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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的科学实验研究探索之路上的思考

气功的科学实验研究——探索之路上的思考

作者:

褚德萤

来源:

《现代养生·下半月版》2013年第2期

褚德萤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100871

当一个孩子站在夜空下仰望着浩瀚的星空时,会产生无限的遐想,所以人类才能飞上月球和无边的宇宙,我们就像个孩子用好奇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很多人类未知的领域需要你我去探索,不要用自己很有限的知识去封锁未知的大门。

气功是人体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钱学森先生说过“气功的研究会使我们找到一把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

本人与气功结缘30年,涉足气功的实验研究今年刚好20年,其中实验研究做了整15年。

探索“气”的道路既是艰辛之旅,也是浪漫之旅。

充满烦恼和困惑,也充满激动和快乐。

每当有新的发现,就像小孩子在沙滩上捡到一个漂亮的贝壳那样快乐。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气功、特异功能现象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引起科技界科研工作者的好奇和兴趣,出现了以顾涵森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试图用现代科学理论和实验方法认识气功现象和特异功能现象的科学原理和根据。

一些科研机构如“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究人体在宇宙航行中的生理、心理变化和耐受能力的极限,对人体一些异常能力的表现给以特别关注,做了大量研究。

钱学森先生在此背景下提出“人体科学”,当时关注的是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在研究气功的过程中离不开祖国传统医学——中医的基本理论如经络学、气血理论、脏象理论、阴阳学说等。

迄今人体科学研究至少包括气功、特异功能和中医三个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大约20年间一大批科研工作者自发地投入气功的实验研究中,大多利用业余时间,做了大量实验,他们不愧为人体科学探索的先驱。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

1.气功外气的存在性问题,探讨人体是否存在被称之为气(炁)的东西。

2.气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研究者试图从电磁波和波粒二象性的角度去寻找其物质性的根据。

3.人体之气或外气如何作用于主、客体?

可引起主客体什么样的改变?

即所谓气功效应的问题。

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5年共召开过五届全国气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会,出版了4集《气功科学文集》(胡海昌、吴祈耀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第五届会议的资料由于客观条件而未能集册出版。

总数超过150篇的实验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记录,其中一大部分是研究外气效应的。

对人体处于气功态时各种生理指标包括微循环、免疫功能、脑电波脑电图的测量研究也占相当比重。

这些科学实验报告都是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的探索性研究,还不包括许多民间研究的成果。

这些科学实验成果从多方面反映了气功外气存在的客观性,为后来者对气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科学基础,是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挖掘的。

1990年创刊的《人体科学》杂志在十年间也刊登了不少气功研究的实验论文;21世纪初人体科学和气功的全国性领导机构都停止了工作,冯理达先生任会长的《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了唯一交流气功研究的平台,2004年和2006年在扩大理事会的名义下进行了气功研究论文交流,对处于低谷的人体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随着认识的深化,很多研究者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将人体科学领域的问题进一步抽象为:

1.人体的本能和潜能问题。

即人体哪些功能是人的本能,只是在“用进废退”原则下隐形或退化了,如何激活这些属于人体本能的功能。

哪些功能是人体的潜能,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开发。

2.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思维或意念如何作用于主客体?

3.气——意念——人脑——的关系问题。

脑科学在新世纪研究人体科学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对“气”的研究状况还没有纳入国家的科学研究规划和日程中,研究工作不入主流,处于“三无”状态:

无规划、无经费、无人员编制。

研究成果分散,缺乏系统深入地分析、归纳、提高;研究成果不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得不到鉴定、尊重;研究“气”的科学工作者被视为“不务正业”,大多数有关“气”的研究工作自生自灭。

即使在这些条件下人体科学的先驱探索者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为揭开生命中有关“气”的本质和作用积累了一笔不可忽略的宝贵财富。

迄今,研究人体科学的老一辈科学家都已退休,有的已作古,如北京冯理达将军,陆祖荫、朱润生教授夫妇,上海的邵来圣先生,广州的夏双全教授等都对气功或特异功能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随着老科学家的退休和逝世,原有的研究后继无人是个普遍现象,原有的实验室和实验条件基本消失,除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气功研究所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还有些项目外,从全国看研究人员的队伍不复存在。

要想继续气功研究工作,离不开实验研究,离不开实验研究的人才和队伍。

吸引年轻科学家,特别是各学科有一定专业成就的年轻专家关注和参与人体科学的气功研究,是当务之急。

如何吸引年轻一代科学家参与气功研究是值得思考和运作的问题。

我们回顾一下,当年一大批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是怎样走上气功科学研究之路的?

