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课程讲稿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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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课程讲稿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拉康的人格理论及其他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学说。
这门学说的革命性在于指出人的精神并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单元，也就是说，面对客观世界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协调的主观思想。
人的主观思想是有层次有结构的多元体，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协调一致的合作，而是充满了斗争与冲突，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
（这种斗争冲突是指超我、自我将本能欲望压抑到无意识以下，而无意识又总是时刻能够返回来干扰人的意识。
人的精神就时刻处在压制与反压制的内在张力之中。
）
精神分析学是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反叛，理性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自我，并且通过理性能够把握世界和人自身，这在精神分析学那里成为一个神话。
人的精神不再是协调、统一和有理性的，无意识深渊的陌生性、异己性和神秘性展现出一个完全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自我。
而拉康的理论将自我的形成建立在一个镜像认同的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产物，并不具有多么牢靠的、真实的、绝对的根据。
（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谈到）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对人进行重新认识的科学，“认识你自己”这一镌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是人类探索追寻的永恒主题，自古以来的各种学说都对这一问题作出过某种诠释，而精神分析学则从人的精神层面对此作出了最深层的、最精微的解答。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创造性重写，他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到精神分析之中，并结合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重新诠释弗洛伊德。
因此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也被称作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一切精神分析学的研究都是基于无意识和主体（人格）这两个领域进行的，拉康的学说也可以主要分为这两个方面。
主体的形成
镜像阶段（TheMirrorStage）
在弗洛伊德那里，儿童主体人格开始形成的重要步骤是俄狄浦斯情结，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儿童与母亲和谐共生，儿童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自我与整体性的他人的概念，儿童的身体与母亲和外部世界是混沌不分的。
这一阶段的儿童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主体人格尚未建立。
后来，由于父亲形象的介入，儿童与母亲完满自足的双边关系结构，不得不在父亲的阉割威胁之下让位于服从“现实原则”的儿童、母亲与父亲的三边结构。
父亲所代表的世间法对乱伦的禁止是一切社会权威的象征，从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儿童开始获得了某种主体人格，开始具备自我和意识，并在性、家庭和社会网络中获得一个独特的地位和角色。
可见，俄狄浦斯情结是道德、意识、法律，以及各种社会权威的开端，是主体人格形成的重要步骤。
拉康在弗洛伊德说学的基础上提出“镜像阶段”理论，认为镜像阶段在儿童“自我”的形成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婴儿在出生后的6个月之内，即“前镜像阶段”只能被动地接受到外界对他的作用，所得到的印象只能是零碎的片断的，并无统一性和整体性观念。
