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产生原因黄明光内容摘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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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产生原因黄明光内容摘要
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产生原因
黄明光
内容摘要：
根据《国榷》编写时采用过的《明实录》、焦竑《献征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等明人史料以及清人地方志资料，文章把《国榷》中科举进士资料的讹误作了订正，分一人两述、中式时间错载、籍贯误书、职官讹记等四大讹误类型，最后并对产生讹论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国榷》/进士/讹误/类型
《国榷》系明末清初人谈迁所编撰，是著名的明代私人编年体史书。
谈氏认为当时各家所撰编年史书，多忌讳失实，讹误肤冗，拘忌文法；桎枝耳目，荒诞甚多；见解肤浅，遗害不凡。
于是自己广搜搏采，拾遗弥阙，参以己论，摭格成编。
又自以为对“事辞道法”，都经过“句榷而字衡”，固名其书为“国榷”。
今人评是书褒词颇多，赞扬倍致。
我国明史专家吴晗对其史料价值评价颇高。
但笔者将《国榷》中有关科举进士的史料抄写成卡片，耗时一年，发现其中讹误不少。
现把有关进士官员的史料谬误之处，归类疏举如下，望受教于同仁。
一、《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讹误之类型
（一）一人两述，重复赘载
谈氏在《国榷》序文中批评前代编年史书时云：
“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主张行文不应冗赘。
今人评价此书，也认为记事述人字精句简是《国榷》的一大特点①。
但笔者检阅全书中有关进士的史料，发现有少量一人一事两述，重复记载的赘文。
这类重复，非述一人发展变化之事，而是无变化地简单重记于两处。
例如：
副总兵马俊、右参议马铉自临桂入，中伏，俱被矢死……赠铉右参政，荫监。
——《国榷》卷42，页2629，弘治五年三月辛卯条
故广西布政司右参议马铉，赠右参政，子效才入太学。
——《国榷》卷42，页2641，弘治六年三月丙寅
案：
上文“赠右参政”一事两载。
马铉，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页1952，系江西永新人，成化八年（壬辰，1472年）二甲十五名进士。
又据《孝宗实录》卷61，弘治五年三月辛卯条文“副总兵马俊一哨自临桂县入，贼伏林箐中射之，俊及参议马铉、千户王珊等俱死，事闻。
”《孝宗实录》卷73，弘治六年三月已巳条文“故广西布政司参议马铉征古田瑶壮，为贼所杀，其子效才上疏乞赠父官并量加录用。
……上曰：
马铉可特赠本布政司右参政，赐以诰命，遣官谕祭，仍令其子效才为国子监生，以为后劝。
”又，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93，册8“前事略十四”，页5134，转引《粤西丛载》文云：
弘治五年三月辛卯，“古田瑶贼覃万贤等乱，袭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于尤豪三厄。
”《明史》卷15，册2“孝宗本纪第十五”页187文载：
“（弘治五年三月）辛卯，广西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千户王珊等讨古田叛僮，遇伏死。
”依上述各类史料，弘治五年三月为马铉阵亡时间，非朝廷赠右参政时间，《国榷》上文将进士马铉被赠“右参政”一事两书，重复赘录，赠官以弘治六年三月为是。
（二）时间讹谬，误载年代
笔者见《国榷》中记录进士官员考中科举的年代，笔误之处颇多。
究其原因，有两种情况：
其一，误将会试年代书作殿试年代。
依明代科举制度，会试中式一律称贡士，殿试中式方称进士。
虽然民间有把考中会试者亦称作“进士”，但严格而论，两者考中的年代不可鱼目混杂；其二，明代纪年用天干地支，这容易造成两类情况的讹误。
第一是把天干地支前的皇帝年号弄混淆，如四川中江县徐英，考中天顺丁丑年进士，却被《国榷》书作“景泰丁丑年”进士；直隶鄞县人余本，考中正德辛未进士，却讹为“弘治”辛未进士。
第二是天干地支文字形状上的形误，例如：
“乙未”与“乙丑”、“乙丑”与“己丑”、“丁未”与“乙未”、“庚辰”与“甲辰”、“辛未”与“丁未”、“己未”与“乙未”，等等。
由于《国榷》在1958年前均为手抄本，这些字体形近的字往往容易相互抄写讹谬。
