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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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的恩怨情仇使两国关系错综复杂，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

当然，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无法改变历史。

但是，我认为，无论是着眼于中日关系的大局，还是落脚于对历史问题的思索，我们都需要更好地了解我们这个邻居，了解他们内心深层次的特质。

那么，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就为我们了解日本人、认识日本的国民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在书的第一章，作者交代的很清楚，研究日本、著作本书，是二战后期（末期）美国正确制定对日政策的需要，是为美国政治服务的。

其实这一背景也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主要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

当初美国为了很好地制定、实施对日政策，采取了文化先行的策略，那么如今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是否也需要文化先行呢？

我们知道，日本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长期受惠于中国，鉴于两国文化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主要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和渗透）的程度，我们可以把日本归入“儒家文化圈”或者说“汉字文化圈”。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日本文化、对日本人全面深刻的了解，也不利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这点我们应该吸取教训。

        本尼迪克特在接受委托从事日本研究时，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这对其研究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使之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实地调查这一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而只能相应地采取一些诸如与被研究的人民（生活在美国的、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直接接触、请教在日本生活过得西方人士、看日本人写的或者是其他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看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以及从其他与日本有着相似的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的民族那里获得启示等间接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在论述上难免有偏颇之处，但对日本国民性的基本方面的揭示还是相当可取的。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但本尼迪克特在此以“菊与刀”来命名她这部关于描写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的著作似乎与“菊”“刀”本身并无太大关联，而仅以此“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相关风俗，并提出日本幼儿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总之，从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关于日本文化的以下几个方面：

        1、日本人尊崇“各得其所、各安其份” 

        “他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赖有如南北极。

”“（P31）这种信赖”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P31），而且，其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

”（P31）例如他们对发动战争原因的解释，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会结束。

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

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P15），“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

”（p16）如果顺着作者的这一解释来看日本在战争前后对战争的态度以及现今日本对二战的态度、现今日本的对外政策，我们或许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日本人之所以不认罪、歪曲、否认、甚至妄图掩盖其战争罪行，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就是要将世界各国引入其在这个大的等级结构中应处的位置，从而维持世界应有的秩序。

从他们对待等级的态度出发来进行思考，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角度。

到此，我就免不了会进一步思考，如果日本人对等级的信赖未变，那么他们对现今世界的看法是否依然以此为出发点？

他们的对外政策是否依然作着相同的努力？

看来，也存在我们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认真思考的必要，有了二战的苦果，对日本我们仍然要警惕。

        不平等、等级制的思想观念渗透在日本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的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都必须考虑在内”（P34），因此，引以说“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P40）对于这点，我们毋庸置疑。

然而作者就此进行了中日文化比较时，对中国的论述我认为有悖事实。

作着认为“在日本，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

那时，日本已经从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吸取生活方式，使其适应其自身的等级文化”、“日本从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吴等级的社会组织”（P41），诸如此类的文字叙述反复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即中国是个无等级的社会，中国是个无等级的社会吗？

传统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女子的三从四德等教条，这些难道不是等级制的历史吗？

也许中国的等级制不如日本，制度森严，但我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等级社会、民族、性别等方面都存在着主从尊卑，这与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受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孕含的等级思想影响的结果，也许是一种复制，只不过更发扬广大了而已。

        提到了等级制，总要说一下日本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

作着认为“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

其下还有贱民......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的说，他们根本不算人。

”（P43）如此森严的等级制，让我们免不了提到了印度，印度的等级制跟日本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度的社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四种姓之下还有被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日本等级制和印度种姓制两相比较，其共同点在于都实行职业世袭，不同点则是印度实行内婚制（各种姓内部），而日本的等级制限制具有某种灵活性。

“日本的习惯具有一些明确的手段以调节制度，使之不致破坏公认的常规。

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方法来改变他的等级身份”（P50），例如哦通婚、过继或收养，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并不要求只能在同一等级内部通婚。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土、农、工、商地位的差别，只不过不如日本，把它们作为严格的四个等级，中国的等级色彩不如日本和印度鲜明，而且中国的“土”主要是指士大夫阶层，最起码是有知识的文人学士，不同于日本的武士，从中也可看出两国社会的重大差别。

