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天下的欧阳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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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天下的欧阳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忧患天下的欧阳修
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创作了一批“超然独骜，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
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是他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时弊、发表政见、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
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欧阳修小传】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欧阳氏家族历为“庐陵大族”。
然传至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时，家道开始中衰。
欧阳偃尽管才高德望，但未能考中进士。
其父欧阳观官运亦不亨通，虽然其为人敦厚，居职清廉，平生不治产业，一生也只不过做过两任推官和判官。
欧阳修可谓出身寒微、贫贱。
欧阳修四岁时，父亲欧阳观病逝。
母亲郑氏时年仅二十九岁。
她为江南大族之女，平素知书达理。
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只好投靠欧阳修在随州（今湖北随州）任推官的亲戚欧阳晔。
欧阳修自幼聪颖过人，求知似渴，但因家贫，不能入学受教。
欧阳修的母亲便用河边的获草为笔，以沙滩为纸，教欧阳修练字。
因他博闻强记，读书则成诵，名播乡里。
当时随州城内有李氏大族，藏书甚丰。
欧阳修经常去李家借书抄读。
有一次，他在李家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韩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当时尽管欧阳修还不能尽解文中要义，但阅后颇觉韩文气势雄伟，立意深远。
欧阳修对此书爱不释手，逢人便称赞“学者当至此而止耳”。
欧阳修文宗韩愈，但当时宋代文坛流行的是雕饰典丽、内容空泛的西昆体。
那时为韩愈、柳宗元所击败的骈文也重新抬头，并蔓延到表、章、奏、疏、书信中，被称为“时文”。
欧阳修因此在应试中屡遭失败，他不得不重新思索，认识到当时非学“时文”、“西昆”不可。
于是欧阳修乃回家埋头读书，“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皆穿蠹经传，移此丽彼，以为厚薄，惟恐不悦于时文。
”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终于进士及第，从此步入宦途。
天圣八年五月，欧阳修被授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和西京留守推官。
第二年三月，欧阳修到洛阳上任。
他以文会友，斗酒成诗，悠游于骚人墨客之列，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
他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时朝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相互作诗唱和。
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誉满天下。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任职期满，被召入京，充任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
但生活的不幸也接踵而来，他的结发之妻胥氏，续弦夫人杨氏及妹夫张龟政相继病逝。
但欧阳修并没有因为家庭不幸而沉沦，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新政中。
当时，北宋朝廷积贫积弱，对外战争软弱无力，国内财政匮乏。
范仲淹被调到京师主持政务，便力图革新朝政。
他上书仁宗，指陈时弊，得罪了一批守旧官僚，而被谪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
尹洙、余靖等人上书救范仲淹而被逐出馆阁。
谏官高若讷仰承宰相吕夷简的鼻息，非但不主持正义替范仲淹论辩，反而竭力谗诋范仲淹。
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写信给高若讷，饥讽他“身惜高官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降宰相以近刑祸”，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高若讷看后气急败坏，把欧阳修的这封信送呈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
欧阳修携老母寡妹，乘船沿汴入淮，再涉大江，历时五月至夷陵。
在夷陵，欧阳修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
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翻阅，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
“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欧阳修于是乃一一纠枉反直，惩奸创恶。
尔后，欧阳修又移任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
康定元年（公元1040），宋夏战争正酣，宋军一败涂地。
宋仁宗大为恐慌，于是决定广开言路，内修政治。
被贬饶州的范仲淹被擢升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想起欧阳修因上书救自己而贬逐在外，于是奏请朝廷重新任用。
但欧阳修坚辞不受。
他推辞说：
“从前我所以那样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
还是同其退而不同其进较好吧。
”
过了很久，朝廷又恢复了欧阳修的校勘职务，他被任命为集贤院校理。
庆历年初，北宋内患外忧丛生，危机四伏。
对此，宰相吕夷简束手无策。
在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下，宋仁宗欲更天下弊端，起用改革派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实行新政。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欧阳修充任谏官，他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那时，北宋仕途大开，每年通过科举考试，成百上千的文人士大夫涌入官场。
尤其是恩荫，滥施旁支、直系、异姓甚至门客，使大批的地主阶级子弟涌入官场，连骑着竹马的小儿也为监宦。
欧阳修对这种荫补制坚决反对。
他主张精选官吏，杜塞滥源，因此提出了按察法。
由朝廷派遣才高正直的官吏赴各地对州县官吏进行考察，评定其政绩，然后一一注明奏报朝廷，以供朝廷对官吏赏罚罢黜时参考。
庆历三年，为人奸诈阴险的李淑竟从开封知府晋升为大学士，欧阳修立即上奏反对，结果李淑降知寿州（今安徽寿县）。
对贪官污吏，欧阳修更是严惩不贷。
边将葛宗古、王克庸、滕宗京贪污军费，中饱私囊，案发后，有些人认为边将身负重任，当从宽发落，而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他们于国于民无尺寸之功．反而逾违不法，其罪在不赦，不严惩无以戒后。
范仲淹的新政，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谤诬声四起。
