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产生原因黄明光内容摘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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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产生原因黄明光内容摘要
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产生原因
黄明光
内容摘要:
根据《国榷》编写时采用过的《明实录》、焦竑《献征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等明人史料以及清人地方志资料,文章把《国榷》中科举进士资料的讹误作了订正,分一人两述、中式时间错载、籍贯误书、职官讹记等四大讹误类型,最后并对产生讹论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国榷》/进士/讹误/类型
《国榷》系明末清初人谈迁所编撰,是著名的明代私人编年体史书。
谈氏认为当时各家所撰编年史书,多忌讳失实,讹误肤冗,拘忌文法;桎枝耳目,荒诞甚多;见解肤浅,遗害不凡。
于是自己广搜搏采,拾遗弥阙,参以己论,摭格成编。
又自以为对“事辞道法”,都经过“句榷而字衡”,固名其书为“国榷”。
今人评是书褒词颇多,赞扬倍致。
我国明史专家吴晗对其史料价值评价颇高。
但笔者将《国榷》中有关科举进士的史料抄写成卡片,耗时一年,发现其中讹误不少。
现把有关进士官员的史料谬误之处,归类疏举如下,望受教于同仁。
一、《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讹误之类型
(一)一人两述,重复赘载
谈氏在《国榷》序文中批评前代编年史书时云:
“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主张行文不应冗赘。
今人评价此书,也认为记事述人字精句简是《国榷》的一大特点①。
但笔者检阅全书中有关进士的史料,发现有少量一人一事两述,重复记载的赘文。
这类重复,非述一人发展变化之事,而是无变化地简单重记于两处。
例如:
副总兵马俊、右参议马铉自临桂入,中伏,俱被矢死……赠铉右参政,荫监。
——《国榷》卷42,页2629,弘治五年三月辛卯条
故广西布政司右参议马铉,赠右参政,子效才入太学。
——《国榷》卷42,页2641,弘治六年三月丙寅
案:
上文“赠右参政”一事两载。
马铉,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页1952,系江西永新人,成化八年(壬辰,1472年)二甲十五名进士。
又据《孝宗实录》卷61,弘治五年三月辛卯条文“副总兵马俊一哨自临桂县入,贼伏林箐中射之,俊及参议马铉、千户王珊等俱死,事闻。
”《孝宗实录》卷73,弘治六年三月已巳条文“故广西布政司参议马铉征古田瑶壮,为贼所杀,其子效才上疏乞赠父官并量加录用。
……上曰:
马铉可特赠本布政司右参政,赐以诰命,遣官谕祭,仍令其子效才为国子监生,以为后劝。
”又,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93,册8“前事略十四”,页5134,转引《粤西丛载》文云:
弘治五年三月辛卯,“古田瑶贼覃万贤等乱,袭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于尤豪三厄。
”《明史》卷15,册2“孝宗本纪第十五”页187文载:
“(弘治五年三月)辛卯,广西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千户王珊等讨古田叛僮,遇伏死。
”依上述各类史料,弘治五年三月为马铉阵亡时间,非朝廷赠右参政时间,《国榷》上文将进士马铉被赠“右参政”一事两书,重复赘录,赠官以弘治六年三月为是。
(二)时间讹谬,误载年代
笔者见《国榷》中记录进士官员考中科举的年代,笔误之处颇多。
究其原因,有两种情况:
其一,误将会试年代书作殿试年代。
依明代科举制度,会试中式一律称贡士,殿试中式方称进士。
虽然民间有把考中会试者亦称作“进士”,但严格而论,两者考中的年代不可鱼目混杂;其二,明代纪年用天干地支,这容易造成两类情况的讹误。
第一是把天干地支前的皇帝年号弄混淆,如四川中江县徐英,考中天顺丁丑年进士,却被《国榷》书作“景泰丁丑年”进士;直隶鄞县人余本,考中正德辛未进士,却讹为“弘治”辛未进士。
第二是天干地支文字形状上的形误,例如:
“乙未”与“乙丑”、“乙丑”与“己丑”、“丁未”与“乙未”、“庚辰”与“甲辰”、“辛未”与“丁未”、“己未”与“乙未”,等等。
由于《国榷》在1958年前均为手抄本,这些字体形近的字往往容易相互抄写讹谬。
