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说源流考论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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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说源流考论报告
四唐说源流考论报告
摘要：
唐诗的分期研究，是唐诗宏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因此只满足于对严羽和高棅的认识是不够的。
本文从唐末入手，迄于清末，对“四唐”说的渊源、定型、发展和流变过程作了历时性的勾勒和考察，并对“四唐”说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关键词：
“四唐”说；严羽；方回；杨士弘；高棅
所谓“四唐”，指的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是对唐诗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划分，也是普遍流行的一种关于唐代诗歌发展分期的学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阶段性，对阶段性的准确把握，是为了更好地描述过程，而不是要肢解、割散这个过程。
反之，放弃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就是缘木求鱼的研究。
因此，从一定的模式与原则出发将复杂多变的唐诗流程纳入到一定的时段结构中，是在借助于切割与斩断，使诗歌流程中的系统化特征得以阶段性彰显，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诗歌发展史。
唐诗分期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唐诗的分期肇始于宋之严羽，成形于明之高棅。
这基本上是属实的，但并不全面。
因为，“四唐”说的产生并不是有某一两位学者在某个时刻突然玄想出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雏形，再到定型的演进过程的。
对这个过程的把握，是我们认识唐诗及其分期问题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因此，本文拟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作一个历时性的源流追寻。
一
早在严羽之前，已经有人在运用总体把握的方法评析唐诗，而这种总体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分期研究的渊源。
严羽之前的人论诗，似乎有一种习惯，那就是论诗者在有意无意之间，总要先对前代以至于“今”的诗歌状况作一个粗略的历时性回顾。
而这却正暗合了文学批评的宏观把握原则。
我们知道，“诗品”或“诗话”是一种随笔似的品评诗歌的形式，其长处并不在于勾勒史的线索，但人们总还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显示出对诗史回顾的兴趣。
较早用这种总体把握的方法评析唐诗的是唐末的司空图。
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说：
“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
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
左丞苏州，趣味澄琼，若清风之出岫。
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
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
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
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1]这已经将唐诗的发展历程粗略的勾勒了出来，而且对各个阶段的诗风和诗人还进行了宏观上的评价。
北宋的宋祁在《新唐书》中评论唐诗说：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
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
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
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
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诚可信云。
”[2]又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
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
”[3]诗史的分期从根本上讲，应该是以诗人及其所创作的诗歌为最可靠的依据的，所以，尽管宋祁并没有明确提出初、盛、中、晚的具体分期名称，但综合考察这两段话，它实际上已经借助于对诗人创作的线性描述，大致勾勒出了唐诗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即：
“唐兴”之时，“诗人承陈、隋风流”，以宋、沈为代表，此为其一；“逮开元间”，诗风“雅正”，此为其二；到杜甫，则“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此为其三；“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此为其四。
稍后，宋胡仔在《渔隐丛话》前集巻二中引佚名的《雪浪斋日记》云：
“予尝与能诗者论书止于晋，而诗止于唐。
盖唐自大历以来，诗人无不可观者，特晚唐气象衰尒。
”[4]这里对“大历”之后、“晚唐”之前的诗给予了肯定，“晚唐”之名已肇端；并且指出了“晚唐气象”与“大历以来”诗歌之间的区别和变化。
但“大历以来”止于何时，即“晚唐气象”起于何时则是模糊的。
元代王构在《修辞鉴衡》巻一的“诗体之变”条下引宋代理学家杨时在《龟山先生语录》中的话：
