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与自然汉晋士风流变述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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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与自然汉晋士风流变述略

名教与自然

——汉晋士风流变述略

韩国良

一、东汉的名教思想及其流弊

1、经学独尊

在学术上把经学视为圣人的教科书,把它当作世间至精至善,无所不包,可以指导一切的学问。

2、崇尚德行

在处世哲学上崇尚德行,鄙视事功。

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功”、“言”的否定。

3、倡导名节

由于德行较为抽象,所以时人往往以名取仕,把名节视为衡量时人道德水准高低的唯一标准。

对名节的倡导与慕求盛行一时。

4、伪风四行

由于倡导名节,以名取仕,逐名之风顺势而起。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正是这一风习的反映。

当时的部分有志之士虽也曾为改革此弊做过种种努力,但因此乃名教痼疾,所以大都收效甚微。

附文献材料:

(一)《论语·子路》:

子路曰: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

《论语·颜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

“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二)《汉书·儒林传赞》:

“自五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书·艺文志》: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

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而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刘歆:

“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论衡·效力篇》:

“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

桓谭《新论》:

“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徐幹《中论·治学》:

“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

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古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

《颜氏家训·勉学》:

“学之兴废,随时轻重。

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

末俗以来不复耳,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

范晔《后汉书·郑玄传论》: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

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

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三)《后汉书·江革传》:

“江革字次翁,齐国监淄人也。

少失父,独与母居。

遭天下乱,盗贼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

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

‘江巨孝’。

太守尝备礼召,革以母老不应。

及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

”“建初初,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再迁司空长史。

肃宗甚崇礼之,迁五官中郎将。

”“后上书乞骸骨,转拜谏大夫,赐告归。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诏齐相曰:

‘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

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

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

县以见(现)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

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太下。

《后汉书·刘平传》:

“刘平,字公子。

本名旷,后改为平。

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后贼复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难逃。

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弃其子。

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

‘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

’遂去不顾,与母俱匿野泽中。

平朝出求食,逢锇贼,将烹之,平叩头曰:

‘今旦为老母求菜,老母待旷(刘平原名旷)为命,愿得先归,食母毕,还就死。

’因涕泣。

贼见其至诚,哀而遣之。

平还,既食母讫,因白曰:

‘属与贼期,义不可欺。

’遂还诣贼。

众皆大惊,相谓曰:

‘尝闻烈士,乃今见之。

子去矣,吾不忍食子。

’于是得全。

《世说新语·德行》: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

‘吾今死矣,子可去。

’巨伯曰:

‘远来相看,子令吾去。

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索行邪!

’贼既至,谓巨伯曰:

‘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

’巨伯曰:

‘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吾身代友人命。

’贼相谓曰:

‘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

’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世说新语·政事》:

“陈仲弓(寔)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

主薄(bu)请付狱考众奸。

仲弓曰:

‘欺君不忠,病母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后汉书·陈蕃传》:

“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

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

蕃大怒:

‘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

’遂致其罪。

(四)《后汉书·党锢传》: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后汉书·党锢传》: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

学中语曰:

‘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后汉书·孔融传》:

“(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

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

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

语门者曰:

‘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门者言之。

膺请融,问曰:

‘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

’融曰:

‘然。

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

’众坐莫不叹息。

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

炜曰:

‘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

’融应声曰:

‘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

’膺大笑曰:

‘高明必为伟器。

’”

《后汉书·符融传》:

“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

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

……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

‘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

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

’膺然之。

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

(五)《后汉书·方术传论》: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

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

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

英名最高,毁最甚。

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

“古者诸侯岁贡士,进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土。

升之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禄之。

故王者得其人,进仕劝其行,经邦弘务,所由久矣。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方也。

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

荣路既广,觖(厥)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竟。

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二、曹魏的名法思想及其流弊

1、博学兼通,反对偏执,

此是对东汉经学独尊的反拨。

提倡兼通,反对偏执,把经学独尊视为汉人偏执的表现。

提倡“立言”,反对恪遵旧典,“述而不作”。

《典论自序》:

“上(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

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

《典论自序》:

“年五岁,上(指曹操)以世方扰乱,教予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

……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

”“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

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

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

《典论·论文》:

“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三国志·文帝纪》:

“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

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

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

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素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馆属中。

会临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

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

‘邯郸生何如邪?