(1)前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苗衷卒,字秉彝,定远人,已丑进士。
——《国榷》卷33,页2099,天顺四年二月甲寅条
案:
关于苗衷考中进士的时间,先检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页835“内阁辅臣年表”记云:
“苗衷,字秉彝,直隶定远人。
由永乐辛卯及第,正统十年以兵侍、学士入。
”永乐辛卯年为九年(1411年),而《国榷》上文已丑年为永乐七年(1409年)。
又见明人雷礼《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赠少保谥文康苗公衷传》文称:
“苗衷,字秉彝,直隶凤阳府定远人,学术醇正。
举应天乡试,永乐已丑会试中式。
时车驾巡狩北京……辛卯车驾还,京廷试,擢衷第二名。
”(明焦竑《献征录》卷13,册2,页420)。
据此传文,知苗衷考中会试的贡士是在永乐已丑,而考中殿试的进士是在永乐辛卯年。
(2)前礼部右侍郎钱习礼卒,吉水人。
永乐辛丑进士,授检讨。
——《国榷》卷33,页2120,天顺五年四月壬辰条
案:
上文记录钱氏中式时间有误。
“永乐辛丑”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
而《英宗实录》卷327,同《国榷》上文年月日相同条文记文云:
“致仕礼部右侍郎钱司礼卒,习礼名干,以字行,江西吉水县人……以江西解魁,登永乐辛卯进士第。
”永乐辛卯,则为永乐九年(1411年),两书记载相左。
检明王直《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谥文肃钱公习礼神道碑》文云:
“公讳干,字习礼,以字行……徙吉水诸源为望族……永乐六年江西乡试第一,明年会试中第十,时车驾幸北京,廷试不果……进九年廷试,取进士,入庶吉士,录升检讨。
”(明焦竑《献征录》卷35,册2,页1430)。
又,清谢旻《江西通志》卷52,页703“永乐九年辛卯萧时中榜”进士表中文称:
“钱习礼,吉水人,礼部侍郎,谥文肃。
”又,《明史》卷152,册14,页4197,《钱习礼传》文亦作:
“以字行,吉水人,永乐九年进士。
”据上述史料,钱习礼应为“永乐辛卯进士”。
(3)前右副都御史卢睿卒,东阳人,宣德□□进士。
——《国榷》卷33,页2136,天顺六年六月癸未条
案:
上文进士卢睿的中式时间,检清稽曾筠《浙江通志》卷130,“永乐十九年辛丑科曾鹤龄榜”页435文:
“卢睿,东阳人,都御史。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页656亦作:
“卢睿,浙江东阳人,永乐19/3/140。
”又,明彭时《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公睿墓表》文载:
“公讳睿,字仲思,一字养政,姓卢氏,系出东汉尚书中郎将植植之后,有讳实者。
宋治平间宦游于吴,因徙婺之东阳居焉……永乐丁酉领浙江乡荐,辛丑登进士第,宣德丙午拜广东道监察御史。
”(明焦竑《献征录》卷60,册2,页2545)据此,此人当为“永乐辛丑进士”。
(4)总督漕运右副都御史徐英卒,□□人,景泰丁丑进士。
——《国榷》卷40,页2493,成化二十年八月壬申条
案:
上文记徐英为“景泰丁丑进士”谬误。
景泰丁丑年应是天顺元年(丁丑,1457年),按《辞海》明纪年表,景泰无丁丑年。
考《宪宗实录》卷255,与《国榷》上文同年月日条文记:
“右副都御史徐英卒,字士杰,四川中江县人,天顺丁丑进士。
……升河南右布政使,未己,转左。
”明周洪瑛《副都御史徐公英神道碑》文云:
“(徐英)先人元季避兵,自楚迁蜀附籍中江……领景泰癸酉乡荐,登丁丑进士第,拜吏科给事中。
”(明焦竑《献征录》卷59,册2,页2487。
)又,清黄廷桂《四川通志》卷34,页66“天顺丁丑科进士表”中有“徐英,中江县人。
”据此,徐英中进士时间应为“天顺丁丑”年。
(5)前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卒,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天顺癸未进士。
——《国榷》卷50,页3110,正德十一年七月己亥条
案:
上文称李东阳为“天顺癸未进士”大误。
癸未系天顺七年(1463年)。
首检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内阁辅臣年表》中载:
“李东阳,字宾之,湖广长沙人,由天顺甲申进士,弘治八年以礼侍、学士入。
”又,《武宗实录》卷139,同《国榷》上文年月日条云:
“李东阳卒,字宾之,先世本湖广茶陵人,年十六举乡试,十八登进士。
”《实录》此处所称十八岁登进士应为天顺何年呢?
