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励志演讲稿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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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励志演讲稿子
清华大学励志演讲稿子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赚钱之道很多，但是找不到赚钱的种子，便成不了事业家。
自古成功在尝试。
下面是由XX为大伙整理的关于励志演讲稿，仅供参考。
清华大学励志演讲稿子
为梦想执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让我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朋友们，坚持你们的梦想。
无论如何，坚持你们的梦想。
不要放弃，即便遭遇打击和挫折。
很高兴来到这所大学。
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刚才到处看了一下，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地方。
祝贺你们能到这么好的大学学习。
上一次我来中国是五年前，当时是来宣传我的电影。
他们在这里举办了一个电影节，名叫“阿诺德·施瓦辛格电影节”。
我记得他们在一周时间内放映了我所有的电影——要知道，这是很难得的——他们还通过电视台播放了这些影片。
但是我们当时来这里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宣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它专为帮助智障人士而设立。
所以上一次我来是有两个目的。
但是这一次我的身份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代表加利福尼亚人民。
我们来了一个贸易代表团，看看怎样才能扩大与贵国的商业合作，并且相互帮助，因为加利福尼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州，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能相互合作。
但是，我不想错过今天来这里与年轻人交谈的机会。
其实，你们是中国最优秀的青年。
所以能来到清华大学是我的荣幸，我很荣幸能受到邀请。
我阅读了一些关于清华历史的资料，了解到其实这所学校最初是为了培养学生去美国的大学深造而设立。
我还知道，自从“9·11”事件以来，去美国大学留学的难度越来越高，因为现在你们需要填写一大堆资料，要得到签证，这非常复杂，你们必须等待比以前长得多的时间才能成行。
但是听我说，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我听说限制已经有所缓和，得到签证的难度降低了。
我年轻的中国朋友，我想告诉你们，即便你们未曾受到任何美国人的邀请，现在我就以私人身份邀请你们。
我想热情邀请你们所有人前去美国，特别是去加利福尼亚，因为那是时尚之都。
加利福尼亚是最好的地方。
请前去访问，我们会欢迎你们。
我邀请你们所有人去旅游，去见见美国人民，去我们的大学深造，希望有一天你们会去那里做生意，或者可能是定居。
不论你是什么目标，我们都永远欢迎。
毕竟，我们不要忘记，美国是充满机遇的国度。
不论是对于我这样的奥地利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如此。
记住这一点。
据我所知，本世纪以来，中国也在不断孕育着机会，日新月异。
你们是这所伟大的学校的学生，也是崛起的中国的公民，我相信你们在中国也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今天，我想与你们聊聊梦想，对于你们未来的梦想，对于这个国家梦想。
我想与你们聊聊梦想，因为我似乎是一个梦想专家，我实现了自己的许多梦想。
所以让我向你们讲述我的故事，讲述我如何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我认为这个故事与你们，也与中国有些许关联。
一开始我是个举重运动员。
我一直喜欢举重和健美。
当我第一次抓起杠铃，稳稳握住，并高举过头顶，我就一直享受这份愉悦，我知道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喜爱举重，这将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从事举重和健美运动。
我记得自己的第一次真正的训练。
我老家在奥地利，离我们村庄八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座体育馆，我骑车过去。
在那里训练了半个小时，因为他们说半小时后你要停下来休息，否则身体会酸痛。
但是半小时后我看着自己的身体，什么事也没有。
我说：
“我还是再练半小时吧。
”所以我举了更多。
我的力量没有增强，我没有发现肌肉隆起，或者类似的事情。
于是我又练了半小时，之后又是半小时，再之后又是半小时，共计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离开了体育馆，骑车回家。
虽然他们告诉我不应该练那么久，否则身体会酸痛。
骑了一英里之后，我感觉身体发麻，再也握不住自行车把手，摔了下来掉进路边的沟里。
爬起来后我试图再骑。
骑了几码之后我又摔下了车。
我又试了三四次，但就是没法骑车，因为我的身体已经麻木了，我的腿像面条一样打颤。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浑身酸痛，甚至没法举起手臂梳头。
我不得不让我妈妈帮我梳头，你们知道那有多么尴尬。
但你们知道吗?
我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那就是痛苦意味着进步。
痛苦就是进步。
每一次训练之后我的肌肉都酸痛不已，但我知道那是它们在生长，变得更加强壮。
我认为这是现实生活的宝贵经验。
在坚持两三年艰苦训练之后，我的形体和力量都发生了改变。
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
既然我可以改变我的形体，既然我可以改变我身体的力量，那么我也可以改变其它任何事情。
我可以改变我的习惯，我可以改变我的智力，我可以改变我的态度、我的思想、我的未来和我的人生。
这正是我已经做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经验也适用于其他人，适用于各个国家。
你们可以改变，中国可以改变，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
当然，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父母起初完全无法理解我的梦想。
他们总是困惑，他们说：
“你在干什么?