“诗之变，至唐而止。
元和之诗极盛。
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
”[5]从名称上讲，杨时之说已具备了“四唐”说中的盛、中、晚三期之名，但盛、中、晚之间的起始分界也是不明确的。
另外他说“元和之诗极盛”，是出于何种考虑，也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里收录了南宋朱熹论诗之流变的一段话：
“古今之诗凡三变。
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之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之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
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
至律诗出，而后诗之古法始为大变矣。
”[6]这里，如果我们将沈、宋前后，“定着律诗”的时段理解为“唐初”，那么，流行后世以至于今的“四唐”之名已大体完备。
当然，这些划分还只是粗略的梗概描述，因为以上诸人的表述，都是以对诗歌发展流变的宏观理解为基础的，所以各个时段之间具体的时限是模糊、含混的。
这仅是“四唐”说的萌芽和雏形期。
不过，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总体把握的文化批评心态对后世的引导作用。
如欧阳修说：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
”[7]这是由晚唐向盛唐的回溯；陈师道《后山诗话》评今古文之优劣时的历时性回顾更是明显：
“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东汉而下，无取焉。
”[8]严羽深受这种文学批评模式的影响。
在《沧浪诗话·诗辩》中，严羽以禅喻诗，对不同时期的唐诗给予了初步但又相当明确的划分：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
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
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9]这里，严羽把“盛唐”诗的下限定了在“大历”初年，这是明确的。
接下来，严羽又由禅喻而入诗道，说习诗应取名家之好诗而习之，并且按照时间的先后秩序依次列出了“汉魏之诗”、“晋宋之诗”、“南北朝之诗”、“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开元、天宝诸家之诗”、“李、杜二公之诗”、“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之诗”、“晚唐诸家之诗”等十个名目，[10]这种历时性的罗列，实际上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了唐诗发展流程的五个阶段，即以“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为代表的“唐初”；“开之天宝”时期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以及“大历”、“元和”和“晚唐”。
以此为基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以辨体的形式对唐诗的分期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并明确地对每一阶段的所包含的大致时限或诗歌特点作了界定：
“唐初体。
唐初犹袭陈隋之体。
盛唐体。
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
大历体。
大历十才子之诗。
元和体。
元白诸公。
晚唐体。
”[11]至此，严羽在论诗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唐诗发展分期的大致划分。
这比此前司空图、宋祁、杨时、朱熹等人的笼统描述明显地显得更系统、更准确，也更具操作性。
所以，尽管严羽的初衷并不是在有意给唐诗分期，但其客观效果却出人意料。
他旨在“辨体”的“五体”说被后世的诗评家不由分说就代换成了“五唐”说，并流播后世。
如元代的赵著在为《双溪醉隐集》所作的序中，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作了如下的勾勒：
“武徳再造，徐、庾颓靡，尚且存焉，为陈子昻一变。
……为李太白杜子美再变；……及乎天宝乱息，大历、元和诗律再变，以至今日矣。
呜呼，风雅不可复得见，唐人之余烈，斯可矣。
”[12]这里的“武徳再造”、“子昻一变”、李杜之“再变”、“大历、元和诗律再变”几乎就是严羽“五唐”说的翻版。
需要强调指出是，第一，严羽“五唐”说的分期标准和司空图、宋祁、杨时、朱熹等人一样是纯诗学意义上的，因为他们的这些见解，纯粹是他们读诗、评诗、选诗时的诗学体悟，而与史学无关。
尽管他们也受到历史兴衰的影响，但反映在诗的历程描述方面则是隐性的。
第二，如果将严羽的“大历”、“元和”二期合而为一，并名之曰“中唐”的话，严羽的“五唐”说实质上就是今天通行的初、盛、中、晚的“四唐”说了，而且各期之间均有大致明确的起始时间。
二
严羽之后，在诗论界，几乎人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着严羽的学说。
这个运用过程，也就是“五唐”说的流变过程。
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并不是机械的照搬严羽，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着它。
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个是宋、元之际的方回，一个是元代的杨士弘。
方回，字虚谷，歙县人。
他选、评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2992首，于1282年编成《瀛奎律髓》，其中的很多资料对我们认识“四唐”说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说来，《瀛奎律髓》中“唐初”出现1次，“盛唐”出现17次，“中唐”出现5次，“晚唐”出现93次。
