书馆）。

随着美国产业的复兴，新政期间各种以政府主导的公共项目被逐步终止，其中包括“公共事业振兴署”。

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对政府干预社会发展持怀疑态度，撤销了政府对经济、医疗、交通等多个公共领域的干涉，坚持自由主义市场的原则。

政府将公共服务的权利下放给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

除此以外，美国的多次反垄断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建国前就形成的民间自治，都为企业、民间机构承担起解决社会问题与需求埋下了伏笔。

美国社会创新历史大事年表见图2。

图1“公共振兴署”海报

Fig.1WPAposter

图2美国社会创新历史大事年表

Fig.2ChronicleofeventsofsocialinnovationintheUS

以医疗系统为例，日本、瑞典、英国等发达国家90%左右的医疗服务都由政府买单，而美国政府部门只为人口30%的老年人、残疾人士、军队提供医疗保障（Madicare与Medicaid），66%的美国人使用的是私人医疗保险[2]。

政府放权导致公共医疗系统的缺失，也促进了民间产生了多样的解决方案，因此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创新呈现出利基性与百花齐放的局面。

例如，美国碎片的医疗服务体系，就衍生了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多种医疗服务，如针对单一病症——饥饿和营养不良进行诊断与筛查的非营利组织ProMedica，针对高风险患者的筛查与医疗服务系统KaiserPermanente，以及针对所有病人的普遍筛查医疗系统NYCHealth+Hospitals等[3]。

2美国社会创新设计主导理念

维克多·帕帕奈克是美国设计领域最早提出设计师的社会责任议题的，他在《为真实的世界而设计》中指出，设计师应该关注社会和环境的需求，为这个世界上90%的普罗大众而设计，而不是成为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帮凶[4]。

与帕帕奈克不同的是，美国著名设计史学家维克多·马格林并没有将设计的“市场模式”和“社会模式”二分化，但也强调了对设计实践的“社会模式”探索的迫切需要，并基于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模型和生态视角，提出了设计师参与具有社会责任项目的工作模型[5]。

传统为商业服务的设计公司如IDEO、frog也开始对社会创新进行回应，成立于加州的设计创新公司IDEO，现任CEO蒂姆·布朗从设计的角度提出设计思维在社会创新中的运用，他强调设计思维本质上是乐观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以及强调体验的，它能满足了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6]。

在帕帕奈克倡导设计脱离商业目的性的近半世纪后，美国的商业性设计早已衰落，在与人类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后，美国设计走向现代主义、实用主义，设计思维与“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也逐渐成为一种方法被运用于各行各业，设计也越来越多地与商业、公共管理等领域一同承担起了社会创新的职责。

高校社会创新领军机构——斯坦福社会创新中心则由商学院主导建立，但其主旨与目标并不局限于商业性，中心成立者詹姆斯·菲尔斯从广义角度将社会创新定义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它所创造的方案更加成效、有效率以及可持续，并且创造的价值归属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7]。

“破坏性创新”理论提出者，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从结果的角度指出为创造社会变革必须要有“催化性创新”，来产生根本性的新方式，创造可扩展的、可持续的、系统变化的解决方案[8]。

3美国社会创新实践案例

美国的社会创新活动不局限于美国本土，由于强势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科技技术的领先优势，各组织在全球各地都有大量的社会创新活动，本文所集中探讨的是针对美国本土社会问题的社会创新实践。

延续了帕帕奈克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大多数人的倡导，针对低收入群体、残障群体、无家可归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支持仍是美国社会创新的重点内容，主要创新活动包括帮助就业、摆脱经济困境，保证住房；针对儿童、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通过诸如改进教学体系、完善教学服务、保证校园安全等方式降低辍学率；此外还包括了强化公民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艺术与文化来增强社区凝聚力、焕发社区新生，以及改进医疗服务与体验、关注环境可持续等。

在社会创新实践的组织中，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社会创新的主导力量，此外，还包括了政府、社会企业、基金会、私营企业以及各种跨组织合作模式。

除此以外，美国的设计与咨询公司为各组织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设计咨询服务，高校也是社会创新人才培养与项目实践的试验田。

3.1非营利组织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多、涵盖领域广、社会影响大，是美国社会创新的先锋者和主力军。

GetAmericaWorking!

