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断裂》的主要观点.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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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断裂》的主要观点

这本书有一条清晰的探讨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的思路。

他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从80年代资源配置的扩散趋势到90年代的重新积聚趋势的转变，是形成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的深层制度原因。

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缔造了一个新的支配性势力结构，商界、学界、政界的精英们结成联盟，占据、支配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再分配，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看不出有共同发展的机会，他把这种格局称之为“断裂”。

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却与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脱节。

特别是在加入了世贸组织的情况下，“接轨”的“拉断效应”会在多方面表现出来。

入世会使得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分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在其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与这个社会的其他部分越来越没有关系。

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他认为，断裂社会是一个更为贴近中国社会现实的概念。

他所谓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

如果将断裂社会理解为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那么结构性的断裂主要发生在这样几个层面，他主要介绍了：

城市中失业下岗人员，城乡之间。

与城乡之间的断裂相关，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现在更是由于市场的调节，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问题映射出城市中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断裂。

断裂社会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特征，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难题。

孙立平着力探讨了导致社会断裂的一系列社会失衡现象以及一个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

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道德底线失守……，种种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失衡与失序，其实都缘于“社会权利的失衡”——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这种权利失衡不断地复制并再生产出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与社会的裂痕，日趋呈现出孙立平所表述的结构性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进而出现行动层面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即社会裂痕不断扩大，鸿沟不断加深。

断裂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更为困难。

一般地说，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要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

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要求的忽视。

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理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并采取措施逐步给以解决。

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所以，走出失衡与断裂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道路只能从制度的合理设定与安排中寻找。

首先，政府的取向应当逐步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公平和秩序等问题的关注上来。

还应当重视社会政策的独特作用。

社会政策的指向应该是社会公平、秩序和社会安全和稳定。

我们现在存在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与改革逻辑的变化的状况。

这种逻辑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两个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上。

其现实的含义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

这种影响最终会体现在改革的结果，特别是利益的结果上。

接下来，本书利用“断裂理论”来分析今天的社会现象。

1、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

在今天，我们正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不同。

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

所以，我们就要提高内需，利用“断裂理论”分析，理清我国现在内需短缺的原因，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很重要的。

首先，最基本的制度条件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能够依据制度的规定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预期，可以说是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其次，生产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与消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几乎相等。

这就是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基本市场环境。

也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第三，现在，我国处于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现状，其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甩在工业品的消费过程之外。

而中国目前还有许多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所以，这个因素对内部市场需求的影响很大。

第四，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市场，必须形成一个相应的阶层结构性条件，而现在我国现状是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弱小，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中等收入阶层”壮大。

第五，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

就整个社会而言，是我们社会分配中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

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也为腐败现象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第六，中国要突破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瓶颈”，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2、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

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格局正在由20世纪80年代的扩散走向重新积聚。

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正在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部分构成的。

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

3、快速城市化的前夜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前夜。

城市提供的生存就业机会远远大于对于居民生活的容纳能力。

这种差异存在造成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到城市之后，能够在城市找到就业的机会，其中有些能够在城市中生存下来，而在另一个方面，在城市的生活中却出现了种种的紧张状态，并形成种种的社会问题。

比如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等等。

但不管怎样说，我们应该看到，相对而言，后一种容纳能力要比前一种容纳能力更容易解决一些。

当然，这需要正确的城市发展政策和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

在人们所担忧的“城市病”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农村病”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思考“城市病”的时候，必须将这个“农村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农村和城市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都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

但毋庸讳言，人们在讨论城市病的时候，常常会带有一种“城市偏好”的目光。

但这一切不应当用阻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实现和保证。

现在，我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契机。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已经进入非农产业的这2个亿劳动力及其家属定居为城市人，特别是使那些已经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和家属定居为城市人。

应当说，这也是一条更为现实的城市化道路。

即使撇开户籍制度的因素不论，那些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要在这些大城市定居下来，面临着种种的制约因素。

而在新兴的制造业中心，使得那些在这里就业的农村人口定居为城市人，在这些地区形成新的城市地带，相对要容易得多。

当然，这也需要种种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在城市化过程中，作者看到，“中变大”是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选择。

4、“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

这个城乡二元结构至少是由这样的几个因素构成的：

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

如果上述的问题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就不会消失，户籍制度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难以真正实现。

在讨论断裂社会的时候，过去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经济生活中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一种新的“二元结构”，我们将其称之为“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正在开始出现。

现在，这两种“二元结构”正叠加在一起。

这是我们社会面对的一个新情况。

　　在这里我们所要关心的问题是:

这种“二元结构”的叠加，特别是“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的出现，对农民工流动具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曾经表明，由于“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的出现，意味着过去曾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互相依赖性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特别是城乡之间，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

这里所说的不同的时代，甚至具有两种文明程度的含义。

　　而现在农民工的流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流动会具有哪些特点。

目前正在全国大力推行的社区建设，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活框架的一次根本性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基层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

社区的重建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活框架的重新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