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民俗的改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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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民俗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民俗的改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乡风文明作为总要求之一[1],体现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

乡村民俗作为依附于农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是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培育农村社会的一致性和构建社区性共识。

摒弃乡村民俗中的陈规陋习和封建糟粕，推进移风易俗，深入挖掘乡村优秀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加强乡村民俗文化科学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是农村精准脱贫、实现文化小康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

新世纪以来，乡村民俗文化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如何从内生动力方面促进乡村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界关注尚显不够，实践探索中也有待深入推进。

特别是随着农村人口的稀释化和市民化，一些传统民俗特别是集体性的民间娱乐和技术性的民间技艺处于后继乏人、频临失传的危险境况，亟待进行抢救性的保护。

基于这一背景，探讨新时代乡村民俗文化的传承、创新，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我国广大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民俗文化也发生着巨大变迁，这一变迁既表现为民俗文化内容上的变化，也呈现为民俗文化功能与民俗传承主体的变迁。

（一）民俗文化内容变迁按照学界普遍认同的民俗学研究范围划分，民俗文化内容包括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四个方面，而以经济生产、交易、消费生活习俗，家族传承关系和习俗惯制、社会往来、生活仪礼，传统的迷信与俗信，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等行为、口头、心理的习俗等为具体内涵[2].总体来看，近四十年来我国民俗文化内容变迁的基本特征是：

新式的、现代的、文明的民俗文化基本确立并占据主要地位，优秀的传统文化历经变乱重新焕发光彩，带有迷信色彩、落后因素的陈规陋俗仍有一定空间，中式的民俗文化因子深深扎根于广大乡村并占据主导地位，西式的一些文化风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广大乡村。

第一，在经济民俗方面，生产、交易、消费生活习俗更加趋近城市。

农民经济收入除了农牧渔业生产，更多地来自务工、商业、创业等途径；农民生活比较富裕，饮食种类更多，在外吃早餐比较常见，同时也具有了食品安全、饮食健康等科学观念，不再单纯追求大鱼大肉，转而重视膳食营养和搭配；新一代农民对服饰的时尚性、舒适度要求更高，更加强调展示个性，并且购物越来越依赖网络；农村住房基本实现普及楼房，中心村镇甚至出现商品房，农村居民从过去的相对分散居住向适度集中居住过渡，农民更倾向住在镇上、公路边等交通更为便捷的区域，有些农民已在城里购买商品住房。

第二，在社会民俗方面，在保留诸多旧俗的基础上更加趋近文明。

如婚庆礼俗呈现新旧结合、中西结合的特点，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出现网恋、闪婚等新的婚恋形式，在结婚仪式上则出现亦新亦旧、亦中亦洋的趋向，旧时普通婚俗虽有简化但仍然存在，中式婚俗与西式婚俗在同一婚礼上展现。

生育观、教育观、择业观方面的变化也非常显着。

如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被较普遍接受，优生优育的意识比较强烈，农村妇女到医院生产，对子女教育更加重视，教育相关投入更多，中青年一代农村居民更愿意到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等等。

第三，在信仰民俗方面，乡村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变化。

从时间维度看，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乡村信仰民俗总体呈现成规陋俗、封建迷信观念及习惯逐渐减少，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得以保留和发扬的良性态势，但千百年来思维惯性中的陈腐、落后因素仍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消亡。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信仰呈现多元化样貌，主流意识形态固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在乡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当前乡村信仰民俗这一复杂局面，亟需我们重新思考新时代农村新文化建设的课题。

第四，在游艺民俗方面，一些优秀民俗面临失传、消失的危险。

传统的乡村游艺民俗与农村居民农耕渔猎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随着农民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仅经济民俗发生不可移易的变迁，游艺民俗也处于失去生活营养的窘境。

文化消费的快餐化、网络化对农村民间文学和文娱活动带来严峻挑战，使来自田间地头、湖汊河道的游艺民俗失去现实生活的滋养。

目前，很多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正面临失传、消失的危险。

因此，如何留住“我们的最美乡愁”,已极具紧迫性。

（二）民俗文化功能变迁乡村优秀民俗文化具有凝聚认同价值，在乡村治理中承担着重要功能。

近四十年来，这种积极功能却呈现出逐渐弱化的现象，不仅凝聚认同功能降低，而且道德仪礼规范功能弱化，乡村民俗文化正在受到失序化和同质化的困扰。

第一，民俗凝聚认同功能降低，乡村内部呈现多样性。

过去，与城市相比，乡村以血缘为基础，更重视血缘文化和长幼尊卑次序，乡村民俗文化对于促进村庄、宗族的凝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流动性使走出村落的农民各自处于不尽相同的生活环境，原来的村社生活共同体逐渐解体，基于乡村共同生活的乡村民俗的凝聚认同功能逐渐削弱，“为村庄建构起一段绵延的社区历史，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3]的民俗仪式，其现实意义已大大降低。

进城务工、经商后返乡的农民，其秉承的民俗认同既与原来的乡村民俗有所差异，也与处于不同生活环境的乡邻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乡村内部民俗认同的多样性。

第二，道德仪礼规范功能降低，乡村文化失序显露端倪。

长期以来，乡村民俗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道德教化、仪礼规范的作用，有助于建构乡村的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党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下，乡村民俗文化这些积极功能仍然存在。

改革开放后，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思想观念渗入乡村，使乡村民俗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所具有的正向教化功能受到削弱，作为乡村治理工具的乡村民俗文化日渐式微，其权威逐渐解构，乡村文化失序已显露端倪。

第三，民俗对外防御性功能减弱，城乡文化趋于同质化。

虽然，民俗文化的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民俗文化的变迁必须具有价值判断。

乡村民俗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变迁沉淀，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文化痕迹，其主体是进步的、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

