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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笔记
引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1898—1917）（填空题）
第1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机制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
一、社会、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双重现代化努力，许多观念性变革在1898年前后发生。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
1、法律保障：
1908《钦定宪法大纲》、《临时约法》
2、出版事业的发展
3、创作队伍的形成:
1905废科举
4、多样化的读者群
第二节文学观念的变革：
近代文学变革中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国文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孕育。
一诗界革命：
1.“诗界革命”的口号由梁启超提出，他在写于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说：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
真正的“诗界革命”要具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
2.黄遵宪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导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他大胆地把口语中的词汇和现代科学知识的词汇写入诗中，用传统格律诗的形式吟咏新的事物，并且能够创造出美的意境。
二文界革命：
文界革命的口号由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他以舆论界与文界的“陈胜吴广”自命，倡导文界革命。
他学习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文章，吸纳西方古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的随笔体文章，并结合中国魏晋文章的旷达，而实践创造了—种“新文体”。
《少年中国说》：
——“新文体”的典范之作
“新文体”（又称“报章体”）特点：
1、“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检束”
2、“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
3、文字界于文言白话之间。
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加速了封建文学向近代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过渡的进程。
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徐念慈——《余之小说观》：
“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
”
“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
小说界革命促进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化变革进程，推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和新小说的产生。
强化了文学，尤其是小说与社会、民族、政治的关系，初步确立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社会价值模式。
四、戏剧界革命：
陈独秀，1905年《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
“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
1905年，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
王钟声在上海发起了春阳社，演出了根据英国同名小说改编的戏剧《迦因小传》，该剧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五、语言载体革命：
提倡“俗语”、白话，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几乎形成了一个白话文运动。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黄遵宪，他主张“言文合一”。
以后如裘廷梁、陈荣衮、梁启超等都提倡写作白话文章.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
王国维：
引入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强调了“超然于利害之外”的“文学自己之价值”要求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文学观、从从属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婢女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自觉意识。
周树人、周作人：
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又认同文学自身内部规律。
一方面突出地强调了文学艺术与民族盛衰兴废的关系，提出“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翼也’，明确反对“谓著作极致在怡悦读者，令得兴趣，有美感也”的“纯艺派”，以及“谓文章绝端在于自白”，“借以见作者之情状，而外此即无余蕴焉’的“自（我）表现”派文艺观。
另—方面又强调“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
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也”，认为文学的作用仅在于“涵养人的神思”，并且必须通过“意象、感情、风味三事’作为中介才能“妙夺人意”。
——文学有“远功”而“非实用”，只能通过对民族精神、国民灵魂的潜移默化的薰陶、影响来达到振兴民族的功利目的，如果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必然将文学趋于“最隘之界”。
第3节文学创作实绩：
该时期出现的“南社”诗歌团体；“戏剧改良”；“新文体”的散文；“政治小说”；翻译的外国小说；民初各种言情通俗小说等等
一诗歌：
1909年成立的南社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诗歌社团，代表人物如高旭、马君武等等：
他们的诗歌在内容上以反清为主要特色，在诗歌艺术上并无任何创新之处，并且，他们还在宗盛唐之音、还是倾向江西诗派上发生过大的争执。
从黄遵宪倡导“我手写我口”到五四时期，胡适尝试写作白话新诗期间，诗歌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现代化成就。
二戏剧：
这一时期，进行了戏剧改良运动，主要走了两条不同的探索道路，一是汪笑侬式的旧剧改良：
将时代政治热情与外来的审美要素注入京剧，对程式讲究的戏曲进行改良；一是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的新派剧和上海春阳社等在话剧当中渗透戏曲因素的表演，统称为“文明戏”。
“文明戏”特点：
1、剧作的革命政治色彩浓烈
2、“幕表制”
3、演幕外戏（分幕）
三散文：
在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内，最有成就的文学样式之一就是散文。
梁启超，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他开创了“新文体”，并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报〉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评论文章，他不以“传世之文”而以“觉世之文”要求自己，他的文章融忧患、变革和爱国思想于一体，鼓吹政治变革和对国人进行广泛的思想启蒙。
他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都是富有魔力的文章。