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一份工作，一份真正的工作?
你打算什么时候挣钱?
”我听到的都是这样的问题。
他们还说：
“我希望我们没有养一个乞丐，一个不会挣钱，只想住在体育馆里成天想着自己形体的人。
”好吧，我忍受了所有这些消极的想法。
这些想法和问题越消极，我就变得越积极，我的内心就变得越强大。
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中有一部分人的家人可能会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可能不相信你们的梦想。
但是让我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朋友们，坚持你们的梦想。
无论如何，坚持你们的梦想。
不要放弃，即便遭遇打击和挫折。
坚持你们的梦想。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去参加世界健美锦标赛，我输了。
我只得了第二名，我崩溃了。
我感觉像是个失败者，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而且，我还哭了，因为我觉得我辜负了我的朋友们，还有我自己。
但是第二天，我就重整旗鼓，对自己说：
“我要吸取这个教训。
我要留在美国。
我不回欧洲了。
我要留在美国，和那些冠军一起训练，以美国的方式训练。
我要吃美国的食物，使用美国的运动器械和原理。
”一年以后，在美国，我成为了世界健美冠军。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课。
从那时起，我一步一个脚印。
我的职业生涯开始腾飞，所有我想做的事都如愿以偿。
先是成为了世界健美冠军，后来变成了电影明星，出演的都是伟大的影片，《蛮王柯南》系列和《终结者》系列，还有其他的。
之后，我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我的梦想，即使其他人告诉我那些梦想不切实际，太过疯狂，我依然坚持不懈。
不论我做什么，即便是健身，总有人会说我不可能成功。
后来拍电影，在好莱坞他们也说我不会成功。
他们说：
“你不可能成功的。
你有德国口音，在好莱坞从来没有带德国口音的人成功过。
是的，你或许能演一些纳粹之类的角色，但是因为你有口音，你不可能成为一线巨星。
还有你的身体，你的肌肉过于发达了。
20年前他们拍过赫拉克勒斯的电影，但是现在过时了。
现在是伍迪·艾伦的时代。
伍迪·艾伦很红，他的身材很红。
”都是一些这样的信息。
“还有阿尔·帕西诺，瘦得皮包骨头，他也很红。
但是你不行，太壮硕了。
别想了，你不会成功的。
回去健身吧。
”
好了，其他的就不提了。
《终结者3》上映后，我成了好莱坞片酬最高的影星。
听我说，故事还没完。
即使当我竞选州长时，人们也说：
“阿诺德，你不会成功的。
你不会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
你对政府了解多少呢?
”好吧，事实是，我对于政府的了解和其他加州人民一样，那就是政府遥不可及，高高在上，这亟待改变。
所以我没有在乎那些人的话。
我继续竞选，我坚持自己的梦想，其他的也不提了。
我成功当选。
那些梦想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
健美给了我信心，电影给了我金钱，为人民服务和州长的工作给了我比实现自我更大的目标。
以上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早年生活，还有我的梦想如何帮助我取得成功。
当然，人不应吝啬梦想。
所以我不仅有自己的梦想，也有对你们，对中国的梦想。
让我慢慢道来。
中国的经济已经变成了人类进步的引擎，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
对于中国和全世界而言，这是道德和经济的双重成功。
我经常读到新闻，说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我认为这很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变得贫穷;只是意味着中国会变得富裕，美国也会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一如二战后美国从西欧的崛起中获益。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的能量和力量源泉是什么，或许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美国信奉个人能力，以及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不论其肤色、宗教、种族背景如何。
让我向你们介绍另一个人，肯·贝林，他是一个加州的商人，身价百万。
他也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向全世界（包括中国）的贫困残疾人赠送轮椅。
他说他遇见过一些人，多年来受困于没有窗子的房间，成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除非有人愿意背起他们，带他们出去。
他说难怪这么多残疾人都梦想变成一只小鸟。
贝林先生说我们很多人认为轮椅是一种禁锢，但是对于数百万残疾人而言，它不是禁锢，而是自由，行动和上学的自由，投票的自由，求职的自由，展望未来的自由。
他已经为全世界40万人带去了自由和轮椅。
这就是个人的力量。
我的岳母，尤妮斯·肯尼迪·施莱佛——我总是喜欢提到她，因为她的善良——例如，她创办了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专为智障人士设立。
当然，设立之初专家们告诉她：
“不行，你不能把智障人士带出精神病院去参加体育活动。
他们会在游泳池里溺水，他们会自相残杀，互相伤害。
不要这样做。
”但是尤妮斯·肯尼迪·施莱佛有梦想，有激情。
今天全世界有几百万人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比拼，包括中国。
这就是我五年前来这里的原因。
五年前，一共有50万人参加了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50万人得到了一个参加体育比赛的机会，得到了医疗保健的机会，得到了被平等对待的机会，还有尊敬和宽容。
这就是个人的力量。
尤妮斯·肯尼迪·施莱佛是又一个例子。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力量。
所以，当你们的学识不断丰富，当你们变得更聪明，更富有，请想一想，有数百万人需要你们的帮助。
现在，你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能做什么?