优秀民俗文化既有吸纳进步性文化习惯习俗的包容机制，也有拒斥落后性陈规陋俗的防御机制。

当前，乡村民俗文化的困境不仅在于其对外防御性功能的减弱，而且在于城乡文化的过度同质化，从而失掉了其乡村特色，由此也削弱了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

（三）民俗传承主体变迁近四十年来，乡村民俗传承主体发生了巨大变迁，不仅传统的代际传承机制受到强烈冲击，而且父代与子代在民俗传承中的地位发生转移，最终促使乡村民俗传承的动力机制发生重要变化。

第一，民俗的代际传承发生断裂，出现传承危机。

在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中，民俗文化一般是由父子相继实现代际传承。

但是，乡村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乡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民俗代际传承机制，代际传承链条出现了裂纹。

随着中青年居民进城务工，中老年人群转而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乡村游艺民俗不仅失去了创新的最有生力量，也面临着后继乏人、难以传承的窘境。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被束缚于土地，也对学习乡村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艺缺乏兴趣，划龙舟、舞龙等一些集体性的民俗活动因为缺乏年轻人的参与而停办，很多田地长期抛荒，一些富有特色的乡村民俗技艺面临失传危险。

第二，民俗传承中子代作用增强，父代影响相对减弱。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父辈的权威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家庭经营等经济领域，而且贯彻于各类民俗的界定、执行之中。

如父辈对于祭祖、家族、节庆等习俗的解读，即是晚辈遵奉之圭臬。

随着农业生产在家庭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和子代打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比重的上升，父代权威包括对民俗的权威逐渐削弱，子代在民俗传承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如过去子女对繁复的祭祀、家族仪礼虽有怨言，但也不得不遵守；现在子代的意见往往受到重视，很多农村家庭在举行祭祖、扫墓等仪式时，相关程序已大大精简。

第三，民俗传承内生动力不足，外源因素的影响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社会，总体上是朝着更加开放、流动的方向发展。

过去交通、通讯落后，使处于地理环境和信息隔绝状态下的乡村民俗文化，长期在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变化，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改革开放带来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和市场化，则使乡村成为更广泛联系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乡村民俗文化因此受到更多外源性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长期以来立足乡土中国的乡村民俗文化受到异质文化的较大影响，呈现脱域化特征；另一方面，本应是乡村生力军的青壮年大规模外流，使得乡村民俗传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二、我国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成因与趋向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乡村民俗文化的巨大变迁，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原因。

未来的乡村民俗文化仍将继续处于建构-解构-重构的生成机制中，仍将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同步。

（一）民俗文化变迁的成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整体纳入一体化的进程，政社互动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重因素在乡村民俗文化的建构、解构与重构中产生重要影响，直接推动乡村民俗文化的巨大变迁。

第一，政治发展的导引。

在长期的乡绅治理架构下，乡村民俗文化的变化相对稳定和缓慢。

近代以后，现实政治力量对乡村民俗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与日俱增。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广大乡村普遍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潮给乡村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地区的很多陈规陋习被洗刷涤荡，到处充满新风尚，政治组织在破旧立新、建构乡村新风良俗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基层组织的政治引导功能一度弱化，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导致乡村民俗中的陈规陋习、封建迷信死灰复燃。

近年来，乡村基层治理受到重视，对乡村民俗文化的引导与重构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乡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乡村民俗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

高度的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农村家庭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促使流动中的农村新生代劳动力以一种“子代主导”的家庭策略，直接推动或间接迫使乡村民俗文化出现适应性变迁[4].改革开放后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使农村经济成为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农村生产方式和家庭收入结构的决定性力量，逐渐从父代转移到思想更活跃的子代，市场观念对长期板结的部分乡村民俗进行解构，同时以生活渗透的方式对乡村民俗加以重构，极大地改变了乡村民俗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第三，社会进步的烙印。

社会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流动性增强，从而使社会发展充满活力。

近四十年来，中国乡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移，这种转移以候鸟式迁移为主、输出性转移为辅，绝大多数乡村人口的最终归宿仍然是乡村，而把城市作为他们暂时的驿站：

农闲进城、农忙回乡，或者春节在乡、平时在城。

这种基于人口季节性迁徙的中国乡村被称为“半熟人社会”[5],农民不断拉远与村庄的空间距离和疏离原有的村社人际关系，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逐渐衰减，农村民俗文化不可避免地面临传承上的困境。

第四，文化繁荣的大环境。

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日益被纳入一个各种文化交织交融的开放环境中。

革命运动不断冲击着农村旧有文化体系；新式教育培养出具有求变求新思想的乡村先进知识分子；乡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大范围经济交流，带来城市文化的融入、西方文化的渗透，乡村民俗文化的面貌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特点。

实际上，乡村民俗虽然不断吸纳着新文化元素和因子，但始终保留了乡村文化的某些特质，从而表现出相对独立于社会文化变迁的某种文化韧性，农村民俗变迁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叠加，亦是农村社会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生存策略[6].第五，网络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开放与互动。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长期闭塞的乡村与城市同振、与世界同步，也改变着乡村民俗文化。

过去正月拜大年非亲自登门不可，即使天气恶劣，爬山涉水，亦要崇礼守信，如今电话、短信、微信、qq拜年已成为时尚，社会交往方式从面对面变成了线连线。

曾经的看戏、听书等民间娱乐，难以被崇尚便捷化、快速化、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所喜爱和接受，受众日益小众和断代，越来越难以为继。

当然，乡村民俗的变与不变是辩证的。

互联网在解构乡村民俗文化中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