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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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王仁湘

【作者简介】王仁湘，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仰韶文化/起源/西来说

   Yangshaoculture/origin/theoryofwesterndiffusion

TheoriginoftheYangshaoculturehasbeenstudiedforeightyyears,butneitherWesternscholars'theoryofwesterndiffusionnorChinesescholars'indigenousandpluralisticconceptshavesolvedthisproblem.ThetheoryofwesterndiffusionbelievesthattheYangshaoculturewasconcernedwithculturalspreadfromabroad.ItisbaseduponthehypothesisthatthetechniquesofpaintedpotteryoriginatedintheMiddleEast.Theindigenousconcepthassignificanceonlyfordenyingthetheoryofwesterndiffusionbuthasnotsolvedtheessentialproblem.Thepluralisticnotionistheconcretizationoftheindigenousconcept.Itholdsthatanumberofculturalsources,suchastheLaoguantai,Lijiacun,CishanandPeiligangcultures,gavebirthtotheYangshaoculturethatvariedindifferentregions.ActuallyittakestheYangshaoasanentityvaryingnotonlyinsourcebutalsoinstream.Themostrealisticisthemulti-streamtheory,whichidentifiesthemainstreamandthenclarifiesothersourcesandstreamsaswellastheirrelationship.ItbelievesthattheShanxiandHenanYangshaodiffersfromtheGuanzhongYangshaoinoriginationandthatitssourcemusthavebeenthePeiligangcultureorothercontemporarycultures.TheYangshaocultureintheGuanzhongregionanditsvicinitymusthaveoriginatedintheBaijiacun（Laoguantai/Dadiwan）cultureinthebroadsense.ThemostdirectsourceoftheYangshaoculturewasatthebeginningbelievedtobetheLowerBeishoulingculture,andthentobetheLingkouculture.Sofar,notrueanswerhasbeenfoundtotheproblemoftheYangshao'sorigin.

   中国考古学上仰韶文化的确立，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仰韶文化的研究不仅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中心课题，也是一些考古学家治学立业的基础。

仰韶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这是20世纪中国史前考古灿烂的篇章。

可以说，没有仰韶文化的研究，也就没有中国史前考古的今天。

当然出现在学者们笔下的纷争也不算少，学术上也留下一些没能完全解决的世纪难题。

关于仰韶文化来源的研究就是突出的难题之一，虽然不少学者尽了许多努力，一步步向着目标接近，但至今我们依然还没能获得理想的结论。

   在追寻仰韶文化源头的过程中，研究者经历了许多的曲折，有失败也有成功，不断有后来者发现新证，否定旧说。

现在回顾这个探索的过程，回首20世纪走过的路程，寻找新世纪的方向，应当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80年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

   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除了对这个文化的内涵进行阐释外，研究者还要考察它的源流。

一个文化的源头与流向，应当有非常明确的轨迹可寻。

当然追寻这种文化轨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种轨迹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清晰可辨。

对仰韶文化源头的研究，就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且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探索仍在继续。

   在仰韶文化刚刚确立不久，人们就开始关注它的来源问题。

起初安特生将河南与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有密切的联系，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为演绎中国文化西来说作了很大努力。

他根据英国考古学家、大英博物馆郝伯森（R·L·Hobson）的意见，认为彩陶技术的始源地是巴比伦，仰韶彩陶技术是由中东传来的。

他还据此推定仰韶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它早于夏代而晚于近东最早出现彩陶的公元前3500年（注：

安特生：

《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

   为了证明这个推论的真实性，他在发现仰韶以后，便一头扎到中国西北，认为仰韶文化最近的源头在那里，因为那里应当是中东彩陶东传的必由之路。

经过几次田野考察，觉得努力有了成效，他在甘青一带发现了许多彩陶遗址，同时也发现了彩陶较少的遗址，他真的以为找到了仰韶文化的源头，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

1925年，他在所撰的《甘肃考古记》中，根据自己的调查，对甘肃史前文化提出了所谓仰韶文化“六期”说（注：

安特生：

《甘肃考古记》，1925年。

）。

这六期从早到晚依次是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和沙井，前三期划归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后三期则归入早期铜器时代。

列出这样的分期表，是为了明确地表述“仰韶期”来源于“齐家期”，因为齐家期少见彩陶，认为它的年代较早。

可惜的是，他把远古世界的年轮弄颠倒了，结果得到的是本末倒置的结论。

   当时中国学者对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年代表，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