克莱茵（著名的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长期在英国工作）认为，此时的婴儿的利比多并不朝向整个人，而是朝向“部分对象”，如乳房、大便和阴茎等。
拉康在此问题上赞同克莱茵。
6至18个月期间，一般婴儿都会经历一种变化，拉康称之为“镜像阶段”的变化。
这一年龄段的婴儿经常会冲着镜中自身的像发笑。
拉康认为这是一种会心之笑，标志着从被动接受阶段向主动行为阶段的转变。
如何来解释这种转变呢？
拉康认为，心理学上的成像理论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
成像代表着一种来自利比多能量的同形或自恋的认同。
“像”即一种形态，生物学研究表明，形态（无论是自身像、同性同类像或异性同类像）在鸽子或蝗虫的身体发育成熟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婴儿的情况较动物要复杂：
一方面他从镜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形态，一种具体的像的统一性，这一点与动物无异；另一方面，当他看到随着自己的动作镜像也会有相应的动作时，就会误以为自身已经能自如地控制镜像了，为此惊喜而发笑。
婴儿这种想象性的控制能力的获得显然是以成像认同为基础的。
“镜像阶段”可以说是人类主体成长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与镜像的想象认同使主体（婴儿）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想象的控制能力。
它表达了婴儿这样一种期待：
尽管他仍处在一种不协调、无法自如活动、需要旁人照料的状态中，却在想象的层面上，通过与镜像的认同，期待着一种对身体的整体性的自如控制。
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开端。
在随后的生活中，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或爱之对象的认同，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身份或同一。
对于自我的这种构成状况，拉康曾把它比喻为一只洋葱：
“自我，是一种像洋葱一样被做成的对象，剥开它，你会发现构成它的连续认同”。
镜像无疑处于这一系列认同的底层。
因此，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原型。
不过，婴儿（主体）一开始并不知道那就是他的镜像，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一个“小它”（theother）
那么，这个小它或他人是如何成为自我的呢？
拉康认为，那是利比多作用的结果。
婴儿对镜像的利比多投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一种来回的流动，拉康称之为“跷跷板”游戏。
通过这种来回流动，婴儿与镜像之间就发生了一种角色的转换。
角色转换引起两种后果：
一是借助于镜像的像的形式，婴儿获得了躯体感，二是婴儿有了意识与躯体的区分。
在个体自我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观察某些儿童行为，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种角色转换现象的存在，如18个月到3、4岁的儿童活动中可以经常观察到，某儿童打另一儿童时，往往会说“某某人打我”，而非“我打某某人”。
这并非是儿童在说谎，而是此时的儿童正在经历那种角色的转换，加上自我还没有完全确立，故无法分清自我行为与他人行为。
角色转换是主体（儿童）成长的必经的阶段。
镜像阶段的意义：
1、一旦自我借助于镜像开始确认，主体（婴儿）不但获得了统一感与整体感，而且同时意味着差别开始出现，正是因为婴儿发现了差别的存在，他才需要借助于统一感来消除差别。
所以，镜像阶段除了促成了自我的诞生，还意味着在主体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2、体现了开创性、潜在异己性及分裂性的并存。
开创性指的是自我借助于镜像而诞生；异己性指的是镜像又是一个小它或他人，异己性就是“他性”（otherness）。
“他性”似乎更像是人的一种根本性。
因为，从根本上看，“他性”这种异己性始终是在场的，所以人类主体根本上是分裂的。
拉康的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晚期关于“自我分裂”的观点有一定的联系。
弗洛伊德从恋物癖的研究中发现，自我的内心可以共存两种相反的心理取向和态度，一种承认某种外界现实，另一种予以否定。
拉康从“自我分裂”的观点出发，认为自我不是一种具有自主功能的适应性心理结构，而是幻象的所在地。
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人。
大约在18个月左右，婴儿的兴趣就从对镜像的迷恋转移到试图对工具的控制和他人的行为交往中去，于是“镜像阶段”宣告结束。
婴儿迷恋镜像的行为的消失，有助于主体的顺利成长。
因为只有当婴儿从自恋的想象认同中脱身出来，象征秩序或语言的介入才成为可能。