让我告诉你们。
即便你们可能没有钱，甚至一无所有，你们依然可以走出去，教一个孩子学会阅读。
你们可以走出去帮助残疾人，抱起他们，走到户外，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们可以做太多不同的事情。
你们可以带智障人士去看一场足球赛。
个人可以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来伸出援手，帮助他人。
设想一下，如果全中国13亿人民都能放飞各自的梦想，将会取得多大的成就。
设想一下美妙的前景。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力量，都有梦想的力量，这些力量是无穷的。
你们朝气蓬勃，你们学识丰富，你们是中国培养的精英。
我年轻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的梦想。
我相信你们可以梦想成真，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出改变，巨大的改变。
你们要做的只是为之奉献，你们要做的就是把梦想付诸行动并全心投入，对自己说：
“让我们放手去做。
”
清华大学励志演讲稿子
最“惨”的时候
——俞敏洪在清华大学的励志演讲稿
我觉得这个“惨”是要有对照的。
比如说我从小在农村，一岁到十八岁没吃过几顿肉，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惨，因为周围的人都是一个样子。
现在好多同学感到心里不平衡，不是说你过不下去了，而是你看到边儿上的同学比你多找了两个女朋友，你就想：
“哎，兔崽子凭什么比我多找两个女朋友?
”。
再比如他比你多穿了一件名牌衣服，你才觉得你们家是贫困家庭。
我当时进北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时家里很穷，我穿的衣服几乎都打着大补丁，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一直都是：
“哎，‘大补丁’，出来做个动作!
”而我的同学里有几个是部长的孩子——当时还没有企业家，但是有很多是有家庭背景的，包括教授的孩子等等。
一开始是有很多心里不平的，但是在大学里你要慢慢地调整好心态。
我们当时的攀比也不那么强烈，我们当时攀比的是谁读的书多，谁在同学面前发表的观点受重视，谁写的诗多——我们大家当时都比着写诗，因为当时写诗能多找女朋友。
但是我比较悲惨，从诗歌的总量来说我写得最多，写了600多首诗，但是没有吸引过一个女孩子，也没有出版过一首诗。
像你们现在的女孩子，可能会说诗人与穷人没有什么区别，除非那种用诗歌真正打动了你的心了的人，但现在写诗打动人心的好像不是很多。
我们班当时有一个著名诗人，现在在文学界还比较有名的，他的笔名叫“西川”，不知道大家读过他的诗歌没有，他的真名叫刘军，他当时在北大开个人诗歌朗诵会，我也去听，朗诵完了以后发现“哗啦”一下，五六十个女孩子追着他走，结果我就追着五六十个女孩子走……我是个非常蹩脚的诗人，如果我写诗成功了就不会放弃文学了。
但现在回想起来，当个蹩脚的诗人特别的好，为什么呢?
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个料，所以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啊!
人啊，一方面，努力会使你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你的天分。
后来我发现我的天分是做培训。
有时候，你喜欢的并不是你这辈子就能做成功的。
比如说，我到今天还是很喜欢文学，但是我只把它当做我的业余爱好，不能靠它谋生，如果我靠它谋生的话，现在可能就饿死了。
不管你是想创业，领导一个企业干，还是未来想成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想要在任何一个事业中取得成功，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如果没有天分，那么这些东西就更重要，它们是我们的韧性、耐心、耐力、持之以恒的精神。
在我经过一些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持之以恒比天分还要重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当然，也有坚持了最终失败的。
爱情与婚姻
男人没有女人活不下去。
当然，女人没男人也活不下去。
我发现女人的温柔与男人的有出息，或者说成长，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男人越成长，女人对你越温柔。
我老婆现在对我很温柔。
所以当你找到一个老婆对你很凶悍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反思一下，到底是老婆真的凶悍还是你自己没出息。
我们经历了起起伏伏的阶段，我刚开始在北大当老师，她是大三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她算学妹，不是我的学生。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在某些规矩上，美国比中国更加明确。
比如说教授是不允许找自己教的学生的，他怕你写论文作弊啊或者给一个高分数之类的。
但是，我认识的几个大学老师就找自己的学生结婚了，中国好像要更人性化一点。
我当时处在到了25岁还没有女朋友的焦虑状态，因为我肯定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这不用说了啊，满北大追着女孩子跑。
我老婆呢，后来是被我盯上了。
我就在路上看，她长得还是比较漂亮的——毕竟你自己要看着顺眼嘛。
最后我就跟了三个月，找到一个机会跟她谈了话。
又过了几个月，她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就跟了我了。
在大学的时候对我还挺温柔的，我好像还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后来我发现，婚姻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
结婚以前，爱情都是有点那种不真实的感觉的，爱情可以不计后果，但是结婚以后就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有一句话说得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绝对是的。
但是你还不能不结婚，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爱情没有坟墓的话，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对不对?