（1）前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苗衷卒，字秉彝，定远人，已丑进士。
——《国榷》卷33，页2099，天顺四年二月甲寅条
案：
关于苗衷考中进士的时间，先检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页835“内阁辅臣年表”记云：
“苗衷，字秉彝，直隶定远人。
由永乐辛卯及第，正统十年以兵侍、学士入。
”永乐辛卯年为九年（1411年），而《国榷》上文已丑年为永乐七年（1409年）。
又见明人雷礼《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赠少保谥文康苗公衷传》文称：
“苗衷，字秉彝，直隶凤阳府定远人，学术醇正。
举应天乡试，永乐已丑会试中式。
时车驾巡狩北京……辛卯车驾还，京廷试，擢衷第二名。
”（明焦竑《献征录》卷13，册2，页420）。
据此传文，知苗衷考中会试的贡士是在永乐已丑，而考中殿试的进士是在永乐辛卯年。
（2）前礼部右侍郎钱习礼卒，吉水人。
永乐辛丑进士，授检讨。
——《国榷》卷33，页2120，天顺五年四月壬辰条
案：
上文记录钱氏中式时间有误。
“永乐辛丑”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
而《英宗实录》卷327，同《国榷》上文年月日相同条文记文云：
“致仕礼部右侍郎钱司礼卒，习礼名干，以字行，江西吉水县人……以江西解魁，登永乐辛卯进士第。
”永乐辛卯，则为永乐九年（1411年），两书记载相左。
检明王直《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谥文肃钱公习礼神道碑》文云：
“公讳干，字习礼，以字行……徙吉水诸源为望族……永乐六年江西乡试第一，明年会试中第十，时车驾幸北京，廷试不果……进九年廷试，取进士，入庶吉士，录升检讨。
”（明焦竑《献征录》卷35，册2，页1430）。
又，清谢旻《江西通志》卷52，页703“永乐九年辛卯萧时中榜”进士表中文称：
“钱习礼，吉水人，礼部侍郎，谥文肃。
”又，《明史》卷152，册14，页4197，《钱习礼传》文亦作：
“以字行，吉水人，永乐九年进士。
”据上述史料，钱习礼应为“永乐辛卯进士”。
（3）前右副都御史卢睿卒，东阳人，宣德□□进士。
——《国榷》卷33，页2136，天顺六年六月癸未条
案：
上文进士卢睿的中式时间，检清稽曾筠《浙江通志》卷130，“永乐十九年辛丑科曾鹤龄榜”页435文：
“卢睿，东阳人，都御史。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页656亦作：
“卢睿，浙江东阳人，永乐19/3/140。
”又，明彭时《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公睿墓表》文载：
“公讳睿，字仲思，一字养政，姓卢氏，系出东汉尚书中郎将植植之后，有讳实者。
宋治平间宦游于吴，因徙婺之东阳居焉……永乐丁酉领浙江乡荐，辛丑登进士第，宣德丙午拜广东道监察御史。
”（明焦竑《献征录》卷60，册2，页2545）据此，此人当为“永乐辛丑进士”。
（4）总督漕运右副都御史徐英卒，□□人，景泰丁丑进士。
——《国榷》卷40，页2493，成化二十年八月壬申条
案：
上文记徐英为“景泰丁丑进士”谬误。
景泰丁丑年应是天顺元年（丁丑，1457年），按《辞海》明纪年表，景泰无丁丑年。
考《宪宗实录》卷255，与《国榷》上文同年月日条文记：
“右副都御史徐英卒，字士杰，四川中江县人，天顺丁丑进士。
……升河南右布政使，未己，转左。
”明周洪瑛《副都御史徐公英神道碑》文云：
“（徐英）先人元季避兵，自楚迁蜀附籍中江……领景泰癸酉乡荐，登丁丑进士第，拜吏科给事中。
”（明焦竑《献征录》卷59，册2，页2487。
）又，清黄廷桂《四川通志》卷34，页66“天顺丁丑科进士表”中有“徐英，中江县人。
”据此，徐英中进士时间应为“天顺丁丑”年。
（5）前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卒，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天顺癸未进士。
——《国榷》卷50，页3110，正德十一年七月己亥条
案：
上文称李东阳为“天顺癸未进士”大误。
癸未系天顺七年（1463年）。
首检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内阁辅臣年表》中载：
“李东阳，字宾之，湖广长沙人，由天顺甲申进士，弘治八年以礼侍、学士入。
”又，《武宗实录》卷139，同《国榷》上文年月日条云：
“李东阳卒，字宾之，先世本湖广茶陵人，年十六举乡试，十八登进士。
”《实录》此处所称十八岁登进士应为天顺何年呢？