在具体的个体成长过程中，婴儿很快就能认识到，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如果他仍然不用言语来表达其需求的话，那么，父母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理会它了，其需要于是也就得不到满足。
当儿童认识到父母对他的非言语的要求根本不予回应时，“镜像阶段”就结束了。
菲勒斯（Phallus）
婴儿一旦从镜像的迷恋中脱离出来，他就会转向他人。
最重要的他人莫过于母亲。
拉康认为，单独的母婴关系并不存在，它只能是想象三角形中的一部份。
想象三角形的另一元是什么呢？
拉康称这一第三者为菲勒斯。
菲勒斯是拉康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它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
要理解这一概念，需从“欲望”概念着手。
拉康认为，人是欲望的载体，是一种欲望主体。
就母婴关系而言，婴儿欲望的对象并不是母亲，而是其它东西。
那其他东西是什么呢？
为了独占母亲的爱，婴儿往往会想方设法来取悦母亲。
从根本上说，要想真正取悦母亲，就要成为母亲欲望的东西。
所以，拉康称儿童的欲望是一种欲望的欲望，是欲望满足母亲欲望的欲望。
说欲望关系是三元的，那是因为它已经包含了婴儿与母亲的欲望共同指向的第三者菲勒斯。
作为母亲欲望指向的菲勒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种象征符号，代表了一种缺乏，是关于缺乏的能指。
欲望的根本对象就是一种缺乏。
拉康在对象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表述：
“对象首先呈现在一种对失去了的对象的寻找中。
对象总是重新找到的对象。
”（弗洛伊德认为，女性通常觉得自己是被剥夺了重要器官的性别）。
母婴之间最初的爱的关系，从母亲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无偿给与，而从婴儿的角度来看，对应的是一种呼唤。
所谓呼唤，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么一个层面，即母亲有时候是不在的。
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制约因素
拉康以想象级、符号级和现实级这三个概念来说明儿童的无意识成长发展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这里的每一个词都有两重以上的含义，即双关语式的或称为语言歧义。
想象级（TheImaginaryOrder）是“想象——形象”；
符号级（TheSymbolicOrder）是“符号——象征”；
现实级（TheRealOrder）是“现实——实在”。
想象级
在镜像阶段，儿童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影像，这是想象活动的开始，想象的进程是先出现形象，再发展为精神的活动。
拉康称之为“啊哈顿悟”（Aha—Erlebnis），儿童从镜像中看到自己所产生的身份认同，从而产生了符号原型。
“我”的一种最初形式在这个原型中诞生。
拉康把认识的开端定为影像，显露出一种时代精神，即德里达所说的“原型书写”（proto—writing）。
经过镜像阶段，儿童心理中原本破碎的影像为镜中的自我形象所取代，从而取得自我认证。
但这一过程的性质在拉康看来只是形象的假象，还不具有真实的意义，因为它仍然是自我的想象，并未经过符号与现实的检验。
在生理方面，儿童还不会说话，没有符号的认同也未得到文化的同化。
所以说，镜中映像虽然能令儿童欢欣鼓舞，而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假象。
换言之，儿童看到的只是关于自己的一个外在形象而不是对自己的真正认识，真正认识需要通过社会化来实现（当然根本上是实现不了的——这个问题留到现实级来讨论），而社会化就意味着符号化、象征化。
说到“假象”，就必然会联系到移置、替代，等等概念，联想到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说。
弗氏认为，精神病的实质是由于人的精神历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不能进入正常的意识，转而进入潜意识领域，形成精神病的作用力。
这种作用力要得到发泄，就会寻找它的替代品，这便是精神病的症状。
而且这种作用力一直在反抗意识对它的分析和矫正作用（不愿正视现实），拒绝把潜意识化为意识。
这种反抗也叫防御机制，它本身也是病态的。
弗洛伊德说：
“一种心理的动作本可以成为意识的，但被纳入潜意识系统，这种历程叫做压抑。
又如潜意识的心理动作，在意识阀的门口，为检查作业所排拒，因此不得闯入前意识的系统，这种历程，我们也称之为压抑”。
简言之，“压抑”就是防御机制在发挥作用，“压抑”导致移置、转换、变形。
如弗氏曾谈到一位年方三十的女患者，一天之内总有一个奇怪的强迫性动作，从自己房间跑到邻室，站在室中央一张桌子旁，把女仆召来，又挥之即去，也不说明理由，自己重回房间。