是由美国Ashoka创始人比尔·德雷顿创立的，该组织希望通过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创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来间接改善国家的其他重大问题，包括降低犯罪率、更少的边缘少年与吸毒情况，以及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城市教育中心（CenterforUrbanPedagogy，简称CUP）运用设计和艺术来促进更有意义的公民参与，CUP联合设计师、教育者、倡导者、学生以及社区，制作视觉化的教育工具使复杂的政策与规划更加直观、易于理解，涉及的问题包括了青少年法律系统，城市区划法，食品来源等。

从事经济适用房建造20年的罗萨安娜·哈格蒂发现，建房速度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无家可归者的数量，为消除致使他们无家可归的环境，她成立了非营利组织CommunitySolutions，通过帮助社区自身变成更好的问题解决者，让他们来修复那些昂贵而又设计不当的系统。

现阶段，CommunitySolutions与布鲁克林的Brownsville区域以及康乃狄克州的NorthHartford区域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解决这些问题社区的就业、安全问题，改善居住条件。

城市教育中心（CUP）与社区的合作活动见图3（图片摘自CUP官网）。

图3城市教育中心（CUP）与社区的合作活动

Fig.3CollaborativeeventbetweenCUPandlocalcommunity

3.2政府

政府对于社会创新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国家整体在此领域的投入与支持。

奥巴马执政期间在白宫内部启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服务、社会创新的政策与机构，通过短期与长期项目来全方位推动社会创新。

任期两年的白宫社区解决方案委员会，通过总结美国在解决地方问题和鼓励公民参与的创新案例，提出了一系列新方法，其中包括社区协作工具包等，并将研究结果运用于跨部门解决青少年读书与就业的问题上。

2009年成立的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特别关注社会部门的创新与方法，通过建立政府、非营利、企业和慈善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创造更多以结果为导向的创新。

社会创新基金的成立帮助国家和社区服务更好地在商业机遇、未来健康与青年发展三方面发展可持续的方案。

2014年，白宫内部成立美国政府数字服务局（UnitedStateDigitalService，简称USDS），通过技术和创新来转型政府服务，运用现代科技技术，提高联邦政府面向公众的重要数字服务的服务表现和成本效益。

总体上看，美国政府在社会创新的方法总结、资金支持、合作网络构建以及数字服务方面都影响显著，然而其局限在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创新工作会由于领导人的更迭而产生的时效性。

3.3设计及咨询公司

传统商业设计公司如IDEO，SmartDesign将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运用于医疗等领域，针对不同的用户构建情境，建立起了包容性设计[9]。

并且逐步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扩展运用于社会部门，设计了方便他们使用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工具包”，并在2011年成立了分支机构——非营利设计组织IDEO.org，专门针对贫穷脆弱的社区进行产品、服务和体验设计，从解决贫困问题入手，坚持“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通过正确的合作关系，和长久的问题研究，来产生革命性的改变，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当前，IDEO.org的工作主要集中在4个长期项目，分别是关注未成年少女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低收入社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世界问题的创新挑战竞赛，以及一个持续探索科技与经济来解决贫困方案的平台。

IDEO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工具包见图4（图片摘自IDEO官网）。

图4IDEO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工具包

Fig.4IDEO'shuman-centereddesigntoolkit

除开传统商业设计公司涉足社会创新领域外，美国出现了众多专门针对社会问题的设计公司与咨询公司。

最初帮助基金会构建战略的公司FSG，现在扩大服务范围至基金会、企业、非营利机构、政府部门，帮助产生大规模并且持续性的社会变革。

另一家全球性的发展咨询公司Dalberg针对全球问题进行策略咨询服务，并在公司内部成立了设计影响团队（DesignImpactGroup，简称DIG），通过采取混合模式，结合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快速原型、系统思考、数据分析、参与式方法等，帮助服务匮乏的社区，在健康、经济、通讯交流、农业和食物、可持续渔业、就业与教育等方面加速正向改变。

总部位于纽约的Reboot致力于创造社会影响，使用跨领域方法，包括用户体验设计、政治经济学分析、应用人类学、公共经济学、复杂性理论和数据分析，帮助政府、基金会以及民间组织，探索复杂问题的起源，根据情境设计合理的介入方案，落实实践并评估结果。

MASS建筑设计事务所与社区合作，对材料和建造方法的选择都遵循当地装配、环境友好的原则，只对建造过程予以支持，旨在创造提高健康水平和维护尊严的居住环境，用可度量的方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整体上来看，设计及咨询公司更加倾向于社会创新的方法研究，通过构建跨学科团队，研发跨领域的工作方法，建立自身的设计理念，为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棘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其局限是在为客户提供社会创新解决思路的过程中，通常后续实践跟进不足。

3.4高校

美国设计教育界也在培养具有社会、文化意识、心怀同理心，能够处理社会真实问题的专业人士。

高校在设计学科、商科、管理学等分支上都开设了社会创新专业，或在学校范围内成立了社会创新中心。

设计学代表为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社会创新设计系，马里兰艺术学院的社会性设计专业，卡耐基梅隆大学设计学院的社会创新与转型设计方向，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媒体设计系的实践分支，帕森斯设计学院的跨学科设计等相关专业。

