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改革的研究综述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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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考改革的研究综述doc

关于高考改革的研究综述

　　【摘要】高考制度恢复三十余年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发挥过巨大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发发展，高考制度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出来，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创造性遭到压制，压抑学生个性，无法全面发展，埋头故纸堆不问世事等，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虽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对高考制度的改革也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进入二十一时间的第二个十年，高考改革尤为急迫。

在对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文献研究中，本文从高考改革的难处所在、高中生学习内容、高中生成绩素质的评价模式、大学招生模式四个方面将有关学者的观点和文献材料进行整理和归纳。

　　【关键词】高考改革；评价模式；自主招生；双轨制高考

　　一、高考改革困难重重原因之所在

　　自高制度恢复的这三十余年来，高考制度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改来改去却总是没有一个认可度较高的方案。

胡纵宇和毛建平在《教育发展研究》中发文指出：

“首先是改革整体思路不清晰；其次是改革之后新模式稳定期不够，改革引起的系列变动还未消化，新的震动又来了；另外，另外就是尚未触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成功的评价标准仍然较为单一。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胡纵宇和毛建平接着在文中指出：

“高考改革牵动着教育改革全局，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宏观与局部、根本与细节、稳定与调试，使之成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推动力量。

”

　　《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片杨东平和诸平的题为《高考改革为什么这么难》的文章认为改革之所以进行不下去，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我们的改革缺乏动力，老百姓的动力是有的，社会舆论压力也是有的，但是对于教育主管部门，不改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缺乏动力。

”第二是“如果我们把改革的设计、改革的推动都放到政府部门身上，这个想法本身是有问题的。

”并且，“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制定、关注教育制度改革发展的长远问题。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在《中国教育报》上刊文认为“中国的高考改革，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考试本身的技术与方法问题，也不仅仅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教育问题，与中国的文化历史、民俗传统、制度建设、社会变迁、民众需求、教育发展、改革探索、法制建设、各方权益、市场渗透、专业标准、舆论导向，以及考试技术与模式等，均有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是政策性、系统性、参与性、关联性均较强的复杂社会实践。

若不能将这些问题与联系梳理清晰，仅在局部进行探索，其改革尝试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改革的外部环境和舆论导向也会使探索举步维艰。

”

　　社会在一直向前快速发展，对教育的各方面要求也在实时更新，再者高考改革是整个教育体系改革的最难又最核心的部分。

正如杨东平所说：

“高考改革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高考改革任重而道远。

　　二、高考改革中关于高中学习内容的改革

　　2013年，北京市正式颁布了《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该方案指出，从2016年起北京英语高考将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考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满分从原来的150分降至100分，而语文则由原来的150分增加至180分。

　　北京的高考改革首次把语文和英语的分数做了大幅度调整，且不说对语文和英语学科带来多少影响，北京这一改革措施也引起了多个省份高考改革的借鉴。

对于这种在学科分数上的调整，很多学者专家的意见也都莫衷一是，周莉在《英语高考改革：

回归与展望》一文中做了简要分析。

　　持赞同态度的大多认为“这能够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汉语水平。

另外，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客观上让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也有利于学生灵活安排时间，同时能促进外语逐步向社会化考试过渡。

”

　　持保留态度的人中，有的人认为“考试次数太多反而会影响学生正常生活，不从根本上改革高考制度，只改变考试次数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有些人则认为英语高考降分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不能有助于提高国民母语的水平。

”

　　持理性批判态度的人认为“之前英语教育之所以受到非议，并非英语不重要，而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下，英语被越拔越高，有些地方甚至从幼儿园起就开始教授英语。

”

　　这一改革可能会引出一系列补课预料的结果和影响。

英语高考降分势必会使学校、教师及学生、家长对英语的重视程度降低，把英语社会化考试当作是“甩包袱”，同时使得多年以来因学英语热而毕业的许多英语教师、催生的英语培训机构等的生存面临较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这种改革不一定能降低学生的负担，或者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其实高考英语改革应该说是整个国家改变测试和评价整个体系的其中一步。

”

　　范军老师在《新课程研究》刊文《高考改革不能止于学科调整》认为：

“降低英语权重，提高语文分值的做法，其实不是在有意制造学科对立，更不是抓住了应试教育的“牛鼻子”，而是对高考改革实质的回避。

”并且认为这样的改革体现出教育改革决策者“而是改革的决心不大，力度不够，态度过于谨小慎微，毕竟高考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但任何改革都需要“大起大落”的勇气，瞻前顾后、隔靴搔痒只会延误改革的时机，只会使更多的学子在“高考的火炉”上受伤。

”

　　但是从考试内容做调整以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不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

《中国青年报》就对北京的这一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次“大手笔”的改革之举，杨小敏和高兵在《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的属地之困》一文中，认为北京这次改革的意义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新方案是破冰性质的改革，对全国各地高考改革有重要的示范导向意义。

其二，新方案是首都系统改革的突破口，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有直接促进作用。

其三，新方案是直面民生问题的改革，对于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意义重大。

”

　　当然，高考改革不能止于学科调整，但是学科调整也是一项重要的非常有勇气的改革措施。

高考改革牵扯到太多人利益，高度敏感，影响巨大，要稳步推进。

　　三、关于高考改革中评价模式的改革

　　众所周知，就目前的高考评价模式来看，大学基本上还是要看学生的高考分数的高低进行录取，也就是说高考分数是最主要的评价手段。

但是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形成所谓“唯分数论”，引起的诸多严重问题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所以针对这种“唯分数”的评价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在分数之外还要进行“综合素质测评”。