在医生的指导下，她才明白这一动作的起因，皆因10年前嫁给了一个缺乏性能力的男人，丈夫为遮羞，在婚后第二天早上，把一瓶红墨水倒在褥单上，目的是避免铺床女佣的嘲笑。
这就造成了妻子的心理病态，她对丈夫的同情使她产生强迫性动作。
她把仆人叫来，目的是使仆人看到桌上台布的大红斑。
她是用桌布来代表床单的。
这是一个心理的幻象，近似于拉康所说的“自我”映像所形成的假象，而这一切又都是由心理的防御机制所造成的。
拉康认为防御机制和压抑最早存在于儿童的镜像阶段。
镜中的映像是压抑性的，它是无意识中的假象，如同梦中和精神病的压抑是一样的。
然而，拉康是从辩证的角度来认识假象的，因为假象也是认识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与真实绝对对立的，它是通向真理的一个阶梯。
如黑格尔所说：
“我们很可能做出错误的认识。
某些东西被认识错了，意思就是说，知识与它的实体不同一。
但这种不相等正是一般的区别，是本质的环节。
从这种区别里很可能发展出它们的同一性，而且发展出来的这种同一性就是真理”。
拉康正是融会了黑格尔哲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构建了他的想象级中的形象认识。
想象级在拉康的学说中有它相应的主要范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moi（无意识自我；与弗洛伊德的自我ego不同，它还不是一个真实的主体，只是主体的幻影和映像，一个镜前的影像，一个身体，它是被自我的他人性所展开了，即由镜像引发“自我”的意识）。
拉康对于心理学家们所构想的自我ego不屑一顾，他从不相信有完整无缺的自我出现，只有屈从于他人的、受到颠覆的、受到压抑的奴隶。
弗洛伊德理论中还有一个“自我”的存在，用来保留人类的最后信心。
拉康给了人类中心论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对地球中心说的否定；第二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三次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他瓦解了自我，使它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象，只是一个幻象，一个给人类造成幻象的主体的结构。
拉康使自我认证的神话从此破灭。
当女权主义者为女性自我认证的权力而奋斗时，其实只是为了争得一个被拉康视为没有内容的地位而努力。
哈贝马斯认为，拉康与弗洛伊德是一脉相承的，把意识的发生理解为人的“本能冲动和欲望”，这种本能冲动只是人的“前社会性自然本能”。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本能在人完成社会化之后虽然保存下来，但已经不能与人的社会性相比，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了。
他并不了解拉康的moi与弗洛伊德的id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弗氏的id可以说是“混沌”一片，moi则是一个由“自恋的自我”所衍生出的概念，它是无意识的认证和自恋，而且这个概念不是固化的而是进化的。
若从意识起源说，拉康学说对于人类的意识的历史的确是一个大胆的修改，把意识的产生看作是无意识的认证过程。
他从一个比快乐原则（利比多宣泄）更高的水平来观察心理活动，幻想（性幻想）只作为心理活动的实践内容之一，而不是超出一切的总原则。
拉康在儿童与作为他人的联系（首先是与自我客体和母亲，其次是与他人）中看到了快乐原则的深层存在，他解放了原本固定的快乐原则，把它变为一种追求和占有。
拉康也抛开了所谓现实原则的说法，用菲勒斯能指来取代它，这是一个命令的、强迫的力量。
它改变欲望，使其产生变形和位移，从而产生主体的结构。
符号级
在想象级中，主体从镜像看到自己，他人（镜像）对于自我的形象来说，是决定性的。
他人（镜像→母亲→父亲<法权>）
拉康认为，任何想象级的解码都要依靠于法权（thelaw）的调停者，这就是第三者菲勒斯，它指引着想象级走向了符号级。
这个能指也使得“他人”（theother）从想象级的同一性地位变为符号级的他者（TheOther），主体对母亲的欲望转变为父权的屈从，主体以放弃俄狄浦斯情结为代价，向父亲认同，向菲勒斯认同。
伊格尔顿称菲勒斯是“一个把我们与想象分开并把我们插入我们在这一象征秩序（即符号级——注）中的先定位置的符号。
”
在拉康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菲勒斯的地位无法取代，因为它集性别、名号、父权、法权象征为一身，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几乎都借助于它来展示了。
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瓦就指出，拉康“符号级”的现实，就是现行社会中的性别、父权、法权的统治，必须予以颠覆。
德里达认为，现代社会在政治、道德、伦理和法律中都表现出一种“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c）主义。
从思维方式看，这又是“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c）主义的。