在商科、管理学方面的代表有圣地亚哥大学的社会创新专业，美利坚大学的社会企业专业，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社会创新与影响专业。

此外，布朗大学、伊利诺伊香槟分校都创办了社会创新机构，激发学生的社会创新价值观，回应社会面临的挑战，参与社区互动与创新行动。

4美国社会创新特点

4.1商业元素对社会创新理念的渗透

一方面，非营利与非政府组织在面对社会需求的巨大压力下，必须寻找与商业的合作使组织更加持续稳健地前进。

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美国出现了“社会企业”的萌芽[10]。

1998年美国社会企业联盟（SEA，前身为全国社会企业集会）成立。

这种有稳定商业模式而使命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式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得到了蓬勃发展。

除此之外，美国社会企业推动者比尔·德雷顿建立了最大型、历史最久的社会企业联盟组织阿育王，培养和支持有变革力、突出的社会企业家，他提出“社会企业家不是授人以鱼，也不仅满足于授人以渔，他们不改革渔业产业就不罢休”。

另一方面，以商业发展为初衷的私企或大公司也开始更加关注社会影响。

现在普遍认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是第一个提出“社会创新”概念的。

早在1973年他就在《管理：

使命、责任、务实》中，强调了新经济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管理的社会价值[11]。

这种思想对于美国企业在社会创新领域的关注影响深远。

2006年，美国非营利机构BLab开创了对营利性公司的BCorps认证。

BCorps重新定义了商业成功，对公司在管理、员工、社区、环境、客户五方面都制定了详细的评分标准，来评估公司的社会性和环境可持续性。

超越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BCorps认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将商业作为一种行善力量的风潮，现已有全球50个国家的2092个企业获得认证，其中包括了买一捐一的美国眼镜品牌WarbyParker，为美国公立学校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健康膳食的revolutionfoods，循环利用二手书籍并支持地方图书馆与全球扫盲行动的BetterWorldBooks。

而大企业如谷歌，脸书，也继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利用自己的科技、信息技术优势，关注弱势群体，推动社会进步与人人平等。

4.2跨组织“集体效应”协同网络的构建

截至2016年，美国非营利组织数量达到了150多万[12]，承担起了很多社会工作，然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牵扯利益相关者之广决定了单一的组织机构在解决问题上的局限性，因此出现了许多合作机制与组织网络。

约翰·卡尼亚和马克·克雷默提出与小范围、简单的合作相比，“集体效应行动”在跨组织长期共同解决复杂问题，制定共同议题以及结构性过程的重要性[13]。

如在美国麻省富兰克林镇，起初由两家当地社会服务机构组织讨论青少年酗酒与嗑药问题的行动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参与，并于2002年成立了超过200个来自人事服务机构、地区检察官、学校、警察部门、青年服务机构、信仰组织、当地民选官员、当地企业、媒体、家长和青年群体的代表参与的CommunitiesThatCare机构，通过集体行动，在3个方面，即父母教育、青少年识别以及地方社区法律规范方面的努力，针对当地青少年酗酒、吸烟、吸毒问题取得了有效的成果[14]。

强调“集体效应”的协同网络与组织的独立工作与影响相比，更能够集中力量，避免相互工作的冲突，相互学习、共享资源，在问题解决上得到更加有意义的指数级进步。

4.3领袖精神的认同

美国历史上在推动社会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个人领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提出了变革型领导这一概念，变革型领导能完全激发跟随者的潜力，使人们超越个人利益而为集体、组织、社区来考虑，并最终达到一种超出预期的结果。

典型代表包括为消除种族歧视追求种族平等而奔走的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为消除艾滋偏见而斗争的少年瑞安·怀特。

心理学教授迈克尔·芒福德则提出以技能为基础的模型，将领导力看成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形式、一种技能表现的形式，它包括了定义、理解问题，产生潜在方案的问题解决技能；改良潜在方案和创造实施框架的社会判断技能；以及激发和引导他人实施方案的社会技能[15]。

变革型领导更加强调在社会创新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以及创造出影响的颠覆性，而从技能角度来看待领导力，能够在创新过程中帮助潜在领导者在技能、方法与知识层面给予帮助与支持。

5结语

“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政府放权公民自治以及商业思维三线交融，形成了覆盖面广、参与者多、影响显著的美国社会创新现状。

以小体量的创新个体与组织为创新单元，又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构成合作网络，高校、非营利组织、企业、基金会、政府协作，积极调动公民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社区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美国社会高速发展中涌现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反应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