’于是乃更着衣幘(ze),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物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

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

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

2、唯才是举,褒扬忠勤

此是对东汉倡导名节,以名取仕之风的反拨。

“魏氏三祖”在赏罚委命上往往重视士人的忠诚勤兢,恪尽职守。

武帝曹操因身处战乱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1)《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

上之人求取之耳。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三国志·武帝纪》,赤壁失败后,建安十五年(210)〗

(2)《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

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武帝纪》,建安十九年(214)〗

(3)《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之贼也,皆用之以兴。

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杀妻为求鲁将,打败齐国),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武帝纪》引《魏书》,建安二十二年(217)〗

(4)《论吏士行能令》: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

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者也。

管仲曰:

‘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

’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

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也。

”[《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八年(203)]

(5)《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

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不幸早没,追赠以郡,犹示副之……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

〖《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建安六年(201)〗

(6)《请爵荀彧表》:

“守尚书令荀彧,自在臣营,参同计划,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

及彧在台,常私书往来,大小同策。

《诗》美腹心,《传》贵庙胜,勋业之定,彧之功也。

而臣前后独荷异宠,心所不安。

彧与臣事通功并,宜进封赏,以劝后进者。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九,建安八年(203)]

(7)《表称乐进于禁张辽》:

“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

每临战攻,常为率督,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fu)鼓,手不知倦。

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

论功纪用,各宜显宠。

”[《魏志·乐进传》,建安十一年(206)]

(8)《封功臣令》:

“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

乃贤士大夫之力也。

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

其保定功行封。

”[《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

2、循名责实,崇尚法术

《以高柔为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魏志·高柔传》,建安十九年(214)]

《败军抵罪令》:

“《司马法》:

‘将军死绥(畏缩,退却)。

’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

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

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

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武帝纪》,建安八年(203)]

《与和洽辩毛玠谤毁令》:

“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jue)望。

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

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zhai苦难窘迫),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

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也。

”[《魏志·和洽传》,建安二十一年(216)]

《后汉书·孔融传》:

“(融)既见(曹)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

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

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

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

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书奏,下狱弃市。

时年五十六。

妻、子皆诛。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

《三国志·何夔传》:

“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

《三国志·徐奕传》:

曹操征汉中,魏讽等谋反。

曹操认为:

“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

《文心雕龙·论说》说: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

王粲傅嘏,校练名理。

《晋书·傅玄本传》载西晋傅玄语:

“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赵翼《廿(nian)二史札记》卷七: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

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三国志·文帝纪》:

“近之不绥,何远之怀?

今事多而民少,上下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

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

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三国志·明帝纪》:

“有虞氏画像而民弗犯,周人刑错而不用。

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

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

……有司其议狱缓刑,务从宽简。

《三国志·程晓传》载齐王芳嘉平年间程晓评曹魏校事官制度语:

“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zi)也。

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

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

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

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

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詷为贤能。

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

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

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

……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迷而不返也。

4、君臣相猜,政局不稳

名法之治的基本方略即循名责实,但责的结果是广大士吏为逃避责罚更刻意的作伪。

三国时期以曹魏的势力最大,然又以它的政局最不稳定,这一现象发人深思。

魏征《群书治要》载刘廙(曹操的谋士)语:

“(君主)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撝。

……此为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独治于四海之内也。

其业大,其智寡,岂不蔽哉!

”(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

“三国时期,曹魏的势力最强,而政治局面又最不稳定。

”“(名法之治)激化了各种矛盾,造成了阶级关系紧张,特别是国家政权和强宗豪右、大姓名士之间的关系紧张。

”“在曹魏政治中,君臣离心现象是个痼疾,这是长期推行名法之治所结成的恶果,如果不根本否定名法之治,这个痼疾是无从医治的。

三、何王的贵无论玄学及其实质

1、王弼的宇宙本体论思想

《老子指略》: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不温不凉,不宫不商。

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

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

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

《老子》四十章注: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2、王弼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实质

王弼的社会学思想是对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发挥,它主要讲的是“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关系,通过“息末”以实现“举末”,这乃是王弼“贵无论”思想最基本的原则。

他把名教、名法之治都视为末的东西,指出如果执守名教、名法统治,那么只能导致父子兄弟、君臣官民“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君臣相欺,伪风流布。

《老子》四十九章注:

“夫以明察物,物亦竞以其明避之;以不信求物,物亦竞以其不信应之。

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应不敢异,则莫肯用其情矣。

甚矣!