在德里达看来，这个社会的表与里结合为一，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交结处，便是彻头彻尾的“菲逻各斯中心”（Phallogocentric）主义。
人类语言的出现与儿童进入语言之网中一样，是一个从自由的想象级步入受到社会法权道德限制的符号级。
这在精神分析意义上，便是进入俄狄浦斯情结。
儿童从想象级进入符号级，也就结束了镜子前的认证，进入了生活中实有的俄狄浦斯情结之中，父亲在这里介入，他所代表的父权的独占性、阉割的威胁都使得儿童改向父亲认同，这便是所谓的“再次认证”。
儿童向父亲认同的意义不是向一个人认同，而是向一个“他者”的认同。
拉康的新俄狄浦斯情结是这样描述的：
在婴儿出生以后，母亲与父亲都可以成为婴儿的注视对象，其中在多数情况下母亲居于中心地位（这与母亲哺育照顾婴儿有关，而不是性欲关系）。
在6—18个月间，儿童开始与母体的认证过程，以后儿童逐渐变得与母亲的欲望客体认证，儿童要成为母亲欲望的能指，这就是菲勒斯。
这时菲勒斯和父亲的隐喻对婴儿来说只是一个所指而已（即目的、意义是让母亲关爱自己）。
这个过程的意义并不在于儿童对母体的关系本身，而在于儿童对他人性的承认，儿童已经能区分自身与他人，向他的对象化思维迈进。
这时产生了第一个隐喻性的能指——父亲的名字（theName—of—the—Father）拉康有意把它断开来，表示它的混乱和阉割状态（即儿童对法权尚未有真正的认知）。
什么是阉割？
拉康的阉割有什么特殊含义？
简略地说，阉割概念源自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说。
他认为儿童大多有手淫式的习惯即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这时会受到大人的恐吓，威胁要割去他的生殖器，其实目的在于使儿童戒除这一恶习。
但这样会使儿童在无意识中产生一种阉割恐惧，有了自己被阉割的幻想。
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儿童产生与母亲乱伦的无意识中的欲望，但这时，父亲的存在使儿童感到威胁，他害怕被阉割，特别是他错以为女孩是被阉割过的，就更为恐惧。
他依据现实原则，来向父亲表示顺从，想象中自己也会成为他那样的人，与恋母情结告别。
拉康接过弗氏阉割概念加以改造。
他认为，阉割作用发生于他者性的介入。
本来在后镜像阶段儿童已经得到了完整的映像，会产生自我满足的感觉。
但是，父亲作为菲勒斯能指的地位，引起的儿童的再次认证同样会使他不安。
因为在性别意义的认证中，他会感到母亲同样是受到阉割的，儿童的不安是在存在的意义上而不是性欲的意义，阉割感仍会产生，儿童仍感到自己的空缺（lack；类似于成人的边缘感、异化感）。
总之，拉康在符号级中，强调的是“阉割”所带来的是菲勒斯的一种威势。
关于符号，拉康认为它的基本特性不只在于差异性（即符号以彼此之间的差异而成立）更在于它的可转换特性（即指称的多义性），所以菲勒斯可以指称一切权威性、统治性的东西。
但拉康并不主张人应该顺从菲勒斯中心主义，他认为弗洛伊德有两种符号理论，第一种理论是原形的符号，比如在对梦的解析中，梦中出现的形象与符号都是个人经验性的，不能变化的。
后来，弗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提出第二种符号理论，认为梦中出现的只是一些编码，它所暗示的是人类所共有的经验，这是固定的符号。
拉康所赞扬的是弗氏的第一种符号，认为这种个性化的符号，其实如同原始人的图腾，是比喻性的、个人经验性的。
拉康的观点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读者可以不受原作能指的限制，发挥自己的符号创造力。
用保罗·德曼的话来说：
“没有一个文本是带着意义的嫁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读者从阅读中得到的是暗示，他可以找自己的所指和意义。
现实级
现实是可以认识的，可以经过知识而获得的，但现实级则是不可以获得，它有些相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
主体的目标在于对真理、知识和意义的追求，这一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也是永远不会完全实现的，因此它就成了主体的极限，主体的真正欲望。
它是永远“在场”的，同时，由于它的不可被掌握，它又是在局外的。
所以拉康的现实级的实在位置是在想象级与符号级之间，而不是处于符号级之后，原因在于它是不可能被符号化的，主体对于它是无能为力的。
拉康的符号级作用在于借用语言符号来对主体的欲望进行编码，用他人的话语来揭示主体无意识的本质。
符号对于拉康来说，其本质乃是对于“不在场”之物的替代。
父亲的地位（欲望的符号化）取代了母亲的身体（实际的对象），这已是一个替代了。
语言则完全是一个隐喻——它在替代一切事物。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拉康强调符号的基本特性不只在于它的差异性，更在于它的可转换性。