迄今我们的科技人才都是以现代科学体系为框架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又在现代科学的理念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难于理解和接受人体科学领域的研究。

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一直为科技界主流和掌控国家科研资源的权力机构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排斥。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却仍无起色。

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三没有”状态:

没有被国家科研管理机构认可为一个研究领域;没有经费,因而没有人员;没有科技刊物允许发表研究论文。

人体科学的持续发展仍然是一条极坎坷极艰难的路。

但是我相信只要国家统筹兼顾,人体科学一定会很快蓬勃健康发展。

对于个人来说,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要去做、要去走这样一条艰辛之路?

没有人布置任务,没有人非要你去做,相反各种客观的议论和眼光以及遭遇的各种困难都说“你不要去做”。

这就是人体科学的魅力,就是内心的动力驱使你去做。

人体科学有巨大的魅力,它吸引你去做去探索!

许多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新现象令你激动!

超出现代物理学和科学认识水平的实验现象激发你产生探索的冲动!

人体表现的超常功能,“不可思议”的未知现象,逼着你去思考,推动你去探索究竟。

科学人,始终像个孩子,有一颗单纯的童心,对新鲜事物怀有一种孩童似的好奇心,去刨根问底,去探寻事物的真相,去追求真理,这就是探索新事物或创新的动力。

一个人不再对新鲜事物感兴趣,他的科学生命也就死亡了。

因此,人体科学探索的先驱者们一旦投身到人体科学研究中,就义无反顾,不顾社会的非议,不看别人的眼色,不考虑职称评定,不想从中捞取个人的名利,有的因此被单位解聘也无怨无悔。

2008年初复旦大学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邵来圣老师临终的愿望就是把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集册再版,给后人留下攀登人体科学圣坛的足迹[1]。

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每一个涉足气功或特异功能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可能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感性基础。

如果没有内心的动力,没有外界的支持,是迈不开步子也坚持不下来的。

不少人因身体问题,罹患某种现代医学难以治疗的疾病,或遭遇某些意外而致创伤,在求医过程中与气功结缘并受益,特别在上世纪80年代初气功风靡中华大地,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我本人就是在1980年初接受了一个腰椎大手术,手术不成功,术后下半身和一条腿麻木,拄着双拐才能走路,西医对此无能为力,一位著名医生还对我说“就像种麦子一样,等麦子熟了,才能收获”,告诉我只能等待慢慢恢复。

大约十几年后在一次科研合作研讨会上我又遇到这位教授,我说“您的这个麦子怎么还不熟呢”?

因为一条腿一直麻木,他只能笑笑,马尾神经在手术中受伤没什么好办法。

我当时40岁,毕业后17年一直在“运动”中荒废了光阴,刚刚等到可以做研究做学问了,自己却这个样子。

无奈之下有朋友建议我学练站桩。

河北形意拳王芗斋先生的一位传人赵续泉先生,是家住西直门的一位老工人,每天清晨五点骑自行车到北大传授站桩功,我跟他学了半年多,竟然不用拄拐可以自己走路了。

后来又学了鹤翔桩,二十多年浮肿引起的肝肿大也恢复正常,既使这样,也没有关注当时已经很热的气功研究,直到1988年遭遇车祸,后脑受伤导致严重脑震荡,头晕不能讲课。

陈守良先生介绍我找中医研究院北京西苑医院的赵光先生调治,几个月下来效果很好,我又能登台讲课了。

赵老也很高兴,一天给我展示了一张他在气功态的脑地形图,正负电荷的分布竟然是一个很完美的阴阳太极图,这正是507所作的。

人在常态的脑电图正负电荷分布是相对无序的。

这张图给我的震撼不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经把研究方向转向生命科学的大分子,正在做的科研课题是“在溶液中生物分子构象的热力学研究”。