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

《老子指略》:

“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

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

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

《老子指略》:

“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

……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

《老子指略》:

“夫敦朴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显尚,则修其所尚而望其誉,修其所道而冀其利。

望誉冀利以勤其行,名愈美而诚愈外,利弥重而心弥竞。

父子兄弟,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

《老子指略》:

“故古人有叹曰:

甚矣,何物之难悟也!

既知不圣为不圣,未知圣之不圣也;既知不仁为不仁,未知仁之为不仁也。

故绝圣而后圣功全,弃仁而后仁德厚。

夫恶强非欲不强也,为强则失强也;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

《老子指略》:

“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

《老子指略》:

“舍本而攻末,虽极圣智,愈致斯灾。

《老子》五十二章注:

“母,本也。

子,末也。

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老子》五十八章注:

“以光鉴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隐慝也。

所谓明道若昧也。

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复之也。

《老子指略》:

“《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

噫!

崇本息末而已矣。

……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

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

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

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

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

故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

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翦华誉,弃巧用,贱宝货。

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

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

《老子》三十八章注:

“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

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

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尚焉,义则竞焉,礼则争焉。

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

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

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而形以成焉。

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

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

3、王弼“崇本息末”、“崇本举末”思想的实质

王弼“崇本息末”、“崇本举末”思想的实质并不是反对有为,而是要人们不要先入为主,偏执一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可豫设”、“唯变所适”。

《老子指略》:

“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

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

五音声而心无所造焉,则大音至矣。

《论语释疑·子罕》:

“权者,道之变。

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

《论语释疑·阳货》:

“孔子机发后应,事形乃视,择地以处身,资教以全度者也。

《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

“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

……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

《周易注·蛊卦》:

“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

可以有为,其在此时矣。

《周易注·益卦》:

“处益之初,居动之始,体夫刚德,以莅其事,而之乎巽,以斯大作,必获大功。

《周易注·夬卦》:

“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也。

《周易注·困卦》:

“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

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

《周易注·鼎卦》:

“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

《周易注·丰卦》:

“处于明动尚大之时,而深自幽隐以高其行,大道既济而犹不见,隐不为贤,更为反道,凶其宜也。

《周易注·旅卦》:

“旅者,大散。

物皆失其所居之时也。

咸失其居,物愿所附,岂非知者有为之时?

《周易略例·卦略》:

“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

4、王弼的性情论思想

在“有”与“无”的关系中,“无”是本,“有”是末;在“情”与“性”的关系中,“性”是本,“情”是末。

所以王弼的“情性”论只不过是他的“有无”理论在具体人事上的应用罢了。

《老子》十章注:

“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

则物全而性得矣。

《论语释疑·宪问》: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正实,而后言之不怍。

《论语释疑·阳货》:

“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

此是情之正也。

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

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

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

《周易注·乾》:

“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

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

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

“弼注《易》,颖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

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

“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

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

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

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

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

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

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恻隐之情,我们称为仁;羞恶之情,我们称为义;恭敬之情,我们称为礼;赏罚之情,我们称为法。

如果这四种东西都从本性中流出,那仁义礼法这些“末”的东西自然也就有了真实的生命了。

“贵无论”者所以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其根本道理正在这里。

《世说新语·文学篇》:

“王辅嗣(弼)弱冠诣裴徽,徽问曰: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

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耶?

’弼曰:

‘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

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

四、嵇阮的自然论思想及其实质

1、嵇阮时期的政治形势

司马氏集团发动宫廷政变,取得成功,以名教为旗帜,诛杀异己,以行其把持朝政、篡夺九五之实。

在当时士人眼中表现的十分无耻虚伪。

2、嵇阮其人

嵇康为曹魏的驸马,阮籍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侄儿,皆为曹魏皇权的拥护者。

3、嵇阮的玄学思想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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