这其中除了“唐初”与唐诗的分期无关之外，其它都关涉到唐诗的分期问题。
可以说，方回无论评论唐诗还是宋诗，都是在注重诗歌发展之阶段性的前提下展开的。
综合考察这些相关内容，我将方回对唐诗分期的贡献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他首次提出了“中唐”的概念，并且明确了中唐的起始时间。
如果把它和严羽的“唐初”、“盛唐”和“晚唐”结合起来，“四唐”说的名称从此得以完善和定型。
他在评论许浑的《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时说：
“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
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
晚唐诸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
”[13]2、由上面所引的话，我们约略可以推算出“四唐”说各个阶段的时限。
中唐：
“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766—806，共计40年。
盛唐：
与杜甫相始终，即712—770。
若据以上两期的时限向后、向前顺推的话，晚唐的时限应为：
806—907；初唐的时限就是618—712。
这里除了盛唐之尾与中唐之首有四年的交叉之外，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唐诗发展流程。
3、在方回的评语里，多次把盛唐的时限延伸到了初唐，可见“唐初”的概念在他这里是不很清晰的。
因为，方回在全书中没有使用过“初唐”的概念，“唐初”一词也仅出现一次，而且与唐诗的分期无关。
另外，他说：
“圣俞诗一扫昆体，与盛唐杜审言、王维、岑参诸人合。
”[14]他评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时说：
“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
”[15]他评陈子昂的《和陆明甫赠将军重出塞》用赞扬的口吻说：
“盛唐诗浑成。
”[16]可见，方回是把杜审言、陈子昂和王维、岑参诸人都归入盛唐诗人之列的。
杨士弘，字伯谦，襄城人。
他编选的《唐音》成书于1344年。
这是一部以辨别“音”之“正”、“变”为宗旨的唐诗选本，是“元末至明中叶近两百年间，最有影响流行最广的唐诗选集”。
[17]纪昀等人在《四库全书提要》里说：
“‘始音’惟录王、杨、卢、骆四家。
‘正音’，则诗以体分，而以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
‘遗响’则诸家之作咸在。
”[18]这个表述是十分准确的。
但是，至于有的现代学者由此而得出的“唐诗发展的‘四期’论于是定型”，以及（杨氏）“正式列出初、盛、中、晚的标目”的结论，便值得商榷了。
因为，这里的初、盛、中、晚四期之说不是杨士弘的观点，而只是纪昀等人作“提要”时的理解。
纪昀表述的很明白，“以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是针对“正音”而言的，与“始音”和“遗响”两类无关。
杨士弘在该书中没有单独使用过“初唐”（或“唐初”）的概念。
至于他所说的“得刘爱山家诸刻初盛唐诗，手自抄录，日夕涵泳，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
’”[19]只是针对唐、宋时期的诸种唐诗选本“多主于晚唐”而发出的慨叹，而他又有意补此不足，故才先辨唐音之“始”再辨唐音之“正”。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得出“唐诗发展的‘四期’论于是定型”、“正式列出初、盛、中、晚的标目”的结论。
杨士弘选诗时确实是以“始音”、“正音”、“遗响”相区别的，“始音”只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按诗体共收录六类，处于《唐音》的卷二至卷七，具体诗歌体式依次为：
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
“正音”中所入选的诗人，从唐初的“沈宋”、陈子昂，直到唐末的“小李杜”、许浑等人，基本上是一个在诗体相同的前提下的按时间先后对有唐一代相关诗人诗作的线性排列。
关键是我们要注意到，在《唐音》里，“始音”、“正音”、“遗响”与盛唐、中唐、晚唐并不是两组一一对应的概念，只有“正音”里反映着唐诗的历时性过程，而且“盛唐”的概念还涵盖着所谓的“初唐”。
如果说“始音”对应着“初唐”，“正音”对应着“盛唐”的话，那麽，“正音三”里有杜审言和沈佺期入选，“正音五”里有宋之问、东方虬入选，这些和“四杰”明显属于同一时期的诗人，却被排在“始音”之后的“正音”里，又该作何种解释呢？
这就意味着，在杨士弘的这里，“始音”的意义仅在于标示唐诗之始，并不具备与“正音”相区别、为唐诗分段的意义。
既然“始音”不等同于“初唐”，而“遗响”又是“不分类”[20]的混合编制，所以，有人所说杨士弘的“始音”、“正音”和“遗响”所包含的是与唐诗分期相关的初盛唐、中唐和晚唐的三段分期的话，也是不确之论。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杨士弘在辨音的前提下选编唐诗，出于大力提倡正音的主观需要，他把有唐一代自己所认定的“正音”之诗收集在一起，并大致按照严羽“五唐”说的顺序排列。
可见，杨士弘只是“五唐”说的实际运用者，而且，这个运用过程还处于“辨音”笼罩下的隐性状态。
事实上，方回和杨士弘都看到了初唐诗歌由六朝过渡而来的特色，而且已经明显觉察到了它的渐变性质。
如方回在评杜审言的《登襄阳城》时说：
“此杜子美乃祖诗也。
……欲述杜诗源流故详及之。
”[21]杨士弘说：
“子美所尊许者，则杨、王、卢、骆；所推重者，则薛少保、贺知章；所赞咏者，则孟浩然、王摩诘；所友善者，则高适、岑参；所称道者，则王季友。
若太白登黄鹤楼，独推崔颢为杰作，游郎官湖复叹张谓之逸兴，拟古之诗则彷佛乎陈伯玉。
古之人不独自专其美，相与发明。
”[22]这明显是在借助于诗人之间的承继关系为唐诗探源。
再从二人对唐诗的选评情况来看，他们对唐诗的流变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既运用严羽的分期学说，而又不被其所囿，自然也就显得通脱自如。
