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解析宜居城市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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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解析宜居城市生活
2014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解析:
宜居城市生活
热点解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在此之前，党的中央全会文件几乎从未论述过城市空间结构、管理格局和承载能力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它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更适宜人居住，建设宜居城市。
宜居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的产物，宜居城市是指宜居性比较强的城市，是具有良好的居住与空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住地。
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了城市应当是适宜居住的人类居住地的概念。
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成为21世纪新的城市观。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交通拥堵、公共设施故障、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突发自然灾害……以越来越多的频次出现的各类城市问题，使得城市生活越来越“艰难”。
我国一直是农业大国，但是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性质的变化：
2011年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27%。
与此同时，大量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
宜居城市生活问题很普遍、很突出、很典型、也很生活化，原因既有时代性、又有可分析性，和当前的政策背景结合得也很紧密，因此，建议各位考生多多关注。
本题的命题切入点主要有：
雾霾天气、垃圾围城、城市公共安全、城管执法、交通拥堵及治理、城市科学规划等。
中心和主旨是坚持科学发展，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美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本题近年来相关的申论考试主要有：
2013年，河北,“城市良心”下水道井盖引发的安全问题。
2011年，北京,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和保护。
2011年，吉林,如何建设幸福城市，保护城市文化记忆。
2010年，湖北,城市湖泊的保护与治理。
时事链接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
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13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
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
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
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从毫无购车意向到买车上牌，在天津大学任职的李丹老师只花了3天时间。
丈夫开玩笑形容她，买车像“买苹果”一样。
2013年12月15日晚，天津市政府发布的小客车限牌令让李丹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我的天呐，我太英明了!
”就在此前一天，她刚刚为自己几乎是抢来的那辆十多万元的福特牌汽车选好了牌照号。
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突然宣布了“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宣布自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也就是5个小时之后，这座城市的行政区域内将实行小客车限牌、限行措施。
与此前业已限牌的北京、上海不同，天津这次是双管齐下，“控制总量”和“适当限行”双措并举。
汽车牌照增量指标采取无偿摇号和有偿竞价相结合的方式——这结合了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限牌令做法。
跟限牌相配套，2014年3月1日开始，将对机动车限行，限行尾号与北京一致。
天津市政府表示，汽车增量配额指标及配置比例，将根据小客车需求状况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不再新增公务用车，急需车辆在总量中调剂。
企业、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新增车辆要参加摇号或竞价。
”
命题切入点一:
治理城市交通拥堵
目前，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严重制约着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众多，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规模的过快增长使得当前的城市交通发展速度跟不上城市发展需求，从而导致了城市交通拥堵这一严重的“城市病”。
“治堵”已经成为我国各大城市“十二五”规划中欲重点解决的问题。
交通拥堵不仅影响了城市生活的效率和质量，还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公共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现存问题
近年来，交通拥堵成为我国大多数城市面临的突出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尤其北京，国内外媒体纷纷以“塞车瘫痪京城，首都变‘首堵’”“一场小雨，足以击瘫北京交通!
”等为题报道北京的拥堵状况。
当前，我国城市交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城市交通设施与城市交通需求严重失衡。
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但其建设速度远远滞后于机动车辆和交通流量的增长。
随着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交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我国机动车交通已成为城市主要的大气污染源和噪声污染源。
第二，混行交通状况加剧交通拥挤。
我国城市的道路交通拥挤程度大大高于同等机动车拥有水平的国外城市。
大量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不仅造成了道路交通复杂化，增加了管理难度，而且降低了原本薄弱的交通设施的使用效率，影响了车辆和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益，增大了使用者的负担。
第三，公交企业普遍亏损，缺少科学合理的财政补偿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交企业无疑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但又不能以盈利为唯一目标，还必须体现社会效益。
尽管政府给予公交企业减免税费等许多优惠政策，但由于体制改革带来诸多问题，企业本身经营管理不善，再加上缺少科学合理的财政补贴机制，这使得公交企业普遍亏损。
第四，公共交通发展不充分。
我国早在2005年就确立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但在实践中，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总体滞后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尚未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主体地位，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系统（BRT）等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建设滞后，致使小汽车成为居民出行的首选方式，加剧了道路的拥堵。
二、主要原因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道路承载力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只是近10年发展较快。
尽管增长幅度较快，但仍赶不上城市交通量平均20%的增长速度。
目前，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大部分城市的人均道路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种局面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道路面积严重不足。
首先，我国目前大城市的人均道路面积尚不及发达国家的1/3。
其次，我国大城市市区正处于从中心区向郊区化扩散过程中，近几年城市道路建设的增加，主要分布在新开发的市区和郊区，相对来讲，中心区的道路面积率反而略有下降。
最后，城市房地产开发集中于市中心地区，产生了过量的交通，造成道路超负荷运载。
第二，机动车增长速度过快。
随着近几年我国大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动车拥有量迅速增加，截至2013年10月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5亿辆，其中汽车1.35亿辆，占53.9%，私家车超过8500万辆，比10年前增长13倍。
交通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大城市中心区小汽车无序发展、过度使用，使中心区的道路网经常处于超负荷状态，加剧了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严重程度。
近15年来，北京汽车保有量每年平均递增率超过15%，个别年份甚至接近20%，而道路长度和道路面积的年平均增加率仅为1.2%和3.7%，致使交通需求，特别是小汽车交通需求与市区路网总容量之间的缺口日益扩大。
第三，交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尽管机动车拥有量大幅增加，但是，我国城市中交通管理和交通安全的现代化设施却很少。
在车辆、道路和交通管理系统、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城市交通管制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信息采集和信息提供技术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近年来，虽然有少数城市研究并引进了一些国外先进的交通信号管理系统，但由于交通管理设施不足、管理水平低下，我国交通事故率仍居高不下。
从停车场看，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区严重短缺停车设施，车辆大都停在道路和人行道上，加剧了拥挤堵塞和事故发生。
第四，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不协调。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性质的定位，应协调城市各规划区域与交通之间的关系，避免造成局部负荷过重。