稽《明史·李东阳传》卷181，页4820“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
”可见，李东阳考中进士应为天顺八年（甲申，1464年）。
再检《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中册，页1300“李东阳，湖广茶陵人，天顺8/2/1。
”再，清人迈柱《湖广通志》卷32，页264《明代天顺八年甲申彭教榜进士表》中有：
“李东阳，茶陵人，大学士。
”又证。
（6）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瓒卒，沧州人，弘治己丑进士。
——《国榷》卷57，页3634，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乙巳条
案：
上文“弘治己丑进士”误。
应为“弘治乙丑进士”。
弘治乙丑为十八年（1505年），而检《辞海》明代纪年表中并无“弘治己丑”年。
故知《国榷》上文抄写之错误无疑。
又见《世宗实录》卷267，与《国榷》上文年月日同，文作：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瓒卒……直隶沧州人，弘治乙丑进士。
”又明焦竑《献征录》卷38，册2，页1598《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瓒传》文载：
“瓒，字廷献，沧人也”，“弘治乙丑进士，授吏科给事中”。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页425“张瓒，直隶沧州人，弘治18/2/90。
”
再，清唐执玉《畿辅通志》卷62，页462，“弘治乙丑科顾鼎臣榜”进士表中有文记：
“张瓒，沧州人，兵部尚书，谥恭襄。
”
此外，《国榷》卷首之三，“部院上”页161“兵部尚书表”文作“沧州张瓒，弘治乙丑进士，三月任，壬寅十月卒。
”内证同书页3634“弘治己丑”之笔误。
（7）大学士张治卒，治字文邦，茶陵人。
正德庚辰进士。
——《国榷》卷59，页3766，嘉靖二十九年二月甲戌条
案：
上文记张治为“正德庚辰进士”有误。
庚辰为正德十五年（1520年），而应为“正德辛己进士”（正德十六年，1521年）。
明人史料有：
明雷礼撰《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赠少保谥文毅张公治传》文中称：
“正德丙子十一年（1516年）举于乡，遭父丧，守制。
庚辰（十五年）举南宫第一……明年今上即位始第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
”（明焦竑《献征录》卷16，页585）。
文中的“明年”即正德辛已年（十六年，1521年）。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册2，页842《内阁辅臣年表》中载文云：
“张治字文邦，湖广茶陵人。
由正德辛已进士，嘉靖二十八年以礼书、文渊阁学入，二十九年以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
”
又见《世宗实录》卷366，与《国榷》年月日条同：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卒，湖广茶陵人，正德庚辰举礼悦第一，明年赐进士。
”
再见清迈柱《湖广通志》卷32，页269，《明正德十六年辛巳杨维骢榜》进士表中记“张治，茶陵人，大学士。
”又证。
（三）名字错谬，同人异名
考谈迁编写《国榷》的有关史料，常言其以《明实录》和官方邸报为主，参考明人著作，据吴晗统计，有叶子奇、沈德符、陈子龙等120多人的各种文献资料，但未见谈氏利用明代进士题名碑的资料和地方省、府州县的方志史料的相关记载。
笔者以为，记述进士人名，明代官方在京城的碑刻和进士本人家乡的方志资料具有重大价值，故笔者订正《国榷》中进士人名的讹误，主要利用了《明实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焦竑《献征录》和有关地方省志的史料，考《国榷》进士人名谬误，主要原因有两种情况：
第一汉字字形的形近易误，例如“季”姓与“李”姓、“徐”姓与“涂”性，在人名中，“待”字与“得”字、“斌”字与“武”字等，多易抄写互误。
第二是抄写中的脱字与衍字，古代抄书者，苦于《国榷》五百万字的大作，固抄写疲劳、偷工减料，导致进士人名的脱字衍字，也是可理解之事。
（1）进士俊英为监察御史
——《国榷》卷33，页2147，天顺七年三月戊戌条
案：
上文进士人名姓氏误，当为“候英”。
稽《英宗实录》卷350，同上条年月日文：
“擢进士候英为监察御史”。
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页910“候英，直隶开州人，天顺4/3/33”。
