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缺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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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缺点
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缺点
艾畦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教科书、辞典、百科全书中都讲：
孔子打破官学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之风。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化人士，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一定要说是因为有了孔子才打破官学垄断、才有了私人教育，这恐怕不是历史事实。
我国自古就有极为重视教育的传统，在孔子之前，教育之普及、文化水平之高恐怕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礼记•学记》中讲：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孟子也讲：
“设为库序以教民，库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滕文公上》）我们都熟悉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子产比孔子约长三十岁，是同一时期人，可见孔子时代“乡校”是很普及的。
“乡”的规模，有解释为一万二千五百家，有解释为三千六百家。
如果连“乡”都普遍有“校”的话，那就很难说是“官学垄断”了。
陈来教授在《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之反省》一文中，对“儒”的源流及孔子之前的教育状况论之甚详，文中也讲：
“总合所有上述职官的功能所构成的西周行政教化传统就是儒家思想的来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孔子以前就有的‘儒教’的一部分。
‘师德’既然是致仕贤者教授乡里子弟的人，则这种职业教化就亦不待王官失守而已有之。
”
孔子自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论语•为政》），又自称“吾少也贱”（《论语•子罕》）。
既然“少也贱”的孔子都可以受到良好教育，那就很难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是自孔子始。
孔子讲：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又讲：
“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是乐于、善于向别人学习的。
《庄子》、《礼记》、《史记》中均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中讲“孔子学於老聃、孟苏、夔靖叔”。
那么，老子等人属于官学呢还是私学呢？
孔子拥有众多弟子，这的确是很突出的。
但任何现象都不会是突然出现、孤立存在的。
如果说少正卯聚徒讲学、与孔子争夺弟子事属虚妄的话，那郑国的邓析实有其人，只比孔子年轻几岁，自编“竹刑”，还帮人打官司。
据《吕氏春秋》：
“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弟子比孔子可能还要多些。
因此我们可以说：
在孔子时代乃至孔子之前，“官学”与“私学”的界限很可能就并不明显。
我们甚至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
对“国人”来说，也许原本就没有官学与私学的区别，因为在理论上每个“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当然，这一假设能否成立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下面就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缺点谈一些个人看法。
孔子教育思想的缺点：
1. 忽视科学
忽视科学这点是中外不少人对孔子的批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和积累，主要有：
在天文学方面，如李约瑟先生所讲：
“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
”而且中国天文学自始就使用赤道坐标系，不同于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和阿拉伯的地平系统，而现代天文学采用的是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
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纪录是《尚书•胤征》中的记载，发生在公元前1970年或前2019年。
世界上第一次新星爆发纪录也是中国殷商甲骨卜辞中的“新大星并火”，约为公元前1300年。
在数学方面，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有：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东汉郑玄在注疏引郑众所言：
“九数：
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
”这同后来的《九章算术》差不多少。
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西周时即有“九数”的教学内容是合乎情理的，当然也许不会有《九章算术》中的内容那样高深。
但只要有这些概念和最粗浅的运算技巧，在当时世界上也明显居领先地位。
《墨子》一书中述及的数学、几何、力学、声学、光学、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至少不次于晚墨子近两个世纪的古希腊阿基米德。