那么问题出现了，怎么组织实施“综合素质测评”？

　　刘海峰在《高考改革的新阶段思考》一文中指出，根据学生的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来择优录取，问题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如何作为普通本科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

其成绩在高校录取中占多大的比例？

只提“参考”而不限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具体量化比例或分数，称之为“软挂钩”，这很可能出现过去那样应付会考、对付高考的现象。

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分数与高考分数累加作为高校录取时的依据，则是“硬挂钩”。

　　周晓进和张睦楚在《高考改革：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为”与“难为”》一文中详细讨论了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评价体系中的可操作性。

文章认为，“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将是一个复杂、逐步融合，且“前途光明”的过程。

”

　　“可为”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过程是可以控制的，体现高考体系要求的“可操作性”；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监管、诚信制度是能够建构的，体现高考体系要求的“公平性”；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性是可以寻求的，体现了高考体系要求的“统一性”；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是能够规范化的，体现高考体系要求的“程序性”；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是有区分度的，体现高考体系要求的“甄别性”。

　　“难为”的因素有也有以下几点：

“综合素质”是一个“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相融的概念，本身就存有逻辑悖论，存在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可比性”的嫌疑；学生、家长和教师评价的“合理性”将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与高考体系的“严谨性”存在一定的距离；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践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中的“风险性”与高考体系的“稳定性”极易造成冲突；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重要方式“质性评价”，其存在上天然具有“主观；的主观性”的弊病，与高考体系的“客观性”二律背反。

　　翁乾明在《高考改革不能走入莫比乌斯圈》中有这样几句有趣的论述：

你要搞“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吗？

我就拉关系、走后门、打证明、编故事、买成果，以体现“综合素质”优异，让高校招生人员看我档案时喜出望外，待我入学后便大呼上当。

不是常说：

“高考就是考家长”吗？

此时的家长必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毕竟，与孩子的前途命运相比，不说实话、不讲信用、不守规则算得了什么？

此外，学校也总会想方设法美化学生的综合素质报告！

毕竟，不为学生着想，也要为老师着想；不为老师着想，也要为学校着想；不为学校着想，也要为领导着想啊！

如果你给自己的学生做出“综合素质”的差评，学校教师没面子，社会压力也受不了。

结果，“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变得如同一叠废纸！

　　刘海峰在《高考改革的心阶段思考》一文中指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和诚信体系还不够完善的环境下，如何达成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体制，还需要逐步试行以看效果。

”再者，在《高考改革为什么这么难》一文中，诸平就指出：

“这种德育的标准，严格说是无法考核的，我们无法用这种标准不让一个学生考大学，这很不负责。

”所以，改变以分数为唯一评价依据，而加之以综合素质测评为一个重要方面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并且成熟，任重而道远。

　　四、关于高考改革中招生模式的改革

　　大学的招生考试模式也是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对于这个方面，已经在探索中实行多年的是部分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和目前提出不久但并未实施的“双轨制高考”。

　　出台“自主招生”政策以来，高校招生也是边实行边改革。

范军老师在《高考改革不能止于学科调整》一文中指出：

自主招生为高校选拔符合本校办学特色的优质生源开辟了渠道，也为高考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录取机会，但自主招生会不会演变成“自由招生”？

没有一种权力机构的监管，这样的结果就无法避免，招生学校就会各自为政，自立山头，独霸一方，做起了“山大王”。

没有一种权力机构的监管，自主招生就有可能演变成招生市场、招生产业，“唯分数论”变成“唯金钱论”、“唯关系论”。

没有一种权力机构的监管，招生学校就有可能与社会招生机构“狼狈为奸”，以“点招”、“内部指标”、“机动名额”、“定向委培”等形式催生“招生诈骗”。

“自主招生”对于庞大的高考群体只能是杯水车薪，并且目前“自主招生”还面临的严重的监管不足的问题。

　　胡纵宇和毛建平在《双轨制高考改革的难点思考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双轨制高考可以破除“一种模式高考”的路径依赖，推动教育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高考改革总的趋向是从单一评价到多元评价，从注重知识到注重能力，双轨制高考改革只能是在此基础上的突破。

　　另外，李光宇在题为《高考制度必须实行重大改革》中指出，“建议对高考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推行“分类、分次”的原则和“国考+校考”的模式。

设置两类高考，一类面向研究型大学，一类面向高职高专，把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区分开来，使用不一样的考卷，”这种提法和“双轨制高考”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目前双轨制高考改革的明确信息还很少，这给研究者留下了很多思考空间，也可能是未来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胡纵宇，毛建平.双轨制高考改革的难点思考与展望[J].教育发展研究2014.10：

12-18.

　　[2]周莉.英语高考改革：

回归与展望[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8，（8）：

116-117.

　　[3]程方平.中国高考改革需要这样的深入研究――读刘海峰教授《高考改革论》有感[J].中国教育报.2014.6。

16：

第024版.

　　[4]范军.高考改革不能止于学科调整[J].新课程研究.2014.03：

023-025.

　　[5]杨小敏.高兵.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的属地之困――兼论教育改革的法治转向[J].教育学术月刊.2014，（9）：

46-51.

　　[6]周先进.张睦楚.高考改革：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为”与“难为”[J].全球教育展望.2014，（7）：

101-111.

　　[7]翁乾明.高考改革不能走入莫比乌斯圈[J].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4，（5）：

1-4.

　　[8]刘海峰.高考改革的新阶段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4，（5）：

14-16.

　　[9]杨东平.诸平.高考改革为什么这么难[J].中国新闻周刊.2007，（7）：

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