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概观形成性考核册论述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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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题作业一

一、孟子的哲学思想

主要讲述了：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曾长期被视为亚圣，其地位居于孔子之侧。

与孔子一样，孟子几乎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而孔孟并尊，确实也逐渐构成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格局。

作为亚圣，孟子的历史影响首先与儒学联系在一起。

儒学奠基于孔子，在孔子的时代，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其主张也远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孔子之后，墨、道、法等学派曾对儒学提出责难和批评。

到战国时代，处士横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趋于高潮，儒家的地位似乎进一步受到了墨、道各家的冲击，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便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

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儒学不能不作出理论上的回应。

这种历史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将孟子推向了时代的前沿。

孟子在战国时代有好辩之名，这种好辩往往带有论战性质，它在回应各种挑战的同时，又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儒学的深沉内涵与理论力量，正是通过正面的理论建树与积极的理论争鸣，孟子使孔子开创的儒学传统得到了延续，并进一步维护了其显学的地位。

唐代的韩愈在追溯儒家的道统时，曾认为圣人之道从孔子而传到了孟子，换言之，孟子有承继儒家精神命脉的历史功绩。

从儒学的衍化看，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孟子的时代，历史开始进入了大一统的前夜（孟子之后一百余年，秦始皇便完成了统一大业）。

作为思想敏锐的哲人，孟子已开始注意到这一时代特征，当梁惠王问他“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时，孟子的回答便是：

惟有归于一统，才能达到安定。

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前提，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构想，企望将仁政推行于天下。

孟子的仁政主张包含了不少天真的幻想，难免有迂阔之处，但使天下普遍实行王道的理想，毕竟折射了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而其仁政观念对于抑制法家的暴力原则，亦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家的道德哲学进一步展开为政治哲学，后者在历史上形成了难以抹去的影响。

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多地以价值观念为中介。

在孔子那里，儒家的价值系统已具体而微。

然而，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思想还带有原始的浑朴性，这种浑朴性既使孔子避免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片面性，又使其不少观念未能具体展开。

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从天与人，主体自由与超验之命，自我与群体，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功利与道义，以及人格理想等方面，对原始儒学作了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

正是在孟子那里，以善的追求为轴心，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家的价值观念取得了更为完备的形式，并趋于成熟和定型。

如果说，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那末，孟子则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儒学。

当然，孟子在展开孔子思想的同时，也凸显了儒学的某些负面趋向。

在天人关系上，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原则固然得到高扬，并被赋予更为具体的内涵，但自然的原则不免有所忽视；在名实之辩上，理性环节获得了较多考察，但感性闻见则未能得到应有的定位；在力命关系上，道德领域的主体自由诚然被视为题中应有之义，但经天纬地的历史创造则又被淡化；在义利关系上，道义的内在价值一再得到强调，但功利的意识又被过分地抑制。

此外，群体原则的提升与个体原则的相对弱化，拒斥异端所蕴含的独断趋向，现实的批判意向与往古的理想化之间的纠缠，等等，这些方面使孟子所系统化的儒学又呈现出复杂的意蕴，并相应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多重影响。

按传统的看法，儒学以内圣与外王为主题，在孔子那里，二者已开始得到双重确认。

相对而言，孟子对内圣予以了更多的关注。

尽管孟子本人并非远离经世之域，但其价值追求的逻辑归宿，则是内圣之境。

他把自然（天）的人化主要理解为化天性为德性，将人的自由限定于自我的道德选择，凸出道义的内在价值，强调自我意识（良知）的功能，以求其放心为学问之道，等等，都处处展示了一种内圣的定向。

在理想人格的设定上，这一思路表现得更为明显。

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目标，在儒家那里，善的追求最后总是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不妨说，正是人格的设定，集中折射了其价值取向。

按孟子的看法，完美人格的根本特征，主要体现于其内在德性，自我的实现（从本然的我走向理想的我），首先便以仁、智等内在品格的形成为标志，成人（达到理想人格）的过程则相应地以内在的善端为出发点，并表现为这种善端的自我展开。