墨子虽然比孔子晚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墨子》一书中很多内容也为墨子的弟子们所写，但同样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孔子时代及以前，数学和物理知识就应该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周礼•冬官考工记》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产生于春秋末与战国初，与墨子活动时间大体相当。
其中所记录的丰富手工业技术与《墨子》相互印证，反映了那一时期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
同样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孔子时代及以前，工艺技术水平会是相当高的。
但在《论语》和其它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无论是数学物理还是机械工艺，均无丝毫反映。
如果考虑到西周教学中本来有重数的传统，我们只能说孔子未能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他之前的文化知识。
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
《周礼》中讲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小学”，是青少年们的学习内容；而孔子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是“大学”，是成年人学的。
但墨子等研究数理工艺的人士就不是成年人了吗？
也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在诸子作品中除了《墨子》和《管子》，其他不也都没涉及科学吗？
还有人会为孔子辩护：
古希腊与孔子地位相当的苏格拉底不也只谈社会伦理、不谈科学宇宙吗？
的确，依照“无求备于一夫”的古训，孔子忽视科学最多只能说缺憾、而不能说是过错。
如果将孔子视为与其他诸子和古希腊哲人一样的杰出文化人士的话，孔子对
知识有个人偏好是正常、无害的。
但后来孔子被君主们尊为“至圣先师”，他的话被认为句句是真理、是社会思想的准则，这样，他的忽视科学这一个人偏好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危害了。
2. 缺乏尚武精神
如果说忽视科学是先秦多数士人之通病的话，那缺乏尚武精神恐怕只有孔孟、杨朱等少数学派了。
以军事见长的孙子等人就不用说了，主张耕战强国的商韩吴起等人也不必说了，就是《墨子》、《管子》中也有相当篇幅、很高明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连主张虚静无为的《老子》中，虽然多有反战言论，但也讲独特的用兵之道，如：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八章》）等。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句著名的话：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自有国家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战争。
一个国家民族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战争中获胜，因此古代优秀的政治家往往也是出色的军事家，贵族以勇武善战为荣，百姓也普遍强健能战。
孔子和鲁儒们依自己的爱好和愿望，只把周公说成是制礼作乐的先驱，从不提周公也是位军事家，不仅参与了武王伐纣，而且后来还亲率大军东征，讨平叛乱。
孔子无疑是位礼仪方面的专家，但对军事没有兴趣。
《论语•卫灵公》中讲：
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问孔子有关打仗的事，孔子答道：
“礼仪方面的事我学过，打仗的事我没学过。
”并且第二天就离开卫国了。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
孔子对曰：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
”）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
孔子是不满卫灵公内政不修，因此不同他讨论军事。
但在有关孔子比较可靠的言行记录中，也未见他同任何人讨论过军事。
我们都知道，上古时代的“五礼”中是有军礼的，但现存《仪礼》中只有四礼，没有军礼。
章太炎在《经学略说》一文中这样讲：
“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
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
《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
孔子曰：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
”
《逸周书》普遍被认为是孔子选了一百篇古代文献集成《尚书》后剩下的周代文献。
《逸周书》中有多篇军事文献，如《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武顺》、《武穆》、《武纪》等。
但在经孔子选编的《尚书》中，迄今还未发现有军事文献。
前述《周礼》中所讲周代青少年学的“六艺”中有“五射”。
汉代郑玄注引郑众曰：
“五射：
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
”后来唐代贾公彦作了进一步注疏：
白矢，即箭不仅射中、而且要射穿靶子，因此才见到白色箭头，表明发矢准确有力；参连，即连续放箭，有如连珠；剡注，疏曰：
“剡注者，谓羽头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疏曰：
“襄尺者，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君一尺而退”，襄，让也；井仪，连发四矢皆中靶，并成井字状。
显然，这“五射”中除“襄尺”外都是要求很高的实战技术。
孔子也讲“射”：
“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又讲