继“新文体”之后，还有以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为代表的革命派散文。
他们写作的目的在于鼓动整个民族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就决定了他们要用直接浅俗的方式向民众进行宣传，他们的文章集革命性、斗争性、鼓动性和通俗性于一体。
代表篇目：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
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
”——夸大了文章的宣传力量，对革命派散文的作用予以了高度的赞扬。
辛亥革命以后，散文卓然成家的有章士钊。
他以写作“逻辑文”著称，对于李大钊的文章很有影响。
四小说：
1、清末小说：
A、政治小说
是清末较早出现的一种小说形式，数量不多，但由于有梁启超的极力鼓吹和几位著名的职业革命家的撰写，影响很大。
代表作: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狮子吼》
B.谴责小说
它是清末最大、最有成就的小说派别，产生了《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等重要作品，出现了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这批清末真正的小说家。
谴责小说的特点与政治小说不同，它以谴责时弊世痼为基本特色。
其产生原因正如鲁迅所说：
“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
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从晚清开始，一些作家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将西方小说的一些技法带入中国。
自此，中国小说也开始了中、西两个传统并存的局面。
晚清翻译小说的作家主要有林纾、鲁迅、周作人、徐念慈、包天笑等，但其中林纾的影响为最大。
林纾，字琴南，福建闽侯人。
他一生翻译共外国小说180余种。
其中著名的有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现通译：
茶花女），美国斯托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英国司各特的《艾凡赫》、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
“晚清的翻译小说，林纾的影响虽是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弟兄的。
”
（阿英：
《晚清小说史》）
2、民初小说
A、严肃作家的创作：
鲁迅《怀旧》（1911年），它通过一个孩童的眼光反映了那刚刚发生的辛亥革命在乡间各阶层人们中引起的反应，对于国民性格特征做了剖析，其在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上已完全具备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性质。
B、鸳鸯蝴蝶派小说：
代表民初小说基本格调的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它们以游戏消遣为主要目的，主要小说品种有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
他们以《礼拜六》杂志为主要发表阵地。
其中，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徐枕亚、李涵秋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五虎将”。
第一章现代文学的分期：
1.发生期（1898年—1917年）
2.迅速发展期（现代文学30年）（1917年—1949年）
⑴、1917——1927年---“20年代文学/五四时期的文学”
⑵、1928——1937年---“30年代文学”
⑶、1937——1949年---“40年代文学”
●1917——1927年
即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诞生了像鲁迅、周作人、胡适、郁达夫、郭沫若、叶圣陶、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等这样—批举世闻名的作家、学者和诗人；
●1928——1937年。
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左翼革命文学、人文主义文学并存；出现了如《子夜》、《家》、《骆驼祥子》、《雷雨》等等一批饮誉文坛的杰作，除了原有的一批作家外，活跃于文坛的又增加了象巴金、老舍、丁玲、沈从文、曹禺、田汉、夏衍、艾青、林语堂、梁实秋等大家，以及几位很有文学才华的作家，如叶紫、萧红等。
●1937——1949年
由于战争的影响，文学分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大块，文学呈现出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面貌，在国统区、沦陷区出现了象沙汀、艾芜、张天翼、何其芳、钱钟书、张爱玲等颇负盛名的作家。
在解放区，则出现了赵树理、柳青、孙犁、李季等作家。
其中，赵树理的小说被认为是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典范。
第一节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兴起的时代背景：
思想统治比较松动、相对自由的一段时期：
1、鸦片战争时期“以夷制夷”，洋务运动
2、1894年的甲午之战制度层变革，戊戌维新运动
3、1911年辛亥革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结束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张勋复辟闹剧
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都有较大增长。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有现代精简深广训、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条件也成熟了。
民族危机感导致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对现代化的渴望，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焦点。
这一追求，到了1915年通过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变得更加激进，并迅速扩展到文学领域，导致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全面开始。
陈独秀和《新青年》：
六点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9年1月提出要“拥护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恩斯（科学）两位先生”。
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和"科学"是现代文明的两大基本要素，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源于此。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迁至北京）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这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挑战、进击主要阵地。
《新青年》作为一份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其主旨在于抨击传统文化，输入西方文明，因而全面批判和清理传统文化、鼓吹西方近代以降的文化观念是《新青年》的重要内容。
《新青年》张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掀开了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页。
1916年10月，在致陈独秀信中胡适首次用了“文学革命”一词。
信曰：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
”
八事：
●“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新青年》2卷2号，要求胡适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