钱对于爱情和婚姻来说，也许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美好和持久是不起作用的。
我做过一个调研，有钱人的离婚率比没钱人的高。
没钱的话，大家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反而能够产生比较深刻的感情，而一旦有钱以后呢，就各自有主意了。
我结婚以后，因为不成功，也没钱，而且联系出国四年都没有成——我老婆是1988年和我结婚的，眼巴巴地等我到1991年，等了四年的时间，我就是出不了国。
我老婆觉得找了个挺没有出息的男的，就开始变得凶悍的了，说话老有一些威胁性的元素在里面——再不怎么怎么样，我就和你怎么怎么样!
每次都把我吓到半死不活。
当时我老婆对我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
第一步努力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努力。
第二个努力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使危机感更加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
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
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什么的，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
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
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在北大，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
记得有一次回来以后，她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
那天晚上好像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后来一直做培训班，到了1991年底，我就从北大出来了，先在别的培训机构呆了两年，到了1993年的时候办了新东方。
当时办新东方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规模，当时想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赚够自己自费的留学经费，再到国外去读书，大概需要两万五千美元左右。
两万五千美元在当时也挺厉害的了，接近二十万人民币了，所以我觉得要干个两三年。
等到真开了新东方以后，学生就越来越多。
我在1995年年底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舍不得走了，就决定倒过来做。
我决定留在中国，把新东方做大，觉得挺孤单的，就去美国走了一趟，把我觉得有才华的北大同班同学请了回来。
家人与哥们儿
我的创业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新东方的家族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新东方的合伙制阶段。
新东方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个人和家族阶段、合伙制阶段、股份制改造阶段以及国际上市阶段。
现在新东方是第四阶段，因为已经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了。
第一个阶段，刚开始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在干。
从北大出来了没事干，我就早上去贴广告，下午坐在那儿等学生来，晚上到别的培训机构去上课。
后来慢慢学生就多起来了，我发现忙不过来，也没钱请别人来帮忙，就跟我老婆说，你看我们现在自己办学校好像没有问题，你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辛苦，每天要骑自行车去上班，挺远的，你就干脆不做了，看你人长得又不算太难看，往前台一坐，说不定能多招几个学生呢，是吧?
后来我老婆就真的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1992年辞的，和我一起干到了1996年。
她管行政、后勤、招生，我管上课和教师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还插入了一些家族因素，我老婆的姐夫、我的姐夫都到新东方来工作了，虽然他们都很能干，但这已经很明显带有家族倾向了。
至于我妈，她倒是没有参加过新东方的具体工作，她是觉得儿子在新东方能养活她了，就给我做饭来了。
她这一来带来两个大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家就一间房子，我老妈和我们睡一间房，我跟我老婆晚上根本就没有空间在一起，这是个大问题。
大家知道，其实中国的婆媳关系是很麻烦的，我老妈个性比较强，我老婆个性也蛮强的，两个个性强的女人在一起——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所以总是有一种疙疙瘩瘩的感觉在里面。
第二，我老妈以前是农村妇女队长，特别喜欢干活，一看新东方地脏了没人扫，她就要扫地。
我想老太太要扫就扫吧，可是她扫着扫着就领着新东方的人在干活了。
老太太能很自动地就变成领导人——说实话，我身上有一点点我老妈的特点，能够通过努力地干活使自己变成一帮人的领导。
老太太是我妈嘛，有时候会干预新东方的一些事务，后来新东方内部因为我老妈弄出一些疙疙瘩瘩的矛盾。
但是这在1996年以前不是什么大矛盾，因为那时候新东方本来就是一个家族，就是大家一起干。
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我1995年年底去美国到96年初我那帮哥们儿从国外回来，而且他们有很多是放弃了重要的职务回来的。
比如说王强，在贝尔的实验室工作工资接近8万美金，跟我喝了两天两夜啤酒就糊里糊涂跟我回来了。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不认为我很能忽悠。
我在大学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参加学生干部活动，也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学习成绩也挺差的。
其实我给全班同学留下的印象就是俞敏洪是个特老实的人，也是个挺没出息的人。
其实这种印象留下来以后呢，给我后来到外国去找他们，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后果：
第一，他们突然认识到，我们班当时最没出息的那个人，没有出成国，在中国赚的钱竟然比他们还要多!