另见清人唐执玉《畿辅通志》卷61，页451“明代天顺庚辰科王一夔进士榜”进士表中记有：
“候英，开州人，副都御史。
”《国榷》上文“俊”字与“候”字形近抄误。
（2）进士徐斐为监察御史
——《国榷》卷33，页2147，天顺七年三月戊戌条
案：
上文进士人名误，当作“涂斐”。
检《英宗实录》卷350，同《国榷》上文同年月日条“进士涂斐为监察御史”。
又见地方志史料，清谢旻《江西通志》卷53，页732“天顺四年庚辰王一夔进士榜”进士表中有：
“涂斐，丰城人，广东副使”。
又，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卷27，页101“明代广东按察副使表”中记有“涂斐，江西丰城人，进士六，六年任。
”再，《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册，徐姓进士中无“徐斐”此人，而在页1184中记云：
“涂斐，江西丰城人，天顺4/3/31”。
（3）南京户部尚书陈翼卒，翼虹县人，正统丙辰进士
——《国榷》卷36，页2323，成化八年十二月戊寅条
案：
上文进士人名误，应为“陈翌”，而非“陈翼”。
其一，《宪宗实录》卷111，同上年月日条：
“南京户部尚书陈翌卒，字羽中霄，直隶虹县人，正统丙辰进士。
”其二，《明清进士题名碑文索引》无“陈翼”，而在下册，页2096载有：
“陈翌，直隶虹县人，正统1/3/25”。
其三，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8，页904《南京户部尚书表》中载：
“陈翌，直隶虹县人。
正统丙辰进士，成化五年任，八年卒。
”其四，明人王舆撰《资政大示南京户部尚书虹县陈公翌神道碑》文云：
“公讳翌，字促霄，虹县人……正统丙辰会方式中进士第，授行在户部主事。
”（见明焦竑《献征录》卷31，页1289）。
据上述四条史料，人名以“陈翌”为妥。
（4）前南京户部尚书王承祜卒，三原人，恕之子，弘治癸丑进士
——《国榷》卷56，页3557，嘉靖十七年五月辛巳条
案：
上文人名“王承祜”有误，当作“王承裕”。
检明人无名氏《南京户部尚书王公承裕传》文云：
“王承裕，端毅公第七子”、“登弘治癸丑进士”、“迁南京户部尚书”。
（见明焦竑《献征录》卷31，册1，页1316）又，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8，页906，《南京尚书表》中有记“王承裕，陕西三原人，弘治癸丑进士，嘉靖六年任，七年致仕”。
再见地方志史料，清刘于义《陕西通志》卷30，页631《弘治六年癸丑毛澄榜》进士表中有进士：
“王承裕，三原人，尚书”。
另检《世宗实录》卷212，同《国榷》上文年月日条文“南京致仕户部尚书王承裕卒……承裕，陕西三原人，吏部尚书恕之子也，弘治癸丑进士”。
依据上述诸条史料，知《国榷》“王承祜”必是“王承裕”之抄写谬误。
再见《国榷》内证资料，《国榷》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户部尚书表”页134文载“三原王承裕，弘治癸丑进士。
四月任，己丑七月罢。
戊戌五月卒。
”此人即同书页3557所记的“王承祜”，籍贯、中进士时间、去世时间均相同，故人名也应相同，内证《国榷》页3557“王永祜”确误无疑。
（四）任官讹书，为官不实
《国榷》中记进士官员，大多在此人去世之时，返记其中举时间，初入仕后授任何官，或者转为何职的生事。
由于绝大多数官员调任频繁，异地任职，流动为官，辗转迁谪，故其任官职亦易误书。
其情况分两种：
第一是记载初为官职误，进士入仕后的初任官职，在《明实录》中、个人墓志铭、个人传记中均有记录。
然谈氏以一个人的精力，理500万字的文稿，难免有讹谬之时；再者，谈氏初稿本准确，到了抄书人手中，也会转抄致误。
第二是历任官职误，依明代官制，进士官员升迁，或因军功，或得人宠，或是政绩显赫，均可升职。
另，为避结党经私之嫌疑，进士官员往往在外省为官，流动迁转颇多，这就带来个人传记中职官名衔的重多，在谈氏摘录明人著作或他人转抄过程中，也会产生讹误。
例如：
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宪，赠少保，谥康毅，宪东平人，弘治庚戌进士，令东丘、滑县。
——《国榷》卷56，页3551，嘉靖十六年十月癸酉
案：
上文称进士王宪为“东丘”县令一语误。
考明人无名氏撰《兵部尚书王公宪传》文云：
“王宪，字维纲，东平人，第弘治庚戌进士，授阜平知县，改滑县。
”（载明焦竑《献征录》卷39，页1595）。
又检地方志资料，清岳浚《山东通志》卷28之三《人物志》，页795“王宪，字维纲，东平人，弘治庚戌进士，授阜平知县，入为监察御史。
”又见《明史》卷199，页5257《王宪传》文亦称：
“王宪，字维纲，东平人，弘治三年进士，历知阜平、滑县，召拜御史。
”再证《国榷》上文之谬。