↓
《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
明确提出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
陈独秀1917年2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
“。
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
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中，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本，批判封建时代的文学为“非人的文学”，并倡导新文学应是人的文学，其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
《平民的文学》中，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认为白话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而真挚的思想和事实：
“不是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而且要表达出真意实感，”“以真为主，则美也在其中，这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是人生艺术派主张的人的文学。
”
周作人的理论倡导为新文学在主体精神、描述对象与描写方法、意义取向等方面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成为初期新文学理论的直接内容。
第二节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
一、胡适、陈独秀等人文学理论的西方渊源
1、胡适与意象派
艾米·罗厄尔在《意象主义诗人》（1915）序中提出六条原则，即运用日常语言和精确的词、创造新的节奏（自由诗）、题材上绝对自由、呈现一个精确的意象、写出硬朗清晰的诗、凝练是诗的灵魂。
“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有相似之处。
”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以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为蓝本。
周作人《人的文学》在提倡“人的文学”时，首先大力介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如何“发现了人”，人道主义如何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等等。
这完全是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直接的理论渊源就是当时日本文坛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中所作的历史唯物论的初步解释则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
二、外来文艺思潮的翻译介绍
《新青年》第一卷开始就先后译刊了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各式作家的作品。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破天荒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其宗旨正和“五四”精神吻合。
当时发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思潮都有一个“中国化”的“变形”过程。
许多觉醒了的青年和文学作者纷纷选择运用西方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以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叛逆、自由、创造的精神，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
新文学社团与流派:
（名词解释）
从1921年初起，外国文学的译介形成高潮，文学社团的组建也层出不穷。
由于几乎每一个文学社团都创创办一种或数种文艺报刊作为标帜与阵地，文学发表的园地骤然增多。
据统计，1921到1923年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艺刊物50多种，
而到1925年，全国各地出现的青年文学社团和相应刊物有一百多个。
新文学社团的纷纷建立，标示着新文学运动从初期少数先驱者侧重破坏旧文学而转向大批文学生力军致力建设新文学了。
这些文学社团大多数要出版文学期刊，宣扬自己的文学立场。
其中对后来的文学格局有比较大影响的社团有：
（以下社团均为名词解释）
一、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12人。
他们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发表《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
“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认为“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
因此很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或现实主义的一派。
’
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精神，强调文学关切社会和人生的必要，并在创作上体现出关注人生和社会的文学立场。
人们习惯称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
二、创造社
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最早的成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留学日本学生。
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
同时又注重表现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
该社团成员的作品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浓厚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显示出与文学研究会迥然不同的创作风貌。
创作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创作、翻译、文艺批评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其中不无门户之见，但也起到互相砥砺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风格、流派文学的竞争和发展。
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以1925年为界分为前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后期创造社转向提倡革命文学，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兴起。
三、语丝社
成立于1924年11月，因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语丝》周刊创刊于北京而得名，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
主要成员有：
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冯文炳、刘半农、俞平伯等。
他们所创造的那汇总侧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在现代散文发展中影响甚大。
四、浅草、沉钟社
浅草社成立于1922年冬的上海，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
出版《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