        2、日本人的负恩感 

        作者认为，东方个民族“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人”，“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

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

”（P68）在日本，“恩”这个字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所“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

”“一个人接受上辈、上级的恩，如果不是从上辈、上级或者至少是从同辈受恩，那就使接受者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

”（P69）因此，“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报恩思想，但在日本，乐于受恩仍非平常。

他们不喜欢受恩而背上人情债”，“对日本人来讲，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是最讨厌的事。

”（P72）因为，“不论任何情况，过重的恩情都会惹出麻烦。

”（P76）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

”（P80）“对于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的，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的偿还。

”（P80）如果真如作者所言，日本人对“恩”如此地看重，并且积极的“报恩”，那么在它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就实在与此大相径庭了，令人费解。

我们知道，中日是邻邦，历史上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都长期受惠于中国，尤其是在李唐一朝，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日本和服、日本文字、日本茶道、日本的佛教、儒学等都源自中国。

按照他们的标准，中国对日本算是有恩吧，而且还是大恩，但日本又是怎么对中国的。

暂且不论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清末的甲午战争，仅其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中国长达是多年的侵略奴役，其滔天罪行在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痛，无法原谅。

这是恩将仇恨，不是有恩必报。

        再回到作者的论述中，作者认为“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

一种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

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

义务有两类：

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

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

”（P81）“义务”是无条件的，“这样日本人就使这些道德成为绝对性的东西，从而就与中国那种对国家的义务和孝道概念产生了差别。

”（P82）日本的忠孝与中国的忠孝到底有哪些差别？

作者认为“中国人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

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P82）果真如此吗？

中国文化确实很强调统治者的“仁”、父母的“人”，但似乎并未绝对地讲“仁”作为“忠”，“孝”的前提条件，漫长的古代社会，不乏对那些庸昏之君、恶毒之父母（公婆）仍然尽忠尽孝，死而后已，有时甚至达到愚忠愚孝地程度。

当然也有在人民揭竿而起反对他的情况，就如同日本，人们迫于各分的情义而对君主做出不忠的行为一样，并不能以此武断地说在中国，“仁”就是“忠”、“孝”的条件。

忠、孝、仁、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推崇的四大美德，不能说谁是谁的条件，从属于不同的范畴，发挥与不同的领域而已。

就孝道而言，中日最大的不同在其范围上，日本人尽孝的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袭，也不包括衍生的庞大宗族。

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日本人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

”（p86） 

        谈到日本的忠，就不能回避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P21），“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P22），“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

‘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

’”（P23）为什么天皇在日本会获得如此重要的位置？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虽然提到了，而且不只在一处分析了这个问题，但我并不认为她将它说清楚了，将她的意思试着总结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点：

1）天皇的地位与日本的国家神道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中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是神圣”。

（P42）他们这样“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人与人之间喧骚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p88），就使天皇变成了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圣父、能够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

天皇成了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

2）日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制，也是天皇地位的保证。

在日本古老的民间传说中，皇室被说成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在每个日本人的心目中，天皇都被奉为神灵，而“‘神’在英文中被译成‘god’，其词义则是‘至上’，即等级制的顶峰。

”（p89）作为神圣首领，天皇位于日本等级结构的最顶峰，他“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p48）。

“天皇，即使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在等级制中仍然占有一个‘恰当地位’”。

（p49）因此，引以说日本的等级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天皇的地位。

3）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与日本人内心的“负恩感”密切相关。

在日本，“恩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

”“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而且，“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偏爱都增加了对‘皇恩’的感情。

”（p70）对天皇的恩，“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p81）为了报恩，就要对天皇绝对忠诚。

4）“在把‘忠’的对象转移到‘天皇’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

”（p89）这种血统上的连续性，显然是中国有史以来几十次的王朝更替所不能比的。

        3、日本人的情义观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