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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

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地形

气候

河流

自然资源

交通

政治、军事、宗教

  

(1)产业结构

  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

而它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

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为城市化的变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靠第二、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二者几乎同步进行,即工业、服务业就业比重每上升1%,城市化水平也提高1%。

如果第一产业比重低,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比较高,则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反之亦反。

  长期以来,西部由于受到观念、制度、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直接导致了不合理的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滞留于农村,影响了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是西部城市化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

  

(2)经济增长

  从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步伐。

由于经济发展使经济收入增加,人们的需求也随之提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更高层次的需求会随之产生,但不同层次的需求收入弹性是不同的。

在众多商品中,农作物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低,人们对该类产品的实际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相对减少;相反,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收入增长导致对它们的需求更快的增长。

因此经济增长会带来需求结构的变动也必然带动投入结构(资本与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结构相应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大规模转移,导致资本与人口在空间的高度集聚,并因此加快城市化步伐。

  (3)资金状况

  城市化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构转换与升级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区域的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导致对资金的强烈需求。

一方面,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需要足够的资金积累用于发展制造业及相关的资金密集、周转时间长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城市化要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足够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要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中心就需要建设现代化设施,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

  (4)区位因素

  世界上的各种资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市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图纸、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市聚集,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

所以,滨海的良港、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市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发展快、效益好;相反,“穷乡”则往往处于“僻壤”。

地理位置沿海、沿江的城市或临近已有大城市的地区总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又因为自然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造成了资源供给的地区价格差异,从而影响城市的分布和工业布局。

自然资源匮乏或长期难以利用的地区,其城市化水平总是落后于资源丰富、或利用条件较好的地区。

  (5)基础设施状况

  随着经济发展,各种资源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医疗卫生状况、通讯交通设施等在特定区位形成了大量集聚,这些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发挥着积极的决定作用。

根据集聚经济理论,城市经济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等服务以及较集中、有规模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因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城市吸引力,所以又会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助于增加地区的可通达性,缩短城市与农村的空间距离感,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

西部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且地形复杂,进行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极大,使西部交通建设十分落后。

2001年全国铁路总里程为58,655公也与东部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

交通通讯条件的落后,进一步阻断了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联系,加大了西部地区推进城市化的难度。

  (6)政策支持

  客观上说,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既是历史过程的沉淀和延续,又是政策战略导向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国家在东部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各种基础设施;给予东部企业种种优惠;在沿海地区设立特区、开放城市、保税区等,极大地推动了东部地区城市化的进程。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深圳从80年代初的小渔村迅速成长为国际性的现代化都市。

而西部地区,国家没有采取这一系列措施,长期以来作为东部地区资源的提供地、产品的销售市场,城市化进程自然缓慢。

  

  (7)外向化程度

  区域的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区域的开放度越高,则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越迅速,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从而有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

  进口替代内向度高,城市的开放性小,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滞缓,城镇的动力机制较弱,因而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低。

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阶段,工业吸收劳动力的速度一般只有2.5%—3%,与人口增长差不多;而出口导向则外响度高,城市的开放性大,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频繁而量大,城镇的动力机制较强,因而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高。

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工业吸收劳动力的速度普遍达到5%—6%,几乎是进口替代阶段的两倍。

韩国和台湾就是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来加速工业化,并推动城市化。

  (8)科教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和成果的普遍推广和应用,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同时深刻的改变产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影响城市化进程。

科技的推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大大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城乡文明的融合;同时深刻改变就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

而西部在科技进步和教育水平上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

2000年西部文盲率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高于东部,而具有初中教育程度、高中及中专教育程度、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则远远低于东部,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科教水平的落后进一步影响了西部经济的活力加深了城乡文明的隔阂,加大了西部推进城市化的困难。

  (9)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城市化获得了新的动力。

实际上,不论是在发达的西欧工业国还是新兴的亚洲工业国,在城市化早期阶段,农村及农业的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农业及农村的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因各国国情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体现。

就亚洲国家来看,则体现在一是无论农业的发深度开发还是农村地区工业化的加快,都提高了农村地区对人口容纳能力;二是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了托达罗所谓的农村与城市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同样起到了缓解人口向城市迁移压力的作用;三是农业及农村的发展扩大的城市工业及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及需求。

四是建立在农村发展基础上的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合理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从而促进城镇化的持续发展。

  (10)人口密度

  根据一般经验,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相应的城市化水平较高。

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面积少,农村人口不能依赖土地生存,或者说有限的土地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他们有更强的压力和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提供较多的就业,而且城市发达的工业和第三产业,给城市居民提供了较高的收入,收入差距吸引更多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城市优越的生活居住条件,也对乡村居民产生和大的吸引力。

这促使乡村人口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西部地区,相应的,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远大于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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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2010-0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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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生动力a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剩余粮食的生产力是城市形成的第一前提。

B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形成的第二前提

(二)工业化是城市化直接动力(三)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四)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内生决定性力量(五)人口与城市政策可以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

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1引言

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期,2004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1.8%,较1978年增加了26个百分点。