较之孔子及后起的荀子，孟子更多地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内圣之境，而儒学的内圣走向，也由此获得了其历史的源头。

二、什么是“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

　　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

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

在家庭、家族内，父家长地位至尊，权力至大；在国内，君王地位至尊，权力至大。

父家长因其血统上的宗主地位，理所当然地统率其族众家人，而且这一宗主地位并不因其生命的中止而停辍，而是通过血脉遗传，代代相继。

同样，君王自命“天子”，龙种高贵，君王驾崩，君统不辍，由其嫡长子自然承袭，如是者不绝。

父家长在家庭内是一把手，君王是国家的一把手，是全国子民的严父。

不仅国君如父，而且各级地方政权的首脑亦被视为百姓的“父母官”。

　　简言之，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制度因而渗透于社会整体，甚至掩盖了阶级和等级关系。

论述作业二

一、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

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

其一，人文传统。

有别于重自然或超自然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颇受尊崇，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要义不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进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其二，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是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重智”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

“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借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

以至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构成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系统。

其三，尊君重民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

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

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国家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

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

“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其四，中庸协和。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

“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

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

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之风。

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

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其五，延绵坚韧。

中国文化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

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使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

“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汲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国文化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

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盛极一时，又戛然中绝，出现过大幅度“断层”，乃至完全覆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

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东亚，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化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

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千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然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化正在内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

二、佛教对中国民俗的影响

佛教对民俗文化影响的特殊性是相对于佛教对上层所谓精英文化的影响而言的"民俗文化被有的学者称为下层文化它是跟一般处高位的上层文化相对立的处于下位的文化大都与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密切相联上层文化主要是占有优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成员所创造享有的文化由于两级文化的差别!

佛教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第一!

思想层面"在民俗文化下层文化中!

佛教信仰能从精神给劳动人民以安慰人们认为虔诚礼佛能得到好的结果!

如消灾祛病等"可见!

佛教的因果轮回论增强了佛在百姓思想观念中的万能性使百姓对佛虔诚有加"而佛教对于上层文化的影响不只限于思想观念!

而且扩散到思维方式）思想理论方面!

西汉中期以后"儒家理论占居了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

兴起的佛教要在上层文化中发挥影响"就必然要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

在魏晋隋唐时期"佛教借助统治力量的支持"不仅在上层文化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与儒家思想发生激烈的冲突!

晋慧远闻释道安讲波若经后"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他尽管于此表示了明确的尊佛态度"可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还是要借儒家理论为佛教辩护"声称如来之与周孔"发虽殊"潜相影响出处咸异"终期必同!

故是曰道殊"所归一也!

不兼应者"物不兼受也慧远这两段言论"看似不一致"但实质上表明了当时佛教的发展情况"即试图越居儒家之上"却又不能与儒家完全对峙!

在此气氛中"儒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思维方式学说理论均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

如谢灵运习儒谈佛"著有.辩宗论并注.金刚般若又与慧严慧观等修改大本.涅自两晋以后"通晓释儒道三家之说已成为名士的一种特点!

从而"思想文化上的三教合一的局面才能形成!

第二"效用层面"佛教文化充实了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了民俗集体性的活动形式!

在封建社会"人们赋予佛教传说人物以保佑生产丰收生活幸福的能力"进而"发明了形形色色的祭拜活动!

这样"在民俗文化中"正如前所述"佛教只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内容相联系!

而在上层文化中"佛教被纳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斗争中!

北魏至后周的几次大规模的毁佛运动"既表明炽盛的佛教已对封建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又反映了统治阶层内部及社会中存在的崇佛与反佛的斗争!

这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贵族的文艺时尚!

如南朝君臣常舍身施佛南齐文惠太子解讲疏敬舍宝躯"爰入璺冕"自缨以降"凡九十九物又南齐南郡王舍身疏云敬舍肌肤之外"凡百十八种最典型的当属梁武帝"他#三次舍身入寺"与众为奴据此推测"这舍身佛门的礼仪在南朝上层社会或许较为流行!

而世俗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