（五）籍贯错误，家乡异载
《国榷》记进士官员，常记其为何方人士，籍贯祖地，其荒谬之处也见文字之间。
考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
其一为汉字的形体相近，易成误字。
如进士胡尧臣本为四川安居人，而《国榷》书为“安岳人”，“居”字与“岳”字相近。
其二是抄写错误，如进士汪文盛的籍贯，在《世宗实录》中记为“湖广崇阳人”，而在《国榷》中，误抄作“枣阳人”。
总之，《国榷》中进士官员的籍贯记误往往是一个字之差，如“丰城”与“通城”，“安居”与“安岳”之类。
（1）终养御史陈茂烈卒，字时用，晋江人，弘治丙辰进士。
——《国榷》卷50，页3119，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壬戌条
案：
上文称进士陈氏系“晋江人”有误。
检清稽曾筠《浙江通志》卷131，页450“弘治九年丙辰科朱希周榜”进士表中记文云：
“陈茂烈，瑞安市。
”又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页2142文：
“陈茂烈，浙江瑞安人，弘治9/3/28”。
另据《明史》卷45，册4《地理志六》，页1121，晋江属福建省泉州府。
同书册44，页1115《地理志五》，瑞安县属浙江温州府。
据此，晋江与瑞安非同一地，不可混误。
查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36，页143，明代“弘治九年丙辰朱希周榜”进士表中“晋江县”条下仅记有“王鍭”、“林珹”两人，并不见“陈茂烈”人名，此亦可证《国榷》上文之谬误。
（2）前右副都御史雷贺卒，通城人，嘉靖辛未进士。
——《国榷》卷68，页4237，万历元年十一月月条
案：
上文进士雷贺的籍贯非为“通城人”。
检清谢旻《江西通志》卷54，页775“嘉靖二十年辛丑沈坤榜”进士表中有“雷贺，丰城人，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
又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页382“雷贺，江西丰城人，嘉靖20/3/71”。
又据《明史》卷34，页1054《地理志四》，丰城县在南昌府南方。
又，卷44，页1071《地理志五》，通城县在武昌府西南，因此，丰城与通城非同一个县。
（3）前南京吏部尚汪宗伊卒，宗伊字于衡，婺源人。
嘉靖戊戌进士。
——《国榷》卷74，页4570，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壬午条
案：
上文称汪宗伊进士为“婺源人”误矣。
检《明史》卷198，册17，页5242、5253，知汪宗伊系汪文盛之子。
“汪文盛，字希周，崇阳人”。
其父为“崇阳人”，其子汪宗伊亦当是“崇阳人”。
又，清迈柱《湖广通志》卷32，页270《明嘉靖十七年戊戌茅榜进士表》中有文云：
“汪宗伊，崇阳人，尚书”。
（4）巡抚宁夏石佥都御史梁问孟卒，问孟字□□，新郑人，嘉靖乙丑进士，知□县。
——《国榷》卷82，页50923，万历四十三年十月庚午
案：
上文称梁问孟系“新郑人”误矣，当是河南“新乡人”。
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册，页1116“梁问孟，河南新乡人，嘉靖44/3/300”。
又见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45，页585“明代嘉靖乙丑科（1565年）范应期榜”进士表中有记文云：
“梁问孟，新乡人，副都御史。
”另检清许容《甘肃通志》卷27，《职官志》页16“明代巡抚甘肃都御史表”中记文云：
“梁问孟，河南新乡人”。
据《明史·地理志》及《清史稿·地理志》，明代置宁夏府，后改宁夏卫，属陕西布政使司。
清复置宁夏府，属甘肃省。
因此，上文清人方志称“巡抚甘肃都御史”，即是《国榷》上文的“巡抚宁夏都御史”。
1吴晗《谈迁与国榷》，《国榷》页1，中华书局1988年版。
二、《国榷》中进士史料讹误之原因
《国榷》所书明代进士史料，有人名之讹，籍贯之误，职官之谬。
其原因多方，但以笔误居多。
考其根源，笔者认为主要有二：
第一，《国榷》手抄本杂乱，导致现刊本谬误繁多。
谈氏《国榷》脱稿之后，并无完本流行。
在中华书局1958年刊印之前，据明史专家吴晗云，在30年代只有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晒印本1，而这部以后不知其下落。
1958年中华书局印行《国榷》时，所依据的手抄本，是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朋卢氏“抱经楼”抄本互相校补而综合的稿本。