他们攻击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蔡衰结为朋党，恶意中伤范仲淹“欺罔擅权，怀奸不忠”。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被迫出为河东宣抚使。
欧阳修上《论杜衍、范仲淹罢政事状》，极力援救范仲淹，但无济于事。
欧阳修又作《朋党论》进献仁宗，劝仁宗鉴历代治乱兴亡之迹。
但终因守旧官僚反对，没有能挽救范仲淹。
范仲淹出贬，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出使河东，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对边疆军务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在代州、忻州等地让老百姓开垦禁地废田，使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粮食。
出使回来，欧阳修又奉命赴任河东都转运使，负责平定保州的（今河北保定）屯兵之乱。
当时，杜衍等大臣因为党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欧阳修十分愤慨。
他向朝廷上疏说：
“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举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内，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外，我替朝廷可惜呀！
”由于欧阳修在朝中刚劲正直。
弹劾奸侫，为反对派所忌恨。
他们借欧阳修妹妹的孤女张氏犯法下狱之机，罗织欧阳修的罪名。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今安徽涂县）知州，两年后移知扬州。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欧阳修又自扬州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
是年颍州大旱，欧阳修立即奏免了颍州奉诏征调的万余民夫。
又筑白龙沟，注西湖水以利灌溉，大为农业之利。
又集资修桥，便利交通，还开办书院，发展教育。
欧阳修的这些举措，深得老百姓的称颂。
不久，欧阳修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
期满，欧阳修回到朝廷，至此，欧阳修结束了十一年的谪居在外的生活。
宋仁宗看到他头发都已发白，对欧阳修关怀备至。
那些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怨怒，纷纷诬陷他，要求把他外放同州（今陕西大荔），仁宗皇帝采纳了吴充的意见才得中止。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受命修《新唐书》。
当时，宋祁已先修成《新唐书》的部分文稿，但都属列传。
宋仁宗恐《新唐书》体例不一，因欧阳修的文章名扬天下。
乃令欧阳修诠定其体例。
欧阳修认为宋祁是自己的前辈，且各人意见不同，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之上呢？
于是对宋祁所修部分一字不改。
书修成后，按旧制，《新唐书》立撰著者，唯列官位最高者一人，非欧阳修莫属。
但欧阳修认为宋祁的撰述，功深日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
于是《新唐书》纪、志、表三者书欧阳修名，而列传XX祁名。
当时宰相宋庠听说此事后，感慨万分，赞不绝口地说：
“自古文人，好相凌相掩，像欧阳修这样胸怀坦荡，有谦虚的美德，前古未有。
”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升任枢密院副使。
他和曾公亮一道，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人数，详细准确地测定驻军的远近，重新编制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调派军队前往驻守。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调任参知政事，他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
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
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件大事协商出一个意见。
欧阳修还成功地解决了英宗母子间的矛盾。
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
一日，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
韩琦用英宗有病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
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
“太后侍奉仁宗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天下。
以前皇上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
”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一些。
欧阳修又劝说道：
“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的德政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天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
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
”太后不作声。
此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
英宗曾诏欧阳修荐举可为相者三人。
于是欧阳修立即荐举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三人。
可以说，这三人与欧阳修都有嫌隙。
早在庆历新政时，吕公著之父吕夷简打击排斥欧阳修甚力。
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坚决反对欧阳修称皇考之说，而极力主张称皇伯。
王安石在对经义的诠释方面，亦不苟同于欧阳修而坚持己见。
但欧阳修不计吕公著的前嫌后隙，对司马光尽忘其政见不同，对王安石则允许学术观点歧异。
欧阳修以才德知人，不念私仇己怨，为后人所称颂。
欧阳修执法严明，大义灭亲。
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其妻薛氏之弟薛宗孺因罪被劾，企图通过姻亲，以欧阳修的地位而得到赦免。
但欧阳修不但不为其开脱罪责，而严加洽罪。
薛宗孺终被免官。
因此薛宗孺怀恨在心，伺机对欧阳修加以陷害。
不久，薛宗孺诬陷欧阳修与长媳吴女有不正常的关系。
那些对欧阳修有所怨恨的小人群起而动，传播谣言，扩大事态。
虽此事纯属子虚鸟有，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
但欧阳修决心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出任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欧阳修奉诏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第二年又迁蔡州（今河南汝南）。
这些在欧阳修的心目中已不重要。
他魂牵梦绕的还是那想象中归退后的颖州。
熙宁二年，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开始推行著名的变法。