1924年其骨干成员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又创办《沉钟》周刊，得名沉钟社，直至1934年才停止活动，因而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五、湖畔社
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主要成员有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
出版刊物《支那二月》，合出诗集《湖畔》、《春的歌集》。
诗社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
他们的作品以抒情短诗为主，表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刚刚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和对幸福爱情的憧憬，独具一种单纯、清新、质朴的美。
被朱自清誉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团体。
其清新质朴、大胆率真的的情诗在白话诗发展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六、新月社
这是稍晚一些出现却对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个文学社团。
1923年，徐志摩、闻一多、陈源、胡适、梁实秋等人北京发起，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成员大多数是旅英美留学生。
不久，其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诗人群，由此产生新月诗派。
1926年4月徐志摩创办《晨报副刊·诗刊》，作为他们代表性的刊物。
1927年，徐志摩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相继出版《新月》月刊、《诗刊》季刊。
他们所接受的外来文学思潮影响很复杂，思想上比较倾向自由主义。
前期新月派（1928年徐志摩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之前）倡导新格律诗，对现代新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在诗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这一派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朱湘、孙大雨等诗人。
七、莽原、未名社
《莽原》周刊创刊于25年4月，是在鲁迅主持下与原狂飙社成员合办的一个刊物，包括韦素园、高长虹等，创作上也注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1925年秋，由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等又组成未名社,其时鲁迅正为北京北新书局编辑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遂以“未名”为社名，丛刊改归该社发行。
后该社又编辑出版《未名新集》，专收社员创作。
八、南国社
中国综合性艺术社团，1927年冬天成立于上海，发起人田汉，有《南国》半月刊，后来活动集中在戏剧电影方面。
第四节20年代文学论争
一、双簧戏：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署名“王敬轩”。
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
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复王敬轩书》一文，署名“本社记者半农”，所写观点皆与前文针锋相对。
全文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这一出“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
二、与林纾的论争
“引车卖浆之徒”
“文言不当废，白话不当用”
三、与学衡派论争
1921年9月，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办《学衡》杂志。
刊物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帜。
他们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
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激进甚为反感，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激进倾向进行批评，引发了新旧之间的论争。
虽然像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驌《评<尝试集>》，对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确有些独立的见解，但其基本观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否定革命的逻辑性。
他们也甚为激烈地贬斥新文学提倡者无非是“政客诡辩家鱼夫功名之士”。
对此，鲁迅发表了《估学衡》，抓住一些实例揭破此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
此外，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拥护者先后写文迎击，批驳学衡派的保守立场。
四、与甲寅派论争
以1925年复刊的《甲寅》杂志得名（1914年5月《甲寅》月刊在东京创刊，两年后出至十期停刊），这个周刊是专门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
主要人物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
“甲寅”的出现被当时的倡导者认为是代表当时行政势力北洋军阀政府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因而非常重视，称之为新文学运动的“拦路虎”。
因该刊刊头画有一只老虎，故被称为“老虎报”。
（1）文化无新旧之分，“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是“新者旧也”，所以不必提倡新文化、新文学。
（2）文言乃白话之根柢，“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为古人之言”，而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评新文化运动》，上海《新闻报》），所以应维护文言，而“文言贯乎数千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
”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9号上重登他在1923年发表过的《评新文化运动》，接着又发表《评新文学运动》,否定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甲寅派”的观点与前两次没有实质的差别。
对此新文学阵营亦特别重视，胡适、郁达夫、成仿吾等皆著文，从不同角度揭示“甲寅派”的复古本质。
在这次回击中，鲁迅也发表一系列杂文，批驳章士钊的陈词滥调，他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方法，分析章士钊文章中的错误疏漏，并加以辛辣讽刺。
五、新文化阵营统一战线的分化
1919年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逐步发生分裂。
胡适眼看无法阻止《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终于退出该刊，在1922年另办《努力》周报，提倡“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
这种主张立刻受到革命阵营的坚决驳斥。
此后胡适还以实际行动中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在文学问题上，胡适也有原来就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后退。
*第五节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无需记）
一、作为现代文学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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