关于《国榷》的手抄本，浙江海宁张宗祥在《国榷》《题记》中对国内所存抄本的杂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他在1925年阅读过蒋氏“衍芬草堂”《国榷》83册手抄本后，叹息：
“深憾缺简过多”，其中以“正德、嘉靖、万历三朝为甚”。
这83册手抄本“所载大事，或有始无终，或缺不少”。
此后，张氏又在南京江南图书馆看另一本《国榷》手抄本，也存在大量缺遗之误。
1958年采用的蒋氏和卢氏手抄本，其本身就有很多缺误、遗漏。
《国榷》现刊本校印人张宗祥在《题记》中举例说：
“卢蒋二书，各有优劣。
或蒋缺而卢全。
如正德之俘宸濠，嘉靖之诛陈东。
万历之抄江陵，蒋本均不全”。
“或蒋全而卢缺，如崇祯十七年五月至八月各条，卢本均缺。
”“亦有两本均缺者，如成化十三年十月。
有蒋本缺，卢本虽有而仍不全者，如万历六年七八两月，二本均缺者”。
第二，谈氏所据《明实录》，未见全书整貌，亦是造成现刊本《国榷》中进士史料讹误的原因之一。
《明实录》是谈氏撰写《国榷》的主要史料。
这在谈迁《北游录》中多次提到。
例如，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他的《北游录》日记中，三月乙未、五月丙午、十一月癸卯、十二月辛未等许多天的时间里，都在向朋人寻找《明实录》中的抄本。
其中三朋乙未日记文云：
“过霍大理，问先朝实录，未至也。
”五月丙午又记：
“过少司马霍鲁斋所，问先朝实录，在南道未至也。
”十二月辛未再记：
“借霍鲁斋《万历实录》”。
清人朱彝尊也称谈迁：
“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
当代明史专家吴晗亦撰文云，谈迁写《国榷》的主要根据，是明代列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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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录》是明末清初许多历史学家研究明史的主要资料。
例如，清初史学家万斯同：
“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及郡志邑采、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归”2但是当我们认真考核一下，在30年代以前，《明实录》并无正规的刊印本，均系手抄本。
吴晗在1934年前后在北京图书馆看《明实录》时就指出，明代被指定抄写《实录》的人，惧怕该书部头大，字数繁多，故“任间偷懒，少抄或漏抄以至错抄的地方很多，错字脱简，到处都是。
”此外，《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天启实录》等，均遭到皇帝和大臣的部分篡改或毁灭。
正因为谈迁在清初看不到《明实录》的完整抄本，所以他在顺治十一、十二两年到北京居住时，才努力寻找较好的《实录》抄本。
第三，在北京的两年半时间里，谈氏虽有重要收获，但也存在资料收集上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从政治社会地位分析，谈氏在京城接触的明代遗臣，上层贵族、官府大臣人数并不广泛。
据谈氏《北游录》的记载，主要有浙江秀水人曹溶、太仓人吴伟、武功人霍达。
他本人也不得不称：
“自北上，以褐贱，所闻寥寥也。
”因为他是于1653年跟随浙江义乌人朱之锡到北京当朱氏的幕僚，并不是有地位、名望的大官。
在与不熟悉的北京人交往中，谈迁自己感到：
“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们，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候，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
”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小小幕僚，要上门拜访达官贵人，想必是十分困难的。
在《北游录》中有文可证，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癸丑“往崇文门访严氏，问以遗事，不值。
”十二月辛未“借曹通政〈读文献通考〉，不值”。
他自己写道在民间访问“稍非其人，则不敬置哆”。
其二，从经济上分析，谈氏在京城的借书和买书都十分艰难。
他自叹道：
“借人书重于卞氏壁，不可复得”，而如果要去买书，则又是贫寒无力。
“市书则余橐耻，日攒眉故纸，非其好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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