可以说这是对严羽分期学说的最切实际的张扬。
事实上，方回以“律”审诗之优劣、杨士弘以“音”辨诗之正变的选诗标准，比严氏感悟式的“熟参”是更便于操作的。
三
高棅选唐诗是在取杨氏之长弃杨氏之短的基础上完成的。
高棅说：
“观诸家选本，详略不侔。
……唯近代襄城杨伯谦氏《唐音》，集类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
然而，李、杜大家不录，岑、刘古调微存，张籍、王建、许浑、李商隐律诗载诸正音，渤海高适、江宁王昌龄五言稍见遗响。
毎一披读，未尝不叹息于斯。
”[23]看来高棅对杨氏不录李、杜和将张籍等人“载诸正音”是颇有微词的。
不过，高棅却又几乎是全面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严、方、杨三氏对唐诗发展流程的认识，以至于成为此后在唐诗分期方面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家。
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说：
[24]
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
……异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
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
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昻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开旷，钱郎之清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
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桞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
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这里，高棅在兼顾诗人风格的基础上，对唐诗进行了更加详尽而准确的历时性的动态描述，同时也对同一时期不同诗人之间的嬗变沿革与主从高下作了静态的共时性勾勒，从而细分出了初、盛、中、晚的“四唐”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唐诗流变的六个阶段，即：
“初唐之始制”和“初唐之渐盛”、“盛唐之盛”、“中唐之再盛”、“晚唐之变”和“晚唐变态之极”。
正如陈伯海在《唐诗学引论》中所言：
高棅“确实做到了原委分明，秩序井然，不愧为严羽以来的唐诗分期说的合理发展。
”[25]“以世次为经，以品第为纬，组成了一个更为严整而细密的理论框架，唐诗分期至此进入圆熟的境地。
”[26]
现在我们综合严羽和高棅对唐诗流变的分期情况列成下表：
严羽五唐说
名称
初唐
盛唐
大历
元和
晚唐
年号
武德～先天
开元～天宝
大历
元和
长庆～天佑
公元
618-712
713-756
766-779
806-820
821-907
诗人
宋王杨卢骆陈拾遗
李白杜甫诸家
大历十才子
元白韩柳孟郊李贺贾岛等
※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
高棅四唐说
名称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性质
初唐之始制
初唐之渐盛
盛唐之盛
中唐之再盛
晚唐之变
晚唐之变态之极
年号
贞观永徽之时
神龙以还自开元初
开元天宝间
大历贞元中
元和之际
开成以后
公元
627-655
705-713
713-756
766-805
806-820
836-907
诗人
王杨卢骆，刘希夷上官仪
陈子昂李巨山，沈宋苏张
李翰林杜工部孟襄阳王右丞储光曦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常建
韦苏州刘随州钱郎皇甫之秦公绪李从一
柳愚溪韩昌黎张王、元白李贺卢工孟郊贾岛
杜牧之温飞卿李义山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
说明：
1、表中凡带“※”号的内容均为本文作者据严、高之分期情况所做的推断。
2、表中凡带“＃”号的数字，表明该数字与下一数字之间存在着历史空白。
3、表中凡无符号标示的文字（数字除外）均为《沧浪诗话》和《唐诗品汇》中的原文。
借助上表，严羽分期的粗略和高棅分期的细致，以及他们之间的异同，一目了然。
不过他们共同的缺陷也暴露无遗。
其中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二人对天宝末年（756）至大历初年（766）的时段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归属，这是一种缺失。
因为杜甫近三分之一的作品作于这个时期。
所以，这个缺失会直接影响到杜甫及其相关诗人的归属问题。
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二是严羽单列“元和体”，高棅将“元和体”归入“晚唐之变”，二人对“中唐”时限的划分处于错综含混状态。
可见，严、高二人的分期说是长处和不足并存的。
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因为是个历时性和共时性同在的动态过程，所以，象严羽、方回、杨士弘等人对唐诗流变过程的勾勒，以及高棅以诗风和诗歌文本为基础的“四唐”说的建构，必定会受到直观式经验把握的局限，从而导致其相关结论与诗歌流变的实际情况之间的抵忤。
因此，严羽、高棅对唐诗的分期引来人们的讥议、修正和完善，也就显得很正常了。
自严、高的分期说出现之后，反对之声就没有停歇过。
钱谦益就认为气脉相贯的唐诗是不能作人为的截然断分的。
他坚决反对并否定分期：
“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
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甚矣，诗道之穷也。
”[27]金圣叹在《答敦厚法师》一文中反对分期的态度也很鲜明：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此等名目，皆是近日妄一先生所杜撰；其言出入，初无定准。