：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论语•八佾》）这里的“皮”是指箭靶子。
孔子讲射箭不一定要射穿靶子，因为人的力气大小不同；而且射箭时“无所争”，要“揖让”，射完了再饮杯酒。
显然，孔子所讲的“射”并不是实战技术，而是一种礼仪，类于《仪礼》中的“乡射礼”或“大射仪”，是上不得阵的。
也许有人会替孔子争辩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学生厓有（冉求）说他的军事才能“学之于孔子”。
但这很可能是做学生的为了能使孔子回到鲁国而讲的谦辞，因为在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我们实在看不出孔子对军事有兴趣、有研究。
即使退一步讲，孔子在私下里说不定对军事也许确有研究，但流传下来的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孔学思想仍然是缺乏尚武精神。
以前讲过，我们中国的道德观念本来一直是以“德”为中心的，而孔子将以“德”为中心转变为以“仁”为中心。
这种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带来了至少两个相当负面的作用：
一是注重尊尊亲亲，使法制不彰；二是弱化了尚武精神，使人变得温顺柔弱。
客观地讲，孔子倒也还并不是完全回避、反对战争，而是强调“仁”和“义”、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
（见《论语》的《述而》、《子路》、《卫灵公》、《季氏》等篇中有关内容和《左传》的“哀公十一年”、“哀公十四年”及《史记•孔子世家》等。
）孟子进一步发展或者说进一步扭曲了孔子这一思想：
“有人曰：
‘我善为陈，我善为战。
’大罪也。
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孟子•尽心下》）然而把“善为战”与“仁”对立起来、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只讲“好仁”，果能无敌于天下吗？
韩非在《五蠹》中曾举过徐偃王的例子：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
”后来曹操在注《孙子兵法》序言中也举了徐偃王的例子，并总结道：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
”
古代汉族人的体质是非常强健的。
荀子在《议兵》篇中曾举例道：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
”这同古希腊武士轻装跑马拉松而累死的例子可做对照（当然这位希腊武士也有可能原本心脏就不大好）。
《汉书》中载西汉名将陈汤对汉成帝讲：
“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因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可见即使除去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后，汉兵的体能也至少决不次于游牧民族。
毛泽东年轻时曾写过《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讲：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
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这篇文章写于1917年，上距清室覆亡不远。
反映出经长期孔孟程朱思想的熏陶后，原本可以“以一当五”的强健民族已是武风不振、体质日趋轻细，并且还被送了个外号：
“东亚病夫”。
顺便提及：
任一时代的审美观念都必然是当时居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反映。
汉代女子以颀长为美，唐代女子以丰满为美，明清女子则以纤弱小脚为美。
明清时代这种审美观念肯定反映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孔孟四书、程朱理学中有相当程度的衰弱、病态、压抑、扭曲色彩。
3. 缺乏务实精神
如上文所讲，孔子不讲科学、不讲军事；以前也曾述及，孔子不讲经济、不讲法制。
那么孔子讲什么呢？
只讲两类内容：
一类是《诗》、《书》、《春秋》等“文”类；一类是礼仪、道德、伦理等“礼”类。
因为孔子认为有这两类东西来维护君主统治、防止犯上作乱就已经够了，这就是他的那句名言：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句话在《雍也》和《颜渊》中重复出现，可见这是孔子本人所注重的观念。
孔子还有另一句名言：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器”是器具，孔子这句话是说：
理想的君子是不像器具那样，具有某方面用途。
那么，孔子是不是说“君子”应该有多方面用途、有多方面能力呢？
不是。
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坐而论道、不做任何具体事。
孔子并不欣赏有多方面实际才能的人。
孔子诸弟子中最有才能的要说是子贡了：
政治上“常相鲁、卫”，外交上出使一次使“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学术上被孔子称为“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并且经商能力突出，是位商业巨子，因此当时有“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的说法。
而且子贡对孔子的贡献也可以说最大，孔子厄于陈蔡时，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孔子世家》）；由于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因此“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史记•货殖列传》）
但孔子并不很欣赏子贡。
他曾当面对子贡说：
“汝器也”（《论语•公冶长》），联系他所讲的“君子不器”，“汝器也”并不是一句好话。
（不过当子贡进一步问“何器也？
”他答曰：
“琏瑚也。
”还是肯定子贡是庙堂之器。
）另一次他还故意问子贡：
“汝与回也孰愈？
”子贡自然回答：
“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孔子进一步肯定：