由于欧阳修远离朝廷，又整日为剪不断的归颖之思所苦恼，他根本没有在意这场急骤的变革。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曾连续献上《言青苗钱第一札子》和《第二札子》，就自己在青州所见推行青苗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请求处理。
这反映了他对新法持比较怀疑的态度。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十五岁的欧阳修到颖州安度晚年。
他继续诗文创作和考辨古史，还悉心整理和修订自己的文集。
他又自取了一个新的别号——“六一居士”。
熙宁五年（公元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这位老翁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死后，他被谥为“文忠”，留下了《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杂著十九卷，《跋尾》十卷、书筒十卷。
【毛泽东评点】
似是而非。
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摘自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朋党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苻坚）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
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看什么新进。
起（白起）、翦（王翦）、颇（廉颇）、牧（李牧）其始皆新进也。
周瑜、诸葛、郭裹、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摘自毛泽东读欧阳修的《为君难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4-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摘自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新唐书》的评价，引自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7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鉴赏】
欧阳修被称为一代文宗，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
北宋，早自建国之初，就已有诸如柳开、穆修、王禹偁等人对晚唐、五代以来泛滥于文坛的浮靡风气表示不满和反对。
他们慨叹“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指责“秉笔多艳治”的不良文风，主张“革弊发古”，继承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提倡“孔子、孟子、扬雄、韩愈之道之文”等。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呼喊，还显得声音微弱；他们打出了诗文革新的旗号，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始出现波澜壮阔的局面，是在仁宗以后，欧阳修生逢其时，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领袖作用。
欧阳修自天圣年间步人仕途，就在西京与友人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结成了一个锐意改革的文人集团。
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并开始从声势上压过盛极一时的时文“西昆诗”。
欧阳修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其后几十年间，一直给尹洙、梅尧臣、苏舜钦以支持，推崇并扩大他们的声望和影响。
北宋诗文革新的兴起，是与统治集团内部不断酝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相密切联系的。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至明道二年（1033年），朝廷两次下诏提倡散文，也都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
欧阳修有意地把文体革新同政治上的改革结合起来，从而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引向深入。
欧阳修在理论上提出了“道胜者，久不难而自至”，“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欧阳修所谓的“明道”、“知古”，表面上不过是继承古代儒家之道，实际上却是借以确定一种与当世污浊风气相对立的守身处世原则。
要求诗文表现这样的内容，自然具有“致用”的目的，具有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意义。
欧阳修以古文、诗歌来表述自己的思想，用古文、诗歌作为武器，向奸侫误国者表示不满和抗议，对谗言惑众、趋炎附势者的卑劣行径加以指斥。
仁宗嘉祜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为礼部贡举。
当时应考的读书人喜欢写作险怪奇涩的文章，号为“太学体”，欧阳修极力排斥，贬抑这种文体，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黜落。
这件事情结束后，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得知欧阳修出门，聚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马头高声责骂，街上的护卫无法制止。
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却从此得到了改变。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爱惜人才，重视人才的荐举和对后进的奖掖。
他为曾巩应试落第深感不平。
后来嘉祜二年（公元1057年），他亲自将曾巩连同当时同样不为人知的苏轼、苏辙兄弟，一并擢为进士。
苏轼的父亲苏洵，为眉州布衣，科举不中，欧阳修赏识他“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也予以推荐。
欧阳修还多次引荐王安石，称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
”“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厚，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曾巩、三苏和王安石，在欧阳修之后，都成了宋代著名的古文大家。
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和文坛、诗坛，对于巩固和扩大诗文革新运动的阵地，对于北宋中叶以后诗文创作的繁荣，起到了骨干作用。
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创作了一批“超然独骜，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
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是他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时弊、发表政见、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
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欧阳修的政论文专就某事某人立论，现实性强，中心突出；一般以说理充分见长，却也不乏委婉变化之妙。
王安石评价他的政论文“豪健俊伟，怪巧瑰琦。
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月之光辉。
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