这个想法早在人类学中得到了证明，列维—斯特劳斯就主张，符号并没有意义可言，它也不表示其它相关事物的意义，像荣格那样在人类学中寻找所谓有意义的原型符号，实在是很可笑的。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从图腾符号中恰可以看出，图腾不过是一种系统代码，它是双向可逆的，它们可以传达能够转化为其他代码的信息。
如中国的“阴阳鱼”符号就是一种可以同时适用于不同系统的信息，它可以用在卜筮、哲学、医学、国旗上。
当原始人说“我是一头鹿”的时候，并非是指“我”敏捷、快速、逍遥自在等等，而是说“我”就是一头鹿。
原始人的思维中没有概念，仅仅是用一个个人性的能指来代替固定的所指“我”，用不对称的差异（即非二元对立）来表达事物。
拉康认为符号来自于自然，图腾当然是最明显的一种例子。
当今各国的国旗、国徽等也往往以自然为标志：
日本的太阳旗，加拿大的枫叶，伊斯兰教对星月旗，等等。
我们从外部世界的自然存在物中得到视觉映像，内化以后产生意象的功能，外部世界是无意识作用的基础，它从外界进入人的无意识也就决定了无意识的形态和它的功能。
拉康对语言和符号作了区分：
符号是“物体的衣裳”，它有的是感觉的性质，而语言则已经消除了这些特点。
语言与符号形成互补优势，一个明晰，一个含混；一个立足于抽象，一个则以具象为主；一个立于明处，一个则站在它的背后（储备银行）；一个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依据，一个则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
拉康认为，语言其实是符号的一种释放，符号中的具体形象性在语言的运作中已经被消除，特别是在思维中，概念替代了意象，使符号中原有的自然成分失去了。
拉康说，语言使存在成为一个欲望的空壳（我爱、我恨、我喜、我悲，这本来应该是具体的个性的，现在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
在符号级中，意义被放逐了（此意义应该是个别性的、个人化的），所存在的只有语言的替代品和隐喻。
我说话，我思考，都要使用这些替代品。
那么，我的思考与说话也就成为不现实的（不是我真正的心里话，或者我已经没有心里话了，因为我的欲望和表达都是他者的）。
语言是无意义的这一思想是颠覆性的。
弗洛伊德曾用儿童的“归去来”游戏（Fort!
Da!
game）来说明符号的作用。
弗氏发现他的小孙子在做一种有意思的游戏：
他把布娃娃扔出去，喊道：
“走了”（Fort），然后又把它拉回来，喊道：
“回来”（Da）。
弗氏认为，儿童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母亲肉体的离去是无法抗拒的，他只有接受语言（Fort!
Da!
）作为不能满足的欲望的替代品，用大喊大叫来表达他的欲望。
他在接受语言作为慰藉时，不能不看到，语言本身不过是符号的空缺，也就是经过阉割的主体结构（无个性、无自我的主体结构）。
如此一来，人类的状况被标明为一种永久的“需求”（存在者再多也满足不了“存在”的需求——饮鸩止渴）
刘勰说：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个文明的世界就是一个由语言创造的理性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和个体的欲望目标被排除在局外。
在拉康的现实级中，凡是现实的其实都是经过阉割的，所以它是“合理的”，这也就再现了弗氏现实原则的意义。
现实级的第一个要点：
它是自我（moi）对于客体世界所投射的一种主体知性感觉，是建立在主体的“真实性”理解上的一种解释。
主体之知，如前所述，是一种虚假的知性，所以它对现实的知性也只可能是片断的、零散的。
所谓真实性（reality）的绝对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现实级的第二个要点是：
它以能指为中心（即以语言为中心），在我们的文明中，语言与现实已经在同一个位置了，同处于“诸神”之位，但是语言不能完全取代现实，它只在符号级才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在现实级就有了非语言的存在，有语言所无法企及的“现实”（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我们听人演讲一个伟人的事迹，明明知道讲的人没有见过亲历过所讲的那些事，但还是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其他史料会保证它的真实，而其他史料就是拉康说的“语言”。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关于这个伟人的能指，而历史上的那个曾经生活过的伟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固定的认识的，即使有，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绝对的再现。
语言（史料）替代了客体（伟人的事实）。
第三个要点是他者性。
我们使用的语言是先在的他人的语言，用此语言来思维、交流，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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