1931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在依据地层证据研究仰韶与龙山文化相对年代关系的基础上，在仰韶期之前增加了一个后岗期（注：

梁思永：

《小屯、龙山与仰韶》，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

1939年，尹达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注：

尹达：

《中国新石器时代》，见《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

），将仰韶分为后岗、仰韶和辛店三期。

中国学者当时的研究，无异于是说仰韶期是在后岗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想藉此否定“中国文化西来说”。

   1943年，安特生又发表了《中国史前史研究》（注：

安特生：

《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年。

），将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作了较大的改变，但并没有改变各期的相对年代关系。

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实践一步步否定了安特生的结论，当时取得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将齐家期从仰韶中分离出来，独立命名为齐家文化，而且从地层关系上明确它的年代晚于仰韶文化，彻底否定了安特生的“六期说”（注：

a.夏鼐：

《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齐家期墓葬的发现及其年代之改定》，《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b.裴文中：

《甘肃考古报告》，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

尹达先生曾多次撰文批评安特生在仰韶文化分期及绝对年代判定方面的种种误说，他1955年发表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则是全面分析安特生错误根源的一个系统总结。

他认为安特生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基本论点，是所谓单色陶器早于彩色陶器，这个错误的理论使他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相对年代的估计出现了严重问题（注：

尹达：

《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

当然，安特生的这个错误，也直接影响了他研究仰韶文化起源的正确性。

   安特生的学说维持了约20年左右后，就完全成为了历史，仰韶文化“西来说”被中国学者纠正了。

虽然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被否定了，但学术界并没有立即解决它的来源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黄河流域都没有发现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正如陈星灿先生所说的那样，“安特生等考古学家所以把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指向西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早于仰韶的史前文化的缺失”（注：

陈星灿：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

   20世纪50年代以后，黄河中游地区田野考古工作蓬勃开展，中国学者很快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仰韶文化体系，对仰韶文化来源的研究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20世纪50～60年代之际，仰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是确立了半坡和庙底沟两个文化类型，正是这两个类型体现了仰韶文化的主要内涵，学术界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也就有了新的起点。

虽然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研究者之间在认识上却又出现了新的差距，他们对这两个类型内涵的认识有大体相似的意见，但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却难以一致。

有的意见认为半坡早于庙底沟，有的则正相反，有的又认为两者大体同时。

这样一来，究竟是由半坡还是由庙底沟去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都难以确定。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陕西境内北首岭、老官台和李家村遗址的相继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新一类遗存，在许多人还不知道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发现时，敏锐的研究者很快认定它们与仰韶文化存在渊源关系，这让学术界看到了新的希望（注：

苏秉琦：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

这一类遗存，后来被有的研究者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和李家村文化等。

从此以后，研究者在讨论仰韶文化的起源时，很自然地把眼光放到了这些目标上。

这与安特生的研究相比，可以说是令人耳目一新了。

对于这样的新发现，夏鼐先生一直都比较冷静，他仅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及西乡李家村、宝鸡北首岭和元君庙下层遗存比仰韶文化时代更早而且具有密切关系，“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为可靠的线索”（注：

夏鼐：

《六十年代前期的考古新收获》，见《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

在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考古学》一文中，他也只论及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早晚关系，没有具体讨论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因为早期的年代数据还没有测定出来（注：

夏鼐：

《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

他在1979年所写的《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和其他论文中，虽然提到了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仅说它们早于仰韶，没有说明是否有渊源关系。

1983年在日本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仍没有明确提及仰韶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注：

夏鼐：

《六十年代前期的考古新收获》，见《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

   最早对仰韶文化来源问题进行实质性研究的是苏秉琦先生，他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已经注意到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下层与仰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注：

苏秉琦：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

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代早于半坡类型的遗存在渭河流域有较多新的发现，经过正式发掘的地点有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等处，有的研究者又将它们重新命名为“大地湾文化”或“白家村文化”，从而进一步确认了它们与同地区仰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1981年，苏先生在讨论姜寨遗址发掘意义时说，仰韶文化一期的代表遗存有两个：

秦安大地湾一期和宝鸡北首岭一期。

他是将当时所知的前半坡遗存都划归仰韶早期（注：

苏秉琦：

《姜寨遗址发掘的意义》，《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

1986年，在不同的场合，他都讲到前仰韶问题。

在兰州的“大地湾会”上，他明确表示赞同将大地湾一期作为前仰韶看待，认为同类遗存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注：