今后万不可又提置口颊，甚足以见其不知诗。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七说：
“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
”[28]更有意思的是，叶燮在《原诗》中，一边运用着“四唐”说品诗，如“盛唐之诗，春花也”、“晚唐之诗，秋花也”；[29]一边又说：
“唐宋以来，诸评诗者……最厌于听闻，锢蔽学者耳目心思者，则严羽、高棅、刘辰翁及李攀龙诸人是也。
”[30]他的门生薛雪也承师说，在《一瓢诗话》中说：
“论唐人切不可分初、盛、中、晚，论宋人切不可分南、北。
未知近律，勿问古诗；诗学未到，莫望乐府。
”[31]
最典型的要数冯班，他在《钝吟杂录》中专列一卷，并名字曰“严氏纠谬”，对严羽的“以禅喻诗”和别分诗体的做法给予了尖刻的批评：
“以禅喻诗，沧浪自谓亲切、透彻者。
自余论之，漫漶颠倒耳。
”[32]“沧浪一生学问最得意处是分诸体制，观其‘诗体’一篇，于诸家体制，浑然不知。
”[33]“沧浪叙唐人……沈宋之前，不云李峤、苏味道；王右丞以后，不言钱郎、刘随州；李商隐以下，不言温飞卿；元白之下，不言刘梦得。
皆缺也。
”“大略沧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诸公不指名何人为宗师，参学之功少也。
”[34]
指出分期说的不足，甚至批评它的失误，应该说都有利于它的进一步完善，但却不能全面否定它。
因为诗学的宏观研究，如果离开分期的基础，必定会走入只见枝叶不见泰山的境地。
因此，我们还必须充分把握着“四唐”说的合理因素，并使它尽可能的完善起来。
事实是，“四唐”说的生命力是永久的，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久远的。
我们看到，尽管批评之声不绝，但是，在古今学界，绝大多数人又都在运用着它。
可以说，在严羽、高棅之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是清之前的唐诗品评界和当今唐诗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词语。
晚清陈衍编《宋诗精华录》就直接模仿严、高的分期方法，将宋诗也分成了初、盛、中、晚四期，并以此命名该书的四卷。
而且，“五四”之后以至于今的关于唐诗分期的诸种学说几乎都是对“四唐”说的改装。
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借助以上纵向的浏览，我们看到，唐诗的分期问题，在严羽之前的诗评界已初露端倪。
严羽的“五唐”说一经问世，便被诗评界普遍接受，被运用到选诗和评诗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历经方回、杨士弘等人，到高棅，“四唐”说才得以完善和定型，走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在应用中演进、在演进中完善的路程，对我国古代诗歌研究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由于严羽的“五唐”说（严格讲应该是“五体”说）是建立在“以禅喻诗”、教人习诗的背景下的，不是为分期而“分体”；而方回和杨士弘又只是在运用严氏之说在品评诗境，而且一诗一评，语言简略，缺乏系统性。
所以，高棅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四唐”说，尽管从整体上把握住了唐诗各个时期的风貌，甚至对不同时期不同诗人的个性特色也给予了定位，但它也不可能成为尽善尽美的理论体系。
所以，在20世纪的唐诗学界，唐诗的分期问题依然受到普遍的关注，并且在“四唐”说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两唐”、“三唐”、“五唐”、“六唐”、“八唐”等多种分期主张，这正是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这些新的学说能否象“四唐”说那样被人们普遍接受并长期流行下去呢？
注：
[1]陈鸿墀。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86页。
[2]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8页。
[3]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25～5726页。
[4]王大鹏。
中国历代诗话选[M]。
长沙：
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9页。
[5]王大鹏。
中国历代诗话选[M]。
长沙：
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9页。
[6]蒋述卓。
宋代文艺理论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4页。
[7]何文焕。
历代诗话（上）[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8]何文焕。
历代诗话（上）[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5页。
[9]严羽。
沧浪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2页。
[10]严羽。
沧浪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11]严羽。
沧浪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12]纪昀。
四库全书（1199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版，第357页。
[13]李庆甲。
瀛奎律髓汇评[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14]李庆甲。
瀛奎律髓汇评[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15] 李庆甲。
瀛奎律髓汇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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