“你的确不如颜回。
我和你都不如他。
”（“弗如也。
吾与汝弗如也。
”《同上》）
孔子最看重、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
颜回的确聪明好学，上文中讲子贡曾称赞颜回“闻一也知十”；颜回去世后，孔子甚至认为再没有好学的人了：
“季康子问：
‘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亡。
’”（《论语•先进》）他的心地也很善良，孔子称赞他：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论语•雍也》）他的性格比较温顺，孔子曾讲：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
”（《论语•为政》）甚至认为他过于温顺了：
“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
”（《论语•先进》）他的修养也很好，孔子说他：
“不迁怒，不贰过。
”（《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同上》）但颜回做过什么具体事情吗？
什么也没做过，连谋生也是个问题。
（“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论语•雍也》）
孔子自己只注重“文”和“礼”，不喜欢实用学问，因此也最欣赏颜回这种没表现过实际能力，但好学、在为人上温顺谦恭的人。
孔子和颜回如果只是做人文和伦理方面的学者或朝廷供养的博士，那会是很出色的。
但一个国家如果只讲人文和伦理，不讲科学、不讲军事、不讲经济、不讲法制、不注重实际做事的人，那能好的了吗？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孔学立为思想正统后，直到清末，除乱世外，二千年间中国的科学、军事、经济、法制等各方面的进步似乎与孔学受尊崇程度成反比例起伏，一些方面比起先秦来甚至可以说退化了。
科举制度自然有其平等的一面，经科举选拔出的人中也有一些有才干的人；但由于科考内容的局限和在不同时期的侧重，也选拔出了不少只空谈道义而缺乏实际能力的人。
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中国的某些弊病要看得更清楚：
“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
”“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
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利玛窦中国札记》）
4. 二分法思维，缺乏包容度
二分法思维是指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我即敌、否认或忽视中间状态存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缺乏包容度。
孔子二分法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的“君子”、“小人”之辨。
《论语》中提及“君子”的有一百零几处，提及“小人”的有24处，其中将“小人”和“君子”作鲜明对照的据我数为19次。
也就是说，孔子在提到“小人”时，几乎都是用来与“君子”作对照的。
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等等。
那么，除了“君子”和“小人”外，还有没有第三类人、第四类人呢？
在孔子的言论中没有发现。
上个世纪前半期的著名剧作家、导演洪深曾编译、导演了名剧《少奶奶的扇子》，其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我想世界上的人，也不能就分做两群：
说这群是好，那群是坏；这群君子，那群小人。
”洪深（或原作者英国王尔德）的这一见解应该说比孔子要更正确一些。
在前一篇有关我国古代法制的文章中曾述及,我国上古传统中一直是主张“既要德政也要法治”、“德政和法治相辅相成”；而孔子则把命题转换为“德政好还是法治好”、“要德政还是要法治”。
孔子的这一命题转换也反映了他二分法思维的特点，缺乏兼容并包的观念和胸怀。
孔子是很爱好音乐、很懂音乐的。
他曾在齐国听到“韶”乐，之后三个月仍沉浸在该乐曲中，以至吃肉都觉不出滋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述而》）。
他也曾修正了“雅”乐和“颂”乐中的不正确之处（“子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罕》）。
但他讨厌郑国音乐，主张排斥、禁绝郑国音乐（“放郑声”），因为“郑声淫”（《卫灵公》）。
“淫”是过分、过度的意思。
人们解释说郑国的音乐节奏比较强烈，容易激动人心，不符合孔子中正平和的音乐标准。
孔子喜欢韶乐和雅颂，这无可非议，但主张“放郑声”就缺乏包容度了。
这就如同不能因为喜欢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古典音乐就主张排斥、禁绝爵士乐和摇滚乐一样。
在另一处，孔子又重复了讨厌、憎恨“郑声”，并加进了新的内容：
“子曰：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
’”（《阳货》）据载古时有些人认为朱色即大红色是本色、正色，而紫色是由红色参杂其它颜色而成，是杂色。
孔子看来是认为紫色不纯并夺走了一些人对红色的喜好，因此讨厌、憎恨紫色。
其实红色固然好看，紫色也很漂亮，五彩缤纷不是更好吗？
如果说对颜色、音乐的好恶还无关宏旨的话，那么“恶利口之覆家邦者”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了。
什么是“利口”、怎样算“覆家邦”，这都是很难在法律上作出定义的，这就为“因言治罪”开启了方便之门。
《荀子》、《淮南子》、《史记•孔子世家》等古籍中载孔子诛少正卯，所举的五项罪状：
“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均为想当然的揣度和以言治罪，与“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到了春秋时代，从《左传》中看，“小人”普遍用于自称的谦辞，如《隐公元年》（孔子出生前约170年）有“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
”再如《昭公三年》（孔子13岁时）中，晏婴就在齐景公面前多次自称“小人”。