他的题为“记”的文章，很少单纯记游、记事，往往重在抒情，或其中富有较多的理趣。
《醉翁亭记》描写山水景色稍多，实际上也还是借以表“太守”的襟怀。
他的书信，内容形式不拘一格。
他被贬峡州时所写《与尹师鲁书》，情真意切，深婉细密；有名的《与高司谏书》虽有意抨击、声讨对方，却并不一味地怒颜厉色，而是从容不迫、条理明晰、鞭辟人里。
欧阳修的散文还包括序、跋、祭文、墓志铭等形式。
吴充评价他的散文“文备众体，变化开合。
因物命意，各极其工。
”
相比而言，欧阳修的诗歌成就虽然没有他的散文成就高，但他的诗也独具风格。
他的诗不用生辟的典故，不堆砌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奇巧的对仗，只描述眼之所见、心之所感，仿佛信手拈来一样，质朴而平易地表现生活。
他还喜欢在诗中发表议论，以议论人诗，经常把议论同抒情、记事结合起来，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增加了诗的现实性，对于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诗风产生了较大冲击。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是一位大词人。
他的词在内容上多属于“金樽檀板”、“聊佐清欢”之类，但在艺术上，则继承和发扬了南唐冯延己一派清隽的风格，弃弃了花间派铺金缀玉、脂香粉腻的习气。
欧词中有大量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也有不少写景之作和伤春、叹老、惜别之作。
欧阳修的部分即景抒情的词格调清新，但他词的创作因袭多，革新少，落后于他的诗、文的创作。
欧阳修在中国史学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二十四史》中就有他主编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他还有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
欧阳修从景祜年间（公元1034一公元1038年）开始修纂《新五代史》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成书，费时二十余载，如果将此后“精加考定”等功夫包括在内，则在三十年以上，几乎消耗了欧阳修的半生心血。
《新五代史》所获得的许多成就，几乎是举世公认的。
欧阳修在考辨资料的基础上，订正了《旧五代史》及其他史著的不少失误。
并且补充了旧史所缺漏的一部分珍贵资料，“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
清人赵翼评价说：
“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直。
故所书事实，居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
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欧阳修恢复并发扬以古史设表的优良传统。
在司马迁的的启发下开创了用表格谱列人物、重要事件的先河。
为了将头绪纷繁的五代十国史清理得井然有序，欧阳修在大量考订工作的基础上，列了《十国世家年谱》。
《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生动，足能与《史记》比肩。
他以文豪大手笔修史，其文采自非一般史家所比，许多纪、传和论赞，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诸如“套”、“木拐”等当时流行的民间俗字俗语，也通过他的手，第一次被文人学者所采用。
通观《二十四史》和《新五代史》文笔之出色，的确是罕见的。
欧阳修主持修订的《新唐书》诸“志”比《旧唐书》丰富得多，其中不少载述，补正了旧书缺误《新唐书·食货志》篇幅是旧志的几倍，其关于人口、租调制度的记载非常充分、《艺文志》添辑的内容，唐人文集的篇幅比旧志《经籍志》增加了四五倍。
欧阳修还在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将目录学、地理学等成果采录入史，并大大改进了史志的编撰体制。
《新唐书·地理志》在体制上对旧志有很大改进。
欧阳修又将旧书原附各道之下的“羁糜州”抽出，欧阳修还在两京之下，附载宫阙规模，以叙此前没有的都邑建筑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的体制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地理学的发展。
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新志作者善于将这些科学成果运用人史，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新唐书》还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兵志》和《仪卫志》以及前史几乎没有的《选举志》，唐代的府兵制度，《通典》等史籍全然不载。
《新唐书·兵志》的内容虽未尽详，毕竟为府兵制的废置衍革、治乱兴亡之迹，提供了罕见的资料，并给后世诸史开创了新的范例。
《选举志》则记述了教育史、官制史上十分重要的唐代学校科举与官吏铨选制度。
利用地下发掘和传世的金石遗文来考辨史传正误，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金石考据学。
而迄今最早的一部金石考据学名著，就是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
《集古录》千卷所收金石文字，上起周武王，下迄五代；它们来自四海九州，名山大泽，有汤盘、孔鼎、歧阳鼓、会稽石及汉魏以来的桓碑、彝器等铭诗序记。
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既研究了某些朝代的典章制度，追溯了它们的渊源，补正了史传的许多缺误，也为当时和后世人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宝贵史料。
欧阳修所集的金石遗文，包括籀、篆、分、隶、真、行、草等各种字体和历代著名书帖。
这对研究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欧阳修继中唐以来“异儒”突起之后，破除章句的束缚，大胆从经义本身寻求旨义，对经籍的作者提出许多质疑，又从考据经籍扩展到考辨三传和《史记》等史书，并就某些传统的史学观念展开批判。
从此，在北宋掀起了一股怀疑先儒成见，重新考史解经的热潮。
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政论文也很欣赏，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其中对欧阳修的《朋党记》、《为君难论》都做了批注。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到：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投之黄河，日：
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观点，他认为欧说“似是而非。
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观察问题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欧阳修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认识有其局限性。
毛泽东凭借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加上他高屋建瓴的眼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要胜欧阳修一筹。
总而言之，欧阳修作为身居参知政事高位的大文豪，大史学家，他的作品及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后人，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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