相应地,城市用地规模不断增长,1985-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用地年均扩展速度为850km2。

进入21世纪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城市的空间结构面临调整,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都进入修编阶段。

在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市规模问题。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与用地规模在1990年代初已被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目标和标准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许多城市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或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其中2010年的城市人口规模出现了大幅增加的现象,比上版总体规划确定的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增加30%以上。

城市发展规模一直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关注的焦点,多年以来主要是通过预测人口规模来确定用地规模,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

如何解决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规模问题得到城市规划界的关注。

纵观现有的文献,主要有3种代表性的观点:

(1)产业需求的角度。

根据城市的性质、职能的特点预测城市生产性用地和非生产性用地;

(2)制度建设的角度。

在经济的转型时期,要实现“范式的转换”由规模控制向制度建设转变;(3)市场的角度。

由于市场力量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对城市规模预测的一个可取的方法是确定一个规模目标域,按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规划与建设的目标,解决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总之,在城市规模的确定中市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

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发展的政策要求促进城市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城市规模的控制十分必要。

那么,在经济转型阶段,政府如何控制城市规模呢?

城市规划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在人口规模越来越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分析和掌握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因素,政府才能运用自身的资源,实现对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

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水平阶段时,通过城市用地规模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控将会更加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2从人口规模控制到用地规模管理

一直以来,我国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其核心是想通过人口规模的控制,引导城市化的过程和城市的有序发展。

传统方法认为,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城市人口规模决定城市用地规模。

这种思路的形成与我国户籍制度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使城市中的劳动力固定在一定数量上,并按国民经济计划增长,人口迁移是服务于城市工业化战略的需要。

当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产生需求时,就可以通过户籍的变化,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实现劳动力供给,同时,城市用地也相应地为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居住提供空间。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传统的国有企业人事制度,人口流动基本上是在计划掌握的范围内,也就可以实现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进而通过人均用地指标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控制。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的限制,通过人口规模控制实现用地规模控制是可行的。

因此,传统的城市用地规模预测方法是用人均用地标准乘以城市人口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定的结构控制。

19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以全球化为背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更为市场化,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合力。

经济体制变革使我国城市化机制中的市场因素越来越强,原有确定城市用地规模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劳动力供给模式的变化。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1980年代初期我国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政策,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上解放出来,并通过自由的流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我国现在的流动人口分布来看,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就业市场吸引邻近省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外来人口分别占了常住总人口的15%、20%、43%、82%、75%,人口的流动保障了城市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是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的变化。

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投入。

在我国劳动力供给极其丰富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投资往往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我国现有的投资来源来看,新的投资的来源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再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投资的主要产业类型。

在市场条件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劳动密集型企业追求的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最低。

城市土地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当其他条件都一致时,是否能吸引投资取决于土地资源的丰裕程度和价格的高低。

因此,城市用地规模往往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增长中的约束条件,城市经济增长对城市用地规模提出要求,在劳动力大量供给的背景下,城市用地规模决定了城市可以容纳的人口规模。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稀缺,国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一直以来实施的是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

城市规划应该通过对城市用地的合理预测,达到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目的。

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对城市规模的管理应该由计划地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逐渐向加强城市用地规模管理转化。

我国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这为通过土地供给的调控实现城市规模的优化提供了条件。

3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与数据

通过城市用地规模的调控,实现对城市规模的管理,目的在于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实现城市土地的有效使用,防止土地资源的浪费。

基于此,需要对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1影响模型的构建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伴随现象,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经济增长通过对土地、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增长,显然经济增长是城市用地变化的重要动力。

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不同,相应地,引起的用地变化也就不同。

由于城市具有集聚效应,城市用地规模受到城市等级规模的影响,规模效应越大,城市用地效率越高,每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相对越小。

我国城市具有明显的行政等级,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经济发展资源,而且具有较大的管理事权,城市用地增长的需求也较大。

基于此,我们试图构建如下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3.2数据选取与数据来源

用城市人均GDP表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用城市建成区面积表示城市用地规模,虚拟变量的选取分别为:

城市职能分为大型综合性城市、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采掘业城市、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5种类型;城市等级规模分为城市人口200万及以上,200万~100万,100万~50万和小于50万4个等级;城市行政级别分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其他地级城市2类。

为了真实地反映城市人均GDP情况,城市人口采用城市市区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由于人口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分析采用1990年和2000年两个时间段。

城市用地面积和城市GDP数据取自1991年和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选取全国地级及其以上199个城市为样本。

4我国城市用地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2000年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

200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总建成区面积为14907km2,城市国民经济总量为40058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45%,城市人均GDP为15396元,为全国人均GDP的2倍,城市建成区地均GDP为26872万元,并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差距。

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表现出对数线性相关关系(图1)。

表1报告了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回归1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的对数线性回归,相关系数为0.659,就一年的截面数据而言显示出较高的线性相关,c1为0.548,显示城市人均GDP每增加1%,平均而言,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0.548%。

回归2是加入城市职能的虚拟变量的回归,D1、D2、D3、D4分别表示大型综合性城市、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采掘业城市,系数c1则表示的是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的弹性。