稽《明史·李东阳传》卷181,页4820“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
”可见,李东阳考中进士应为天顺八年(甲申,1464年)。
再检《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中册,页1300“李东阳,湖广茶陵人,天顺8/2/1。
”再,清人迈柱《湖广通志》卷32,页264《明代天顺八年甲申彭教榜进士表》中有:
“李东阳,茶陵人,大学士。
”又证。
(6)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瓒卒,沧州人,弘治己丑进士。
——《国榷》卷57,页3634,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乙巳条
案:
上文“弘治己丑进士”误。
应为“弘治乙丑进士”。
弘治乙丑为十八年(1505年),而检《辞海》明代纪年表中并无“弘治己丑”年。
故知《国榷》上文抄写之错误无疑。
又见《世宗实录》卷267,与《国榷》上文年月日同,文作: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瓒卒……直隶沧州人,弘治乙丑进士。
”又明焦竑《献征录》卷38,册2,页1598《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瓒传》文载:
“瓒,字廷献,沧人也”,“弘治乙丑进士,授吏科给事中”。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页425“张瓒,直隶沧州人,弘治18/2/90。
”
再,清唐执玉《畿辅通志》卷62,页462,“弘治乙丑科顾鼎臣榜”进士表中有文记:
“张瓒,沧州人,兵部尚书,谥恭襄。
”
此外,《国榷》卷首之三,“部院上”页161“兵部尚书表”文作“沧州张瓒,弘治乙丑进士,三月任,壬寅十月卒。
”内证同书页3634“弘治己丑”之笔误。
(7)大学士张治卒,治字文邦,茶陵人。
正德庚辰进士。
——《国榷》卷59,页3766,嘉靖二十九年二月甲戌条
案:
上文记张治为“正德庚辰进士”有误。
庚辰为正德十五年(1520年),而应为“正德辛己进士”(正德十六年,1521年)。
明人史料有:
明雷礼撰《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赠少保谥文毅张公治传》文中称:
“正德丙子十一年(1516年)举于乡,遭父丧,守制。
庚辰(十五年)举南宫第一……明年今上即位始第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
”(明焦竑《献征录》卷16,页585)。
文中的“明年”即正德辛已年(十六年,1521年)。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册2,页842《内阁辅臣年表》中载文云:
“张治字文邦,湖广茶陵人。
由正德辛已进士,嘉靖二十八年以礼书、文渊阁学入,二十九年以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
”
又见《世宗实录》卷366,与《国榷》年月日条同: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卒,湖广茶陵人,正德庚辰举礼悦第一,明年赐进士。
”
再见清迈柱《湖广通志》卷32,页269,《明正德十六年辛巳杨维骢榜》进士表中记“张治,茶陵人,大学士。
”又证。
(三)名字错谬,同人异名
考谈迁编写《国榷》的有关史料,常言其以《明实录》和官方邸报为主,参考明人著作,据吴晗统计,有叶子奇、沈德符、陈子龙等120多人的各种文献资料,但未见谈氏利用明代进士题名碑的资料和地方省、府州县的方志史料的相关记载。
笔者以为,记述进士人名,明代官方在京城的碑刻和进士本人家乡的方志资料具有重大价值,故笔者订正《国榷》中进士人名的讹误,主要利用了《明实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焦竑《献征录》和有关地方省志的史料,考《国榷》进士人名谬误,主要原因有两种情况:
第一汉字字形的形近易误,例如“季”姓与“李”姓、“徐”姓与“涂”性,在人名中,“待”字与“得”字、“斌”字与“武”字等,多易抄写互误。
第二是抄写中的脱字与衍字,古代抄书者,苦于《国榷》五百万字的大作,固抄写疲劳、偷工减料,导致进士人名的脱字衍字,也是可理解之事。
(1)进士俊英为监察御史
——《国榷》卷33,页2147,天顺七年三月戊戌条
案:
上文进士人名姓氏误,当为“候英”。
稽《英宗实录》卷350,同上条年月日文:
“擢进士候英为监察御史”。