我就想,脑震荡脑组织受伤,引起生物分子结构变异,无序度增加,相应脑功能失调,而在气功作用下,可能是帮助其恢复其正常结构和秩序,达到康复。

而像赵老那样有气功修养的人在气功态下的脑组织和分子结构是不是高度有序,才出现电荷的有序分布?

这张脑电图引起我对气功现象机理的好奇和兴趣。

结合我的研究领域,我就想做些实验看看我的想法是不是有点道理。

于是我就邀请在北大西门外开展气功医疗的李夫志先生(自号老顽童)来做实验,他很乐意来参加实验,没有任何报酬,而且连饭也管不起,从早晨七点半一直做到晚上七点,中午就吃饼干喝白开水。

实验用的样品是一种通常研究蛋白质构象(大分子的二级和三级空间结构)的模型分子(聚谷氨酸钠盐),仪器是能比较灵敏测量大分子构象改变的圆二色谱仪(CD),测量对样品发放外气前后的CD谱图是否发生改变。

他的实验结果很好玩,经过反复实验和对照样比对的实验说明生物大分子的构象在外气作用下真的改变了。

我很兴奋,于是又从多方面实验。

一次作一个半胱氨酸的铂氨络合物的谱线明显上升了很多,我就问:

“李老师啊,您能不能让这个谱线再回来啊?

”他毫不犹豫地说:

“可以啊!

”他对同一样品再发气,再测量时谱线真的下来了,我又问:

“您怎么让它回来的?

”他说:

“想法不同,手法不同。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气的效应和意念有关的实验现象。

后来“北大中华气功学会”的朋友们听说了,就让我去讲了一下。

从此,学会的朋友就经常带气功师到我这里做实验,例如东北的宏杰老师、湖南马王堆气功学院的童俊杰和他的弟子等人都做过较系统的实验。

资料积累多了,发现气功外气不仅使生物大分子构象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具有可恢复性,可逆性,这个结果使我联想到气功师在为人治病时也需要按疗程进行,当时有效,腿不疼了,第二天又疼了,因为头一天调整好的分子构象第二天又复原了,应该在一个方向继续加功,不断巩固,不能相信“神仙一把抓”之类的吹嘘,也不用把一次治疗后又复发的现象称作骗子。

这个想法结合我的实验研究在1995年的一次会议上报告后(科学会堂举办的《21世纪科学的春天》)受到与会气功师的欢迎,他们说褚老师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因为经常有人开始把他们当“神仙”,而后又把他们当骗子,问题就在气功治疗也要讲疗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的实验还有个特别好玩的现象:

分子构象的双向变化是可以由气功师意念调节的。

这个现象的发现如上述有点偶然,后来就有意识的做“意念控制变化方向”的实验。

请气功师在发功时想:

“分子结构更加有序”或“更加无序”,对于蛋白质来说,可以想:

螺旋或折叠结构增加了;螺旋、折叠结构打开了;蛋白质大分子的长链乱了,蛋白质的体积变大了、变小了等等。

然后检验实验结果的谱图变化和“想法”是否具有关联性。

当然实验中谁也不能控制气功师的想法或检验他的想法,但是当研究者和气功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尊重和信任,友好协商,互相配合,在记录谱图前先记录该实验发功时采取的“想法”,再来测定样品的谱图,这样的结果是可信的。

实验结果给出了“想法”即意念和实验谱图变化之间具有正相关性,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人只要“想”,不需要“行为”直接作用,就能使客体(人或事物)的状态、性质或功能发生改变吗?

气功界常说的“意到气到”,意念指挥气作用于客体,引起变化。

能使分子构象改变的因子,一定具有某种能量,分子构象能双向改变又应该具有信息,所以“气”的性质最起码是具有能量并携带信息的。

但是“意念”和“气”是什么关系?