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规划者对于城市的功能定位缺乏一个系统、科学、前瞻性的考虑。
像北京采取单中心、摊大饼的城市扩张模式，主要商务区、金融区和行政区都集中于三环以内，形成典型潮汐式交通出行，二环路内的面积仅占市区总面积的6%，却集中了全市机动车交通量的30%。
从上海市道路网运行现状来看，占中心区道路长度22%的主干路网承担了该区域总流量的69%，流量过于集中造成了主要道路的拥阻。
三、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大城市面临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已经影响到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缓解交通拥堵刻不容缓。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针对交通拥堵相继出台了治理方案。
第一，实现城市规划与城市交通和谐统一。
交通拥堵很多情况下是由城市规划不合理造成的，行政区、商务区等过分集中。
很多城市规划的新区，忽视了教育、医疗、行政服务等优质公共资源的分配，为交通拥堵创造了条件。
在城市规划时，应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
第二，采取经济手段治理交通拥堵。
通过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停车费、进城费、拥堵费，限制车辆进入城市中心区，减少中心区的交通拥堵。
在某些经常性拥堵路段，对交通高峰时段行驶的车辆征收道路通行费。
通过降低票价等经济手段，引导人们更多的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第三，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优先安排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绿色安全、便捷快速的城市换乘体系等。
实施不同程度的小汽车总量调控政策，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有效提高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
针对特大城市，大力发展大容量快速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系统（BRT）等公共交通方式。
第四，采取行政手段治理交通拥堵。
推进公车制度改革，抑制单位车辆数量增加，以车辆补贴、班车等方式解决单位用车需要。
对于城市中心区，采取限号方式减少车辆的进入，缓解交通拥堵的发生频率和程度。
第五，加强交通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建立ATIS系统平台。
加强建设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平台，为合理出行提供信息，方便居民选择出行方式。
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是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增加道路的供给，还需从交通需求管理等多方面采取措施，才能有效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有效疏解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实现我国大城市交通科学、和谐、可持续发展
命题切入点二: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
“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
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
一、现存问题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着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
而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膨胀。
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
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例如，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
又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或称为“超前城市化”）。
第二，交通拥堵。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之一。
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环境污染。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产生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
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
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作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
第四，资源短缺。
我国每由农村向城市迁入一个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
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传统耕作方式和循环经济中。
我国的农业还不是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还属于劳力农业。
农民进城后，住宅要供热、出门要坐车、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将大大增加，这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结构也面临很大约束，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把温室气体排放减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石油和天然气代替煤，而产生同样的能量，石油比煤的二氧化碳排放少40%～50%;如果用天然气代替石油，又可在此基础上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50%。
而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是缺气少油富煤，所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马上就面临石油依赖的问题。
我国从1993年对石油进口的零依赖，到今天近60%的石油来自进口，这种快速转换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五，水资源危机。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与联合国的贫水线标准相当，而且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
我国西南的人口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却拥有全国60%的水资源;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人均水资源仅有500立方米，天津市的人均水资源只有400立方米。
再加上我国的水污染情况严重，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而且水质性缺水更为普遍和突出。
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会直接妨害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可以说，水危机与能源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
第六，耕地问题。
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优质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
我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地区，60%以上的中西部流动人口都涌向沿海城市。
沿海的土地，在山东一年可以种一季半或者两季粮食;再往南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一年可以种植两到三季粮食，这些地区一亩耕地的粮食产出相当于黑龙江或西北的三亩耕地。
但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
所以，我国城市的扩张与土地资源或粮食生产能力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
例如，成都大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战略耕地资源，但是那里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也很快。
另外，我国在耕地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特别危险的倾向。
二、主要原因
一是资源过度集中。
中国的资源配置都是跟着政治权力走的，政治权力集中造成了资源和利益的集中，然后跟着是人口的集中，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竞争性、流动性、扩张性。
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必然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交通拥堵、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
资源过度集中的直接后果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无法再负荷过多人口。
二是城市规划不合理。
以北京为例，单一市中心，围绕它摊大饼式的规划，注定了城市拥堵的命运。
早在6年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在其年度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北京的交通问题是“城市化、现代化、机动化进程中多重矛盾产生的，根本问题是城市规划的问题”。
当时北京已形成了回龙观、天通苑、望京3个规模巨大的“住宅城”。
这些不断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住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由于“住宅城”的就业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区布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间奔涌。
在中小城市，人们每天平均出行距离为1.5公里～2公里，而在北京，这个数字已超过10公里，而且每年还在递增。
出行距离增加后，按人均每天出行2.5次计算，人们对交通的需求量成倍增长，导致政府投入无法满足需求。
三是公共设施跟不上。
医院、学校、垃圾处理场等设置跟不上城市和人口扩张速度，“看病排号，上学排队，商场上厕所都得等几分钟，谁能舒服呢?