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页910“候英,直隶开州人,天顺4/3/33”。
另见清人唐执玉《畿辅通志》卷61,页451“明代天顺庚辰科王一夔进士榜”进士表中记有:
“候英,开州人,副都御史。
”《国榷》上文“俊”字与“候”字形近抄误。
(2)进士徐斐为监察御史
——《国榷》卷33,页2147,天顺七年三月戊戌条
案:
上文进士人名误,当作“涂斐”。
检《英宗实录》卷350,同《国榷》上文同年月日条“进士涂斐为监察御史”。
又见地方志史料,清谢旻《江西通志》卷53,页732“天顺四年庚辰王一夔进士榜”进士表中有:
“涂斐,丰城人,广东副使”。
又,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卷27,页101“明代广东按察副使表”中记有“涂斐,江西丰城人,进士六,六年任。
”再,《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册,徐姓进士中无“徐斐”此人,而在页1184中记云:
“涂斐,江西丰城人,天顺4/3/31”。
(3)南京户部尚书陈翼卒,翼虹县人,正统丙辰进士
——《国榷》卷36,页2323,成化八年十二月戊寅条
案:
上文进士人名误,应为“陈翌”,而非“陈翼”。
其一,《宪宗实录》卷111,同上年月日条:
“南京户部尚书陈翌卒,字羽中霄,直隶虹县人,正统丙辰进士。
”其二,《明清进士题名碑文索引》无“陈翼”,而在下册,页2096载有:
“陈翌,直隶虹县人,正统1/3/25”。
其三,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8,页904《南京户部尚书表》中载:
“陈翌,直隶虹县人。
正统丙辰进士,成化五年任,八年卒。
”其四,明人王舆撰《资政大示南京户部尚书虹县陈公翌神道碑》文云:
“公讳翌,字促霄,虹县人……正统丙辰会方式中进士第,授行在户部主事。
”(见明焦竑《献征录》卷31,页1289)。
据上述四条史料,人名以“陈翌”为妥。
(4)前南京户部尚书王承祜卒,三原人,恕之子,弘治癸丑进士
——《国榷》卷56,页3557,嘉靖十七年五月辛巳条
案:
上文人名“王承祜”有误,当作“王承裕”。
检明人无名氏《南京户部尚书王公承裕传》文云:
“王承裕,端毅公第七子”、“登弘治癸丑进士”、“迁南京户部尚书”。
(见明焦竑《献征录》卷31,册1,页1316)又,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8,页906,《南京尚书表》中有记“王承裕,陕西三原人,弘治癸丑进士,嘉靖六年任,七年致仕”。
再见地方志史料,清刘于义《陕西通志》卷30,页631《弘治六年癸丑毛澄榜》进士表中有进士:
“王承裕,三原人,尚书”。
另检《世宗实录》卷212,同《国榷》上文年月日条文“南京致仕户部尚书王承裕卒……承裕,陕西三原人,吏部尚书恕之子也,弘治癸丑进士”。
依据上述诸条史料,知《国榷》“王承祜”必是“王承裕”之抄写谬误。
再见《国榷》内证资料,《国榷》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户部尚书表”页134文载“三原王承裕,弘治癸丑进士。
四月任,己丑七月罢。
戊戌五月卒。
”此人即同书页3557所记的“王承祜”,籍贯、中进士时间、去世时间均相同,故人名也应相同,内证《国榷》页3557“王永祜”确误无疑。
(四)任官讹书,为官不实
《国榷》中记进士官员,大多在此人去世之时,返记其中举时间,初入仕后授任何官,或者转为何职的生事。
由于绝大多数官员调任频繁,异地任职,流动为官,辗转迁谪,故其任官职亦易误书。
其情况分两种:
第一是记载初为官职误,进士入仕后的初任官职,在《明实录》中、个人墓志铭、个人传记中均有记录。
然谈氏以一个人的精力,理500万字的文稿,难免有讹谬之时;再者,谈氏初稿本准确,到了抄书人手中,也会转抄致误。
第二是历任官职误,依明代官制,进士官员升迁,或因军功,或得人宠,或是政绩显赫,均可升职。
另,为避结党经私之嫌疑,进士官员往往在外省为官,流动迁转颇多,这就带来个人传记中职官名衔的重多,在谈氏摘录明人著作或他人转抄过程中,也会产生讹误。
例如:
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宪,赠少保,谥康毅,宪东平人,弘治庚戌进士,令东丘、滑县。
——《国榷》卷56,页3551,嘉靖十六年十月癸酉
案:
上文称进士王宪为“东丘”县令一语误。
考明人无名氏撰《兵部尚书王公宪传》文云:
“王宪,字维纲,东平人,第弘治庚戌进士,授阜平知县,改滑县。
”(载明焦竑《献征录》卷39,页1595)。
又检地方志资料,清岳浚《山东通志》卷28之三《人物志》,页795“王宪,字维纲,东平人,弘治庚戌进士,授阜平知县,入为监察御史。
”又见《明史》卷199,页5257《王宪传》文亦称:
“王宪,字维纲,东平人,弘治三年进士,历知阜平、滑县,召拜御史。