意念肯定是传递信息的,是通过“气”作用于客体,还是直接作用于客体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为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的,你动也不动,就是想一想,就能让实验样品分子结构发生变化了?

而且你的想法改变了,那个结果的方向也相应改变了,这不是违反了某些最基本的原则吗?

太不可思议了吧!

作为实验科学家,最重要的是探索事物的真相,把实验现象和测定的结果做得确实无误,尤其是一种新实验现象出现时,对于条件的控制,环境的影响等各种可能要尽可能的排除,气功外气的实验是由人来发气的,和一般的理化实验不同,人的情绪、心理、功能强度等都会影响结果,每次实验都有所不同,科学实验强调结果的重复性,但是气功实验不可能在定量水平上重复,我们认为某种相同的现象在相同条件下出现,也就是定性的重复,就可看作气功实验的重复性。

比如在外气作用下可以发生分子构象的变化,可以使蟾蜍心脏搏动受到影响等,至于变化了多少,每次实验都有不同。

有人认为在一些情况下主持人的主观意念有可能影响结果,所以主张要做双盲条件下的实验,对于气功实验在一般条件下不做双盲,可以通过更换主持人,或对样品标记使发功人不知道哪些是样品,哪些是空白样,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无论如何,经过反复实验,对较大数量样品在统计学意义上得到科学的结果。

当时我们曾听说早期发表在某科学刊物上的气功实验结果在别的仪器上不能重复,因而受到质疑,该刊因此不再接受气功实验的论文。

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就想怎样把实验做得能够反映真实的客观的变化?

考虑了几方面:

请不同的人来发功实验;在不同型号仪器上作实验;还要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实验室实验;并且请不同的人主持实验、监督实验。

因此在1989~2001年期间总共请25位气功师对126组样品和适量的对照样做气功外气(简称EQQ)实验。

分别在北大两个不同实验室,复旦大学遗传所的国家211实验室,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化学系,新泽西州Rutgers大学先后用过JASCO500C,JASCOJ-715和62DS(Lakewood,NJ)等几种不同型号的圆二色谱仪进行实验。

复旦大学沈云虎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化学系、美国科学院院士Phillip?

Skell教授、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何宏博士等都亲自参加和主持过我们的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1)实验样品的圆二色谱在气功外气作用下发生了具有统计意义的改变。

提示气功外气可能使分子构象发生改变;

(2)受到气功外气作用的样品之CD谱改变率与气功师当天的状态有关;(3)样品谱图改变可正可负,和气功师发功时的想法具有统计意义的关联性。

有关实验于1998年国务院人体科学办公室在北京西郊饭店召开的《气功外气存在性检验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气功外气对生物分子构象作用的研究”的汇报。

会后在郭汉英教授为组长的《气功外气存在性检验组》专家组的支持下,几经波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999~2001年,额度为12万元的面上研究项目费),还在当时国家体委人体科学研究立项并得到资助,使得这项研究得以继续进行。

前十年一直都在忙于实验,积累实验资料,对实验现象反复验证,直到在不同地方,不同实验室,不同型号仪器,不同主持人,不同气功师(用不同功法和手法)都能做出相同的实验现象来,确实让自己“相信”外气是存在的,也让别人觉得可信的时候,开始思索气功外气能影响分子构象使其发生改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都知道恩格斯关于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的论述,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核酸(RNA和DNA)和蛋白质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

所有维持生命新陈代谢的有关的生物化学反应是在生物酶的催化作用下进行的。

绝大多数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

因此可以说蛋白质是一切生命活动调节控制的主要承担者。

生命所以娇贵,是因为蛋白质的性质对内外环境十分敏感,温度、压力、体液酸碱度、微量元素、小蛋白分子、其他生物分子等都在严格的条件下维持动态平衡,任何偏离都会引起蛋白质分子构象的变化。