”此外，学校、医院等优质公共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郊区配比很少，例如天津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和平区，很多人虽然居住在郊区，但依然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入和平区的学校，而因为校车、公交等公共服务跟不上，家长每天必须开车接送，交通需求量暴增，尾气污染严重。
四是盲目发展汽车工业、房地产开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
在北京，2010年以来小汽车以每天2000辆的速度增加，而新的汽车生产基地仍在投产。
而在各大城市，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均出现高速增长，且从市中心逐步向郊区扩张，却没有人监管城市发展的失控，最终造成了整个城市效率低下。
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实际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城市，出现这么多大规模的城市，实际是资源畸形配置、不讲究科学发展的结果，现在我们开始为此付出代价。
三、对策建议
第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促进政府观念的转变。
首先，要敢于公开。
摒弃封建官本位意识,克服封建思想,杜绝“暗箱操作”,树立服务理念。
变不主动公开为主动公开,可以公开的一律公开,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政府决策的失误大都是信息不公开造成的,政府活动的每一次失误也是由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不够所致。
其次,要及时公开。
保证媒体及时准确获得信息，条例规定政府公开信息必须准确、及时，这和媒体报道信息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三,要全面公开。
不全面,老百姓容易误解,由于政府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对事态的预测和掌握程度不够,未免带来一些错误,政府应该勇于面对错误,及时纠正,而不是遮掩和推脱。
第四，要真实公开。
不得欺骗老百姓，坚决杜绝以往政府官员隐瞒事件真相的做法，客观真实地报道公开相关事件真相。
第二，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互动。
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互动一般包含两个方面：
凡是社会公众想了解政府信息内容，只要不违反保密法律，政府就有义务提供;凡是政府掌握的对决策产生影响的社会公众信息，也应当主动公开。
因此，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必须加以扩展：
打破过去的时间和空间界限，打破过去政府信息公开的自上而下的逐级下传模式，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络化模式，提高政府内外沟通的效率。
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全过程信息，特别是行政决策信息需要及时予以公开，同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系统性、针对性。
有关行政会议主题及决议的内容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允许新闻媒介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反映社会公众的要求与呼声;另外，要将行政立法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行政决策的依据、标准、条件等依法公布，并便于公众查阅、复制。
第三，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更多地赋予民众政府信息请求权。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多局限于办事制度公开，因此，其公开形式基本上是主动的政府公开，这对老百姓了解政府工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固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固定的公开形式，使办事制度公开的宣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府推动力度的下降，老百姓了解办事制度公开的渠道不畅可能会逐步明显。
应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更多赋予公民政府信息请求权。
从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角度考虑，在国家一级对国务院公报进行充实或出版专门的部门公报，对各个部门的办事制度进行发布;在各个地方，也应以较大的市为单位出版类似的政府公报，公开政府机关的办事制度。
积极建设电子政府，通过先进的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采用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使公众在更方便的时间、地点，通过更便捷的途径，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务，从而提高行政效能，改变行政机关与公众传统的交流方式，朝着全方位的服务方向发展，建构一个更富效率、更负责任和更有服务品质的政府。
加快政府网站建设，发挥行政管理资源优势，努力构建覆盖全国的政府信息网络，建立政府与公众有关政府信息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扩大公众的参与程度。
同时，以此扩大信息发布的范围，增加信息覆盖和扩散的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并不是没有成本的一项制度，通过网络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极大地降低政府信息公开的成本。
第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保障。
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国家法治的水平，确保政府守法，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是重中之重。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出台了，但关键还在于政府自觉地去执行，如果政府不守法，任何一部行政法律都会失去其存在的本意。
同时，公民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制意识，依法行使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的监督权和参与权，使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运行。
此外，还应通过有关监督法律规范的制定，提高新闻监督的法律效力，保证新闻媒介对政府信息的报道权以及公众对政府公开信息的评论权，这也是保证公众信息自由权，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方面。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
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
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
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摘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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