”再证《国榷》上文之谬。
(五)籍贯错误,家乡异载
《国榷》记进士官员,常记其为何方人士,籍贯祖地,其荒谬之处也见文字之间。
考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
其一为汉字的形体相近,易成误字。
如进士胡尧臣本为四川安居人,而《国榷》书为“安岳人”,“居”字与“岳”字相近。
其二是抄写错误,如进士汪文盛的籍贯,在《世宗实录》中记为“湖广崇阳人”,而在《国榷》中,误抄作“枣阳人”。
总之,《国榷》中进士官员的籍贯记误往往是一个字之差,如“丰城”与“通城”,“安居”与“安岳”之类。
(1)终养御史陈茂烈卒,字时用,晋江人,弘治丙辰进士。
——《国榷》卷50,页3119,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壬戌条
案:
上文称进士陈氏系“晋江人”有误。
检清稽曾筠《浙江通志》卷131,页450“弘治九年丙辰科朱希周榜”进士表中记文云:
“陈茂烈,瑞安市。
”又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页2142文:
“陈茂烈,浙江瑞安人,弘治9/3/28”。
另据《明史》卷45,册4《地理志六》,页1121,晋江属福建省泉州府。
同书册44,页1115《地理志五》,瑞安县属浙江温州府。
据此,晋江与瑞安非同一地,不可混误。
查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36,页143,明代“弘治九年丙辰朱希周榜”进士表中“晋江县”条下仅记有“王鍭”、“林珹”两人,并不见“陈茂烈”人名,此亦可证《国榷》上文之谬误。
(2)前右副都御史雷贺卒,通城人,嘉靖辛未进士。
——《国榷》卷68,页4237,万历元年十一月月条
案:
上文进士雷贺的籍贯非为“通城人”。
检清谢旻《江西通志》卷54,页775“嘉靖二十年辛丑沈坤榜”进士表中有“雷贺,丰城人,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
又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页382“雷贺,江西丰城人,嘉靖20/3/71”。
又据《明史》卷34,页1054《地理志四》,丰城县在南昌府南方。
又,卷44,页1071《地理志五》,通城县在武昌府西南,因此,丰城与通城非同一个县。
(3)前南京吏部尚汪宗伊卒,宗伊字于衡,婺源人。
嘉靖戊戌进士。
——《国榷》卷74,页4570,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壬午条
案:
上文称汪宗伊进士为“婺源人”误矣。
检《明史》卷198,册17,页5242、5253,知汪宗伊系汪文盛之子。
“汪文盛,字希周,崇阳人”。
其父为“崇阳人”,其子汪宗伊亦当是“崇阳人”。
又,清迈柱《湖广通志》卷32,页270《明嘉靖十七年戊戌茅榜进士表》中有文云:
“汪宗伊,崇阳人,尚书”。
(4)巡抚宁夏石佥都御史梁问孟卒,问孟字□□,新郑人,嘉靖乙丑进士,知□县。
——《国榷》卷82,页50923,万历四十三年十月庚午
案:
上文称梁问孟系“新郑人”误矣,当是河南“新乡人”。
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册,页1116“梁问孟,河南新乡人,嘉靖44/3/300”。
又见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45,页585“明代嘉靖乙丑科(1565年)范应期榜”进士表中有记文云:
“梁问孟,新乡人,副都御史。
”另检清许容《甘肃通志》卷27,《职官志》页16“明代巡抚甘肃都御史表”中记文云:
“梁问孟,河南新乡人”。
据《明史·地理志》及《清史稿·地理志》,明代置宁夏府,后改宁夏卫,属陕西布政使司。
清复置宁夏府,属甘肃省。
因此,上文清人方志称“巡抚甘肃都御史”,即是《国榷》上文的“巡抚宁夏都御史”。
1吴晗《谈迁与国榷》,《国榷》页1,中华书局1988年版。
二、《国榷》中进士史料讹误之原因
《国榷》所书明代进士史料,有人名之讹,籍贯之误,职官之谬。
其原因多方,但以笔误居多。
考其根源,笔者认为主要有二:
第一,《国榷》手抄本杂乱,导致现刊本谬误繁多。
谈氏《国榷》脱稿之后,并无完本流行。
在中华书局1958年刊印之前,据明史专家吴晗云,在30年代只有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晒印本1,而这部以后不知其下落。
1958年中华书局印行《国榷》时,所依据的手抄本,是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朋卢氏“抱经楼”抄本互相校补而综合的稿本。