根据结构和功能的关系,一旦蛋白质结构发生改变,就失去了正常的功能,也就引起人的健康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到体内太多的生化反应,最典型的例子是人体消化糖的催化酶胰岛素和底物结合时,可能由于一方分子构象的改变而造成失误,致使体内糖分解反应不能正常启动,血液内没有分解的糖大大超标就是糖尿病。

气功治疗糖尿病有很多报道,2006年在《世界医学气功学会》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也有从加拿大来的报道。

关于它的机理是不是通过气功调整了有关生物分子的构象,使糖的分解反应得以正常进行,这是一个有待实验研究的课题,很值得研究,这个课题可能把气功——中医——现代科学结合起来,真盼望有条件的实验室开展这项研究。

概括说,气功是否能通过改变蛋白质分子构象影响生化反应动力学进程,这是一个大的研究课题,我曾和北大生命中心的一位教授探讨过,他觉得可设计实验,是可以进行研究的,但是在立项、经费、人员上具体事实就很困难,关键是国家科研管理机构要承认这是一个研究领域,正式纳入国家科研规划,可以申请课题得到国家基金资助,进行研究,而不是做个人的“黑题”。

时间到了2001年,美国夏威夷有个会,名义是有关精神康复的研究,为东西方文化搭桥。

报告内容大多涉及心灵传感,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研究。

我受邀作报告,在准备讲稿时,是否要报告生物大分子构象在气功外气作用下发生变化的方向和气功师的意念有关呢?

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上从来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担心这个问题讲不清楚会和唯心主义沾上边。

我的亲属也劝我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这时确实不理解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心中充满彷徨。

有一条做科学的原则,我相信做人和做学问最根本地是要“实事求是”,这一条坚定了我还是要按照实验结果说话,但是在英文稿中我仍然避免用意识、意念“consciousness,idea”等学术词汇,仅用了“thinking”一词描述人的“想法”。

夏威夷会议主要报告人大多是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报告的都是科学实验,比如心灵传感实验在测量传感内容外同时测量身处异地的意念发射者和接受者的脑电波,加以比对,发现规律。

很多实验涉及意念的作用。

其实,中国科学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做了很多有关思维传感、意念致动的研究,只是当我们还在努力为这些研究是不是伪科学而挣扎的时候,外国人利用他们的高科技和雄厚的资金条件把有关实验做到我们的前面去了,令人感到痛惜。

这个会议给我很多新的信息,我觉得对意念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解。

意念产生自人脑,人在思考时产生想法,脑细胞和脑神经都会产生相应的运动,脑细胞中的各种功能大分子可能发生构象变化,就像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的视觉机理一样。

产生视神经冲动引起视觉的电信号哪里来的?

受到外界光量子刺激,视网膜上视蛋白分解生出视黄醛,正是视黄醛分子在光量子的激发下,分子构象改变并释放出电子,电子沿视神经传递形成视觉。

思维引起的生物分子构象改变也会伴随电子转移,电子延着脑神经的运动传导信息,启动人体相应的功能;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电子运动就会产生场和波,这就是脑电波。

可以假设当人产生一个意念时,电子沿脑神经运动将信息传到人体的特定部位,而这个意念要表达的信息同时通过场和波也传递到人所处的体外空间,场和波通过共振可能作用在客体上并引起变化。

至于大脑在“想”(思维)的时候,由1000万个脑细胞组成的人脑中哪些部位发生了变化、脑细胞怎样变化、哪些分子构象改变,释放出多少电子?

都是要通过实验深入研究的问题,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比较偏重把人脑和电脑相比较进行研究,而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可能更希望着重从化学成分、分子结构(含构象)和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对人脑的研究一定是多学科交叉、结合的。

当前脑科学的实验可能还处于浅层水平。

大脑产生意念的分子水平研究还有相当距离。

在脑科学领域结合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必定揭示人体和人脑的奥秘,正如钱学森先生预言的将掀起一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新的科学革命。

我们在分子水平上的实验是在气功师用意念调动“气”作用于样品,引起分子结构的构象发生改变,这是微观的变化。

而分子构象的变化是不能通过人的“行为”来改变的,只能通过外来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作用才能引起改变的。