苏秉琦：

《“大地湾会”讲话（提要）》，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他曾特别提及北首岭遗址底层或许代表中心区典型的“前仰韶”文化遗存（注：

苏秉琦：

《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见《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仰韶最近的渊源。

   几乎与此同时，在河北和河南地区也发现了一批早于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存，这就是很快确认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

它们与同地区的“仰韶文化”也被认为具有渊源关系。

   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陕西和河南两大区域内，传统上认识的仰韶文化并不是只有一个来源。

学术界在为这些新发现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这一种多源现象开始令研究者迷惑不解，一些为仰韶文化释源的研究成了当时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有研究者指出，从发展序列看裴李岗和磁山两个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它们的某些因素又见于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中，这为仰韶文化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证。

虽然如此，当时对仰韶文化同以裴李岗、磁山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之间究竟是直接承袭，还是交错存在而互有影响，并不是很清楚。

有的研究者将一般认定的“老官台”和“北首岭下层”遗存归纳为仰韶文化的“北首岭类型”，所以不能明确豫、晋、陕一带仰韶文化的起源是怎样的（注：

安志敏：

《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考古》1979年第4期。

）。

不久，研究者肯定了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都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强调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主要遗存，它继承的是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下接龙山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表明中原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注：

安志敏：

《三十年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

后来研究者又以“北首岭类型”为基础，提出了“大地湾文化”的命名（注：

安志敏：

《关于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和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并且将它与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相提并论，都归入早期新石器文化范畴，不再作为仰韶文化看待，认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代表着中原地区三种较早的遗存，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注：

安志敏：

《略论中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见《磁山文化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

在仰韶文化分布地域内陆续发现了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直接脱胎于这三种早期新石器文化，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

老官台等三种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从事实上和理论上都解决了仰韶文化的渊源问题（注：

巩启明：

《试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

   20世纪末，由于陕西临潼零口、山西垣曲古城东关和枣园等遗址的发现，在介于老官台和仰韶文化之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遗存。

它的相对年代虽然比较容易确认，但对它的性质却是议论纷纷，有说它是半坡最近的源头，也有说它是庙底沟的源头。

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这样一来，庙底沟类型的讨论又成了新的热点，这就重新提出了一个旧的问题：

庙底沟类型的形成如果与半坡类型没有任何关系，仰韶文化体系的讨论必须得推倒重来，那么它的来源问题岂不是也要从头论起？

   我们将上述论点综合起来，发现学者们先后认定的仰韶文化祖源有下列若干个。

   1.齐家期。

   2.后岗期。

   3.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白家村文化）。

   4.李家村文化。

   5.北首岭下层文化。

   6.磁山文化。

   7.裴李岗文化。

   8.零口文化。

   仰韶文化的源头，就是这样无法确定。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涌现，研究者们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充实和逐渐修正的漫长过程。

我们今天也许很容易对其中的认识作出十分明确的评判，可以很容易地指认哪一种认识最接近正确，要知道我们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该是多少学者用了多少时间的努力才得来的！

   二、从多源观到一源观

   对于仰韶文化来源的研究，出现的争论很多，其中一源与多源认识的不同，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分歧。

而“分源”问题的提出，则是研究上取得的重要突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仰韶文化探源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

发现一多，研究者就有了更多的思考余地，研究的深度也大为扩展了。

关于仰韶文化的源头，有一源观，也有多源观。

多源的说法一般较为笼统，研究者大多是将仰韶文化分布区的更早的遗存都列为源头，认为仰韶是起源于老官台、李家村、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的。

这样的说法虽然相当含糊，但学术界还是接受的。

一源说则明确指出仰韶是源于老官台文化，或是源于裴李岗文化。

严文明和张忠培先生几乎同时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将仰韶文化起源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9年，严文明先生提出老官台文化的命名，指出它是半坡类型的前身。

他认为“由老官台文化发展为半坡类型，再由半坡类型发展为庙底沟类型以及更晚的一些文化类型，这条线索是比较清楚的”，仰韶文化中的“后岗类型是在继承了磁山文化的许多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磁山文化发展为后岗类型，再发展为钓鱼台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线索也比较清楚”。

同时，他还认为红山文化和青莲岗文化也继承了磁山文化的一些因素，如篦纹陶、直筒罐和圜底钵等（注：

严文明：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第1期。

）。

他在这里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这种文化来源不同出发，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区分开来。

   1979年，张忠培先生也提出了老官台文化的命名，认为由老官台发展为半坡类型（注：

张忠培：

《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第1期。

）。

两年后他又专论老官台文化，不同意将它纳入仰韶文化范畴，明确指出“仰韶文化是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系列的许多种文化的庞大概念。