关于《国榷》的手抄本,浙江海宁张宗祥在《国榷》《题记》中对国内所存抄本的杂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他在1925年阅读过蒋氏“衍芬草堂”《国榷》83册手抄本后,叹息:
“深憾缺简过多”,其中以“正德、嘉靖、万历三朝为甚”。
这83册手抄本“所载大事,或有始无终,或缺不少”。
此后,张氏又在南京江南图书馆看另一本《国榷》手抄本,也存在大量缺遗之误。
1958年采用的蒋氏和卢氏手抄本,其本身就有很多缺误、遗漏。
《国榷》现刊本校印人张宗祥在《题记》中举例说:
“卢蒋二书,各有优劣。
或蒋缺而卢全。
如正德之俘宸濠,嘉靖之诛陈东。
万历之抄江陵,蒋本均不全”。
“或蒋全而卢缺,如崇祯十七年五月至八月各条,卢本均缺。
”“亦有两本均缺者,如成化十三年十月。
有蒋本缺,卢本虽有而仍不全者,如万历六年七八两月,二本均缺者”。
第二,谈氏所据《明实录》,未见全书整貌,亦是造成现刊本《国榷》中进士史料讹误的原因之一。
《明实录》是谈氏撰写《国榷》的主要史料。
这在谈迁《北游录》中多次提到。
例如,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他的《北游录》日记中,三月乙未、五月丙午、十一月癸卯、十二月辛未等许多天的时间里,都在向朋人寻找《明实录》中的抄本。
其中三朋乙未日记文云:
“过霍大理,问先朝实录,未至也。
”五月丙午又记:
“过少司马霍鲁斋所,问先朝实录,在南道未至也。
”十二月辛未再记:
“借霍鲁斋《万历实录》”。
清人朱彝尊也称谈迁:
“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
当代明史专家吴晗亦撰文云,谈迁写《国榷》的主要根据,是明代列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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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录》是明末清初许多历史学家研究明史的主要资料。
例如,清初史学家万斯同:
“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及郡志邑采、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归”2但是当我们认真考核一下,在30年代以前,《明实录》并无正规的刊印本,均系手抄本。
吴晗在1934年前后在北京图书馆看《明实录》时就指出,明代被指定抄写《实录》的人,惧怕该书部头大,字数繁多,故“任间偷懒,少抄或漏抄以至错抄的地方很多,错字脱简,到处都是。
”此外,《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天启实录》等,均遭到皇帝和大臣的部分篡改或毁灭。
正因为谈迁在清初看不到《明实录》的完整抄本,所以他在顺治十一、十二两年到北京居住时,才努力寻找较好的《实录》抄本。
第三,在北京的两年半时间里,谈氏虽有重要收获,但也存在资料收集上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从政治社会地位分析,谈氏在京城接触的明代遗臣,上层贵族、官府大臣人数并不广泛。
据谈氏《北游录》的记载,主要有浙江秀水人曹溶、太仓人吴伟、武功人霍达。
他本人也不得不称:
“自北上,以褐贱,所闻寥寥也。
”因为他是于1653年跟随浙江义乌人朱之锡到北京当朱氏的幕僚,并不是有地位、名望的大官。
在与不熟悉的北京人交往中,谈迁自己感到:
“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们,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候,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
”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小小幕僚,要上门拜访达官贵人,想必是十分困难的。
在《北游录》中有文可证,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癸丑“往崇文门访严氏,问以遗事,不值。
”十二月辛未“借曹通政〈读文献通考〉,不值”。
他自己写道在民间访问“稍非其人,则不敬置哆”。
其二,从经济上分析,谈氏在京城的借书和买书都十分艰难。
他自叹道:
“借人书重于卞氏壁,不可复得”,而如果要去买书,则又是贫寒无力。
“市书则余橐耻,日攒眉故纸,非其好也”。
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