回归的相关系数为0.732,显示加入虚拟变量后,方程的解释程度提高。

D1、D4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符号为正,即大型综合性城市和采掘业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的弹性与其他类型城市不同,大型综合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弹性为0.445,采掘业城市为0.422③。

D2、D3系数不显著,也就是说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与第三产业为主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的弹性一样,为0.403。

我国不同职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增长的反应是不同的。

回归3是加入了城市等级规模虚拟变量的回归,D5、D6、D7分别表示城市常住人口200万及以上、200万~100万、100万~50万的城市,系数c1则表示的是城市常住人口小于50万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的弹性。

回归系数同样有了提高。

我们发现D5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常住人口200万及以上的城市建成区的弹性增加,为0.455,但D6、D7的系数不显著,显示城市常住人口200万~100万、100万~50万的城市与小于50万的城市的建成区弹性是一样的,为0.426。

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我国200万及以上人口的城市具有建成区加速扩展的趋势。

城市用地效率的规模效应没有体现。

回归4是加入行政级别虚拟变量的回归,D8表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回归相关系数为0.682,D8的系数显著,符号为正,显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较一般的地级市的弹性大,为0.503,而一般地级城市的弹性为0.478。

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这与转型阶段这些城市掌握了较多的资源配置权利有关。

4.2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用地影响的动态过程(1990-2000年)

为了反映不同时期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变化,我们采用相同的199个样本进行回归计算(表2)。

回归5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的对数线性回归,相关系数为0.641,同样表现出较高的线性相关,c1为0.716,显示1990年城市人均GDP每增加1%,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增加0.716%。

比较回归1与回归5的结果,可以发现199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较2000年的要大,也就是说一个百分点GDP的增长需要较多的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这反映了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就发展条件而言,2000年的中国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1990年要高许多,经济体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促使了土地资源效率的提高;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00年样本城市的平均GDP是1990年的近5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的集约程度也就越高。

 

城市用地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过程同样表现在不同的城市类型上,表2报告了各种城市类型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大型综合性城市、采掘业城市、城市常住人口200万及以上的城市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在1%或5%水平下显著,而且系数为正,其他虚拟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与2000年的回归结果相同,而且系数都增加了。

大型综合性城市、采掘业城市的建成区弹性分别为0.576、0.556,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第三产业为主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的弹性都为0.520;常住人口200万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弹性为0.648,常住人口200万~100万、100万~50万与小于50万的城市的建成区弹性都为0.616;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弹性为0.663,其他地级市为0.624,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类型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也说明我们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5小结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人口流动越来越趋于市场化,传统的以城市人口规模为主体的城市规模控制思路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城市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对城市用地规模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我国实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体制下,通过用地规模的管理实现城市规模的调控是可行的。

进一步,我们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弹性,实证分析了我国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

从分析结果来看,为了能够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管理,我们必须对城市经济规模,特别是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规模和水平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区分,使人口规模(包括“隐性”的流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和经济规模有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匹配,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更好地协调土地资源和公共资源的配置。

对城市用地规模管理而言,应该根据城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动态的管理,在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用地增长的数量和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类型城市的用地标准,包括不同等级的城市、不同性质的城市的用地标准,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城市用地数据库,及时对城市用地规模管理的标准进行动态的更新,使城市规划不仅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而且可以对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实现城市的持续发展。

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研究[转帖]

作者:

马庆斌/韩恒

摘要: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城市形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城市体系,城市要么因切割全球城市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而繁荣,要么被全球化浪潮抛弃而衰落。

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通过自己的视野分别研究了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

城市发展要素集合从区位、资本到人力资本、制度以及文化等,内容越来越扩展、越来越“软化”。

但以前的观点往往把研究同一主题的不同角度割裂开来,导致研究视野比较狭窄。

本文对主要学术观点加以综述,认为城市竞争力与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是由城市要素及其耦合机制决定的。

关键词:

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全球化,城市体系

一、引论

不断演进的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生活方式塑造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演化为人类生产、生活、文化、政治的中心。

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作为国家、区域核心的城市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

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指出:

是城市和区域,而不再是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

反观城市的发展历程,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的城市走向繁荣,有的城市走向衰落。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各个城市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不同等级,并参与(或者被排斥在外)切割全球价值链条的不同环节。

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耦合机制是什么?

为何在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某些因素而不是别的因素,成为决定城市发展的关键?

地理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通过本领域视角对之进行了解释。

尽管已经出现了很多综述性的文献,但这些综述往往把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割裂开来,没有把各个学科观点统一起来。

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工作综述,综合研究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的主要观点。

进而更加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影响城市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理论研究是以国家、区域为研究对象的。

但是,基于城市是国家、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核心的观点,本文认为可以把这些理论作为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来借鉴。

本文分别对影响城市发展的区位、资本、技术等有形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制度、文化、创新环境等“软”因素进行总结。

二、传统理论

本节重点评述区位、物质(金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区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来进行的。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经济细胞集聚在城市空间才形成现代城市并推动其发展。

现代城市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产业聚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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