因之，分布在一定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只是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的前身”。

他还指出，磁山和裴李岗文化的后继者是后岗类型（注：

张忠培：

《关于老官台文化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

   魏京武先生也提出了“分源”问题，他讨论了老官台、李家村、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命名和年代，认为是老官台和李家村发展到半坡，裴李岗发展到后岗（注：

魏京武：

《李家村、老官台、裴李岗——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

张瑞岭先生根据陕西渭南北刘遗址的发掘，也得出了与魏京武先生相同的认识，他们都注意到不能笼统地谈论仰韶文化的起源（注：

张瑞岭：

《渭水流域新石器早期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

发掘了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郎树德和赵建龙先生，在肯定老官台文化与半坡类型有着一脉相承的因袭关系后，认为笼统地说老官台、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是不正确的。

具体来说，“半坡的彩陶之所以比后岗发达，后岗的鼎类器物之所以较半坡多见，后岗的素面陶比例之所以超过半坡，是因为两者继承的不是一个文化，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文化源头”（注：

郎树德、赵建龙：

《关于老官台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

   丁清贤先生也觉察到了其中的不妥，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一文，对各地划归仰韶文化系统的遗存进行了粗略分析，认为仰韶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三支各具特征、不同源流、分布在不同范围内的原始文化遗存。

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渊源于李家村、老官台文化，发展为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包括鄂西北，不包括豫西）的仰韶文化，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发展为当地的龙山文化；河北、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的仰韶文化，渊源于磁山文化，分别发展为后岗二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

他认为仰韶文化只能包括分布在关中、豫西和晋南的遗存，建议将河南的仰韶遗存命名为大河村文化，而陕西的仰韶遗存则命名为半坡文化（注：

丁清贤：

《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

   苏秉琦先生将仰韶文化划分为中心区（以半坡和庙底沟的早期遗存为代表）、东区（以大河村和王湾为代表）和西区（以大地湾为代表）三个区，他说寻找这不同区系的仰韶文化的源头，需要分别进行，“当我们着手探索它们的渊源问题时，不得不分头进行，而不能设想可以一揽子地解决，一劳永逸”。

他认为北首岭遗址底层或许代表中心区典型的“前仰韶”文化遗存，“至于东西两区系自己的‘前仰韶’遗存是什么，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北首岭提供的条件，暂无从猜测”（注：

苏秉琦：

《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见《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

）。

   1986年，石兴邦先生有一篇专论前仰韶文化的论文，也提出“分源”问题，明确指出半坡类型源自白家—李家村文化传统，而后岗和下王岗一期文化则是由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注：

石兴邦：

《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意义》，见《中国考古学研究

（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分源”的认识已成主流。

杨亚长先生论南郑龙岗寺“前仰韶”遗存，便直言龙岗寺李家村类型是半坡类型的直接渊源（注：

杨亚长：

《龙岗寺“前仰韶”遗存有关问题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

1989年，李友谋先生在《裴李岗文化发现十年》中（注：

李友谋：

《裴李岗文化》，《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

），认为裴李岗文化直接为仰韶文化所继承，但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时期的半坡类型文化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半坡类型文化的来源是老官台文化。

裴李岗文化与后岗类型文化似乎也没有渊源关系，后者可能来源于磁山文化。

裴李岗文化应该归宿于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石固遗址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上的仰韶遗存，接近于大河村的一、二期遗存，属于大河村文化系统，裴李岗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当为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

曹桂岑先生在《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注：

曹桂岑：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见《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

），也表述了相似的观点。

他说在新郑唐户、长葛石固、汝州中山寨等遗址，都发现“仰韶文化”层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上，在豫中地区两者的分布地域大致重合，在文化面貌上也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裴李岗文化直接发展为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找到了源头。

”

   从其他许多学者的论著中，我们知道“分源”说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可以说，在仰韶文化发现近60年的时候，研究者关于仰韶渊源的探索有了较多的共识。

最主要的收获是，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

这个认识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为学术界接受。

杨肇清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时，说“仰韶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类型各有其来源”，具体说半坡类型源自大地湾一期文化，大河村类型源自裴李岗文化，后岗类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注：

杨肇清：

《20世纪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与研究》，见《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

   由以上叙述，我们看到了对仰韶文化研究有过重大建树和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许多学者们的论说，从中我们得知获取正确的认识是多么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