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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历程,李泽厚

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配带的鸡心。

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

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

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

这表明对形体的光滑规整、对色彩的鲜明突出、对事物的同一性(同样大小或同类物件串在一起)……有了最早的朦胧理解、爱好和运用。

[图版1][1]但要注意的是,对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

虽然二者都有其实用功利的内容,但前者的内容是现实的,后者则是幻想(想象)的

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溶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

审美、艺术日益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出来,

然而,当青铜艺术只能作为表现高度工艺技巧水平的艺术作品时,实际便已到它的终结之处。

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

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就思想、文艺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对立和补充。

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且不管三年丧制是否儒家杜撰,这里重要的,是把传统礼制归结和建立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而又日常的心理基础和原则之上把一种本来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仪制度予以实践理性的心理学的解释,从而也就把原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改变而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礼乐服务和服从于神,变而为服务和服从于人。

且不管三年丧制是否儒家杜撰,这里重要的,是把传统礼制归结和建立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而又日常的心理基础和原则之上把一种本来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仪制度予以实践理性的心理学的解释,从而也就把原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改变而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礼乐服务和服从于神,变而为服务和服从于人。

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普列涅夫:

“可以给宗教下一个这样的定义:

宗教是观念、情愫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

观念是宗教神话因素,情愫属于宗教感情领域,而活动则属于宗教礼拜方面,换句话说,属于宗教仪式方面。

”《普列涅夫哲学选集》第三卷,第363页,三联书店,1962)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

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这些诗篇中所咏叹、感喟、哀伤的具体事件或内容已很难知晓,但它们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或喜悦或沉痛的真挚情感,和塑造出来的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那种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语言形式和委婉而悠长的深厚韵味,不是至今仍然感人的么?

是他们说理论证的风格气势,如孟文的浩荡,庄文的奇诡,荀文的谨严,韩文的峻峭……,才更是使其成为审美对象的原因。

而所谓“浩荡”、“奇诡”、“谨严”、“峻峭”云云者,不都是在造词遣句的文字安排中,或包含或传达出某种特定的情感、风貌或品格吗?

百代皆沿秦制度”。

建筑亦然。

它的体制、风貌大概始终没有脱离先秦奠定下来的这个基础规范。

秦汉、唐宋、明清建筑艺术基本保持了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图版12][28]。

这个艺术风格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仍是本章所讲的作为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

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

正和中国绘画理论所说,山水画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种种,但“可游”、“可居”胜过“可望”、“可行”

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

从《楚辞》到《山海经》,从庄周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

表现在文艺审美领域,这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汉代艺术中的神仙观念又毕竟不同于远古图腾,也区别于青铜饕餮,它们不再具有在现实中的威吓权势,而毋宁带着更浓厚的主观愿望的色彩。

人间生活的兴趣不但没有因向往神仙世界而零落凋谢,相反,是更为生意盎然生机蓬勃,

它不是神对人的征服,而毋宁是人对神的征服。

神在这里还没有作为异己的对象和力量,而毋宁是人的直接伸延。

黑格尔《美学》曾说十七世纪荷兰小画派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和细节——例如一些很普通的房间、器皿、人物等等作那样津津玩味的精心描述,表现了荷兰人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热情和爱恋

然而整个汉代艺术生命也就在这里。

就在这不事细节修饰的夸张姿态和大型动作中,就在这以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速度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

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

它与六朝以后的安祥凝炼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详下两章)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

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

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

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

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

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

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

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愈来愈明显和确定。

《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尘拂,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

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

本来,有自给自足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不会变更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门阀士族们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也并不奇怪。

所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

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

在汉代,文学实际只是宫廷玩物。

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倡优犬马之间”。

那些堂哉皇也的煌煌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

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

田园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参加了一定田园劳动)兴趣的一部分。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

它作为鸦片烟,蒙蔽麻痹人们于虚幻幸福之中;但广大人民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如醉如狂吸食它

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

其实,老虎又有甚么可怜惜的呢?

也硬要自愿付出生命和一切,那就不必说人世间的一般牺牲了。

连所谓王子、国王都如此“自我牺牲”,那就不必说一般的老百姓了。

这是统治者的自我慰安和欺骗,又是他们撒向人间的鸦片和麻药

造反、受刑,……所有这些不都是当时广大人民所常见所亲历的真实景象和生活么?

却都被用来宣扬忍受痛苦、自我牺牲,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什么正常的因果和规律。

好人遭恶报,坏蛋占上风,身家不相保,一生尽苦辛…。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这似乎非理性所能解答,也不是传统的儒家孔孟或道家老庄所能说明。

于是佛教便走进了人们的心灵。

可以想象,在当时极端残醅野蛮的战争动乱和阶级压迫下,跪倒或端坐在这些宗教图像故事面前的渺小的生灵们,将以何等狂热激动而又异常复杂的感受和情绪,来进行自己灵魂的洗礼。

某种病态的痩削身躯,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都正是魏晋以来这个阶级所追求向往的美的最髙标准

这样,形象更具体化、世俗化;精神性减低,理想更分化,不只是那含义甚多而捉摸不定的神秘微笑了。

魏的壁画是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神的恩宠,那么,在隋唐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慰安。

除却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

这转折的起点分别为魏晋、中唐、明中叶。

虽然其中有些是为了配合佛教经文,许多却纯是与宗教无关的独立场景,它们表现了对真正的现实世俗生活的同一意兴。

它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

人世的生活毕竟战胜了天国的信仰,而艺术形象远远大过了宗教教义。

更进一步,在理论上终于出现了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的禅宗。

不要那一切繁琐宗教教义和仪式;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那样自我牺牲、苦修苦练,也可成佛。

并且,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

,重要的不只是“从凡入圣”,而更是“从圣入凡”,

以杨隋和李唐为首的关中门阀取得了全国政权,使得“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了“重婚娅”(强调婚姻关系的汉魏北朝旧门阀)、“重人物”(东晋南朝门阀以风格品评标榜相尚)、“重贵戚”(入主中原的原少数民族重血缘关系)等更典型的传统势力和观念。

西汉是宫廷皇室的艺术,以铺张陈述人的外在活动和对环境的征服为特征(见第四章),魏晋六朝是门阀贵族的艺术,以转向人的内心、性格和思辨为特征(第五章),那么唐代也许恰似这两者统一的向上一环:

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

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春江花月夜》)

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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