实验表明这种改变可以由人的不同意念来控制。

这就把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中的某些共性找出来了。

意念致动,意念移物是特异功能研究中作过最多的实验科目,在现实中必须由人的“行为”直接作用才能实现的事,在特异功能实验中可以由人的意念完成,这是可以看到的。

分子构象改变是微观变化,物体移动位置或状态变化是宏观改变,而这些变化都是由意念完成的,这就是气功研究和特异功能研究中有共性的问题。

这就进一步涉及意念和气的关系问题。

而有关意念不但控制外气改变物质的微观结构,还可以直接驱动某种物质的实体变化(如折断铅丝,弯曲不锈钢汤匙等),改变其在空间的位置等,在物质的微观变化和宏观变化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关系?

这可能是气功研究和特异功能研究的结合点。

2001年对很多类似的问题还处于极度的彷徨之中,而今天对意念直接作用于客体引起变化已经不是不可思议的了,国外已经大大走到前面去了!

八年前在夏威夷会议上听说美国在探索帮助残疾人使用电脑,不用敲键盘,用“想法”就可以来驱动电脑。

还有帮助飞行员应付紧急情况的探索研究。

当发生意外时飞行员可用意念来驾驶飞机等等,听起来好象天方夜谭式的设想。

没有想到,八年后的今天很多都不再“不可思议”,已经变成了事实,有的正在发展成产业,例如美国和日本都先后开发出用意念就可以帮助残疾人在电脑上玩游戏;残疾人用自己的想法可以指挥义肢行动;最新一代的手机可以不用手拨号,“想一想”电话就拨出去了。

国内也有人在做类似的研究,清华大学医学院神经工程研究所实现用“思维”让机器狗踢足球。

他们研制了脑-机接口,它由电极帽、脑电波放大器和一台计算机信息处理器三部分组成解读脑电波信号。

由于脑电波十分微弱,通常在头皮检测到的电压大约只相当于普通干电池的十万分之一,而且其中有用的信号常常淹没在杂乱的背景噪声中。

用电极帽提取脑电波信息,通过计算机将判断出来的思维状态(人的想法)翻译成预先设定的控制命令,再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出去,从而实现人脑对计算机等外部设备的直接控制。

而美日研制的设备似乎更简单,只用一个像耳机似的脑电波传感器戴在头上就可以完成“想一想,玩电脑”。

这些不通过行为只通过意念控制机器或电脑的发明,很了不起,但是和我们的气功和特异功能中研究的现象还有很大差距,主要是我们的研究中发生的现象是由意念或“气”直接作用于客体的,而现在的发明的是拐了三个弯的,需要利用“脑电波传感器”或电极帽提取大脑的思维信息,还需放大器和网络发射器,可以肯定都不是直接由意念作用于客体。

所以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空间,关键是我们中国人要去做,等到别人做出来,又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了。

北京有一位叫高山的年轻朋友,因为研究思维传感,意念通信的技术在科学院原单位待不下去了,但是他还契而不舍坚持研究,成为民间人士,可想会有多么艰难。

关于意念和其应用的研究方兴未艾,其应用在人类健康、人类生产活动和军事对抗上的意义不可估量,如果至今还不认识其理论和应用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会错失良机,只能把自己的优势丢了,跟在别人后面跑。

意念——脑电波——直接控制客体,这个过程是否可以说:

意念不是虚无的,不是“空”,它来自物质又以物质的形式——场和波传递出去,通过共振作用于客体。

在一些我们还没有认识的现象面前,首先要尊重科学实验的事实,然后去探索它的本质,这样才能推动科学一步一步向新的高度发展。

没有思想和观念上的更新和解放,就不可能跳出传统的樊篱,也就谈不到创新。

至于心灵传感或意念传递是需要勇敢探索研究的超现代科学课题,不是很简单的,我所谈到的是极其粗浅的,期待我国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不断探索,有所突破,更盼望国家权力机构的认同和支持。

2001年夏威夷会议使我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也给我的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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