春秋时代，“君子”“小人”也用来分指贵族和平民，并不带什么贬义，如《宣公十二年》（孔子出生前约50年）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昭公六年》（孔子16岁时）有“誓曰：
‘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
’”但那时“小人”也在具贬义的含义上使用，如《昭公八年》（孔子18岁时）有“小人之言，僣而无征，故怨咎及之。
”再如《哀公十一年》（孔子68岁时）有“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
”
《论语》一书中计有24个“小人”，据笔者分析，其中有三个侧重指“小民”、“平民”，没有太大的贬义，这三句话是：
“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阳货》）其余21句都带有明显贬义，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宪问》）、等等。
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
孔子这里只是讲“卑劣之人”而没有指“小民”，就是说，孔子并不是把“小民”和“卑劣”混为一谈。
但在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句子中，如果“小人”不是指“小民”，就会成为同义反复、没有意义；或者我们再退一步说：
至少在一部分言论中，孔子是把“小民”和“卑劣”视为一回事。
周公虽然出身于王室、贵族，但颇具平民情怀。
他曾对成王讲：
“要先知道百姓耕作收获的艰难，这样在身处安逸时，也会知道百姓的苦衷。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又讲：
“一些王孙贵族生于安逸，不知耕作收获的艰难，不知百姓的劳苦，只知道享乐。
”（“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无逸》）他还有一些名言，如：
“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逸》）等等。
我国上古时代一直有关心平民疾苦、同情弱势群体的传统。
《虞书•大禹谟》中即有“不虐无告，不废困穷”。
《夏书•五子之歌》中有“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意思是：
大禹先祖讲，他视天下普通男女同他自己一样）。
《商书•汤诰》中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
《商书•太甲下》中有“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
周初除周公外，召公也讲：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周书•召诰》）。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瘼）”，等等。
孔子的确有“惠民”思想（见下文），但在孔子的言论中，找不到这类同情弱势群体、具平民情怀的例子。
孔子在权贵面前一直是很谦恭甚至谦卑的。
《论语•子罕》中讲：
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穿官服的人和盲人时，虽然他们年轻，也一定会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会快步走过。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见到穿丧服的人站起来，是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对盲人尊重可能是古代人们相信盲人有特异能力，如《国语》中有“吾非瞽史,安知天道?
”；但见到穿官服的人，虽然年轻也一定站起来，是否有点过？
孔子对人说话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等级分明的。
《论语•乡党》中讲：
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能言善辩，与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温良谦恭（“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
”）
孔子在国君面前就更谦卑了。
据《论语•乡党》，如果国君在场，孔子总是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谨慎小心（“君在，椒错如也，与与如也”）。
进入朝廷之门，总是弓腰曲背，好像没有容身之地的样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在国君面前，说话总象中气不足的样子（“其言似不足者”），连大气也不敢喘（“屏气似不息者”）。
对孔子的这些举止，当时肯定也有人看不惯，因为孔子曾为自己辩护说：
“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论语•八佾》）
但孔子对非权贵者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他有句名言：
“后生可畏。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罕》）其中的“如”与“不如”显然以是否能成为权贵为标准：
年轻人前途远大，怎么会知道他不能成大人物呢？
但到了四五十岁还功不成名不就，也就没什么指望了。
这倒也是实话，但讲“畏”与“不足畏”却让人觉得有点没必要：
无论是“畏大人”还是“民斯为下”都无助于形成健全的心理和思维。
《论语•宪问》中有这样一段：
“原壤夷俟，子曰：
‘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以杖叩其胫。
”原壤这个人均解释为孔子故旧；夷，踞坐，伸开两条腿坐，表示傲慢；俟，待也。
这段话意思是说：
原壤见孔子来了，还是傲慢地伸开两条腿坐着。
孔子就骂他：
你年轻时就不知恭顺友爱，长大了也没什么出息，现在老了还不快点儿死，真是个祸害。
并用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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