他们是这样想的：
像俞敏洪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能赚到钱，那我们回去还不发啦?
第二个好处，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挺老实的人，如果我说回去能做成功，那就一般能成功，我不是那种空口说白话、随便瞎忽悠的人，因为我在大学里没有给他们留下这个印象——他们没有想到跟他们分离十年我已经彻底改变了，哈哈，从一个不会忽悠的已经变成了顶级忽悠专家了!
当时他们没有明白，等回来以后发现自己上当了。
他们问我，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违章建筑里。
他们说他们的汽车在哪里?
我说总共就一辆天津大发。
最后一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就开始上班了。
当时我跟他们说发工资是没戏的，但是我们新东方还有好多没有开发的项目，当时只开发了一个托福项目，还有像国内考试、GRE项目、翻译等等。
我就给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后来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知道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
我要给他们开工资肯定是不行的，也没有那么多钱，我就说：
“既然咱们是哥们，原来也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现在新东方虽然表面上是我的，现在你们一块儿来就是大家的了，所以咱就是把业务划成版块，执行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政策。
”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就是给你一块地，你爱种不种，但是农民都会种的，因为不种终究没有粮食吃了。
所以呢，农民就包产到户，一直到今天种粮食还种得挺热闹。
当时新东方没有股份化，我们也没有想过要长期一直干下去——只是希望通过新东方的平台让大家一起富起来，因为他们当时回来也还很穷，当然也是为了大家一种模糊的事业感。
这样，我们就开始一起演讲，一起策划新东方。
大家一起干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付完了，把国家税收付完了，该拿的钱全部拿走。
我跟他们说了，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要的就是大家天天在一起，大碗喝酒，大盘吃肉，然后再一起把新东方做好做大，以后我们回顾这一段人生的时候，确实感到痛快就可以了。
其实从1996年开始，直到XX年，新东方急速发展，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一种做事情的豪气和大方在里面。
到了后来，大家知道，包产到户嘛，小农经济，这个结构等到大发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当时没有出问题。
实际上，结构和你发展的现状必须是配合的。
如果说你的发展还没有到达一个点上，你就开始想把最好的组织结构放进去，这就把你的发展机会给扼杀了。
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没有组织结构来进行提升，也就死定了。
他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其实还很小，总收入一年才有几百万，我要是给他们股份让他们弄的话可能早就散架了——因为一旦股份化，所有的职位都会正规化，然后谁拿多少工资，谁拿多少奖金，谁来干什么都是一定的，当时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不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当时的目标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当时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
既然不出国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
他们回来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就是赚点钱，而且一帮哥们在一起也不容易，大学的友谊，隔了快十年了又聚到一起去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做得挺开心。
这个结构的好处就是新东方急剧发展，总共五六年的时间就从年收入几百万一下子冲到了几千万，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的了。
害处就是后来引起了新东方内部的巨大矛盾。
我的这些大学朋友回来之后，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也给我带来了原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他们进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赶我的家族成员。
这个让我感到很痛苦，我想：
这帮兔崽子，怎么一来就要把我家里人赶走呢?
但是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呢?
如果我和他们吵架——不管是因为业务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不管说话说到多么凶，都是哥们儿，不会最后出问题的。
但是我老婆在边儿上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她认为很平常的话，他们听了以后可能就会觉得很受侮辱。
我是习惯被侮辱了，我老婆说话是不是侮辱了我，我根本就听不出来，但是他们不行。
如果新东方想要做长久的话，不能有女人干政。
但是我又怕我老婆，怎么能让她走呢?
后来我就和我老婆说，你看咱们新东方未来要做大吧?
她说是啊，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我就说，你看咱俩现在的能力，做大新东方有点力不从心。
她说，倒也是。
我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先出去读书吧，提高能力。
我老婆就说，那你先出去吧!
我说不行啊，我先出去了，这一帮兔崽子心怀叵测在你身边你哪受得了啊，对不对?
不如放我先对付他们一阵子，你先出去读书吧!
也不知道我老婆是怎么被我忽悠的，1997年底就真的跑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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